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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一切都是政治問題

　　醫院的歷史是個浪漫的故事。丹尼爾是在1967年与第六十六軍一起訓練時了解到的。那時關于開戰的謠言使得傘兵部隊的每個軍官都開始研究起地圖和歷史書來。
　　艾米利亞·凱瑟琳醫院最初建成時是一所私人住宅——它位于約旦峽谷和地中海之間分水岭的最高點上，是一所又大又笨的牧師宅第。
　　這處房產是一位富有的德國傳教士設計的，他把它作為一件結婚禮物送給了他的新娘，并以她的名字命名，后來又由當地石匠用本地產的石灰石和大理石裝飾了一番。但房子的設計圖是慕尼黑的一位親英派建筑師畫成的，這使它看上去就像把維多利亞風格的建筑運到巴勒斯坦來展覽一樣，很不自然——体積過大。顯得盛气凌人，周圍環繞著正規的花園，花園里到處是黃楊木篱笆，盛開著鮮花，綠茵般的草地卻由于巴勒斯坦南部地區的干熱气候而過早地枯萎了。那位傳教士口味很高，他專門用船運來肉罐頭、經過特殊加工的美味佳看和瓶裝的法國葡萄酒，把它門存放在大廈下面洞穴一般的地下室里。
　　所有這些建筑上的精心安排都是為了那名嬌弱的金發碧眼的新娘。她才二十一歲，卻在到達耶路撤冷后兩個月時染上了霍亂，三周后便死去了。悲痛的丈夫把她安葬在靠近容西馬尼園的地方之后，發覺自己因為信仰危机而思想動搖，不久便回到了歐洲，再也沒回來，把他的夢之屋留給了在此統治的士耳其人。士耳其人一直都熱衷于敗坏耶路撤冷和它的城市結构，在長達四個世紀的統治里，終于把它從一處令人肅然起敬的宗教圣地變成了一個肮髒且飽受疾病危害的鄉村，變成了乞丐、麻瘋病人和狂熱的猶太异教徒的家。從它的落成之日起，艾米利亞·凱瑟琳大廈就公然冒犯了他們的世界觀——一個基督教徒竟然建了這樣一棟粗俗的房子，一棟為一個女人而建的房子。它蔑視了艾爾·阿克薩的清真寺，是對安拉的嚴重侮辱。
　　從德國傳教士那儿征來的巨額稅收使這些基督教保留地得以幸免于難。但一旦他离開了，他們就下令閒置了花園，燒毀了草坪，大廈也變成了軍甩倉庫。很快，机油的惡臭開始從走廊的每個角落里散發出來。
　　事情一直這樣持續到1917年英國入侵巴勒斯坦為止。斯格柏斯山上的這座大廈成了戰略重地，它那蒙滿了塵灰的窗戶目睹了許多血腥的戰役。12月l1日，當硝煙散盡，艾倫比將軍率軍進入了耶路撤冷城；土耳其帝國成了歷史。
　　英國人以一場格外盛大的儀式歡迎他們自己的到來——在這城里住了几百年的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卻把它當成了一次娛樂——和他們之前的每位征服者一樣，新的統治者絲毫沒有耽誤一點時間，就開始按他們的品味重修圣城，艾米利亞·凱瑟琳大廈成了他們下手的地方。
　　成群的工人奉命用長柄大鐮刀割去了及踝的亂草；擦亮了石灰石裝飾，使它煥發出原有的光澤；掏空了水槽，還抽干了污水池。几周之內，就建成了英軍總督的司令部，這的确相當令人惊歎，很快從陽台上就傳出了文雅的闌談聲和茶杯的叮當聲。
　　10947年時，巴勒斯坦猶太人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之間的緊張狀態開始白熱化。英國人不再注重建造他們的帝國大廈，而是迅速地打起了木樁。爭斗爆發了，接著是停火和聯合園的調停，其結果是將領土分割開：國土分為六部分，南部和北部的沿岸地區以及腹地划歸了阿拉伯人，其中包括耶路撤冷和大多數主要城市。猶太人得到的只有一段中間的海岸線，加利利內陸的一塊楔形地區，還有寸草不生的內蓋夫沙漠。1948年，又是一場戰中，成千上万個人死去了，然后又是停火，這次猶太人的那一份土地(現在叫以色列)有所擴大，它包括了巴勒斯坦西部，但還是比阿拉伯人的那份小(現在叫約旦)，因為約旦包含了約旦河兩岸并向東延伸了開去。
