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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芙琳流產后的第三個星期，她去看了卡爾曼醫生。他給伊芙琳作了一次全面檢查：探查，触摸，捫診。她則躺在那冰冷的金屬檢查台上，腳跟放在腳鐙里，身上簡簡單單地蒙著一層布。一名護士警覺地立在旁邊，一方面安慰著病人，另一方面作保證人，以免大夫被歇斯底里的病人控告行為不軌。 伊芙琳穿好衣服后，護士帶她到卡爾曼醫生的辦公室，關好門，讓大夫同病人單獨地在一起。卡爾曼醫生的辦公室，象他本人一樣雖然破舊卻很舒适。整個房間是木板鑲嵌的，有兩面牆擺放著各色醫學書籍。書脊有深紅色的，有墨綠色的，有深藍色的。一面牆是從棚頂挂到地下的衣飾，模糊晦暗的。亂七八糟的書桌上放著一盞老式的學生式台燈，洒下一片柔和的光。象大夫本人一樣，這間層子沒有令人畏懼的地方。 “你不該再想著那孩子了。” 卡爾曼醫生說。 “不該想？”伊芙琳莫名其妙地重复道。 “流產是自然保護生態的一种方式。”卡爾曼醫生個子雖不高，卻是大腹便便。看上去象是一只笨拙的企鵝，一點都不象東海岸上的几位鳳毛鱗角的婦科專家。他曾執教于列諾克斯黑爾大學，在第八十號公園街以及大耐克街開有診所。女人們常常擠滿他的診所。她們喜歡稱自己為卡爾曼醫生的姑娘，而且沒有一個不愛上他的。伊芙琳也不例外。卡爾曼能使她不擔心，而她更是對他充滿信心。他們之間的關系跟報上登的醫生病人一樣：病人絕對相信醫生，醫生控制病人。 “我有病嗎？”自流產以來，這個問題一直索繞著伊芙琳。她曾一次又一次地問自己為什么失去了那個孩子？她這究竟是怎么啦？ “你怎么也沒怎么。絕對沒問題。你的生殖系統狀況极好。” “那為什么——” 沒必要等她問完這個問題，因為他從前在成百上千的同類病例中他曾被提問過成百上千次了。對于一個剛剛失去了盼望已久的嬰儿的產婦來說，這种經歷無疑是一次莫大的打擊。而對于一個醫生來說這不過是一個极普通的病例。醫生們要作的，不過是給她們吃點定心丸，讓事情朝著好的方向發展。 “有時胎儿不能正常發育。這比人們想象的要發生得多得多。”卡爾曼大夫盡量避開談論具体和的太接近于臨床診斷時的分析。可他發現這种辦法使這個病人心煩意亂。 “你是說我的孩子不正常？”伊芙琳被這种想法嚇呆了。她想知道具体的每一件事情，不管它有多么可怕。 “我不知道，”卡爾曼大夫說。 “不知道？難道你不愿意告訴我嗎？” “除非作一次尸体解剖。”他不想去听她那一連串令人毛骨惊然的問題，因為這不會有任何結果的。 伊芙琳顫抖著。“尸体解剖？在孩子身上？” “你的孩子雖然那么小，但有時從表面上可以得出點症狀，可不一定能确診。” 伊芙琳仔細地回味了一下醫生的話。她不曉得自己肉里出了什么故障。自己不能得知，自己也不能作出任何有益的幫助。 “那么是什么毛病呢？” “您在詢問一個無法解答的問題。你很清楚，鮑姆夫人，我們醫生并非超人。有時候很簡單，我們就是不知道病人有什么病。” “告訴我什么可能會出毛病。” 伊芙琳就是無法得到安慰。于是大夫開始背誦起來。 “可能性實際上是無限的。因為要使臉儿正常發育成熟，完整地健全地降生，億万個細胞要正常地生長。它們有正常的連結順序。其中最普通的病症可能會發生在心髒和肺部。 有時胎儿會被臍帶勒死；有時會被羊水溺死；實際上就是淹死了……你真的還想听下去嗎？” “就一件事，”伊芙琳問道，“是我的錯嗎？” 這個問題是來這之前一直折磨她的問題。她确信自己作了什么錯事，确信自己出了什么毛病。她覺得很內疚。她認定失去孩于是她的錯。她根本就不知道几乎所有的女人流產后，都有這种內疚和責任感。四十年代后期，女人們從不互相談論這類事情。只是在痛苦的孤獨中掙扎著。當醫生們告訴她們說，這种心情是极普通的反應，多半的女人都覺得這不過是醫生對她們的安慰罷了。潛意識告訴她們醫生在撒謊，而通常她們又都點頭同意，但仍覺得內疚。卡爾曼醫生并不是一個殘酷的人；他明白雖然自己說的句句都是實話，可這絕不會起到什么安慰作用的，然而他還是說。因為他使盡渾身的解數也只能作到這一點了。醫生，与他們的病人一樣，無論男女，都是他們自己的時代的階下囚。 “是我的錯嗎？”伊芙琳默默他說。 “不，几乎可以肯定這不是您的錯。您一定要消除這個怪念頭。