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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脫你邪惡罪惡的看法吧。承認頭上的天空是固体的天空，承認那些有關月亮和星星的說法是荒謬的。接受盲人的科學和哲學吧，我們不會因此把你釘在十字架上的。 這些是我在讀了H.G.威爾斯1的《盲人國》之后所獲得的強烈感想。該書是對固執和偏見的一种諷刺。在這部書里，盲人就是以這种方式對努涅茲說話的。努涅茲是一位視力健全的旅游者，他在“厄瓜多爾安第斯荒原”的懸崖上一下子跌入了盲人的國度。這個地方，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所有人生下來就雙目失明，“他們世世代代地生活著，忘記了很多事，同時也憑想象發明了很多事。”他們住在整齊但沒有窗戶的房間里，他們沿著導槽在街上行走。他們在寒冷的夜晚工作，在溫暖的白天睡覺，因為光線對他們沒有任何作用。來到這個世外桃園，他想起了那句“盲人國里，獨眼為王”的古訓，因此他想做盲人國的國王。然而，他在這個不懂光明的世界里所做的种种艱苦努力均付之東流，甚至不得不毆打一名盲人。他的暴力手段使他陷入了饑餓的境地，最后淪為了一名可怜的奴仆。 他愛上了一名美麗的少女，但當權者卻認為他們的婚姻無法接受。盲人科學家認為，他所描述的世界是明眼人的世界，是視力造成的幻覺。如果他接受手術除去視力，就有希望成為和他們一樣的正常人。那名少女也乞求他接受手術。由于墜入情网不能自拔，因此他決定做出犧牲。在動手術的前一天，他來到了一個安靜的地方，他“看到了清晨，清晨就像一名穿著金色外衣的天使一樣從台階上徐徐走來。在燦爛的光明面前，他和他的愛情以及峽谷盲人世界里的一切頓時失去了光彩。”他看了看綠樹青山，轉過身，慢慢地爬出了峽谷，永遠离開了那個他“曾經相當國王”的所在。 在此，我借用威爾斯對固執偏見的諷刺說明盲人与明眼人世界之間的种种誤會。我和努涅茲一樣走出了峽谷，走出了那個曾經一度認為自己是國王的所在。在那個峽谷里，我以半途失明作為資本獲得了很多优勢。如今，我再次試圖成為王中王，或者成為一名預言家，因為我親身經歷了兩個不同的世界。 身体缺陷束縛了人們的思想，威爾斯的話為我的這种感覺提供了依据。“束縛”一詞是墨菲喜歡的說法。胡爾采用的是另外一种不同的比喻：殘疾好比一個巨大的吸塵器，它吸走了人們的記憶、興趣以及他們對時間、地點的感知，對此他們需要重新适應。我也逐漸懂得，重見光明也和失去視力時一樣，需要再一次适應環境。失而复明好比死而复生，我要把以前生活中失去的一切全部彌補回來。 在解釋重新适應環境方面沒有比塑造和重新塑造人的面容更能說明問題了。回顧過去，我發現人們的面容和我的日記標題一樣千篇一律。過去，我在腦海里為周圍的人一一塑造了形象，熟人的面容通過聲音在我的腦海里維持，陌生者的臉也通過聲音加以創造。只有几個親密的人，我可以用手撫摸。盡管有時別人請我摸他們的臉，但我一直感到很尷尬。我和瓦格納一樣：“生怕碰掉了對方臉上的假睫毛或把手指捅到人家的鼻子上。我實在不愿意這樣做。”因此，我所認識的臉只是聲音而已。 在正常人的世界，触覺和听覺的感官等級是不同的。失明后，這兩种感官對我來說無疑變得非常重要，与此同時，明眼人只有在黑暗中摸索時才能感覺出它們的重要。例如，聲音對于我來說是感覺別人的頭的形狀、膚色和年齡的手段。我記得，聚精會神地听自己講話(盡管我不十分喜歡這樣做)甚至能夠讓我知道自己臉上發生的變化。 視力恢复后，聲音突然降到了次要的位置上。我意識到聲音能夠引起很多誤導。