　　錯誤的預言使耶路撤冷被古怪地分割開。在1948年l1月30日的一次暫時停火中，圣城被匆匆地瓜分了。瓜分過程是在穆斯拉拉貧民區的一所廢棄建筑物中隨隨便便完成的，參加的雙方是一名猶太指揮官莫什.達仰中校，以及一名阿拉伯指揮官阿卜杜拉.塔爾中校。達仰和塔爾都不以為這次停火會是永久性的，因此都以為他們所做的決定也只具有暫時的效力。
　　他們開始工作了，達仰用紅蜡筆、塔爾用綠蜡筆在比例尺為一比兩万的耶路撤冷地圖上划了兩條粗糙武斷的平行線，這兩條蜡筆道的寬度約為實際土地五十米。隨著蜡的融化，線也在加寬，它切開了房屋和院子，商店和辦公室。這兩條線并未得到應有的嚴肅對待，因為它不過是一個過渡時期的草圖。
　　但當草圖繪制出來以后，暫時停火變成了永久性的，草圖變成了國家間的邊界，蜡線之間的地區成為十九年以來一直無人插手的地區。
　　由于它的戰略价值，斯格柏斯山在更早以前就被分割了，變成了由聯合國管轄的非軍事化區。以色列保留了哈達薩醫院和希伯來大學的廢墟；艾米利亞·凱瑟琳大廈所在的東面的山坡分配繪了約旦。山兩側的所有建筑物都閒置不用，只允許進行一些巡邏活動。草仍然有人來割，阿拉伯農戶非法地在艾米利亞·凱瑟琳大廈周圍的土地上耕作，种植著蔬菜。
　　l967年阿以沖突使猶太人第一次獨自占有了耶路撤冷，斯格柏斯山也合而為一。艾米利亞.凱瑟琳大廈發生了第五次變化。它變成了一所由聯合國和一群以瑞士為基地的新教傳教士共同經營的醫院。
　　這是一次匆忙的轉變，總的說來，缺少情趣：建筑群被高高的鏈索圍了起來，寬敞的套間變成了用小木板隔開的病房，大廈內的大圖書室原來已分成了許多小方格，現在被漆成了醫院特有的綠色，并且分給了許多人，—成了擁擠的辦公室。很快，高大的石牆內就回響起了人類診所特有的呻吟聲和壓抑的抽泣聲。
　　當他跟著布爾德溫走在一段大理石台階上，經過一條涂白的長走道時，丹尼爾所見到的正是這早巳大打折扣的宏偉形象。大樓好像空蕩蕩的，除了一台打字机發出時斷時續的打字聲之外，四周只有一片寂靜。
　　負責人的辦公室就在大廳走道上，是一間淺色的小房間，房頂很高，門背后用圖釘釘著一張流動診所日程表。
　　屋內的家具既便宜又實用：中間是一張仿丹麥式的時髦書桌，兩把可以配成對的直背椅，左牆邊上還放著一只棉質條紋布面的沙發。紗發上方的鏡框里裝著一張“最后的晚餐”印刷品，還挂有兩張文憑：得克薩斯州圣安東尼奧一所農學院的商業學士學位證書，貝魯特的美國大學社會學碩士學位證書。沙發對面的牆上是一排托架，其中一個空架子上放著一台小電扇，吹過陣陣微風。電扇旁邊是一頂飾有一條皮帽圈的中仔帽。桌子背后的一對高大拱窗呈現出沙漠的全景。窗于之間立著一只玻璃陳列柜，里面裝著不少考古發現的遺物：錢幣、小泥壺和小片的羊皮紙。布爾德溫看到丹尼爾在看它們，笑了。
　　“都是合理合法地得來的，沙拉維警官。是聯合國的官方財產。”
　　丹尼爾也笑了。美國人定到桌子后面，斜倚在椅子上。丹尼爾坐在他對面，把記事本放在大腿上，眼睛尋找著一些与家庭有關的物件——全家福，或者人們常會帶到工作地點的小工藝品。可除了那頂帽子以外，什么都沒有了。
　　“你這里有多少工作人員，布爾德溫先生？”
　　“只算全職的，還是連兼職的也一起算上？”
　　“所有人。”
　　“那樣的話，我恐怕只能說有很多人，而無法告訴你确切的數目。”
　　“有書面的名單嗎？”
　　布爾德溫搖搖頭：“沒那么簡單，警官。艾米利亞·凱瑟琳醫院同時從事兩种工作：對難民和窮人提供外派的流動醫療服務，還有就在這里每周進行的室內醫療服務——治療皮膚病、眼病、神經病、婦女病，婦儿保健。許多當地的醫生和護士志愿提供服務；有的按兼職算，得到一些報酬；其他人則是全職的雇員。按你們的說法，這叫動態環境。”
　　“我感興趣的，”丹尼爾說，“是住在這棟樓里的人。”
　　“這樣，”布爾德溫慢吞吞地說，“就大大地縮小了人員范圍。”美國人舉起他的手，邊扳著手指頭，邊說：“有我們的護士，佩吉·卡西蒂和凱瑟琳·豪塞——”
