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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啦，親愛的，我們一定得和卡弗萊太太一起吃飯，”阿切爾說。隔著寄宿處早餐桌上那些不朽的不列顛合金餐具，他妻子皺著眉，焦急地望著他。 秋季的倫敦，陰雨綿綿，一片荒涼。在這儿，紐蘭·阿切爾夫婦只有兩個熟人，也是兩個他們一味要躲避的人，因為按照老紐約的慣例，強行使自己引起國外熟人的注意是有失尊嚴的。 阿切爾太太和詹妮在去歐洲觀光的途中，一慣俗守這一原則，她們以令人費解的矜持對待游伴的友好表示，差不多創下一項紀錄——除了旅館和車站的服務員，她們從沒和“外國人”講過一句話。對于自己的同胞——除了那些早已認識或完全信賴的——更是公然地不屑一顧；因而，在國外的几個月里，除了偶爾遇上奇弗斯、達戈內特或明戈特家的一兩個人，始終是她們兩個人相互廝守。然而智者千慮也難免一失，在波茨思的一個晚上，住在走廊對面的兩位英國女士之一（詹妮已詳細了解了她們的姓名、衣著和社會地位），上門尋問阿切爾太太是否有一种藥，另一位女士——來者的姐姐，卡弗萊太太——突然患了支气管炎；不帶全家庭備用藥品決不外出旅游的阿切爾太太碰巧能提供她所需的藥。 卡弗萊太太病情很重，而且是和妹妹單獨旅行，所以對阿切爾太太及小姐格外感激，是她們提供了獨到的安慰，是她們干練的女佣協助護理病人恢复了健康。 阿切爾母女离開波茨恩的時候，根本沒想過會再見到卡弗萊太太和哈爾小姐。阿切爾太太認為，沒有比強使自己受到外國人——一個因偶然机會提供過幫助的外國人——的關注更“有失尊嚴”的事了。然而卡弗萊太太和妹妹對這种觀點卻一無所知，即便知道也會覺得不可理解。她們對在波茨恩善待她們的“愉快的美國人”產生了感激不盡的情結。她們怀著感人的真誠，抓住每一次机會拜會來大陸旅行的阿切爾太太和詹妮，并在打听兩人往返美國途經倫敦的時間方面表現出了超凡的精明。這种親密關系逐漸變得牢不可破，每當阿切爾太太和詹妮下榻于布朗旅館時，總會發現兩位熱情的朋友正等著她們。她們還發現這兩位朋友跟自己一樣，也在沃德箱里种蕨類植物，縫制流蘇花邊，閱讀邦森男爵夫人的回憶錄，并對倫敦主要的專欄作家有自己的看法。正如阿切爾太太所說的，認識卡弗萊太太和哈爾小姐，使“倫敦變了樣”。到紐蘭訂婚時，兩家的關系已經牢不可破，以致向兩位英國女士發出婚禮邀請成了理所當然的事。她們也回贈了一大束裝在玻璃匣里的阿爾卑斯壓花。當紐蘭和妻子即將赴英時，阿切爾太太在碼頭上最后叮囑道：“你務必要帶梅去看望卡弗萊太太。” 紐蘭和梅本不打算遵命，但卡弗萊太太憑著她慣有的精明找到了他們，并發了請柬請他們吃飯；正是為了這份請柬才使梅面對著茶和松餅緊鎖愁眉。 “這對你來說沒有什么問題，紐蘭，你認識他們。可我在一群從沒見過的人中間會很害羞的。而且，我穿什么呢？” 紐蘭向后靠在椅背上，對她微笑著。她看上去更漂亮了，也更像狄安娜女神了。英格蘭濕潤的空气使她的面頰越發紅潤，稍顯刻板的少女面容也柔和了，若不然，就是她內心幸福的喜悅像冰層下的燈光那樣顯露了出來。 “穿什么？親愛的，我記得上星期從巴黎運來了一箱子衣服嘛。” “對，當然啦。我的意思是說不知該穿哪一件。”她噘起了小嘴。