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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史波丁醫生的辦公室位于公園与麥迪遜之間的62街里的一幢优美的褐色大樓里。這里有一個二層樓高的大理石門廳。樓梯寬大而彎曲，窗帘遮蓋著后牆上的窗戶。 喬伊按了一下蜂音器，并得到答复蜂音，她推開通往里面辦公室的門。這是一間很大、比例協調的房間，天花板很高，里面的裝飾追塑到十九世紀末葉。史波丁醫生的辦公室最近剛噴刷過，地毯呈海軍深綠色，家俱顯然都很貴，并合适地擺放著。 史波丁醫生的皮膚是茶青色，淡褐色的頭發，棕褐色的眼睛。他穿一件褐色上衣，馬褲呢褲子。他個不太高、身材修長，大約有四十歲左右。 “你就是精神病醫生羅！”喬伊說。 史波丁醫生輕輕地關上了她身后的那扇沉重的門。只有他們倆個人在辦公室里。他指了指長沙發椅，他自己坐到了一把皮手扶椅子里，并蹺起大腿，細心地調整了他褲子里的突出部分，在喬伊看來，有點過分謹小慎微。 “你搞同性戀嗎？”她問道。 “你會發現沙發很舒服的。”他說。 盡管長沙發一頭有枕頭，她也知道應該躺下，她還是故意坐在長沙發上。她也學醫生的樣子，蹺起了大腿，她的超短裙下面露出了長筒襪。 “我建議你躺下。”醫生說，“躺下方便檢查。” “可別告訴我，你准備同我發生關系！”喬伊打著呵欠說。喬伊自己也不知道她准備同這個討厭的人鬧到什么程度。 “我准備為你提供些幫助。”他說。 “好啦，”喬伊說，“發生很多次關系。”她懶散地向后靠在長沙發上，她估計史波丁博士可能要告訴她讓她坐直或躺下，或要求知道她的童年或是否恨她媽媽，或是否想同她父親發生關系等，對此，他表現出一副蔑視的態度。他什么也沒問，最后，喬伊對這种沉默產生厭煩情緒。 “你要問我點什么嗎？”她問道，感到挑釁并沒有贏。 “也許你想說點什么。”史波丁醫生努力使自己的聲音保持不高不低。 “滾你的！”喬伊說。她下決心再多一個字也不說。她對她母親強迫她來看精神病醫生感到憤怒，好象她真是一個瘋子。她沒瘋，她媽無法說服她。她可以唆使世界上所有的精神病醫生都來攻擊她，即使如此，她也不會感到絲毫的害怕。喬伊靜靜地坐在那儿心中激烈地翻騰著。史波丁可以用刀和槍來折磨她，甚至給她注射能講真話的麻醉藥，但他不會從她嘴中得到一個字，一個音節也不會得到。 四十五分鐘過去了。有人覺得快，有人覺得慢。最后，史波丁醫生站了起來。 “你的診斷結束。”他說，“我星期四再給你看。” “我想你一定想知道我為什么一個字也沒說。”喬伊說。在她朝外走的時候，她用她的乳房碰了他的胳膊上。 “我們下次可以討論這個問題。”史波丁醫生說。 還沒等她來得及再說一句話，他已關上了門。把她關到了大廳的外面。 她母親控制不住她的好奇心。 “醫生說什么啦，親愛的？”喬伊一走進房間，她就問。 “沒說什么。他能說什么？我又沒瘋。” 喬伊一邊說，一邊穿過起居室，朝她自己的臥室走去。 “沒人說你瘋啦。”她母親說。 喬伊使勁砰的一聲關上房門。她使得勁太大，牆上的灰泥變松，慢慢地象雪花一樣落到地毯上。沒關系，麗迪亞可以去打掃。 喬伊真希望她是個殺人的凶手。她坐到她房間的窗台上，朝下望著74街上那些匆匆而過的人群，如果她是個殺人凶手，她需要有一支手槍。