　　“她們是哪國人？”
　　“佩吉是美國人——加利福尼亞人，如果這對你有幫助的話。凱瑟琳是瑞士人。”
　　“她們兩個昨晚都睡在這儿嗎？”
　　“噢，”布爾德溫手心向外攤開兩手說，“你說的是籠統的睡在這儿。至于昨晚怎么樣，我不清楚。”
　　這個人對待簡單問題頗有一套辦法，就好像處處有陷阱一般。丹尼爾想，這种警惕性是罪犯或者政客才有的。
　　“請你說下去吧，”他邊寫邊說，“還有誰住這儿？”
　　“卡特醫生，阿比亞迪醫生，可能還有達羅沙醫生。n
　　“可能？”
　　“達羅沙醫生住在拉馬拉。他是個非常敬業的人，一個很好的內科醫生。他每次看望過他的父母后才到這儿來，有時會一直工作到夜里。我們給了他一間房子，免得他疲憊不堪的時候還得開車回家。我沒法知道他昨晚有沒有使用那個房間。”
　　“請你告訴我醫生們的名字。”
　　“理查德·卡特，哈桑·阿比亞迪，瓦立德·達羅沙。”
　　“謝謝。還有其他人嗎？”
　　“瑪依拉·克霍利，我們的秘書；齊亞——你已經見過了；還有我自己。”
　　丹尼爾檢查了一下他的記錄：“卡特醫生是美國人嗎？”
　　“是加拿大人。阿比亞迪大夫是耶路撤冷本地人。”
　　丹尼爾知道一個阿比亞迪家族。他們是蔬菜水果零售商，在老城里有一個攤點，就在鏈街上。他很想知道他們之間有何种聯系。
　　“瑪依拉是黎巴嫩人，”布爾德溫說，“齊亞是巴勒斯坦人，我則是從偉大的孤星之州德克薩斯來的。就這么多了。”
　　“病人們的情況是什么樣的？”
　　“今天沒有門診，是為了紀念穆斯林的安息日。”
　　“我是指住院的病人。”
　　布爾德溫皺皺眉：“我剛才已經解釋過了，我們的主要職責是接待門診病人和外派醫療人員進行醫療服務。我們的目標是与那些通常不可能進行衛生保健的人接触。我們診斷出病情，指導他們到适當的地方接受治療。”
　　“只是個推舉中心。”
　　“在某种意義上是這樣。但我們的确也在我們的診所中實施最主要的治療措施。”
　　“因此病人是不准進這儿來的？”
　　“我不能說從來不，但确實极少。”
　　這么大的一棟樓，丹尼爾想，只住了几個人，病房和病床都空著，窮困的阿拉伯人只能見到几名告訴他們去哪里找別的醫生的醫生。這似乎很蠢，這种象征性地實行某种職能的行為是典型的聯合國風格。
　　“海亞伯先生，”他說，“他的職責是什么？”
　　“看門，保管工作和一般性的維修。”
　　“這座房子要讓一個人來維護未免太大了。”
　　“有一些清洁工來做日常的打掃工作，是几名從東耶路撤冷來的婦女。齊亞幫她們做些零碎的雜務。”
　　“海亞伯先生和達羅抄醫生都是從拉馬拉來的。在海亞伯先生開始在這里工作之前他們彼此認識嗎？”
　　“達羅沙醫生推荐了齊亞來做這份工作。除此以外，我沒什么可告訴你的了。”
　　“海亞伯先生告訴我他与醫院的第一次接触是以一名病人的身份。達羅沙醫生是他的主治醫生嗎？”
　　“這個問題你得去和達羅沙醫生談。”
　　“很好，”丹尼爾說著，站起身來，“我正想這樣做。”
　　布爾德溫打了几個電話，但是沒人接。于是他帶著丹尼爾穿過大廳，走到發出打字机聲響的地方。瑪依拉·克霍利大約二十五歲，是個長相很可愛的女子，有丰滿的嘴唇，染成了棕紅色的卷發，土黃色的大眼睛。她穿著合身的西式服裝，指甲長長的，涂了指甲油，是那种解放了的貝魯特婦女。丹尼爾很想知道她怎么會來以色列工作，很快他就得到了答案——那是她和布爾德溫之間迅速交換的一個眼神，暗示出兩人并不僅僅是老板和秘書的關系。美國人用很差勁的阿拉伯語對她說了几句，而她則用有教養的黎巴嫩口音作答。
　　“達羅沙醫生昨晚是在這儿睡的嗎，瑪依拉？”
　　“我不知道，先生。”
　　“他現在在醫院里嗎？”
　　“是的，先生。在第四檢查室里。剛才來了一名急診病人。”
　　“跟我來吧，沙拉維警官。”