一個較為完整的形象包括很多信息，如皮膚和頭發的顏色、身材比例、動作和手勢等。它們的出現使我腦海里根据聲音形成的形象發生了根本改變。模糊的景象立刻被鮮明的色彩所取代。各种感官的級別發生了改變，因為我知道過去所謂的正統方式并非唯一的，并且也不是至高無尚的。 和努涅茲一樣，我逐漸明白了一個道理，盲人并不是孤立存在的。盲人作用于社會，社會也同樣作用于盲人。分析社會的各种不同做法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僅以一件事為例：与其他殘疾人相比，盲人受到社會不同尋常的關心和注意。為什么盲人和弱視者在羅熱1編纂的《英語單詞和短語匯編》中用了兩欄多的篇幅進行同義詞辨异，而對于失聰者卻僅僅用了半欄的篇幅？為什么對視力的解釋要比對听力的解釋多一倍以上？為什么多年來盲人是殘疾人中唯一能夠享受免交所得稅待遇的群体呢？因為盲人是殘疾人中的“寵儿”。 當然，這种做法有一定的公正性。眼睛無疑是感官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眼睛能夠辨別方向、判斷遠近；眼睛的動作最靈活；眼睛可以任意旋轉；只要一合眼皮就可以閉上眼睛；眯縫起眼睛可以改變視覺效果使物体模糊；眼睛具有最聰明的保護机制，能夠流淚和迅速眨動。失去眼睛好比丟失了一台出類拔萃的儀器。 很明顯，以下這些話說出了人們對于失明所抱的恐懼：“除非上帝安排，否則決不失去雙眼”、“宁死不當盲人”。這种精神用肯尼斯·杰尼根的話說就是世人對于“災難的看法”，不幸的是，這种災難觀往往能引起人們的感傷。且看我們從一部嬌揉造作的作品中摘錄的一段文字吧： 盲人的命運真是太悲慘了，他們的處境那么可怜，所有善良的人都想迫不及待地幫助他們。即使是心腸最硬的人，看到盲人摸索著走過來的時候也會站在一旁為他們讓路。 我認識的一些熟人在我看得見的時候對我不屑一顧，而我失明后，他們卻不遺余力地向我提供幫助。安德列·迪比說，人們對受傷者似乎存在著一种共性，他們能把盲人做的任何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變成鼓勵。飯后洗餐具是一件既容易又簡單的工作，但我卻為此贏得了不少贊揚，好像我有多么了不起似的。我的一位朋友曾經愉快地對我說，我刷茶壺的時候比她睜著眼睛看著刷還干淨，并且我那“万能的”手指居然能發現壺底沉積的水鹼。請相信我，這是真話，我對他們沒有任何不滿，他們心地善良，几乎每個人都使我高興。他們不過是運用了伊利諾伊州西斯普林斯一位盲人公理會牧師的夸張手法而已。這位牧師說：“鮑勃·肯珀好似一頭跳芭蕾舞的大象：這种芭蕾可能不太好看，但令人惊奇的是他居然能夠跳得出來。” 不過，偶爾我也會對某些行為產生反感。盲人廣播劇作家赫克托·舍維尼說過這樣一件事：他的朋友直言不諱地說，他不會到醫院探望舍維尼，“出于同樣的原因(他)也不會去參加葬禮。因為(他)無法忍受葬禮。”耶茨說，這种人喜歡“用自己健康的体魄”与殘疾人相比。我怀疑，在奧羅斯科2繪制的那幅名為《普羅米修斯》的壁畫中，他一定是逃跑的人，決不會向烈火伸出雙手。 社會上的另外一些人不僅對失明怀有恐懼和傷感，并且還討厭盲人。我听說碰一下瘸子會交好運，但從未听說摸一下瞎子會發財的。蘇珊·桑塔格認為，我們向癌症病人隱瞞病情，“不僅是因為得了癌症便等于宣判了死刑(或者這只是人們的一种看法)，而且由于它有一种不吉利的感覺。從癌症一詞的原始意義上看，它具有倒霉、難受和令人作嘔等含義。”對于盲人，也存在類似的態度。 也許，更确切的說這是一种怨恨的情緒。它向兩個方向發展，盲人和明眼人都會產生。