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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門廳里挂著一標語牌,上面寫著:攜手合作,日本和美國的管理方式。在會議室里,我看到了那种在暗淡光線下舉行的業務研討會的景象。男、女代表們坐在舖著灰色桌布的長條桌旁;當發言人在講台上喋喋不休地講話時,其余的人在昏暗中做著筆記。
  我站在一張桌子跟前,桌子上放著遲到人員的姓名標簽,一個戴眼鏡的婦女走到我跟前問道:“你登記了嗎?你有沒有拿到你的材料袋?”
  我稍稍轉過身子,亮了一下我的警徽。“我想找一下唐納森博士。”我說道。
  “下一個是他發言,再過七八分鐘就輪到他了。能讓其他人幫你忙嗎?”
  “我只要一小會儿就行。”
  她遲疑了一下。“他馬上就要發言了……”
  “那么你最好立刻把他叫來。”
  她那副模樣好像我揍了她似的。我不知道她在指望什么。我是個警官,而且我要求和某人談話。她是否認為,這還可以討价還价?我一想起那個身穿阿馬尼時裝的青年,心里就直冒火。當他領走那兩個房地產商時,他踱著方步,好像儀態万方、身价百倍。為什么他把自己看得那么舉足輕重?他也許取得了工商管理學碩士學位,可他不過是個替日本老板傳傳話的听差而已。
  我望著那名婦女繞過會議室,走向講台,有4個人正在那儿等待發言。那些經商的听眾做著記錄,而一個沙色頭發的男子正在講台上說道:“在日本公司中,外國人會有一席之地,當然嘍,這位先生不是在最高層,也許,甚至不是在較高層,但确實有一席之地。你必須認識到,作為一名外國人,你在一家日本公司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你會受到尊重,你會有事干。既然你是外國人,你總得克服一些特殊的障礙,但是你完全有能力這樣做。如果你時刻記住循規蹈矩,安于本分,你就能取得成功。”
  我看著這些身穿西裝的商人,他們正埋頭做著記錄。我不知道他們在寫什么。循規蹈矩?
  那名演講人繼續說道:“人們常常听到一些管理人員說:‘我在日本公司里無足輕重,因此我不得不辭職。’或者會听到有人說:‘他們不听我的,我沒有把我的主意付諸實施的机會,沒有晉升机會。’那些人不懂得外國人在日本團体中的作用。他們不善于与之協調,所以他們只好离開。但是,那是他們自己造成的。日本人完全樂意在他們的公司里接納美國人和其它國家的人。他們确實渴望能雇用這樣的人。而且你會被接納:只要你知趣。”
  一名婦女舉手問道:“日本公司里是否歧視婦女?”
  “他們不歧視婦女。”演講人回答說。
  “我听說,婦女得不到晉升。”
  “那純屬捏造。”
  “那么,怎么會有這么多法律訴訟?住友銀行剛了結一場十分轟動的反歧視訴訟案。我看到一份材料說,1。”3的日本公司都受到美國雇員的控告,那是怎么回事?”
  “這完全可以理解,”演講人說道,“不論什么時候,一家外國公司要在別的國度開辦企業,在它适應該國的風俗和習慣的過程中,總有可能犯一些錯誤。50年代和60年代,美國公司剛開始在歐洲許多國家辦企業時,他們也舉步維艱,不止一次發生訴訟。因此,日本公司在美國有一個适應過程,這是不足為奇的。我們需要有耐心。”
  一名男子笑著問道:“是否會有這樣的時候,我們無需再對日本人忍气吞聲?”不過,他的話語中透出的是沮喪,而不是憤怒。
  屋子里的其他人仍然在做筆記。
  “是警官嗎?我是吉姆·唐納森。找我什么事?”
  我轉過身來。唐納森博士瘦高個子,戴著眼鏡,露出一种做事有板有眼,甚至是過分刻板的樣子。他的穿戴是一副大學教授的派頭,花呢運動服,配一根紅領帶。但是,他的襯衣口袋里冒出几支廉价筆。我猜想,他是一名工程師。
  “我想就中本公司錄像帶一事請教几個問題。”
  “中本公司錄像帶?”