“我在倫敦還沒出去吃過飯，也不想讓人笑話。” 他竭力想為她分憂。“可是，英國的女士晚上不也和其他人穿得一樣嗎？” “紐蘭，你怎么會問這么可笑的問題？要知道，她們去看戲時是穿舊舞裝，而且不戴帽子。” “哎，也許她們在家穿新舞衣。但無論如何，卡弗萊太太和哈爾小姐不會那樣。她們戴我母親戴的那种帽子——還有披肩，非常柔軟的披肩。” “不錯，可別的女子會穿什么呢？” “不會比你穿得更好，親愛的，”他回答說，心里納悶是什么原因使她對衣著產生了詹尼那种病態的興趣。 她歎口气，向后推了推椅子，說：“你真好，紐蘭。但這幫不了我多少忙。” 他靈机一動。“干嗎不穿結婚禮服？那決不會出錯的，對嗎？” “唉，親愛的！如果在這儿就好了！可我已把它送到巴黎去改了，預備明年冬天用。沃思還沒送回來呢。” “哦，那么——”阿切爾說話間站了起來。“瞧，霧散了。如果我們抓緊時間去國家畫廊，或許還可以看一會儿畫。” 經歷了3個月的新婚旅行，紐蘭·阿切爾夫婦踏上了歸途。在給女友的信中，梅把這段時光籠統概括為“快樂至极”。 他們沒有去意大利的湖區；阿切爾經過深思熟慮，無法設想妻子在那樣一种特殊的環境中會是什么模樣。她個人的傾向（与巴黎的裁縫呆了一個月后）是7月份爬山，8月份游泳。他們精确地執行了這項計划，在因特雷肯和格林德沃爾德度過了7月；8月則住在諾曼底海岸一個名叫俄特塔的小地方，那儿素以古雅宁靜著稱。在山巒之中，有一兩次，阿切爾曾指著南面說：“那就是意大利。”梅站在龍膽苗圃中，快活地答道：“明年冬天去那儿也很好啊，但愿到時你不必非呆在紐約不可。” 但實際上，她對旅行的興趣比阿切爾預料的還要小。她認為（一旦定做了衣服）旅行僅僅是增加了散步、騎馬、游泳和嘗試迷人的新運動——草坪网球——的机會而已。他們最后回到倫敦時（他們將在這儿過兩個星期，定做他的衣服），她不再掩飾對航海的渴望。 在倫敦，除了劇院和商店，別的她一概沒有興趣。她發現，這儿的劇院還不及巴黎咖啡館中的演唱令人興奮。在愛麗舍大街鮮花盛開的七葉樹下，她領略了一种新的閱歷——從餐館陽台上觀看下面的一群“風塵女子”，并讓丈夫盡量給她解釋他認為适合新娘听的歌曲。 阿切爾又恢复了他所繼承的有關婚姻的老觀念。遵循傳統，完全像朋友們對待妻子那樣對待梅，這比設法實施他做自由的單身漢時期那些輕率的理論要容易得多。企圖解放一位絲毫沒有不自由感的妻子是毫無意義的；他早已看出，梅認為自己擁有的那份自由惟一的用途就是擺在婦道的祭壇上。她內心深處的尊嚴總是阻止她濫用這份天賦，即使有一天（如上次那樣），她鼓起勇气全部將它收回，也只是因為她認為對他有益。然而，她對婚姻的理解十分簡單淡漠，所以那种危机只潛伏于他個人不可容忍的行為中，她對他的似水柔情使那种情形成為不可能。他知道，無論發生什么情況，她永遠都是忠誠的、勇敢的、無怨無悔的，這也保證了他信守同樣的美德。 所有這一切都有助于把他拉回熟悉的思想習慣。假如她的單純意味著只關心那种瑣碎無聊的小事，這或許會惹他發火，令他厭惡；然而她的性格特點盡管少得可怜，卻都像她的面容那般姣好，因而，她便成了他所熟悉的那些傳統与崇尚的守護之神。 這些品質，雖然使她成為一個輕松愉快的伴侶，卻不能給國外的旅行帶來生气；但他很快就明白了它們在适當的時机會如何各司其職。