　　檢查室在樓梯的另一頭，大樓的西翼里，是五間門上標著數字的房間，以前用作仆人的住處。布爾德溫輕輕敲了敲第四間的門，然后打開它。里面的房間漆成了孔雀藍色，拱形天花板下是一扇分成許多小格的窗戶。一面牆上接著一個橄欖木刻的耶穌受難十字架和一只白色金屬急救箱。占据地板最多空間的是一張白色檢查台，旁邊立著一個白色的柜子。天花板上懸挂著一盞白色的燈，放射出冷冷的光。
　　檢查台上躺著一個男人——從他那灰扑扑的外衣看是名農場工人，一動不動。一只胳膊放在身側，另一只胳膊被一個穿著白大褂的男人握在手中，后者抬頭看著兩個不速之客。
　　“早上好，達羅沙醫生。”布爾德溫說。
　　達羅沙示意他們稍等，又把注意力轉回那只胳膊上，丹尼爾發現病人的胳膊又紅又光滑，像煮熟的香腸。醫生是個矮個子，膚色較深，五十來歲，頭發濃密粗糙，戴著黑邊眼鏡。他的白大褂上過漿，一塵不染，扣子系得很整齊，里面穿著白襯衣，系著深色領帶。听診器像圍巾一樣挂在脖子上。他的腳又小又瘦，穿著一雙黑色平底皮便鞋。他不斷地倒換著重心，好像哪只腳都很少著地似的。
　　“多少只馬蜂叮了你？”他用一种低沉、權威性的口气問。
　　“上百只。也可能有上千只。”
　　達羅沙臉上現出怒容，輕輕地放下那只胳膊，把听診器的兩頭插在耳朵里，把圓盤的那一端放在病人仍然穿著衣服的胸口上，听了一會，又把听診器取了下來。他再次抬著那只胳膊說：“這太惡劣了，太惡劣了。”他嚴峻地盯著他的病人，而那個男人只是虛弱地笑了一下。
　　“好吧，我會給你打一針，抵抗住感染，再給你開點藥。每天吃兩次，吃十天，然后再來讓我檢查一下，如果沒有好轉，我就得割開它，把膿血抽出來，那會非常疼。你明白嗎？”
　　“明白，醫生。”
　　“把那些藥全吃完，你明白嗎？”
　　“明白，醫生。”
　　“你多長時間吃一次？”
　　“每天吃兩次，醫生。”
　　“吃多久？”
　　“十天。”
　　“翻過身去，沖著門。”
　　達羅沙從柜子里取出一支皮下注射器，按照應有的程序裝入藥劑，檢查一下，吹出气泡，解開病人的褲子腰帶。他那腰帶松松垮垮，几乎用不著解。他對准了針頭，把它插進病人的臀部中去，男人由于刺痛而眨了一下眼，微笑地看著丹尼爾和布爾德溫。
　　“走吧，第二檢查室中的護士會給你藥的。”
　　“謝謝你，醫生。”
　　病人走后，達羅沙走出房間站在過道里，點燃了一根羅斯曼煙。丹尼爾的存在似乎并沒有煩他，當布爾德溫介紹他是個警察時，他也只是點點頭，好像他早料到了這次會面。
　　“我還有几件事要查看一下，”布爾德溫退開一步說，“几分鐘以后就回來，好嗎？”
　　美國人眼中有种鬼鬼祟祟的緊張，丹尼爾很想知道他要干什么。警告其他人過一會有人要提審他們嗎？偷偷地喝點酒？還是去和瑪依拉調情？
　　“好吧。”他說，看著布爾德溫大步地走過過道，然后轉過身來對著達羅沙，他吸煙的急切樣讓人以為這是他的最后一根煙了。
　　“我能為你做點什么？”醫生問。丹尼爾以為得用阿拉伯語交談，但是他的希伯來語完美之极。
　　“在醫院附近發生了一起嚴重的罪行，醫生，我在查問醫院的工作人員，看看是否發生過什么不正常的情況。”
　　達羅沙仍然不動聲色：“哪一類的不正常情況？”
　　“看到的，听到的，任何非同尋常的事。”
　　“我看到、听到警車了，其它就沒有了。”
　　“你整夜都在這儿嗎？”
　　“是的。”
　　“你几點上床睡覺的？”
　　“將近十二點。”
　　“你什么時候醒來的？”
　　“七點。”
　　“你多久在這儿住一次，醫生？”
　　“那得看我的日程安排。如果我完成任務時已經很晚了，而且我太累，沒法開車的話，我就在這儿過夜。”
　　“你說的‘任務’是指病人嗎？”
　　“或者其他事情。比方說，昨天，我一整天都在哈達薩參加一個學術討論會，討論儿童急症問題——過敏症，窒息症。我下午要看的病人延遲到了晚上，直到十一點才看完。”
　　“其他醫生也參加學術討論會了嗎？像卡特醫生和阿比亞迪醫生？”
　　“卡特醫生參加了，阿比亞迪醫生沒去。”
　　“他留在這儿？”
　　“我不知道。“達羅沙把香煙放到唇邊，吸進一大口，煙灰又加長了一毫米左右。