明眼人在下意識中可能覺得盲人有一种威力，一种使他人感到內疚、無能和尷尬的威力，一种引人注意的威力。盲人的力量可能遭到別人妒忌。我們可以很輕松地推崇呂塞朗的聰明才智，然而重要的是，他為反對法國抵抗運動做出了切實而重要的貢獻。 嫉妒盲人的這种威力可以理解但卻令人不快。明眼人通常以不愿看到盲人的方式來表示他們的關心。他們問別人：“他吃糖嗎？”“他喜歡把杯子放在哪儿？”等等。從孩子身上我們可以看出社會對盲人的不滿。盲童挨打和遭受欺辱的事情屢見不鮮，克倫茨、拉塞爾和我的朋友朱迪思都有過類似遭遇，這是一件不容忽視的事實。舍維尼說，偏見從根本上看是不公正現象造成的，黑人和猶太人遭受的不幸，盲人也頗有領略。 在我們所生活的文化里，人們崇尚年輕完美的体魄，根本目的是保持身体靈活。用這种觀點來衡量，我雖然重新見到了光明，但身体上卻更加不堪一擊。盡管我們都懂得以弱小襯托強大是不道德的，但從反面看這個問題也同樣令人不快。身体的殘疾使人們痛苦地發現了人類的脆弱以及人的思維所面臨的各种潛在威脅。對此，墨菲曾針對視力健全的人做過如下闡述： 殘疾人永遠是一种看得見的形象，隨時讓健康人懂得他們所生活的社會有不平等和痛苦現象存在。他們生活在一個虛假的樂園里，同樣不堪一擊。因為，殘疾人体現了他們擔心害怕的事。 也許，弗洛伊德把失明与遭受閹割聯系在一起是正确的，因為我們是“懼怕某种可能”的象征。崇拜完美体魄确實是一种极其复雜的情感，它与其他恐懼和擔心交織在一起，隱藏在對盲人的關怀之后。 我知道，盲人自己也會產生這种怨恨。我理解胡爾在別人故意炫耀自己視力优勢時感到的憤怒。例如，有一次一位講師故意大聲對他說：“約翰，你可能想知道這是什么顏色，它是黃色的。”听到這句話，胡爾產生了一种受到排斥、与世隔絕和低人一等的感覺。看到社會對于盲人的態度和所抱各种偏見，舍維尼進一步尋找有力的措施呼吁盲人進行反擊，他說： 解救盲人要避免一种惡性循環，即世界對盲人有一种成見：盲人的無助是造成無助的原因，盲人因此表現出的無助又使世界的這种成見得到确認。 這种循環是一种全面的循環。明眼人對盲人的怜憫(我看得見，你卻看不見，真是太不幸了)恰好說明了他們的恐懼，他們擔心盲人可能會有自己獨特的看世界的方法，這种方法可能更為有效、也許更加高超。這种心理和白人對待黑人的心理十分相似。他們盡管不愿成為黑人，但對黑人的性活力卻充滿想象，對此他們嫉妒、害怕并且惱火。 高人一籌使人感到憤憤然，除了种族偏見外，盲人也認為高人一籌。我的朋友比爾·布蘭登推荐我閱讀奧維德1寫的有關提瑞西阿斯的故事。讀完之后，我對盲人高人一籌的說法感触頗深。故事講述了提瑞西阿斯在森林里行走并遭遇毒蛇的傳說。這位年輕的底比斯人走路時被一對正在努力交配的毒蛇絆倒。他用拐杖擊打毒蛇后立刻被變成了一個女人。此后，他作為一個不折不扣的女人生活了七年。后來他又回到了那座森林，又遇到了那對正在交配的毒蛇。再次擊打毒蛇后，他又恢复了原來的性別。因此，提瑞西阿斯成為了一生中領略過男女不同生活的人。上天賦予了他從別人的角度觀察生活的能力。 故事隨后轉移到了奧林匹斯山上。宙斯和赫拉為了一件事情發生了爭吵：在男女做愛的過程中，誰能獲得更大的快感？宙斯說是女人，赫拉則認為是男人。無可奈何之際，他們找到了提瑞西阿斯。由于他有了解雙方的天賦，因此解決了他們的爭端。他對宙斯說： 如果把愛的歡樂分為十份， 九份屬于女子，一份歸于男人。 他的回答触怒了赫拉，提瑞西阿斯因此失明。在無法違背妻子的意愿和可怜提瑞西阿斯不幸的情況下，宙斯賜予了提瑞西阿斯先知先覺的能力。因此，在希腊神話中，盲人先知始終是哲人的化身，即使像奧德修斯這樣的大英雄也去請求盲人指點迷津。 現在，事實應該十分明了，我在失明期間從未感覺過高人一籌，請相信我的話。