他不懼怕因此受到壓抑，因為他可以像以往一樣，于家庭生活之外繼續追求他的藝術与知識；而且家庭生活也并不瑣碎沉悶——回到妻子身邊決不會像在戶外散步后走進一間悶熱的屋子那樣。而且，等他們有了孩子，兩個人那些空虛的角落都會被填滿的。 在從梅弗爾到卡弗萊姐妹居住的南肯星頓這段漫長遲緩的行程中，阿切爾滿腦子想的盡是這些事。他本來也愿意避開朋友的盛情接待——按家族傳統，他一貫以觀光客和旁觀者的身份旅行，擺出一副目中無人的架式。僅僅有一次，剛從哈佛畢業之后，他在佛羅倫斯和一伙奇怪的歐化美國人度過了快活的几周。在豪華旅館里和有封號的貴族女子整夜地跳舞，在時髦的俱樂部里与花花公子們一賭就是半天；那一切對他來說，顯然是世上最快樂的事，但卻像狂歡節一樣不真實。那些以四海為家的古怪女子，總是深深陷在錯綜复雜的桃色事件中，她們好像需要向遇到的每一個男人兜售她們的愛情；而那些英俊魁梧的年輕軍官和染了頭發的老才子，則是她們推心置腹的對象或接受者。這些人与他成長過程中接触的人相距太遠，酷似溫室里价格昂貴卻气味難聞的外來品种，所以無法長久吸引他的想像力。把妻子介紹到那樣的群体中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而且在那些旅行過程中，也沒有人明顯表示出渴望与他交往的跡象。 到達倫敦不久，阿切爾就遇到了圣奧斯特雷公爵。公爵立刻認出了他，而且熱誠地与他打了招呼：“來看我好嗎？”——但沒有一個精神正常的美國人會把這句話當真，于是會見也就沒了下文。他們甚至設法避開了梅的英國姨媽——那位仍住在約克郡的銀行家的妻子。實際上，他們用心良苦地把去倫敦的時間推遲到秋季，就是為了避免讓些不相識的親戚誤認為他們在社交季節到達有趨炎附勢的意思。 “大概卡弗萊太太家沒有什么人——這個季節倫敦是座荒城。你打扮得太美了，”阿切爾對坐在身邊的梅說。在雙座馬車上，梅披著天鵝絨鑲邊的天藍色斗篷，那樣光彩照人，完美無暇，以致把她暴露在倫敦的塵垢中也好像是一种罪過。 “我不想讓他們覺得我穿得像個野蠻人。”她那輕蔑的態度足以使波卡洪塔斯１憤怒；阿切爾又一次感到震惊：就連一個不諳世事的美國婦女對穿著的社交优勢也推崇備至。 １Pocabontas（1591—1617），北美波瓦坦印第安人部落聯盟首領之女，后与英國殖民者結婚，去了英國。 “這是她們的盔甲，”他想，“是她們對陌生人的防范，也是對他們的挑釁。”他第一次理解了這种熱誠，受其驅使，那個不會在頭發上系緞帶來取悅他的梅，已經完成了挑選、訂制大批服裝的隆重議式。 果然不出他所料，卡弗萊太太家的宴會規模很小。在冷冷清清的長客廳里，除了女主人和她妹妹，他們只見到一位技圍巾的夫人和她的丈夫——和藹的教區牧師，一個被卡弗萊夫人稱為侄子的沉默寡言的少年和一位兩眼有神、皮膚黝黑的小個子紳士，當卡弗萊太太介紹說是她侄子的家庭教師時，他報了個法國名字。 走進朦朧燈光下面容模糊的人群，梅·阿切爾像一只游弋的天鵝，身上洒滿落日的余輝；在她丈夫的眼里，她比任何時候都顯得高大、美麗，衣服的窸窣聲也格外響。阿切爾意識到，這紅潤的面頰和窸窣的響聲正是她极度幼稚羞怯的標志。 “他們究竟想要我說什么呢？”她那雙無助的眼睛向他乞求地說。此時此刻，她那引起惶惑的幽靈也喚起在座的人內心同樣的不安。然而，即使在對自己失去信心的時候，美貌仍能喚醒男人心中的信任，牧師和那位法國名字的教師很快就明白表示，他們希望梅不必拘束。 