　　“你住在拉馬拉。”
　　“沒錯。”
　　“齊亞·海亞伯也從那儿來？”
　　他點點頭，煙灰掉了下來。
　　“你對他了解得多嗎？”
　　“我們兩家是世交。他的祖父為我祖父工作，他父親又為我父親工作。”
　　“他們做什么工作？”
　　“我們家擁有許多果園。他們在園子里干活。”
　　“那种關系還存在嗎？”
　　達羅沙搖搖頭：“我是我父親的獨子。他去世以后我決定學醫，果園租給了另一家人，他們不再需要齊亞了。那時我已經走了，正在美國學醫，否則我會干涉的。結果他在加油站找了一份兼職工作。”
　　“直到另一次家族交易又把他赶了出來。”
　　“是的。”
　　“他和他的家人真是很艱難。”
　　“對他的确如此。他沒有家人。三十年前他的父母和妹妹就都已死于結核病。他的三個兄弟都應征人伍，參加了阿拉伯兵團，1967年時都死了。”
　　“他也打仗了？”
　　“是的。他被俘虜了。”
　　“他有妻子和儿女嗎？”
　　“沒有。”
　　丹尼爾發覺他對看門人的興趣更大了。因為達羅沙描繪出的是一個長期失敗的人，一直受到命運的詛咒。為什么海亞伯難以在一個崗位上做下去呢？還有，他的單身漢身份在阿拉伯人中鮮為人知，而他卻不去討老婆呢？這里面包含著社會問題，要么那种受壓迫、被孤立的生活會使人變得自怨自艾，要么那种憤恨有時就會轉化成暴力行為。
　　他需要更多地了解看門人的內心活動，但他感到直接提問會讓達羅沙產生抵触情緒。所以他采用了間接的辦法，說：“海亞伯告訴我他有頭痛病，是你為他進行治療的嗎？”
　　“不妨這么說。”
　　“請你解釋一下。”
　　達羅沙那悲哀的眼睛更加下垂了。
　　“他的頭痛病是他靈魂的痛苦在他腦袋里作祟罷了。我只是讓他恢复信心，給了他些石灰水般的糖漿而已。我采取的最有效的治療措施是幫他找到了一個差事。”
　　“那么這是种心理原因造成的身体失調了。”
　　達羅沙身子僵硬了一下：“這些是隱秘的事。我不能再說下去了。”
　　“醫生，”丹尼爾說，“如果海亞伯的心理构造上有什么使他傾向于干出反社會行為的因素，那你就很有必要對我說明了。”
　　“他的确是個悶悶不樂的人，”達羅沙說，“經常受到壓抑。但他決不會做出犯罪的事來。沒有什么能讓你感興趣的事。”
　　“他經常感到受壓抑嗎？”
　　“不經常這樣。大約每個月一至兩次。”
　　“每次要持續多長時間？”
　　“兩到三天。”
　　達羅沙不耐煩地舉起雙手。
　　“我不該談論這個，但是如果這能使事情簡單一些，我會告訴你。他的病已經發展到了產生不清晰痛感的階段——是因心理原因引起的病症一一—他頭疼，變得根虛弱，然后就上床睡覺。他沒有進攻性，沒有反社會的行為。現在如果你能允許的話，我必須得走了。”
　　達羅沙的臉部緊繃著，毫無表情。丹尼爾知道他再問什么都沒用了，就記下了他的家庭住址和電話號碼，為占用了他的時間而表示了感謝，結束了這次面談。
　　當他一個人呆在大廳里的時候，他想了一會關于齊亞·海亞伯的事。正想得出神時，布爾德溫回來了。
　　“除了佩吉以外的所有其他人都在餐廳里，”美國人說，“他們說既沒看到也沒听到任何事。”
　　“你對他們說了些什么？”丹尼爾問。
　　“就是你對我說的那些話。附近發生了一起罪案。他們沒人知道什么能對你有所幫助的事。”
　　“盡管如此，我還是有必要和他們談談。”
　　“隨你的便。”
　　餐廳是雅致的藍色長方形房間，放有六張圓桌，其中五張是空的。天花板為白色，邊上鑲有棕色的花板條。法國式的門通向外面的天并，可以讓几十只鴿子下來啄食。隔著玻璃也能听見它們的“咕咕”聲。每張桌子旁都放著一圈折疊椅，桌面上舖著藍綠色的桌布。便攜式收音机中傳出阿拉伯音樂來。餐廳中央的一張長桌子上擺有盛在碟子里的糕點和水果，杯子里也倒好了桔子汁。輪車上的俄式黃銅茶壺“絲絲”地冒出咖啡味的蒸汽，齊亞·海亞伯就站在旁邊，面色嚴肅，工作服外面又系上了一條白圍裙，正把一只茶杯端在茶壺嘴下面。