我不認為，像我這樣一個愛穿灰襪子的人在性方面能有什么特殊悟性。然而，提瑞西阿斯的故事卻使我怀疑自己是否真有資格對盲人和明眼人的問題了發表議論了。盡管我沒有任何先知的感覺，但我認為像呂塞朗和胡爾這樣的盲人正以一种現代提瑞西阿斯的方式對待他們自己的失明。可以明确地說，他們二人正在證明盲人具有這些天賦，打破社會認為盲人沒有視覺的殘酷論斷。 我從未見過正在交配的蛇，即使在夢中也是如此。失明期間，我有幸受到了最好的保護，沒有認真思考失明造成的許多神秘暗示。盡管如此，我還是能夠看出失明与先知先覺之間的聯系，盲人的先知能力來自他們辦事的規律性。人一旦准備迎接將來并在心理上做好了充分准備，將來對于他來說就是可知的。盲人的秩序不是神賜的，也并非盲人所獨有。喪失視力后，有條不紊的生活對于盲人來說變得更加重要，秩序進一步加強，成為了盲人的附屬感官。也許，宙斯賜与提瑞西阿斯的不是先知先覺，而是對秩序邏輯的准确判斷。 既然盲人對秩序如此敏感，秩序又是美感形成的基礎(比例、平衡、典雅的姿態等等)，那么我們便有理由認為盲人對于美有特殊的欣賞方式。可惜，我對失明的有限体驗并沒使我在這方面得出任何結論。視力對我來說更有用。首先，當我判斷比例和距离的時候，視力使這項工作變得更容易。的确，在失明的那些年里，我确實有過美的体驗，我從音樂演奏、鳥的歌唱、風的呼嘯以及撫摸形狀可愛的物体時都感覺到美。如今，我在听見風聲的同時能看到綠草在地上擺動、白云在天空飄浮；我去听音樂會，看得見各种樂器；听見鳥語便看到了鳥。過去，我曾絞盡腦汁地根据聲音和触覺猜測物体的顏色、形態和運動方式，視力恢复后，一切迎刃而解。要想欣賞美，視力無疑是第一感官。 然而，我也曾有過不能完全相信視力的体驗。在手術后的最初几周，我几乎分不出美丑，即使是那個既不整洁、又不漂亮的車庫。那時，我又成為了一個小孩，一切都十分新鮮，經常大惊小怪。滿是油污的地毯在我眼中呈現出奇妙的色彩和圖案。直到几個星期之后，我才從一度認為十分輝煌的事物中發現了它們的丑陋和庸俗。如果成熟和重要的藝術判斷需要視力，那么它也同樣需要歷史，需要對時間和經驗進行衡量。 當然，視力不僅僅是用來欣賞美，它也是一种有效的工具。視力使一切變得容易和直接，對此我深有体會。現在，我可以避免走很多冤枉路，我能一直走出門外，不用中途停下來用手触摸門框。我能更迅速地從架子上拿起茶杯、果斷地把插頭插入插座，既不用擔心触電，更無需摸索。進行乘法計算時，我不再需要用腦子記住所有數字。擠牙膏時我能一次完成，不需要再用嘴試探擠出的牙膏的長度。用電動剃須刀時，我能在胡子刮干淨時立刻停止。現在，無論干任何事情几乎都能節省一半以上的時間。 我想念過去失明的歲月嗎？毋庸諱言，盲人确實有一些优勢。据我所知，看不見外界有利于思考，用瑟伯的話說就是“做盲人有注意力集中的好處”。然而，我和他的情況不同。瑟伯几乎完全失明后憑借大量的生活積累，從過去的記憶中反复挖掘新鮮題材，組成故事和硬筆漫畫。作為《紐約人》的一名盲人撰稿人，他的成果甚至比失明之前更出色。正如他所說的那樣：越來越依靠出色的記憶，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在內在的世界里”反复修改他的腹稿。 重見光明后，我的內在世界几乎蕩然無存，注意力經常受到各种外界干扰。我發現參加會議時不像以前那樣精神集中了。我不停地打量身邊的一切：我留心發言者身后擺放著什么書、觀看桌子上的文件或書籍的護封、端詳著閃亮的咖啡具和杯子上印的字。學術會議要求花大量時間認真听取別人的發言。過去我能很輕松地跟上發言的要點，如今發言者依舊，但他身后的窗子外卻有一棵隨風搖曳的大樹。