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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澤·馬利亞·德·埃薩·德·克羅茲，1845年生于葡萄牙的波武阿-德瓦爾津，1900年在巴黎市郊的訥伊逝世。他于1861年就讀于科英布拉法學院，在那里結識了后來被稱為“七十年代派”的成員，這些人發起了“科英布拉問題”，即主張現實主義的“新思想”、与浪漫主義代表人物對壘的論戰。完成學業之后他在里斯本定居，開始為“葡萄牙新聞報”撰稿。他曾一度到埃武拉領導反對派報紙“埃武拉區報”工作，但在1867年又返回了里斯本。 1867年末，埃薩在里斯本又与當年在科英布拉在被稱為“晚餐室”的聚會上發起“科英布拉問題”的“七十年代派”中的部分人再次會面，參加的有后來頗有聲望的其他知識界人士：安特羅·德·肯塔爾、熱依梅·巴塔里亞、雷依斯、奧里維拉·馬爾丁斯、薩洛芒·薩拉加、洛勃·德·莫拉、格拉·若蓋羅、奧古斯托·馬沙多和若澤·丰塔納。 在他們的經常探討和交換意見的過程中產生了“娛樂場會議”計划。“七十年代派”想通過一系列的會議把葡萄牙社會從文化冷漠中喚醒，使之了解歐洲各大城市正在發生的事情。另一方面也想使之思考他們醞釀的新思想，進而影響這個社會，改造這個社會。 這樣，“娛樂場會議”就有了一個社會改革的宏大計划，“七十年代派”試圖通過文化界推動它，宣傳它，把它稱之為“革命計划”。第三次會議在6月12日舉行，由埃薩·德·克羅茲主講，題目是：“藝術中的新表現形式：現實主義”，主張現實主義是文學的新道路。 政府突然作出決定，禁止這些會議進行，但它們所引起的論戰确實有助于人們的思維和美學模式的改變。 在其社會和文化改造計划中，“七十年代派”規定了一個基本任務：系統地觀察葡萄牙社會。所謂系統地觀察，系指對社會的結构及其運作方式的特點進行有系統的調查工作并對這些因素進行分析。如果僅限于研究這個社會，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它、找到它的弊端并鞭撻這些弊端。所以還必須喚起所有人的覺悟，使他們投身于集体變革的進程之中。 1872年，埃薩被任命為領事，前往哈瓦那，中斷了他与拉馬略·奧爾蒂崗共同撰寫的社會批評專欄“投槍”。從此，他便把外交生涯与文學創作結合起來，給我們留下了他的主要著作，例如《巴濟里奧表兄》（1878）、《阿馬魯神父的罪惡》（有三种說法：1875、1876和1880）、《馬亞一家》（1888）、《拉米雷斯顯赫之家》（逝世后出版）等等。 所以，埃薩·德·克羅茲是在“七十年代派”綱領的框架中构思他的“葡萄牙生活場景”或者“葡萄牙場景”的文學創作計划的。1878年，他宣布這一計划由一系列的對當時葡萄牙社會生活的“研究”組成，各著作獨立存在，但在總体上形成一個對這一現實進行全面分析的畫面。在這一時期寫給安特羅·德·肯塔爾的信中他提到了《巴濟里奧表兄》，說這本書是根据真實的模特即典型寫出的“家庭畫卷”和人物畫廊。《巴濟里奧表兄》描寫的正是一個其組成非常典型的資產階級社會群体的生活。 所以，這部小說是服務于“七十年代派”的綱領的，即系統調查那個時代的社會、行為和思維結构。它的作用在于淋漓盡致地把現實中的不同階層表現出來并對其進行探討。 确實，在《巴濟里奧》一書中，我們看到的是七十年代的葡萄牙社會、尤其是里斯本資產階級及其周圍的一系列性格鮮明、特點突出的人物。更重要的是，在整部作品中都可以看到表現這些人物的舉止和他們之間關系的場面。