　　布爾德溫把丹尼爾帶到一張靠窗的桌子旁，另外兩名醫生和那名瑞士護士凱瑟琳·豪塞正坐在那里一起吃早飯。布爾德溫介紹雙方認識以后，就和他們一起坐下來。他的屁股還沒坐到椅子上，海亞伯就迅速過來服侍他，在他的盤子里裝上了椰棗和苹果，把冒著熱气的咖啡倒進他杯子里，每做完一件事都要順從地鞠一躬。
　　沒有人說請丹尼爾坐下的話，于是他就一直站著。三雙眼睛都盯著他。他必須和他們每個人分別談話；而打斷了他們的非正式聚會使他覺得自己像個人侵者。他首先選擇了凱瑟琳·豪塞，把她遠遠地帶到餐廳另一頭的桌子旁，替她端著她的咖啡，然后放在她面前。
　　她謝了謝他，笑了一下。這是個丰滿的上了點年紀的女人，穿著一件看不出款式和顏色的罩衫，灰頭發，藍眼睛，羊皮紙一樣的皮膚，就像他在錫安圣母院的女修道院中見到的老修女一樣。當他注視她的時候，她的臉頰上升起兩小片紅暈。她看上去友好而合作，但她肯定地說自己什么也沒听到、沒看到。她很想知道發生了什么。是一樁刑事案件，他微笑著說，并陪她走回她的桌子旁。
　　看到加拿大人卡特，丹尼爾會把他當成每年夏天步行穿過耶路撒冷的北歐旅行者。他虎背熊腰，長著一頭卷曲的金發，灰色的小眼睛，一臉姜黃色胡須。三十出頭，戴著老式的圓形金邊眼鏡。他的頭發又長又亂，和他身上其他部分一樣不修邊幅。他的白大褂皺巴巴的，里面穿著一件藍色的工作襯衣和一條褪了色的牛仔褲。他說話很慢，深思熟慮一般，仿佛沉浸在他自己的世界中。
　　他對罪案表現出了一般性的好奇，丹尼爾只籠統地回答了一句，接著問：“你和達羅沙醫生一起參加學術討論會了吧？”
　　“沒錯。”
　　“后來你又為病人看病了嗎？”
　　“沒有，”卡特說，“沃利一個人回醫院，不輪我值班，我就叫了一輛出租車到東耶路撤冷吃了晚飯。在達拉斯餐館。”他笑著又補充說，“里脊牛排，土豆片，三瓶啤酒。”說完又笑起來。
　　“有什么好笑的嗎，卡特醫生？”
　　卡特搖搖頭，手指撫過他的胡須，微笑著。
　　“沒什么。只是覺得這听起來有點像在家里看的警匪片——夜里你在哪之類的對話。”
　　“我也這么覺得。”丹尼爾邊說邊寫。“你什么時候回到醫院來的？”
　　“肯定快到十點半了。”
　　“你回來以后又做了些什么？”
　　“到我的房間去，讀些醫學雜志；直到它們讓我困得睡著為止。”
　　“那是几點鐘？”
　　“我真的沒法告訴你。那些雜志都是些很乏味的東西，所以我可能十一點就睡著了。那件罪案是什么時候發生的？”
　　“還沒有确定。’你听到或見到什么非同尋常的事了嗎？”
　　“一點沒有，對不起了。”
　　丹尼爾与他道了別，他便拖拖咨哲地走回他的桌子旁。以前肯定是個嬉皮士，丹尼爾想。那种不時用一點大麻的刺激使自己對生活感覺遲鈍一些的人，是個夢想家。
　　相比之下，哈桑·阿比亞迪醫生就顯得有棱有角，刻板，衣冠楚楚，短小——几乎可以說是苗條——皮膚和丹尼爾一樣黑，黑色的短發，上了很好的發油，胡須像一條鉛筆道似的，修剪得几乎達到了建筑學的精确程度。他看上去太年輕，不像個醫生，他的白大褂和优雅的服裝只能更讓人們覺得像小孩子在玩過家家。
　　“你与穆罕默德·阿比亞迪有親戚關系嗎？”丹尼爾問他。
　　“他是我父親。”阿比亞迪有點疑慮地說。
　　“很多年以前，我還是個穿警服的警察時，小偷闖進了你父親的倉庫，偷走了一批新運來的西瓜和南瓜。我被分去負責這件案子。”這是他最初的几次胜利之一。罪犯很快被捕了，贓物歸還了失主，他為自己驕傲了好几天。
　　他試圖以此引發親善感，但失敗了。
　　“我對瓜果一竅不通，”年輕醫生冷冷地說，“十年前我住在美國。”
　　“美國的什么地方？”
　　“密歇根州的底特律。”
　　“汽車城？”
　　阿比亞迪胳膊交叉放在胸前：“你想從我這儿得到什么？”
　　“你在底特律學醫嗎？”
　　“是的。”
　　“在哪儿？”
　　“韋恩州立大學。”
　　“你什么時候回到以色列的？”
　　“兩年前我回到了巴勒斯坦。”
　　“你就一直在艾米利亞·凱瑟琳醫院工作嗎？”
　　“是的。”
　　“你的專長是什么？”
　　“家庭醫學。”