我在欣賞窗外美景的同時忘記了身在何處。我讀過歷史上很多有關复明后產生心理抑郁症的記載。心理學家解釋說，這种紊亂与視覺突然過于丰富和感官同時持續作用有關。 失明期間，我的其他感官是否變得更加敏銳了呢？在此，我對胡爾的說法表示怀疑。他說失明以后，他的面部和手上的皮膚對光線變得异常敏感，只要把臉對著燈的方向就能知道出它是否開著。比亞諾夫說，他拉著心愛姑娘的手時能知道她的眼睛什么時候閉上。呂塞朗聲稱他的手特別有靈性，比以前更柔軟，對大小、重量和壓力感覺得更准，當他用手触摸物体時，物体同時也在触摸他。呂塞朗說的這一切，無疑已經超出了黑白比白色更能吸收陽光的熱量一類的范疇。對此，我只能認為他的這些話是對第六种感官的描述，即所謂的特异功能。 “樹木和岩石把它們的形狀像手指在蜡上留下指紋一樣傳給我，”呂塞朗說。他簡直是圣方濟的化身，圣方濟恰好也是盲人。 我可以證明，盲人能對障礙物能夠有所感覺，這一點和蝙蝠有些類似。他們能感覺出障礙物的大致形狀或所謂的“面部視覺”。波托克認為這是因為物体有“視頻輻射”和“聲音陰影”的緣故。呂塞朗說：“失明好比一付藥，它使某些感官得到加強，經常使听覺和触覺突然變得敏銳起來。” 我認為，對于盲人感官增強做出最好解釋的人莫過于拉塞爾了。他既不用導盲杆，也不用導盲犬，然而卻能准确地辨別出方位和距离。他依靠的是腳步發出的回聲。當兩只耳朵不能同時听到回聲時，他就調整頭的方向直到兩耳能夠同時听到為止，以此辨別面前出現的物体。他知道聲音從他腳下傳到他的耳朵時所需的時間和它們之間的距离，然后將其与物体發出的回聲相比較，從而判斷出物体的距离。研究認為，盲人對物体的感覺是通過聲波和听覺實現的，拉塞爾的說法為其提供了證据。此外，沒有任何研究說明盲人不具備辨別物体的能力。 我不敢說我也有這种敏銳的感覺，只記得自己在游泳時的感受。每當我游到池邊時都能預先知道，因為水的聲音向我發出了警告，強度達到了构成“面部視覺”的程度。這一點對于明眼人也是如此，他們只要閉上眼睛就能有所体會。瓦格納同意我的看法，她說：“你听不見的聲音，我也听不見。”即使失明能使其他感官有所加強，那也主要是盲人努力的結果，心理變化居其次。 然而，如果有些盲人确實具有出類拔粹的敏銳感覺，那也是天生失明使其然。我成年后失明，竭盡心力地培養這种感覺猶有不及。掌握面部視覺宛如學習一門外語、好似鍛煉肌肉、好比年輕人明亮的雙眼，越年輕越好。 失明期間，我從未有過感覺得到加強的体驗。我知道，全國盲人協會一定不會同意我的觀點，認為我受到了有害的蠱惑。然而我的感覺恐怕恰恰相反，非但沒有加強，反而萎縮了，就像一部沒有小提琴的交響曲(或用呂塞朗的話說是琴弦松垮垮的)。我經歷了心理學家喬安·勒梅斯特(本人患有多發性硬化病)描述的很多感情階段，例如對醫學的無能為力感到气憤、對“幽靈般的自我”感到沮喪(“如果不失明我會干出一番大事業”)、在命運無可挽回的情況下重新調整自己的精神狀態、重打鼓另開張等等。即使我產生過感官不完整的想法，那也不過是一個階段而已。但我确實認為，這一過程肯定會使人的性格有所改變。胡爾失明四年之后，他感到膽子變小了，在酒吧中既不能、也不愿意和陌生人交往。 我發現自己失明時很難對陌生人找到感覺，需要通過名字而非面孔慢慢体會，因此我理解胡爾變得怯場的原因。我認為，隨著背景的消失，頭腦中對各种事件的記憶變得越來越模糊。視覺永遠是一种誘惑。在我失明的十五年里，我對視覺世界逐漸變得淡漠了，不像開始時那樣執著。人和環境的視覺形象似乎离我遠去，無關痛痒。正如胡爾所說，“已經開始習慣在另外一個世界里生活了”。這一點也說明了提瑞西阿斯變性后在性格上發生的變化。 談論什么是完整的感官無异于自尋煩惱。