喬伊豎起右手大拇指，閉上左眼，用右眼對著大拇指瞄准，她的目標對准一個衣著講究的中年婦女，她牽著一對德國种小獵狗，它們正對著上面寫著禁止停車”標牌的鐵柱子撒尿。她認真地瞄著，然后扳動了扳机。那婦女抬起頭溫和而惊奇地看著她，然后她的腿在她身下彎曲下去，非常緩慢地倒在人行道上。她既沒發出任何聲音，也沒有血。只是在她左胸有一個整齊的黑洞。那狗好象沒有注意這些事，繼續撒著尿。這么容易，喬伊感到有些惊奇。 接下來，她開始槍殺一個送花的黑人孩子；一個看起來高貴的白胡子老人，他手里拿著一幅很大的用紙包著的油畫；和一個滿頭金發、戴著一副太陽鏡的女孩，她看起來有些象坎迪·伯根。 她看著他們都一個個靜悄悄的死去，就象在電視里重新播發刺殺肯尼迪的慢鏡頭一樣。肯尼迪遭搶擊時，喬伊才十一歲。他的被殺是留在她印象中最深刻的一次事件。有趣的是，電視台當時還播放了死者臨死時的痛苦。 “我殺死了四個人。”喬伊星期四說。 “是嗎？”史波丁醫生鼓勵她繼續說下去。 “其中有一個女人，大約四十五歲，牽著兩條狗。我直接射中她的心髒，她死的時候連叫都沒叫喚一聲。”喬伊認為，這是一個令人感興趣的細節。 史波丁醫生沒說話。因此，她繼續描述了送花的男孩，那老人和那位漂亮的姑娘。她想，她干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她愿打賭，她也許是史波丁醫生所有病例中最有趣的一個。她在等待著他對她的評价。 “你認為這些人都代表著誰？”他問道。 他的平靜使喬伊感到憤怒。 “他們誰也不代表。他們僅僅是我那天擊斃的几個人。” “有沒有可能，那女的是你的母親，那老人是你的父親？也許那漂亮的女孩就是你自己想要做的一個人？有沒有這個可能？” “是否有人曾經告訴過你，你是滿嘴胡說八道？” “經常。”史波丁醫生說，他的聲音仍然非常平靜。 喬伊判定，他一定有一群非常感謝他的病人。也許他們會給他送來砒霜作為圣誕節禮物。但她決定再不說話。為什么要在他面前耗費精力呢？ 剩下來的時間都是在沉默中度過的。史波丁醫生起身，打開門，一句話也沒說。喬伊再次离開了大廳。她看了看她的米老鼠手表，這時正是四點十五分。 那醫生腦子里一定有一個鐘，一個布谷鳥鐘。 喬伊恨史波丁醫生，她不愿去見他。在艾維的幫助下，她對他編了一套最令人不能容忍的謊言，而他居然這么笨，還相信了。他不斷地問她諸如她是否認為自己和坎迪·伯根一樣漂亮之類非常嚴肅的問題。 只有白痴才會相信她，而史波丁醫生就是個白痴。到了六月份，喬伊認為她對史波丁醫生和他的工作已經厭煩了。她問她爸爸，她是否還真有必要繼續去找他。他說，他已安排了同史波丁醫生的約會，等到那時再決定吧。 “這樣行嗎？”他問道。 “只要是你去，而不是她。”喬伊是指她母親。 過了一個星期，納特見到了史波丁醫生，之后，他約喬伊一塊吃午飯。 “史波丁醫生說你對人怀有敵意，具有破坏性和鐵石心腸。” 納特要了雞尾酒，他和喬伊在愛德華餐廳靠窗戶的一張桌子旁坐下來。這是一個下等人常來的地方。但喬伊非常喜歡這個地方。她喝了一怀瑪麗酒，但里面沒有摻伏特加。她感到特別的頹廢，就好象一個酒鬼再不能喝酒了，感覺就象過去的酒鬼電影明星一樣。 “敵意。破坏。心腸硬。不錯。”喬伊說著，呷了一口酒。“他還說我是否發瘋了？” “他沒說這個，”納特說，說完他們倆都不再提這個話題。 喬伊知道她到家就自由了。 “你認為他怎么樣？