一次流產并不是世界到了未日。” “可我覺得好象已經到了。” 伊芙琳讓大家都失望了——納特，她母親，她父親。以前大家對她都那么滿意，可她卻辜負了他們。 “好啦，這不是世界的未日，也不是你的錯。”卡爾曼醫生真是出奇地爽快。 “我該怎么辦呢？”伊芙琳能夠听到自己哀訴的聲音，這使她很尷尬。她需要人來告訴她怎么辦。如旱有誰知道得比她多，并告訴她如何去作，那她一定會去作的，什么都會好起來的。 “你該把這一切全部忘掉。回家，去作你的事。再要孩子，越快越好。這是最好的補救方法了。” 伊芙琳第一次笑了。 “真的那么容易嗎？回家，再次怀孕？” “就那么容易。”卡爾曼醫生朝候診室作了個手勢，那里坐滿了孕期不同的婦女。“女人們從來就是那樣做的。” 卡爾曼醫生的處方開得容易，做起來可就難了。 過了三年，伊芙琳才又一次怀孕。可是剛剛過了九個星“期，在1951年3月初，她突然又一次自動流產了。沒有任何跡象，只有一次嚴重的疼痛性痙攣的襲擊。夜闌人靜，沒有尊嚴或是救護車的警報聲，只用了十分鐘在她的洗澡間里，就一切都結束了。 隨后的那些日子里，伊芙琳絕食了。她拒絕离開房間，拒絕穿衣服，拒絕告訴任何人其中的原因，但是一看到婦女或孩子——在超級市場里，在藥店，在人行道上——她就無法忍受。她害怕路過學校，游樂場，甚而至于陳列著儿童服裝的櫥窗。她害怕周圍的世界，因為她所目睹的是孩子們微笑中的控告，母親的皺眉，空蕩蕩的嬰儿車。 看到伊芙琳這种樣子，納特和她父母都很著急。她越來越瘦弱、恐懼和焦慮。她們齊心合力終于說服了她再去看卡爾曼醫生。母親驅車把她送到醫生辦公室，陪她走過去，跟她一快坐在候診室等著。倘若只有她一個人，她絕不會作任何事情的。 卡爾曼醫生給伊芙琳作檢查，告訴她他的确沒有發現她有任何不正常的地方，事實也确如此。她排卵正常，但有些婦女即使排卵不正常也同樣生下了健康的嬰儿。他只能說某些婦女比另一些婦女更難怀孕，某些婦女比另一些婦女更難怀到期。不幸的是，伊芙琳似乎就是她們之中的一個。他只能建議她堅持再試。 他的話并沒能消除伊芙琳的焦慮，或恢复她的信心。雖然他猶猶豫豫的，但到底還是給她開了一鎮靜劑。 鎮靜劑似乎產生了奇跡。伊芙琳強烈的焦慮消失了，到1951年5月份。她又一次怀孕了。 她沾沾自喜，洋洋得意。卡爾曼醫生無論如何還是對的，而她自己也肯定，絕對的肯定，這次是不會出任何差錯的。原先的流產是自然的殘酷而又無常的錯誤。這一次她將要給納特捧上一個漂亮的小寶寶。她靜下心來等待著，确信會有一個幸福的結局。不幸的是，她，又錯了。七月份，她第三次流產了。 長爾曼醫生——現在被她視為死敵——又給她開了那种鎮靜劑。但這次毫無效果。伊芙琳吃了那藥，可她再也不相信他們了。她不再相信她的醫生，也不再相信自己的大夫。納特告訴她一切都會好的，他們將有可愛的寶寶，她根本沒有什么病，不管怎樣，他都會永遠愛她。可她卻認為納特是對她撒謊，那些都是騙人的鬼話。 她沒有能力作成千上万的女人們每天都在做的事情。1947年，三百八十万嬰儿出世；1948年，三百六十多万嬰几出世——這個數目年复一年地繼續到五十年代。正如科學家早已預計到的，戰后出生率增長了。伊芙琳体會到在內心深處她仍在企盼著。她不正常，無生育能力，而与此同時，納特的生意卻是興旺發達。她兄弟彼得三年前結的婚，他妻子已經生下了一個男孩子，而且又怀孕了。埃尼·考夫曼娶了他在賓夕法尼亞結識的一位姑娘，他們已有了三個不滿五歲的孩子。周圍到處是財富与生命的跡象，而她卻只看到自己沒有妊娠与生育的能力。 性，曾經是歡樂的源泉，現在卻成了生儿育女的必要條件。伊芙琳几乎絕望地期待怀孕甚至表現在她的性生活中。納特射精之后，她象凍僵了一樣一動不動，不想讓自己不正常的身体毀掉他給她的健壯的細胞。她克制自己，不去享受性高潮。 謝天謝地，1951年9月，伊芙琳又怀孕了，這是當年的第三次，根据卡爾曼醫生的建議，她要在床上躺完九個月。由于不活動，她長了四十磅。到1952年6月她終于生產了，通過剖腹，她生下了一個健康的，正常的女孩，在慶賀宴上，為她取名為喬伊。 ------------------ 轉自白鹿書院 王錦掃描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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