在這些构成作品情節的舉止和關系中，埃薩不僅勾畫出了他那個時代的某种現實，而且對其進行解釋，展示出其最深刻的動机，以揭露堅實而和諧的平衡所掩蓋的虛偽根基。這虛偽根基就是社會机构的痼疾和弊端。 那么，我們來看看《巴濟里奧表兄》吧。 我們可以簡略地說，這部作品中展開的是個通奸造成女主人公死亡的故事。但這樣綜述未免太簡單化了：它忽略了其他平行或交叉的故事和各個事實邏輯關聯的合理性，并且所強調的主題也會模糊不清。 書名并非點明通奸的人物，而是將來造成這場悲劇的主人公：巴濟里奧·德·布里托，他是露依莎的表兄。在整個故事中，巴濟里奧出場和与露依莎接触之前已經有表妹從報紙上讀到他從波爾多來到的消息和對他的回憶，這一事實引起了她的期望和讀者的好奇心，使兩者對“現狀”的改變有所准備，而這种改變是會產生后果的。 露依莎是這樣一种女人：她起到了社會賦予她的部分作用：結了婚，3年來一直過著婚后輪回反复的生活。在小說的一開始，我們看到的她正是在這种生活之中：午飯過后，正在讀報，旁邊有丈夫陪伴。 如果說在毫無變化的日复一日的生活中露依莎倒也有事可做，那么她的心理卻是空虛的：她深受著迷地讀的小說造成的幻想的影響，這正是產生几乎意識不到的不滿足感和有助于通奸的對新鮮感和激情潛在的渴望的溫床。确實如此。后來，頭一次去与巴濟里奧偷情的時候，她想象中的通奸地點像保羅·費瓦爾的小說中描寫的一樣，感到一种不同尋常的幸福的希望。當听她的女友萊奧波爾迪娜談論其婚外關系的時候，她似乎覺得，只要有激情，一切都是合理的。 在露依莎眼里，巴濟里奧是作為這樣一個人物出現的：他不落習慣勢力的俗套，具有在巴西發了財的葡萄牙人的威望，而這种威望因為三個因素顯得更加突出：是她的頭一個戀人（再加上對18歲年華的溫馨回憶）；他正在旅行（帶來并且將要遇到她認為新鮮、异樣和冒險的東西）；他善于調情（重新燃起了婚后單調的生活使之在她心中沉睡的激情）。 通奸是在兩條線上展開的過程，每條線上有其人物：男人和女人。這使人看到一個硬幣的兩面，即男性和女性的期望：巴濟里奧被“夏天的浪漫生活”那具有刺激性的迷人之處所吸引，露依莎則想他們曾“同樣墜入情海”。期望和生活態度相悻，這一區別產生的心理--生活道路不能相交。當巴濟里奧离開里斯本一段時間時，仍把他們間的關系視為“一次冒險”，而露依莎則最后承認是個“錯誤”。 本作品的開頭描寫的人物個性的差异也是通奸發展的出發點：丈夫和妻子對待婚姻的態度和過婚后生活的方式的區別。若熱滿意得心花怒放，因婚后甜蜜的生活而身体大有好轉，得知必須到阿連特茹省去几個星期干那個“煩人的差事”之后，他已經預先感到留戀之情；露依莎呢，丈夫還沒有走，她就覺得生活枯燥無味，懶得穿戴和開始一天天單調的日子，想“泡在玫瑰色大理石浴盆里，在溫暖清香的水里打個盹，或者關上窗戶，躺在綢緞吊床上，在音樂聲中搖晃”，看看小說。 從讀小說這一細節，不僅可以分析露依莎的生活，也可以發現丈夫和妻子世界觀差异的跡象：在學生時代，若熱從來不是個多愁善感的人，那些讀纓塞作品的同學們稱他“資產階級”和“假正經”。并且，若熱對情人、女裁縫埃烏弗拉西婭看小說也不滿意。 夫妻之間生活的差异在導致結婚的戀愛過程中就產生了。母親死后，若熱感到孤獨，決心結婚，遇到了露依莎，喜歡上了她，就結了婚。而露依莎呢，巴濟里奧讓她絕望之后認識了若熱，一開始并不喜歡他，后來，雖說不愛他，但站在他身邊就覺得軟弱無力，要依靠他，于是同意訂婚，對此她像個“白痴似的”，自己也覺得突然，或許是為了讓母親高興、放心。婚后，她開始“熱愛丈夫”，經常把別的女人的丈夫，与自己的丈夫比較。 在《巴濟里奧表兄》的一開始，就提到了大仲馬的《茶花女》，這隱喻著露依莎的悲劇道路。