我是說他個人？”她問道。 “一個笨蛋。”她父親說著，打開了菜單。“你中午想吃點什么？” “這樣我就不用再去了吧？” “我再跟你媽商量一下。” “一盤沙拉和一盤雞，只要白雞肉，”喬伊說。“晦，爸？” “什么？”納特答道。 喬伊想到她爸，他多么瀟洒，多么气派，多么好啊！她媽不配他。她只希望她也能找到象他這樣的人。 “我愛你！” “我也愛你，十分愛你，”她爸說，“現在點菜吧！” 1968年是美國歷史上自1929年以來最關鍵性的一年。這一年要在美國舉辦奧遠會，還要進行總統選舉；這一年是黑人權力擴大的一年，是嬉皮士的年代，是鷹派与鴿派的年代，是靜坐罷工的年代；馬丁·路德·金四月被暗殺；羅伯特·肯尼迪六月被暗殺；這一年世界科學雙螺旋線年代——詹姆斯·華森闡述了脫氧核糖核酸分子和基因裂變；這是一個美元地位開始下降的年代，是一個災難之年，分界線之年，是六十年代開始走向結束之年。 1969年9月，人類在月球上行走兩個月之后，喬伊說服了她父親和她母親，終于离開了父母家，搬進了公寓。這是一個普通的三間半居室公寓。為了安慰一下她母親，喬伊到紐約大學學習電影課程，只要她看來是在于一點“正經事，”她母親就不至于找大多麻煩。 她母親擔心喬伊吸毒；擔心喬伊怀孕；擔心喬伊墮胎；擔心喬伊与某一個男孩子同居，擔心喬伊和她的未來，當喬伊告訴她，艾維要同她男朋友結婚的消息后，她母親感到非常不安。她的男朋友叫杰克·洛加，他是一個美國人与黎巴嫩人的后裔。喬伊從她母親臉上的表情可以看出，她母親擔心喬伊會跟著艾維學，也許會同一個中國佬結婚，或甚至更差的人結婚。當然，她母親從來也沒有這樣公開說過。 艾維的母親和繼父已經分居，并向法院正式提出离婚。當艾維告訴喬伊，說她准備同杰克結婚時，喬伊問道：“他是否將是你的第一個丈夫？” 艾維原來預計她至少要結三到四次婚。 “不。”艾維說，“我跟他結婚是要跟他白頭到老。我受不了那么多次离婚的折磨。” 喬伊自己單獨住的第一年也是六十年代的最后一年。這一年也使喬伊由被動變為主動，由破坏性轉變為創造性。這一年，喬伊感到生活中充滿了愛。 喬伊實際上喜歡紐約大學。她的同學們都象她自己，而不象阿茲利學校的那些受到庇護的富人的孩子，他們反抗性強，不守規矩，并不幸福。她這些同學有來自富人家庭的，也有來自窮人家庭的和中產階級家庭的。他們中間有黑人、白人，也有猶太人和新教徒。還有來自非洲國家的留學生。象喬伊一樣，他們都是性發育過早，感情不成熟。象喬伊一樣，他們都是生長在六十年代。對這樣一個迅速轉變的社會發出的相互矛盾的信息感到迷茫。 這使喬伊感到，她的行為并不乖僻。她發現，其他人在正确認識自己和他們究竟想要什么的問題上也同樣遇到了困難。他們被告知“去做自己要做的事情”，可是到了十五歲、十六歲，他們仍然還大小，因而不能知道他們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到了十六歲、十八歲，他們還都在探索著自己的個性。正是在這變更的年代，喬伊遇到了特里·巴斯。 喬伊和特里都在同一電影班里學習。他們在一起研究電影歷史，從無聲電影到最新的影片。他們分析歷史上偉大的人物：愛因斯但，威爾斯，肖邦和德·米勒；研究制片厂的發展過程：華納兄弟影業公司，福克斯和帕拉芝特；研究戰后現實主義：迪·希卡，弗尼米；研究五十年代的新潮和名導演的出現：特魯福特，戈達德、布尼爾和安東尼奧尼；他們談論現在，研究庫羅沙瓦，波戈丹洛維奇和伯褒曼。 