然而，盡管他們使盡渾身解數，宴會仍是索然無味。阿切爾注意到，他妻子為了顯示在外國人面前的輕松自如，所談的話題反而變得越來越生硬狹隘，以致盡管她的風韻令人艷羡，她的談吐卻令人掃興。牧師不久便放棄了努力，但那位家庭教師卻操著最完美流暢的英語繼續殷勤地對她滔滔不絕，直到女士們上樓去了客廳，才使所有的人明顯得到了解脫。 喝了一杯紅葡萄酒后，牧師不得不匆匆去赴一個約會；那個貌似有病的害羞的侄子也被打發去睡了，而阿切爾和家庭教師仍坐著對飲。猛然間，阿切爾發現自己從最后一次与內德·溫塞特交流之后還從沒這般暢談過。原來，卡弗萊太太的侄子因受到肺癆的威脅，不得不离開哈羅公學去了瑞士，在气候溫和的雷曼湖畔呆了兩年。因為他是個小書呆子，所以委托給里維埃先生照料，后者把他帶回英國，并將一直陪伴他到來年春天進入牛津大學；里維埃先生坦率地補充說，到那時他只好另謀高就了。 阿切爾想，像他這樣興趣廣泛、博學多藝的人，不可能找不到工作。他大約30歲，一張瘦削難看的臉（梅一定會稱他相貌平平）把他的想法一覽無余地展示出來，但他活潑的天性中卻沒有輕浮。卑賤的成分。 他早逝的父親原是個職位低下的外交官，本打算要他子承父業，但對文學的痴迷卻使這位年輕人投身于新聞界，繼而又獻身創作（顯然沒有成功），最后——經歷了他對听者省略掉的其他嘗試与變故——他當上了在瑞士教英國少年的家庭教師。但在此之前，他多年住在巴黎，經常出沒于龔古爾的閣樓，莫泊桑曾建議他不要再嘗試寫作（阿切爾覺得這也异常榮耀了），他還多次在他母親家与梅里美交談。他顯然一直极端貧困，憂患重重（因為要供養母親和未嫁的妹妹），而且他的文學抱負顯然也已成泡影。老實說，他的處境看來并不比內德·溫塞特更光明；然而正如他說的，在他生活的世界里，沒有哪個愛思想的人精神上會感到饑餓。可怜的溫塞特正是為了這种愛好快要餓死了，阿切爾也如臨其境地怀著羡慕之心看著這個熱情洋溢的窮青年，他在貧困中活得是那樣富足。 “您知道，先生，為了保持心智的自由，不使自己的鑒賞力和批判個性受壓抑，是可以不惜代价的，對嗎？正是為了這個原因，我才离開了新聞界，干起了更枯燥的差事：家庭教師和私人秘書。這种工作當然非常單調辛苦，但卻可以保持精神上的自由——在法語里我們叫做‘自重’。當你听到高雅的談論時，你可以參加進去，發表自己的意見而不必折衷；或者只是傾听，在心里默默抗辯。啊——高雅的言論——那真是無与倫比啊，對嗎？精神食糧才是我們的惟一需要。所以我從不為放棄外交和新聞而后悔——那只是放棄自我的兩种不同形式罷了。”當阿切爾點燃又一支煙時，里維埃目光炯炯地盯著他說：“您瞧，先生，為了能夠正視生活，即使住在閣樓也值得，對嗎？可話又說回來，畢竟你要掙錢付閣樓的房租；我承認干一輩子私人教師——或者別的‘私人’什么——几乎跟在布加勒斯特做二等秘書一樣令人寒心。有時候，我覺得必須去冒險：去冒大險。比如，在美國，你看有沒有适合我的机會呢——在紐約？” 阿切爾用惊訝的目光望著他。紐約，一個經常与龔古爾兄弟和福樓拜見面、并認為只有精神生活才是真正生活的年輕人要去紐約！他繼續困惑地盯著里維埃先生，不知該如何告訴他，他的這些优勢与擅長肯定會成為他成功的障礙。 “紐約——紐約——可一定得是紐約嗎？”阿切爾結結巴巴地說，他根本想不出他生活的城市能給一個視高雅談論為惟一需要的年輕人提供什么賺錢机會。 