露依莎回憶的她与巴濟里奧少年時代的戀愛更加強了讀者的這种預感：“那事”是在辛特拉開始的，在一張沙發上度過了多少個愜意的午后休息時間，其結局是巴濟里奧寫來的一封“表示非常痛心的信”。在一定意義上說，通奸是這個故事的再現，”所不同的是，如果說露依莎雖然病了一場但畢竟熬過了第一次戀愛風波，而第二次就置她于死地了。巴濟里奧卻毫無變化地通過了這兩次和其他的風波。 由此可見，通奸和婚姻形成了兩個平行的過程，發展成為一個三角關系，其中若熱受了欺騙，對這种關系并不知曉（他是后來才知道的）；露依莎欺騙了若熱又被巴濟里奧欺騙；而巴濟里奧欺騙了兩者。不過巴濟里奧欺騙不了讀者，因為有作者通過兩种方法使讀者了解真相：揭露他在得知若熱有四個星期不在家、表妹“近乎寡居”之后的唐突的机會主義舉動；讓讀者了解巴濟里奧的想法和他与其朋友雷納爾多的對話。 所以，巴濟里奧和若熱在兩個相反的极點上活動：知与不知。前者知道想從表妹那里得到什么、如何得到和這樣做對她產生什么效果；后者對通奸一無所知，直到后來才了解。他們之間存在著另一個不對稱：巴濟里奧改變現實，而若熱則受改變之害。兩者對待通奸假設的態度上，在那個時代男性思維允許的范圍之內也真真假假，似像又不像：這种想法對兩者都有誘惑力，只不過巴濟里奧去實現它，而若熱則以女人對他的垂青和可能成為“阿連特茹的唐·胡安”揶揄地自慰。 欺騙而又受騙的露依莎是個漸漸改變認識的人物：她逐步知道了現實和通奸的后果、巴濟里奧的“卑鄙”、丈夫在阿連特茹省的生活和訛詐帶來的痛苦。對這些的認識改變了的她的情感和生活。 后來露依莎成了雙重欺騙的犧牲品：表兄和品質惡劣的女人、女佣儒莉安娜。第二個欺騙的后果越來越嚴重，將置它于死地。這兩個女人從一開始就明顯地互相厭惡，但儒莉安娜出于野心和戰略上的考慮加以掩飾，但一直瞪大眼睛、豎起耳朵，時刻尋找可以獲利的机會；獲悉有奸情并且拿到作為證据的信件之后，儒莉安娜控制了露依莎，并且敲詐她。這一知悉扭轉了權力關系。她越來越粗暴地對待露依莎，最終導致后者病倒和死亡，而若熱發現了通奸更加速了這一過程。 所以，儒莉安娜是使通奸三角關系失去平衡的第四個因素，讓這种關系難以存在，并把它推向結局。她加速通奸的過程，決定露依莎和巴濟里奧的行動。但是，她對露依莎的殘暴到了無法忍受的地步，導致塞巴斯蒂昂的介入，造成她本人的死亡。在這個結局中出現了一個帶有諷刺意味的新的平行線：女佣和女主人犯有不同的罪過，卻都死于頭腦中日益積累的感情原因。 就女人而言，露依莎和孩童時的女友萊奧波爾迪娜形成的兩极性也貫穿全書。開始，前者“美滿”的婚姻与后者“不幸”的婚姻适為對照；露依莎是作為一個以其無可挑剔的舉止受社會尊重的女人出現的，萊奧波爾迪娜則相反，被戲稱為“一清二白”，是眾所周知的輕浮女人。后來，隨著露依莎奸情的出現和產生不幸的后果，萊奧波爾迪娜沒有造成什么后果的与多人通奸便相形見絀了。總之，她們面臨的是那個時代女人生活的兩种可能性，兩种模式，而一開始她們對這兩种模式都是暗暗向往的，這從書中陸續出現的露依莎的知心話和思想中可以看到。 在《巴濟里奧表兄》這部書中，埃薩主要講了露依莎与若熱的婚姻，她与巴濟里奧的通奸和她与儒莉安娜的關系這三個方面。講述的方式是以一個接一個的面畫為主，這些畫面勾勒出了七十年代里斯本社會的背景下發生這些故事的時刻。有些場面是當時發生的，也有一些是人物回憶的，而回憶又使人物逐漸意識到其道路的現實，准備承受這樣走下去的后果。不論是當時發生的還是回憶的（包括評論中講述的），各种場面都給讀者留下极深的印象，使之對創作的故事加以思考（甚至預想故事的發展），考慮以它們為典型的現實人群，并且讓讀者注意每個人行為舉止的邏輯性。 