電影就是他們的快樂，就是他們的感情。他們從《派登》到《愛情的故事》，從《飛机場》到《麻西》，什么電影都看了。他們認識到，他們所知道的一切，包括他們的好奇心、理想和志向都是受電影的影響而形成的。他們是接受來自于電影膠片反射到屏幕上的圖像、印象和信息的第一代視覺觀眾。麥克努翰是他們的預言家和哲學家。根据他的理論，他們都是世界村的居民。 他們分析了共同的熱情，共同的公民感，他們很自然地發現，他們有著相似的過去。就象喬伊和她爸爸志同道合，而對她媽心怀不滿一樣，特里的母親是他的同盟軍，而他父親則是他的敵人。他們發現，喬伊通過反抗來表達感情上的疏遠，而特里則把感情隱藏起來。當他們發現各自的防御后面的真情，他們產生了相互的信任感，成為要好的朋友。當他們相互吐露得越來越多，當他們感到不用擔心對方會背叛自己，當他們共同分享著秘密、屈辱和夢想的時候，很自然，他們也就成了情人。 事情發生在1970年5月5日，也就是在肯塔基發生槍擊事件后的第二天，紐約大學的每一個人都感到個人安全受到威脅。就在美國四月三十日在柬埔寨采取行動后，在華盛頓廣場公園爆發了游行示威，抗議美國入侵的請愿書由學生們和教職員工們傳遞著并簽上了字，然后送到白宮交給尼克松總統。示威是平靜和有秩序的。特种警察部隊接受命令開進了公園，他們雙臂交叉，挂著手槍站在那里。而發言人則在那里講演，譴責美國入侵亞洲，請愿書傳遞著，簽上字后又送回到組織者手中。當這一切結束后，抗議者漸漸散去，他們有的回到教室，有的到圖書館，有的則出去上咖啡館。警察也悄悄地撤走，示威游行結束，而沒發生任何事故。 肯塔基外槍殺四名學生使全体學生都感到震惊。非常容易，非學容易地會想象到同樣的事會發生在曼哈頓。所需要的只是一個便衣警察的發痒的指頭扳動扳机，一個經常侮辱別人留長發，對別人吼叫“法西斯豬”的便衣警察。 當天晚上，禮堂舉行了蜡燭悼念活動。全部學生和教師都參加了，每人手里都端著一支蜡燭。空啤酒瓶，盛冰淇淋的紙杯，彎曲的鐵絲大衣架，裝紙巾用的紙板卷以及瓷器茶几都被改造成了蜡燭台。在黑暗的禮堂中，只有成百上千的蜡燭火焰在閃爍春。學生會的主席做了關于平等、自由、真理和發表不同意見的權力的短暫、簡單的講話。當他講話結束時，禮堂里沉默了一是。這是沒有計划而一致的行動。因此，更具有力量。由于悲劇而團結在一起的人群靜靜地、緩緩地列隊走出了禮堂。 喬伊不想回到自己的房間，她不想獨身一個人呆著。她在人群中發現了特里，他們一起朝第六大街的赫沃德咖啡館走去。 “被槍殺的也有可能是我們。”喬伊說完喝了一口咖啡。“那樣我們現在就可能死了。如果我們去了肯塔基州，被槍殺的也許會是我們。” “我原想，他們最多會象在芝加哥所做的那樣對待我們。我原想他們最多只會是用催淚彈驅赶人群。但現在如果你与他們有不同意見，他們就會殺了你。” “去年他們在月球上行走，”喬伊說，“而今年他們則在地球上殺人。我真不知道他們准備什么時間到月球上去殺人。我猜想，一旦他們准備在月球上殺人，他們會讓我們從電視里觀看的。” “記得《花的力量》嗎？”特里問道，喬伊完全知道，他指的是什么問題。 “還有《海特——阿希伯里》和做愛，而不是戰爭？” “最后一個好年頭是一九六七年。”特里說，“當時人們還存有希望，至少我當時就有。” “我也有。