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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的創作旺盛期正值德國表現主義文學運動的高潮時期。他的短篇小說《變形記》可以說是表現主義的典型之作。表現主義的創作主張是遵循“表現論”美學原則而与傳統現實主義的“模仿論”原則相對立的。它反對“复制世界”，即不把客觀事物的表面現象作為真實的依据，而主張憑認真“觀察”和重新思考去發現或洞察被習俗觀念掩蓋著的，而為一般人所不注意的真實。為此就需要一种特殊的藝術手段，把描寫的客觀對象加以“陌生化”的處理，以造成審美主体与被描寫的客体之間的距离，從而引起你的惊异，迫使你從另一個角度去探悉同一個事物的本質。這种藝術手段通稱“間离法”，在布萊希特那里叫作“陌生化效果”。《變形記》的變形即是一种間离（或“陌生化”）技巧。作者想借以揭示人与人之間——包括倫常之間——表面親親熱熱，內心里卻是极為孤獨和陌生的實質；之所以親親熱熱，因為互相有共同的利害關系維系著，一旦割斷這种關系，則那种親熱的外觀馬上就消失而暴露出冷酷和冷漠的真相。正如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文中所揭示的：“維系家庭的紐帶并不是家庭的愛，而是隱藏在財產共有關系之后的私人利益。”可謂一針見血。你看，當格里高爾身体健康，每月能拿回工資供養全家的時候，他是這個家庭里一名堂堂正正的而且受人尊敬的長子。但當他一旦患了不治之症，失去了公司里的職務，因而無法与家庭保持這种經濟聯系的時候，他在家庭里的一切尊嚴很快被剝奪干淨，甚至連維持生命的正常飲食都無人過問。至于那些鄰人，比如那三家房客，更像躲避瘟疫一樣避開了他。這就等于，他從人的世界里被踢了出來，變成“非人”，他的處境無异于動物。當然也可以讓主人公得一种致命的重病或遭遇一次喪失勞動力的重殘，然后寫他被家人厭棄的過程。但這樣的构思其藝術效果不如變形那樣強烈。因為作為病人，他有口會說話，有眼睛會看人，你不能當著他的面表現出對他的厭倦，或不給他送飯吃。而一只甲虫，既不會說話，也沒有表情，他的孤獨感就更加令人感到凄然了——以上是從社會學觀點去看的。 如果從西方流行的“异化”觀念去看，這篇小說也是寫人与人之間、人与自我之間關系的一篇杰作。在實際生活中，卡夫卡在家庭里与父親的關系确實是不和諧的，但与母親關系是正常的，与他第三個妹妹特別要好。但卡夫卡卻在一封信中說：“我在自己的家里比陌生人還要陌生。”現在卡夫卡通過《變形記》暗示我們：即使像他的妹妹那樣愛著哥哥，但一旦這位哥哥得了一种致命的絕症，久而久之，她也會像小說中的那位女郎那樣厭棄他的。這里，卡夫卡寫的是一种普遍的人類生存狀況。人的變形，也是自我“异化”的一种寫照。尤其是主人公變成甲虫以后，人的習性漸漸消失，而“虫性”日益增加，仿佛格里高爾异化出人的世界以后，倒是在動物的世界里找到“虫”的自我了。這樣的寫法是絕妙的。 在人与人之間還沒有取得和諧關系的世界里，人的變形也是一种象征，一切倒霉人的象征：人一旦遭遇不幸（喪失工作能力的疾病、傷殘、政治襲擊等），他就不再被社會承認，從而失去作為人的价值的“自我”，成為無异于低等動物的“非人”。 在現代藝術創作中，變形是一种怪誕的表現手段，是一种創造“距离”或“陌生化”的技巧。按照美國美學家桑塔那那的說法，怪誕也是一种創造；它違背客觀事物的表面真實，卻并不違背客觀事物的內在邏輯，因此它已進入現代美學的范疇，成為表現主義文學藝術偏愛的一种手法。 表現主義文學創作強調從主觀的內心感受出發，作品往往具有一种個人的真實性，這在卡夫卡筆下呈現為自傳色彩。不僅主人公的身份（公司雇員）和心理（作為長子必須盡家庭義務）与作者近似，其他人物如父親、母親和妹妹几乎都可以与卡夫卡的家庭成員進行比較。 （葉廷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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