埃薩在《巴濟里奧表兄》的整個构思中使用的相似和不相似之間的懸念、對照和平行的手法加強了作品的感染力，把讀者的注意集中到所強調的方面，并在語義學和結构上擴大這种效果。 在這部巨著呈現的畫卷中，還出現了亞卡西奧顧問、若熱的好朋友塞巴斯蒂昂、巴濟里奧的朋友雷納爾多子爵、小埃爾內斯托、祖扎特、女佣若安娜、費里西達德太太和朱里昂。這些人物以其數目、种類和混雜性构成一個真實可信的群体，有助于故事情節的發展，其中一些特點鮮明，令讀者難以忘怀。 本書在空間上逐步勾畫出了七十年代的里斯本，其地貌以帕塞約、羅西約、希亞多、圣·彼得·德·阿爾坎塔拉為主，還有格雷米奧、中央酒店、直布羅陀酒店和圣·卡洛斯劇院等地。市外，還可以望見辛特拉和阿拉馬達。 這樣，克羅茲的小說就逐漸畫出了一幅載有現實、社會和空間座標的地圖，越來越為十九世紀的里斯本讀者所熟悉，与他們周圍的一切越來越相似。 對場景的描寫過程產生了在語義与結构上加強對比和平行手法的作用，而書中對于文學和音樂的插敘又加強了這一過程。 正如前邊已經看到的，對文學的引用有助于讀者了解人物及其未來，例如露依莎第一次看到“天堂”時發現她原來想象的和看到的大不相同，這是她幻想破滅和絕望過程的開始。還有，在得知露依莎和若熱開始戀愛時，朱里昂評論說那是巴爾扎克筆下的歐葉妮和葛蘭台的故事。 關于音樂，我們發現提到的最多的是奧芬巴赫的輕歌劇，用于突出場面的層次或者揭露人物１。就揭露人物而言，還有“心上的信”。儒莉安娜唱這首小曲（那些信是通奸的證据，將給她控制女主人的權力），她唱的方式是她如何判斷所處狀況的重要標志，例如，在觀察身邊情況時她“哼”那首曲子，而把若安娜赶走時她興高采烈地用尖利刺耳的聲音“唱”。奇怪的是還有一封信（即巴濟里奧從巴黎寫給露依莎的那封），使著熱發現了奸惰，審問妻子，致使她因腦病死亡。 其他提及音樂之處使從人物角度看到的狀況具有特點，例如，在塞巴斯蒂昂看來，關于露依莎和巴濟里奧關系的謠傳就如同“塞維利亞理發師”里的“誹謗”唱段一樣。 從其整体和所起作用來看，小說中的插入引用有助于《巴濟里奧表兄》情節發展的脈絡，亦即有助于以類似對現實世界作漫畫式勾勒的方式創造出這個世界的堪稱典范的构思。埃薩創造了這個世界的目的是讓讀者消遣，而更重要的是讓讀者思考并正視改變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的必要性。在本書中就是為了產生一种不同的教育，造就一种看待婚姻和過婚后生活的新形式，以期避免通奸及其消极后果…… 教育問題，尤其是婦女教育問題，正好屬于埃薩在系列專欄“投槍”中的一篇關于通奸的長篇文章所探討的范圍。他認為，通奸是不正确的教育造成的符合邏輯的后果，因為這种教育不能培養女人在建筑于感情、互助、理解和對話基礎上的婚姻中充分成為男人的女伴。《巴濟里奧表兄》雄辯地發揮了這一論點，令讀者心悅誠服２。 安娜貝拉·麗達 1994年5月于里斯本文學院 １：關于埃薩的小說和奧芬巴赫的輕歌劇的關系，見馬里奧·維埃拉·德·卡爾瓦略的作品。“思想即死亡，或從十八世紀末至今的社會傳播制度改變中的圣·卡洛斯劇院”，里斯本，官印局／制幣厂（1993）；“向公眾講話：十九世紀的圣·卡洛斯劇院”（第65-129頁）。 ２關于在《馬亞一家》中出現的類似情況，參見若奧·梅迪納：“《投槍》和《馬羅一家》：從《投槍》的社會學批評到1888年的小說杰作和《埃薩和馬亞一家》（第一屆埃薩作品國際研討會文集），波爾圖，ASA出版社，1990年。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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