我從來沒想到希望會結束。還記得《不盡的夏天》嗎？現在要記住這些都很困難了。” 喬伊沉思了一會，想起那首《頭戴鮮花走向舊金山》的歌。据說那應是寶瓶座時代的開端，遺憾的是，還沒有真正開始就結束了。喬伊感到，她還沒有經歷完過去就已經失去了過去。這是她被騙走的另一件東西。 “那就好象是很久以前的事。”特里說。“令人可笑的是象我們這么大年紀也怀念過去。我原想，只是當你老了以后才怀舊。” “我想等你老了以后，等待你的就是死。”喬伊說。 “我已有兩年沒和任何人睡覺。”喬伊說。他們喝完了咖啡，在第八街上朝東走去。明亮的路燈說明現在沒有危險。他們在沉默中走著，沒有靠在一起。喬伊也不知道，她為什么會說出這句話。她從來沒告訴過別人，連艾維也沒告訴過。和她睡覺的最后一個男人就是巴巴多斯的滑水橇教練溫什頓。自從那時以后，她對性交完全失去了興趣。她認為這种關系只有欺詐，保證，而沒有真正的賦予，就好象她小時候從電視商業廣告中選訂的低賤的塑料玩具一樣，它們都很精致，包裝講究，看一眼就會給你以無窮的歡樂，但一玩就會散開。她原以為性交，就象一件新玩具，一件新衣服，一個新口紅一樣會改變她的生活，會使生活得更好，更有趣，更令人興奮，但實際上什么也沒改變，就好象又一個保證沒有得到實現一樣。 “如果你不想的話，完全可以。”特里說，“我理解。” 特里也曾對性交產生過失望。當他十六歲的時候，他發現，每次去參加和平游行肯定會得到性交的机會。那些追求大赦、种族平等和大麻合法化的姑娘們也追求性解放。每次游行或靜坐示威之后，參与者們都一雙一對地用性生活來代表新時代報答他們所做出的努力。過了一段時間后，特里根本記不清他曾經和誰睡過覺，和誰沒有睡。他不知道她們的名字，她們的過去以及她們的夢想。但這一點關系也沒有，因為最終她們都似乎變成了同一個姑娘，呼喊著同樣的口號，有著同樣的長頭披發，穿著同樣的牛仔褲。 “我的确想。”喬伊說。他們來到了特里在東十街的房間，他們上了床，在一种怀念過去、永恒、相互依戀的情感中做了愛。 那年夏天，珍妮·喬夫林之死的夏天，納特·鮑姆五十歲生日的夏天，喬伊和特里買了机票飛往巴黎，并訪問了歐洲的阿姆斯特丹，倫敦，哥本哈根和馬德里。他們沿途免費搭乘別人的便車，住青年旅館，抽大麻，不管什么時候，只要美國人聚集在一起就唱民歌。在馬德里，他們租了一輛菲亞特車，他們開車南行經過西維里到達科什達。他們超過美國和德國的一些旅游者，最終到達阿耳黑西拉斯，從那里，他們又乘坐渡輪到了摩洛哥的丹吉爾。在丹吉爾，他們游覽了蘇克，喝帶糖的薄荷味茶，并得知這里叫大麻為克凱弗，這使喬伊想起珊迪·林的克勞斯。她真想知道，他現在在于什么。 夏天過去了，喬伊和特里回到了紐約，他們決定搬到一起住，他們搬進了喬伊的房間，但沒有公開宣布，他們自己說，他們選中喬伊的房間是因為這套房子大一些。他們不愿承認，他們覺得特里的鄰居令人感到毛骨惊然。他的房間一年之內被人盜過三次。一個波多黎各女人在离特里房間三個門遠的地方，刺傷了一個波多黎各男人。他們曾怕每一個黑人和波多黎各人，但要承認這一點就違反了他們的原則。因此，他們互相告訴說，他們做出這個決定是因為喬伊的房間大一些。 特里重新開始了他在紐約大學的學習，喬伊繼續旁听她感興趣的課程。