　　“你參加哈達薩的學術討論會了嗎？”
　　阿比亞迪的臉繃緊了，气得几乎發抖：“你是知道答案的，警察。為什么要玩游戲？”
　　丹尼爾平靜地看著他，一言不發。
　　“一遍又一遍地問同樣的問題，”阿比亞迪說，“只要出了點什么事，你們就來騷扰我們。”
　　“你以前被警方騷扰過嗎？阿比亞迪醫生？”
　　“你懂我的意思。”年輕的阿拉伯人厲聲說。他看看表，手指在桌子上敲起來。“我有事要做，要去看病人。”
　　“說到‘看’，昨晚你看到什么不尋常的事了嗎？”
　　“不，沒有。這恐怕是我對你所有問題的回答了。”
　　“今天大清早的時候呢？”
　　“沒有。”
　　“沒有喊叫聲嗎？”
　　“沒有。”
　　“你有車嗎？”丹尼爾問，他是在推延會面時間以對付阿比亞迪的敵意。這种敵意并不是微不足道的。年輕醫生的回答与他的人很不相稱。他的憤怒是由于政治原因嗎？還是其他什么原因？——受負罪感的折磨？他需要多一點時間來研究哈桑·阿比亞迪。
　　“有。”
　　“什么車？”
　　“一輛梅塞迪斯。”
　　“什么顏色？”
　　“綠色。”
　　“柴油机還是汽油机？”
　　“柴油机。”從牙縫里擠出來的回答。
　　“你把它停在哪儿了？”
　　“后面。和其他人的車在一起。”
　　“昨晚你開它了嗎？”
　　“昨晚我沒出門。”
　　“你整晚都在這儿。”
　　“是的。”
　　“干些什么？”
　　“學習，做我自己的事。”
　　“學什么？”阿比亞迪向他投去不屑的一眼：“与其他不太注重教育的行業相比，醫學領域是十分复雜多變的、每個人都需要不斷地學習。”
　　一位年近三十的女子走進餐廳。她看見了阿比亞迪，就向他走來，一只手放在他肩上。
　　“早上好，哈桑！”她愉快地說，阿拉伯口音很重。阿比亞迪含糊地回答了一句。
　　“還有什么問題嗎？”他問丹尼爾。
　　女人有點迷惑。她很朴素，好看的臉，塌鼻子上有雀斑，沒有化妝。穿一件白色無袖的彈力上衣，藍色牛仔褲，低跟涼鞋。她的頭發不多，但很直，發點綠色，長度及肩，被她用發夾在耳后夾住了。她的眼睛又大又圓，顏色与她的頭發很相稱。眼珠詢問似的落到丹尼爾臉上，接著看到了他的警徽，眼中更加蒙上了困惑的神情。
　　“是警察，”阿比亞迪說，“發生了某件罪案，而我就像個普通罪犯一樣在這儿接受審訊。
　　女人受到了他的敵意的感染，學他的樣也把胳膊交叉疊放在胸前，瞪著丹尼爾，好像在說：你已經讓他難受了。這下你高興了吧。
　　“卡西蒂小姐？”
　　“是我。”
　　“我是沙拉維探長。請坐吧。醫生，你可以走了。”
　　這么快就被打發走，似乎使阿比亞迪十分惱火，其程度不亞于剛才他被留下的時候。他猛地從椅子上彈出去，快步走出房間。
　　“你們這种人，”佩吉·卡西蒂說，“總以為自己能夠擺布別人。”
　　“你說的‘這种人’是指……”
　　年輕女人令人費解地笑了。
　　“請坐。”丹尼爾又說了一遍。
　　她盯著他，饅慢地坐進椅子里。
　　“你想喝點咖啡嗎？卡西蒂小姐。”
　　“不了。我們還是接著說你想知道的事件吧。”
　　“我想要知道的，”丹尼爾說，“是你昨晚是否听到或者看到了什么不尋常的事，還有今天一大清早的時候。”
　　“沒有。我應該听到或者看到什么嗎？”
　　“就在路那邊發生了一起罪案，我在尋找目擊者。”
　　“或者替罪羊。”
　　“哦？”
　　“我們知道你對我們的看法，對這些想要幫助巴勒斯坦人民的人的看法。”
　　“這不是政治問題。”丹尼爾說。
　　佩吉，卡西蒂大笑起來：“一切都是政治問題。”
　　丹尼爾在記事本上寫了一會。
　　“你從美國的什么地方來，卡西蒂小姐？”
　　“加利福尼亞州的亨廷頓。”
　　“你在以色列住了多久？”
　　“一年。”
　　“在底特律住了多久？”
　　這個問題嚇住了她，不過只是一小會功夫。她看丹尼爾的眼神仿佛在嘲弄一個演砸了的魔術師。“三年。是的，我是在那儿遇到哈桑的。”
　　“在韋恩州立大學。”
　　“在哈珀醫院，是附屬于韋恩州立大學的，如果你非要知道不可的話。”