我發現，在探索原子和星云一類的問題時，即使五种感官皆在也是不夠的，在這种情況下，誰又能說四种感官不健全呢？因此，在這种情況下改變的只是定義，即所謂的完形概念，而非基本內涵。失明在此應當重新組合成為一個整体，一個在新的局限內的完整單位。舍維尼舉過一個例子說：一輛四輪馬車坏了一個輪子，把剩下的車輪移到中間，馬車還可以行走。蜥蜴失去尾巴后体型發生了變化，但行動卻和完整的蜥蜴相同，沒有什么兩樣。 這里，不妨假設有可能對感官的完整性重新定義，因此我們回過頭來繼續討論剛才有關盲人优勢的問題。殘疾是一位偉大的老師，如果你是一名听話的學生，她會讓你懂得什么是自豪、虛榮和限制。我十分欣賞拜塞爾對問題的回答。別人問他，癱瘓多年以后假如能夠重新行走將會怎樣？對此，他反問道：“那么我將為此放棄什么呢？”他的回答并非盲目樂觀，而是一种明确的表示：歡樂總是伴隨著悲傷，兩者永遠同在。 我怀疑盲人對流离失所的人有一种更親密的感情，克拉克無疑就是這樣： 我認識那些在垃圾桶里撿垃圾和在門道里過夜的人。他們經常和我交談。有人可能躺在肮髒的地上認為殘疾使我進入了他們的行列；有人也許會說我還無權走入他們的陣營。 那些權力的外部象征，如卡迪拉克和布魯克斯豪華套間等，對盲人來說沒有多大作用。盲人只有親自接触到有權勢和受歧視的人之后才能對他們有所認識。我不知應該如何對此進行一步闡述。很早以前我就是一個心腸軟弱的逍遙派，并非失明使其然。我知道，有些事眼不見心不煩，例如蓬亂的胡須、肮髒的襯衫和各式各樣的鼻子等。一些讓人產生偏見的因素失明后看不見了，我想這也許算得上是一件好事。因此，有人把正義比喻為盲目一定有其道理的。 我經歷過依賴別人和听任擺布的痛苦階段。我希望自己從來沒有祈求和希望過別人幫忙，但我在內心中還是不情愿地悄悄這樣做了。有時，我最大的心理負擔就是感到自己必須接受明眼人的幫助，否則將一事無成。我必須使用盲人手表、必須等待朗讀者或者司机的到來。有時我必須多等半個小時，否則就會耽誤別人的時間。無論我多么渴望自由、多想寫自己的書、多想自己講課、多想為自己的家庭盡一點義務，但都無濟于事。我在日常生活中只能把自己放在首位。失明使人產生依賴与合作的意識，好比一种襯衣，故意把紐扣縫在背后夠不著的地方，藉此培養人們互相幫助的習慣。 回顧過去，這种依賴只是我在向明眼人尋求幫助方向邁出的一小步。盲人是最需要依靠別人的群体，或多或少地說明了人類的共生關系。拜塞爾談到這個問題時說：“盡管我們看不到別人，但并不孤單。”我想，他的話無非是要說明沒有眼睛能更容易看出人類的親情。假如如此，我可以告訴他，視力恢复后他能看得更清楚。 正如我說過的那樣，有時我能很容易地正視自己的殘疾。我不是一個男人，我是一個瞎眼的男人；我不是教授，我是一名盲人教授。薩克斯醫生的一位病人雷伊曾說：“假如你能擺脫疾病會怎樣呢？疾病就是我，沒有它我也蕩然無存了。”薩克斯的結論是，雷伊認為沒有疾病就無法生活，因此不在乎病魔纏身。后來有一种藥物能夠抵抗雷伊的病痛，但他逐漸拒絕服藥從而回到了以往的狀態。薩克斯的另外一位病人把他的殘疾歸結于衛生和醫療條件所致。此外，陀斯妥也夫斯基1有一句聞名于世的話，他說：即使人生的所有歡樂也換不走疾病帶來的樂趣。 對于殘疾的這种看法，尤其是它在某种程度上得到補償之后，往往使人感到欣慰。然而對于我來說，這种欣慰之情被一次以意外的手術奪走了。它使我回到了光明的世界，無法繼續在幻覺中沉迷。我被迫看到了健康与殘疾合二為一的事實。我們在生活中既是贏家，也是輸家，此一時，彼一時。有時活蹦亂跳，有時病魔纏身；有時明察秋毫，有時雙目失明。因此，我的一個盲人朋友說，我們每個人只不過“暫時沒患殘疾而已”。 