但比其它任何事都重要的是——比他們的課程，他們的父母，他們的同齡人都重要，這就是他們相互之間感興趣，他們熱衷于學習怎樣生活在一起，怎樣相互分享而不令人窒息，怎樣在建立共同感情的同時，而又保持各自的個性，怎樣取得一個滿意的獨立平衡，最重要的是，不重犯他們的父母所犯過的錯誤。 他們想打破在家庭里那种分工，正是這种分工，使家庭的和睦受到削弱。他們把家務活平均分開：做飯、購物、洗衣服，清掃，付款，整理床。他們在經濟上聯合起來，碰巧，他們收到的補貼都一樣多：每月五百美元。納特每次同喬伊在大廈吃午餐的時候都給她支票。特里的父親寄支票，并附上一封由他的秘書打好的信，詢問特里的學習和身体情況。他們所有的家庭開支都來自于這筆資金。不管剩下多少，然后再均分，各自分到的錢愿怎么花就怎么花，不必向對方做出任何解釋。 喬伊的愿望被認為和特里的同樣重要；她對隱和、表達和舒适的需求被認為和他的一樣平等。他們摒棄了關于“女人的位置和男人的世界”之類的世俗偏見。不管誰發現對方有舊意識抬頭的傾向，就會立即被指出來并加以解決。 共同生活使他們兩人都比從前感到快樂。 1972年9月，喬伊決定把她和特里住在一起的事告訴她爸爸。她對這件事一直是偷偷摸摸的厭煩透了。她覺得，現在是把一切都公開的時候了。 “爸，”當喬伊坐在他們常坐的桌于旁后，眼望著中央公園的北部，她說，“現在你該知道真相了，特里和我住在一起。”她等待著，不知她爸會說些什么。 “我知道，我很早就知道了。” “那你為什么什么也沒說？”這出乎喬伊的預料之外。她對她父親接受這一事實時表現出的漫不經心的態度感到震惊。他沒有想到過，會有什么事還能使她感到震惊。 “這不關我的事。” “你不管嗎？” “只要你幸福。”納特說，“看來你是幸福的。”他的手撫摸著喬伊的臉，她把臉稍微側了一點，這樣她就可以親吻到他的手指。 “你准備告訴她嗎？” 他們倆人都知道喬伊指的是誰。 “也不關她一事。除此之外，”納特說，“為什么要煩扰她呢？” 喬伊笑了。她想謝天謝地，她有這樣一位好爸爸。 “也許，”巴巴拉·羅斯說，“我們四個人可以一起吃晚餐。你，特里，你父親和我。” “也許。”喬伊說。她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几個星期以后，當喬伊在老地方与她父親一起吃午餐時，她父親把巴巴拉·羅斯介紹給了她。喬伊想，噢，她把事情公開了，現在她父親也在做同樣的事。 “你好。”喬伊以非常平靜的聲調說，隱藏了心中的不滿。她不希望有第三個人同他們一起吃午餐。她從來沒拖特里來。 “見到你很高興。”巴已拉說，“我听說過關于你的很多事情。” “都是些坏事，我敢打賭。”喬伊試探著巴巴拉。 “各占一半吧。”巴巴拉說。 “很好。”納特說。介紹她們相互認識是一种冒險，但冒這种險還是值得的。“她是一個好孩子。” “他是唯一一個可以叫我‘孩子’的人。”喬伊伸過頭去在她父親的嘴上親了一下，重申了過去的要求：“一盤沙拉........” “我知道。”納特說，“一盤雞，只要白雞肉。” 巴巴拉看著這父親和女儿，他們的骨架一樣，都有著一雙深邃的眼睛，都具有幽默、智慧的風格。但喬伊在這些方面表現得更佳，是因為她的年齡的關系嗎？還是她母親的基因作用？伊芙琳有這樣中間厚兩角薄的嘴唇嗎？伊芙琳有過這樣不加任何點綴的長長的秀發嗎？伊芙琳也是一樣极易招致責難嗎？伊芙琳一直在努力回避她嗎？巴巴拉一直在推測著這位“夫人”，她從來沒有想象過她的頭發沒有任何點綴。 