里維埃先生灰黃的臉上突然泛起一片紅潤。“我——我想那是你所在的大城市：那儿的精神生活不是更活躍嗎？”他答道。然后，仿佛害怕給听者留下求助的印象似的，他急忙接著說：“只不過隨便說說而已——主要是自己的想法。實際上，我并不是著眼于眼前——”他站起來，毫無拘束地補充說：“不過卡弗萊太太會覺得我該把你帶到樓上去了。” 回家的路上，阿切爾深深思考著這段插曲，和里維埃先生的交談有如給他的雙肺注入了新鮮空气。他最初的沖動是第二天邀請他吃飯；不過他已經漸漸明白，已婚男人為什么不總能夠立即順從自己最初的沖動。 “那個年輕教師很有趣：飯后我們圍繞書和一些問題談得很投机，”他在馬車里試探地說。 梅從夢境般的沉默中蘇醒過來。6個月前他面對這种沉默會浮想聯翩，但婚后這段生活使他掌握了它的秘訣。 “你說那個小法國人？他不是很普通的嗎？”她漠然答道；他猜想她心中正暗自感到失望，因為在倫敦被邀請去見一個牧師和一個法國教師而失望。這种失望并非緣于通常稱為勢利的那种感情，而是出自老紐約的一种意識——當尊嚴在國外受到威脅時的反應。假如讓梅的父母在第五大街款待卡弗萊一家，他們會引荐比牧師和家庭教師更有分量的人物。 但阿切爾心中不快，便跟她對上了。 “普通——他哪里普通？”他質問道。而她的回答也格外麻利：“怎么啦，處處都很普通，除了在他的教室里。這些人在社交界總是很尷尬。不過，”她為了緩和空气又補充說，“他如果聰明一點的話，我想我就不會知道了。” 阿切爾對她用“普通”一詞感到反感，對她用“聰明”一詞几乎是同樣反感。不過他開始害怕去細想她身上那些令他反感的東西。畢竟，她的觀點向來是一成不變的，与他成長過程中接触的人完全一致。以前他總認為這种觀點是必然的，但卻無關緊要。直到几個月之前，他還不曾認識一位對生活持有不同觀點的“好”女人；男人一結婚，就必然遇上好女人。 “啊——既然這樣，我就不請他吃飯了！”他笑著下結論說。梅大惑不解地答道：“我的天——請卡弗萊家的家庭教師吃飯？” “唔，不是与卡弗萊姐妹在同一天。如果你不愿意，就算了。但我确實很想再和他談談，他正打算到紐約找份工作。” 她益發吃惊也益發冷淡：他几乎認為她在怀疑他沾染了“异國情調”。 “在紐約找工作？什么樣的工作？人們不需要法語教師，他想干什么呢？” “我想，首先是能享受高雅的交談，”丈夫故意作對地回嘴說。她爆發出一陣贊賞的笑聲。“哎喲，紐蘭，真有趣！這不是太法國化了嗎？” 總的說來，梅拒絕認真考慮他邀請里維埃先生吃飯的要求而使事情這樣了結，他感到高興。否則，再在飯后談一次，就很難不說到紐約的問題了。阿切爾越想越覺得難以使里維埃先生与他熟悉的紐約社會的任何一個畫面相調和。 一陣寒心的直覺使他認識到，將來的許多問題都會這樣子給他否決。然而，當他支付了車費，尾隨妻子長長的裙据走進屋里時，他又從一句令人寬慰的俗語中尋得了慰藉：前6個月是婚姻生活中最艱難的時期。“在這之后，我想我們差不多會把彼此的棱角完全磨去的，”他心里想。但糟糕的是，梅的壓力正對准了他最想保留的那些棱角。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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