　　“你們倆什么時候認識的？”
　　“四年前。”
　　“你們……你們從那時起就發生關系了嗎？”
　　“我看不出這關你什么事？”
　　“如果我太放肆了，我道歉。”丹尼爾說。
　　她審視著他，看他是不是在諷刺她。
　　“哈桑是個很好的人，”她說，“你不該那樣對待他。”
　　丹尼爾歎了口气，一只手撐著下巴，看著她。
　　“卡西蒂小姐，正如我對你說過的，在這家醫院附近發生了一起罪案，一起嚴重的罪案。我對你和阿比亞迪醫生的興趣僅限于你們兩人能否告訴一些与罪案有關的事。”
　　“很好，”她站起來，說，“那么你根本不必對我們倆有什么興趣了。現在我可以走了嗎？”
　　他九點時离開了艾米利亞·凱瑟琳醫院。几輛警車正停在東邊的山坡上、网狀搜索已經開始了。他開車駛下山崖，問一名巡警，在斯克萊辛格的后備箱中發現什么了沒有。
　　“只有一只備用輪胎，探長。”
　　“山坡上有什么嗎？”
　　“一個沒有指紋的可樂瓶。沒別的人。”
　　丹尼爾把車掉頭，開下施繆爾·本·阿達雅山，駛到了者城的東北角，接著在德萊克·耶里科向左轉彎，沿著城牆一直開到當門外的停車場里。他將“美洲豹”駛進一處空車位，關掉引擎，下了車，打開后備箱，取出里面放著的兩只絲絨袋子，塞在左胳膊下面。大—些的袋子有一英尺見方，在金絲制成的大衛王之星周圍用金銀絲絨繡有一圈杏花。小一些的袋子只有它一半大，上面裝飾有繁雜的旋曲圖案和水滴圖案，還綴了許多小金屬片。
　　他鎖好后備箱，開始朝當門里的崗哨定去。在池背后，是曾經做過古耶路撒冷垃圾堆的南谷，一片宁靜祥和。池走過崗哨，穿過优雅的扇貝形拱門，匯人了去往西牆的人流之中。
　　天空呈現出春天般的蔚藍，明淨無云，似乎只有耶路撤冷的天空才能夠如此完美無理，凝視天空會使人失去方向感。清爽無云的天空讓人忘記了籠罩著這個城市的熱气。他在到達西牆之前，已被汗水濕透了。
　　面向城牆的祈禱隊伍并不根擁擠，該由婦女占去的那一片地方只有几個穿黑袍的老年婦女优在地上，她們多半是在為不孕的女人祈禱，在小紙片上潦草地寫些對万能的真主說的話，再把它們塞進石頭縫中去。祈禱已經接近尾聲了。丹尼爾加入了惟一一個還沒解散的祈禱班，這群人中既有路巴維徹的哈西德派，也有被路巴維徹人圍住的美國猶太游客。游客們背著貴重的照相机，穿著色彩鮮艷的短袖開領襯衫，百慕大短褲，頭上戴著阿拉伯式的頭飾，顯得不倫不類。他們的襯衣上別著旅游團的標志牌，上面寫著例如“你好！我叫巴里·西格爾”之類的話，當哈西德人把經匣的帶子纏在他們胳膊上時，他們大多顯出很煩惱的神情。
　　丹尼爾自己的經匣就放在較小的絲絨袋里，他的祈禱衣裝在較大的袋子里。早晨他一般會背誦祈禱衣上的祝福禱告詞，把他自己裹在羊毛祈禱圍巾里，取出他的經匣，打開它們。隨著第二遍祝福禱告，他會把臂上的黑色經匣放在他的肱二頭肌上，經匣的帶子能在他的前臂上纏七圈，遮住了布滿他左手的傷疤。再念完一次禱告詞，他就會把頭上的經匣放在他的額頭上，剛好在發際線之上。這些方盒子放置的方法象征著靈魂和身体對神的虔誠。這樣奉獻過自己以后，他才能開始做禮拜。
　　但是今天早晨不一樣。他把袋子放在一把椅子上，拉動大袋子的口袋繩，從中取出的不是一件祈禱農而是一本鑲著銀邊的祈禱書。他拿起祈禱書，翻到起床時的感恩祈禱詞那頁，今天早晨因為勞孚爾的電話，他沒來得及在床邊背誦這一段。他面向城牆，背誦道：
　　“我向您致謝，永遠的君主。
　　您仁慈地將靈魂留在我身上。”
　　對站在他附近的哈西德派和游客們來說，這個黝黑的小個子男人的祈禱好像充滿了熱情，他那有節奏的吟誦，永恒而真摯。但人知道實情并非如此。因為他祈禱時，心思并不在這上面，某些記憶不時地涌進他的腦海。他想起了那些罪犯，那些殘缺不全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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