就好象喬伊也是一個地位平等的人，巴巴拉和納特讀到了一些涉及到印刷机和購買紙張方面的一些生意問題，喬伊從來沒有听到過她父親談生意。他從來沒有在家里辦公。難怪他這么成功。他談起生意來是這樣生气勃勃。他的性格的這一面，喬伊從來沒看到。這使她開始喜歡起巴巴拉來。她在幫助她父親，她把喬伊當成平等人對待，她并不問諸如你將來准備干什么啦，你准備什么時候結婚啦，你們這代怎樣看待事物啦等等這樣一些平淡而愚笨的問題。 “這孩子一點也不懂生意，”當他和巴巴拉把問題解決后納特說道。 喬伊聳了聳肩。“我為什么要懂？誰需要懂？” “你听說過你爸爸的抱怨了嗎？”巴巴拉的問題是一种申明，帶有一點明了情況的幽默。 “我猜想你知道。”喬伊聳了聳肩。她不想承認，有些事巴巴拉知道，而她不知道，更不要用說床上的隱私事情了。 “是的，”巴已拉非常自信他說，“我知道。情人一般是要分擔他們的憂慮的。” 喬伊看了她爸爸一眼。她原以為他也許會窘得透不過气來。但他坐在那里冷靜得象一根黃瓜。“情人。”喬伊佩服巴巴拉的誠實。而她要把特里的事告訴她爸，卻化了好几個月時間。 “我想讓你認識巴巴拉。”納特說。他拉起巴巴拉的手，她的指甲精心修剪過并染成了時髦的紅色。他拉著她的手，就在桌子上面，大家都看得見。 你們准備結婚嗎？喬伊沒有膽量去問。除此之外，她還不想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 他們沉默了一會，就是在這個時候，巴巴拉建議他們四個人一起吃一頓晚餐。這說明她知道特里。這說明她爸爸把什么事都告訴巴巴拉了，甚至比告訴喬伊的事情還要多。 “听著，我得走了。” 喬伊急忙站起來，碰到了桌子上，差點把桌子上的一個玻璃水杯打翻了。 “再見，孩子。”納特說著，拍了一下她的屁股。 巴巴拉的笑容沒有顯露出能表達任何意義的東西。 喬伊從大廈一直走回家。 她路過布隆明戴爾商場時，買了一瓶染指甲水。染指甲水的顏色叫“庫爾”，售貨員告訴她，這是法語、意思是“皮革”。并說這是今年最時髦的色彩。喬伊從來沒染過指甲，她想知道染后會是什么樣子。 當她回到家時，特里問她午餐吃得怎么樣。 “和平常一樣。”喬伊說。 特里想，听起來她好象有些生气，但她什么也沒說。因此，他估計，這可能只是他的想象。 “你知道我想干什么嗎？”几個星期后的一天，喬伊問特里道。“我想咱們一起拍部電影，合作拍攝，因此，我們可以一起工作。” 特里對此事非常熱情。“這太好啦！” “就象杰克和艾維一樣。”喬伊說。盡管她此刻正在想著他爸同巴巴拉關于紙張儲藏問題的談話。 喬伊真羡慕艾維和杰克：他們好象總是在一起。他們住在索赫的一個閣樓里，而且自己對閣樓進行了裝修。他們自己開辦了印制襯衫業務。顧客只需付3．98美元，就可把任何照片或圖像印到他們自己的襯衫上去。除此之外，他們還出售上面印有著名搖擺樂隊，先鋒派明星，反主流文化的英雄及標語等之類東西的汗衫。他們還在搖擺樂雜志、先鋒派報紙上刊登廣告，每天早晨，郵差都送來一大堆訂單，并附有現款。他們說，簡直是難于令人置信。他們掙的錢已經超過了他們所知道怎樣支配的程度。他們經常把訂單退了回去，因為有時他們不想工作。 他們信仰瑜伽，參加“交朋友”治療（即現代美國的一种所謂精神治療方式，受治療者在組內自由地通過撫摸和交流內心感情來達到治療目的）和集体作愛。