此刻，如果任何人能和我一樣思考都會同意我的觀點：复明比失明更富有悲劇意味。盲人和世上所有的明眼人一樣，他們能夠愛。如果沒有愛，僅僅減去殘疾人的所得稅又有什么意義呢？有些盲人像勒梅特所說的那樣，對于一切都很冷漠，這才是真正的悲劇。黑暗至少是有方向的，如果僅僅為了追求光明，虛無飄渺之中無法辨別方向。光明和黑暗對于無所謂的人來說沒有任何區別。 奇跡創造者不理會人們是否愿意，他們最喜歡干的事情之一就是讓盲人复明。從耶穌開始乃至用蜜蜂為波托克治病的女人都喜歡把治療失明作為奇跡。有多少人曾告訴過我失而复明是一种奇跡？如果他們的意思是為了表達祝福，當然無可厚非。我喜歡海倫·凱勒1的說法，當安娜·沙利文走入了她的生活之后，她突然產生了出現奇跡的感覺： 我走出埃及到達了西奈。一种神圣的力量触及了我的靈魂，使我看到光明，見到了眾多奇跡。我听到一個聲音從神圣的山上對我說：“知識就是愛，知識就是視覺和光明。 倘若海倫·凱勒能夠見到光明，她將寫出多么偉大的文字啊！ 蕭伯納在《圣女貞德》一劇中說：奇跡是創造信仰的任何事件。如今，我對醫學科學無疑有了更多的信任。然而我懂得，我之所以能夠重見光明并非完全由于科學。時机在這里似乎起到了不同尋常的作用：護士打電話約我第二天就診；我与基利恩醫生之間的緣份；眼壓突然增高要求必須進行手術；多年的感染居然沒有破坏眼內的清澈，等等。對于所有這些，我不想說明哪些是科學，哪些是奇跡。我知道我能重見光明，或云失而复明，應該完全感激人的信念，其中包括對科學的信念。 除了意外因素之外，改變生活方式似乎應該成為脫离黑暗進入光明的起點，我是在体驗了十五年失明痛苦之后獲得新生的。這是我的最后一次考驗。失明也好，复明也好，不論考驗何時到來，我將永遠立于不敗之地，因為我和提瑞西阿斯一樣，經歷過兩個不同的世界。 和提瑞西阿斯不同的是，我不會向眾神說出我對性的看法(盡管我現在穿的是一雙新的綠襪子)，甚至不會讓他們知道我是如何看待黑暗与光明的。如果有人問起這個問題，如果有人認為我用明眼人的觀點解釋過去的失明，我將含混地告訴他們一些有關事物雙重性的理論。也許我會引用那句有關失明和不失明的老話：我們都是不健全的。過去，我曾希望在盲人的國度里充當一名小小的國王，為此我請求原諒。我要向他們背誦一首“百鳥齊唱，不知誰鳴”的詩，詩的出處雖然已經忘怀，但詩中說：“蝙蝠熱愛黑暗”。 由于本書未做任何腳注，因此我在書后附上一份帶有注釋的引文參考書目，它們取材于加利福尼亞大學河畔圖書館，可以外借。 我對閱讀過手稿和/或提出建議的人表示最衷心的感謝，他們是：H.G.吉姆·伯恩斯、約翰·麥克·法拉格、凱西·菲施巴赫、奧古斯特·弗呂熱、埃德溫S.高斯塔德、瑪麗·蓋茲利、米歇爾·霍夫南、珍妮L.基利恩醫學博士、羅·馬蘇爾、沃納·馬爾蒂、斯蒂芬·芒茲醫學博士、詹姆斯B.帕森斯、羅伊·哈維·皮爾西、奧利弗·薩克斯醫學博士、費德里克·施羅德、唐·斯圖騰博魯夫、戴維·沃倫、堪達斯·沃特，以及朱迪絲·薩拉格薩。我要特別感謝威廉·布蘭登對我始終一貫的鼓勵。感謝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的斯坦利·霍維茲對我的熱情關怀(“跑，不要走，一直跑到最近的郵箱”)。能和他以及米歇爾·諾頓、戴安娜·法因貝格和希拉·勃格等編輯一起工作确實非常愉快。 本書的所有篇幅都表達了我對雪莉的愛。 ------------------ 摘自譯者的网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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