  “你們實驗室昨天夜里加工的那些帶子。”
  “我的實驗室?你是……”
  “史密斯,史密斯中尉。”我把名片給了他。
  “你的秘書克里斯坦說,你們實驗室里所有的人為了加工几盤帶子昨天夜里都工作到深夜。”
  “不錯,是這樣。大多數工作人員。”
  “那些錄像帶是中本公司拿來的。”
  “中本公司拿來的?”他搖搖頭。“誰告訴你的?”
  “你的秘書說的。”
  “我可以保證,中尉,這些錄像帶不是中本公司拿來的。”
  “我听說有20盤帶子。”
  “是的,至少有20盤。具体數目我可說不准。不過這些錄像帶是麥卡恩—埃里克森公司拿來的,是給朝日牌啤酒做廣告用的。我們得給每一份廣告轉換標識。眼下朝日啤酒是美國最好的啤酒。”
  “可是中本公司的問題——”
  “中尉,”他看了一眼講台,不耐煩地說道,“我來給你解釋一下吧。我給蛤研究所的實驗室干活。蛤屬于開胜工業公司,是中本公司的競爭對手。日本公司間的競爭十分激烈。非常激烈。請相信我的話:我的實驗室昨天夜里沒有處理過任何中本公司的帶子。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有這种事。要是我的秘書這樣對你說過,那么她搞錯了。這是絕對不可能的。現在,我得去發言啦。還有什么事嗎?”
  “沒有了,”我說道,“謝謝你。”
  講台上那位演講人剛剛說完,听眾中響起了稀稀拉拉的掌聲。我轉身离開了屋子。
  康納從高爾夫球場來電話時,我正准備駕車离開博納凡契旅館。他的聲音听起來很惱火。“我收到了你的口信,只好中斷打球。多好的一場比賽。”
  我對他說,下午1點鐘与莫頓參議員有一個約會。
  “好吧,”他說道,“10點半來接我。還有別的事嗎?”
  我對他說了我去噴气推進器實驗室和蛤研究所的情況,還對他說了与唐納森的談話。康納歎了口气,說道:“那是浪費時間。”
  “為什么?”
  “因為蛤研究所是開胜工業公司資助的,而他們是中本公司的競爭對手。他們怎么也不會去幫中本公司的忙。”
  “唐納森也這么對我說。”我說道。
  “現在你上哪儿?”
  “去南加州大學的視頻實驗室。我還在想辦法复制這些錄像帶。”
  康納停頓了一下。“還有別的事要告訴我嗎?”
  “沒有了。”
  “好。10點半再見。”
  “干嗎那么早?”
  “10點半。”他重复了一遍,便挂了電話。
  我剛挂上電話,電話鈴聲又響了起來。“你該給我打電話的。”這是《時報》的肯·舒比克,他的聲音听上去气鼓鼓的。
  “對不起,給別的事情纏住了。現在我們能談談嗎?”
  “當然可以。”
  “你有沒有幫我打听到消息?”
  “喂,”他停頓了一下,“你离這儿不遠吧?”
  “大約5個街區的距离。”
  “那么你就過來喝杯咖啡吧。”
  “你不想在電話里談?”
  “唔……”
  “說吧,肯。你總是喜歡和我在電話里聊聊的。”舒比克和《時報》的其他記者一樣,坐在他的電腦桌跟前,頭戴耳机,從早到晚打電話。他喜歡這种工作方式。他的所有工具都在他的跟前,因此他一面說話,一面就可以把信息輸入電腦。我擔任新聞發布官那陣子,我的辦公室就在帕克中心的警察局本部,离《時報》大樓僅兩個街區。而像肯這樣的記者宁愿和我在電話里交談,也不愿當面聊天。
  “來吧,彼得。”
  這再清楚不過了。
  肯不愿在電話里和我談。
  “好吧,就這樣,”我說道,“10分鐘后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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