他們談論夢幻冥想的好處，談論馬拉松式的情感，使他們更加了解自己和他們之間的關系，談論他們怎樣在外面有外遇而又相互之間不產生嫉妒情緒。 有一天晚上，當大家都熟睡后，杰克和艾維邀請喬伊和特里同他們一起睡覺。他們說，他們嘗試過三人作愛，正常的狂歡，但從來還沒有嘗試過四人一起作愛。 “為什么不試試，”喬伊看著特里，試探性他說，“也許是一件非常快樂的事。” “不！”特里顯得特別冷靜。“我認為作愛是兩人之間的私事。” “但四人也許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喬伊說：“如果你不去試一下，你怎么會知道？” “我知道。”特里說，“我知道我自己的感覺。” 喬伊感到她在情人和朋友之間遭受著折磨。太固執了，沒有爭論下去的必要了。她選擇了艾維。 “好极了。”艾維說，“我們認為人們應該只做那些他們真心想做的事。我佩服特里在大家都不同意他的觀點的時候敢于表明自己的意愿。是這樣吧，杰克？” 他點頭表示同意。喬伊真是希望特里不是那樣地古板守舊。 在和艾維和杰克一起度過一個晚上之后，喬伊和特里之間的關系進入了一個新階段。表面平靜的后面隱藏著緊張、不滿的情緒。沖突迅速聚集，深深隱藏的失望情緒開始出現。 他們這些富人家的孩于們，居然為錢爭論起來。喬伊認為多化几個錢買食品值得，可特里卻不這么認為。特里想要一個四聲道的音響，可喬伊想要一台彩電。喬伊認為特里買那些硬殼精裝書是浪費錢，可以等到有軟包裝后再買。特里認為喬伊參加的鍛煉學習班是一种浪費，她可以在家里做同樣的鍛煉而不需付任何錢。 他們雙方都知道，也都認為他們之間的爭論是謊謬可笑的。但他們無法控制自己，因為在這背后的感情并不是荒謬可笑的。 他們為家務事爭論，爭論誰做得多。 他們為是否生孩子爭論。特里認為生一個好。喬伊說：“什么？你要我的結局最后象我母親一樣？” 他們的關系變成了一個炸彈，隨時可能爆炸。喬伊總是生气，特里則總是處于守勢。他們對自己不滿意，對對方不滿意，可他們誰也沒想散伙。也許，如果他們耐心點，他們還會重新合好的。 最令人痛苦的是十月的那天晚上，當喬伊的父親打電話告訴說，她母親企圖自殺。喬伊感到震惊，內疚，同時又高興——這也是离開特里的一個借口。 “她為什么要這樣做呢？”他問道。 “我不知道。”喬伊聳聳肩。她從來沒對他講過巴巴拉·羅斯的事。 “我和你一起去醫院。”特里主動提出說。 “沒事，我一個人去。” “來個電話，告訴我是怎么回事，啊。” “當然。”喬伊答應道。喬伊希望他早點停止安慰她。“我會給你挂電話的。” “你肯定沒事嗎？”特里希望喬伊能讓他幫助她，但她一直把他拒之門外。 “我父親和我可以處理我母親的事。”喬伊說。他們來到大廳，門崗給叫了一輛出租車。“我父親和我可以處理任何事情。”．“喬伊，你知道嗎？”特里在關出租車門的時候問道，“你和你父親之間的關系不健康。” “是的，”喬伊說，“我知道。知道怎么回事嗎？” “什么？”特里問。 “我喜歡這樣！” 出租車朝北邊的第一大街的沃希思醫院駛去。當出租車開動的時候，喬伊竟沒揮手道聲“再見”。 ------------------ 轉自白鹿書院 王錦掃描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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