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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還睡在床上的時候，他走進屋來關上窗戶，我就看出他象是病了。他渾身哆嗦，臉色煞白，走起路來慢吞吞，似乎動一動都痛。 "怎么啦，沙茨？" "我頭痛。" "你最好回到床上去。" "不，沒事儿。" "你回床上去。等我穿好衣服就來看你。" 可是等我下樓來，他已經穿好衣服，坐在火爐邊，一看就是個病得不輕，可怜巴巴的九歲男孩。我把手擱在他腦門上，就知道他在發燒。 "你上樓去睡覺吧，"我說。"你病了。" "我沒事儿，"他說。 醫生來了，他給孩子量了量体溫。 "几度？"我問他。 "一百零二度。" 在樓下，醫生留下三种藥，是三种不同顏色的藥丸，還吩咐了服用方法。一种是退熱的，另一种是瀉藥，第三种是控制酸的。他解釋說，流感的病菌只能存在于酸性狀態中。他似乎對流感無所不知，還說只要体溫不高過一百零四度就不用擔心。這是輕度流感，假如不并發肺炎就沒有危險。 回屋后我把孩子的体溫記下來，還記下吃各种藥丸的時間。 "你要我念書給你听嗎？" "好吧，你要念就念吧，"孩子說。他臉色煞白，眼睛下面有黑圈。他躺在床上一動也不動，似乎超然物外。 我大聲念著霍華德·派爾的《海盜集》；但我看得出他１不在听我念書。 -- １霍華德·派爾（1853-1911）：美國作家、畫家、插圖家，為雜志工作多年，作品大多取材美國殖民地時期及內戰時期史實及傳說，除撰文外，并親自作畫。 -- "你感覺怎么樣，沙茨？"我問他。 "到目前為止，還是老樣子，"他說。 我坐在他床腳邊看書，等著到時候給他吃另一种藥。本來他睡覺是輕而易舉的，但我抬眼一看，只見他正望著床腳，神情十分古怪。 "你干嗎不想法睡一會儿？要吃藥我會叫醒你的。" "我情愿醒著。" 過了一會儿，他對我說，“要是你心煩就不用在這儿陪我，爸爸。" "我沒心煩。" "不，我是說如果叫你心煩的話，就不用在這儿陪。" 我以為他也許有點頭暈，到了十一點我給他吃了醫生開的藥丸后就到外面去了一會儿。 那天天气晴朗寒冷，地面上蓋著一層雨夾雪都結成冰了，因此看上去所有光禿禿的樹木，灌木，修剪過的灌木，全部草地和空地上面都涂上層冰。我帶了一條愛爾蘭長毛小獵狗順那條路，沿著一條結冰的小溪散散步，但在光滑的路面上站也好，走也好，都不容易，那條紅毛狗跳一下滑倒了，我也重重摔了兩交，有一次我的槍都掉下來，在冰上滑掉了。 一群鵪鶉躲在懸垂著灌木的高高土堤下，被我們惊起了，它們從土堤頂上飛開時我打死了兩只。有些鵪鶉栖息在樹上，但大多數都分散在一叢叢灌木林間，必須在長著灌木叢那結冰的土墩上蹦几下，它們才會惊起呢。你還在覆蓋著冰的、富有彈性的灌木叢中東倒西歪，想保持身体重心時，它們就飛出來了，這時要打可真不容易，我打中了兩只，五只沒打中，動身回來時，發現靠近屋子的地方也有一群鵪鶉，心里很高興，開心的是第二天還可以找到好多呢。 到家后，家里人說孩子不讓任何人上他屋里去。 "你們不能進來，"他說，"你們千万不能拿走我的東西。" 我上樓去看他，發現他還是我离開他時那個姿勢，臉色煞白，不過由于發燒臉蛋緋紅，象先前那樣怔怔望著床腳。 我給他量体溫。 "几度？" "好象是一百度，"我說。其實是一百零二度四分。 "是一百零二度，"他說。 "誰說的？" "醫生說的。" "你的体溫還好，"我說，"沒什么好擔心的。" "我不擔心，"他說，"不過我沒法不想。" "別想了，"我說，"別急。" "我不急，"他說著一直朝前看。顯然他心里藏著什么事情。 "把這藥和水一起吞下去。" "你看吃了有什么用嗎？" "當然有啦。" 我坐下，打開那本《海盜集》，開始念了，但我看得出他沒在听，所以我就不念了。 "你看我几時會死？"他問。 "什么？" "我還能活多久才死？" "你不會死的。你怎么啦？" "哦，是的，我要死了。我听見他說一百零二度的。" "發燒到一百零二度可死不了。你這么說可真傻。" "我知道會死的。在法國學校時同學告訴過我，到了四十四度你就活不成了。可我已經一百零二度了。" 原來從早上九點鐘起，他就一直在等死，都等了一整天了。 "可怜的沙茨，"我說，"可怜的沙茨寶貝儿，這好比英里和公里。你不會死的。那是兩种体溫表啊。那种表上三十七度算正常。這种表要九十八度才算正常。" "這話當真？" "絕對錯不了，"我說，"好比英里和公里。你知道我們開車時車速七十英里合多少公里嗎？" "哦，"他說。 可他盯住床腳的眼光慢慢輕松了，他內心的緊張也終于輕松了，第二天一點也不緊張了，為了一點小事，動不動就哭了。 劉文瀾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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