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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二十歲的時候，誰會相信一個古怪的老頭儿說你會失明的話呢？他端坐在那里，頭上歪戴著一個圓圓的反光鏡，像動畫片里的獨眼巨人一樣。他煞有介事地對我說：你遲早會失明的，現在應該開始做准備，學學盲文、練習一下走路。這對于一個年輕人來說真是太有意思了。談話是在丹佛一個醫生冰冷的診所里進行的。那地方我以前從來沒去過，后來再也沒回去過，既沒去醫生的診所，也沒去過那個城市。我想，當時我并未多說什么，只是出于禮貌向他道了一聲多謝。以前我看過很多醫生，但從來沒有人像他說的那樣。 公共汽車駛進冰天雪地的落基山脈，駛向我當時住的城市萊德維爾。我孤身一人，凄涼抑郁，科羅拉多的三月寒冷刺骨。然而奇怪的是，我并不記得這一切，因為一切都好似《呼嘯山庄》里的一幕：沒有沮喪的旅程，沒有最后而長久地向太陽、白雪和人們的面孔張望，也沒有聲淚俱下地向命運發出抗爭。小提琴在哪里？二十歲的人還不到咒罵和反抗命運的年齡，統計結果忽略他們的存在，預言是為其他人准備的。特爾斐女神回去吧，帶上你的醫生回到屬于你們的幽靜的隱居地去吧。 也許我生性如此，与我的年齡無關？是的，我順從命運的擺布。這种性格使我成為一名普通人。首先，因為失明而嚎啕大哭會使我不好意思，我不愿意令自己難堪。當我回想起一些辦過的傻事時，盡管算不上什么災難，卻使我感到汗顏。至今，我仍然為那個夜晚感到羞愧。當時很多年輕人擠在一輛汽車里，西爾維婭坐在我的大腿上。她有意無意地偎依著我，我的心里感到一陣沖動。然而，接踵而來的是彼此的對話。她有口無心地大聲問我褲兜里放了什么。我未加思索沖口便說：“一支手電。”可笑的是這竟是事實，我那里确實裝了一支小手電筒。然而真實給我造成了多大的代价啊！我恨不得找個地縫鑽進去。 即使是成年以后每逢想到那次談話仍使我感到赧然。我害怕討論有關性和金錢的基本話題。我和西爾維婭分手了，在那以前她對我說我需要買一雙綠襪子，因為我身上灰褐的顏色太多了。 就是這樣一個灰褐色的我獨自一人乘車返回到萊德維爾。面對失明消息的首次發布，我不過聳聳肩膀而已。我還不至于那么慘，還不到自己可怜自己的地步，而且我也不能那么做。眼睛的問題只是冰山露出海面的一個小小的尖峰。多年來，我一直与之抗爭的是可惡的小儿風濕性關節炎。和西爾維婭分手后不久，延髓膨脹侵襲到我的膝蓋、肘和手腕關節。事實上，我身上的所有關節，包括面部的頜關節都在發炎，僵硬和疼痛的症狀一直持續了很多年。我像吃爆玉米花一樣吞服著水揚酸鹽藥片。17歲那年我是在床上度過的，長期的臥床不起使我的關節鎖死，最后不得不請几個身強力大的理療師在熱水池中為我松動關節。盡管如此，我的膝蓋和雙肘還是變得畸形，腿和胳臂既伸不直也無法彎曲15或20度以上。我再也不能做出雙膝蜷屈的姿勢，而且也不會因此做出愚蠢的事情了。 然而，這又算得了什么呢？它們大部分已成為過去，誰會為過去的事而傷心呢？如今，在臭气熏天的公共汽車上，我們從丹佛蜿蜒緩慢地向萊德維爾沉悶的街道進發。車上很擁擠，由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萊德維爾在迅速膨脹，忙于為盟軍生產槍枝所需要的鉛、黃銅和鉬。我踏著泥泞回到了鮑威爾太太那張舖著油布的餐桌旁。一共十五個人在那里包飯，我不知道他們的姓，只知道他們的名字，如路易、里弗斯、斯威舍和達姆達姆等等。這些以前曾經當過拳擊手、碼頭工人、伐木工或二流子的人現在成了雙孔鑿岩机的操作手或工厂的工人。他們從軍隊退武或听從征兵局的調遣來重要的礦山工作。他們慶幸脫掉了軍裝但卻不滿意現狀，稱自己是“倒霉的奴隸”。這群手上長滿老茧的人永遠搞不懂我，搞不懂一個步履蹣跚、戴著墨鏡和干一些剝甘藍菜皮工作的大學生。 從蒙特羅斯來的路易布萊恩是唯一能夠真正吸引我的人。他似乎很喜歡我。有一次他把我帶到他的簡易宿舍并送給我一些礦石標本(我在日記里它們稱為“萊德維爾礦山里蹦出來的漂亮石子”)。閣樓里橫七豎八地擺滿了床，屋頂的椽子上垂挂著衣服。一名礦工坐在床上用嘴吹著漫長憂傷的小曲儿。不管怎樣，我可以把眼睛的事情告訴路易了。他不擅言談，屋子里面充滿著一种強烈的气息，一种包括我在內的孤獨男人的气息。他們渴望女人和家庭，他們陷入在一個不愿停留的地方，像薩特存在主義小說里的人物那樣尋找著根本不存在的出口。 我住的地方在哈里森大街一所俗气的維多利亞式房屋的樓上，房東是斯特朗太太。萊德維爾太擁擠了，甚至無法找到一個可以同時吃住的地方。我在鮑威爾太太那里吃飯，在兩條街以外斯特朗太太的地方睡覺。我的住處小得可怜，放下一張床之后便几乎沒有下腳的地方了，但我在窗前有個小桌，從那里可以看到泥雪夾雜的街道、郵局和哈里森大街對面長老派教堂的方尖頂。朋友們送給我一架電唱机和几張唱片。星期天下午，窗外下著暴風雪，我一邊寫著長長的家書，一邊漫不經心地換著唱片，欣賞著巴赫的《布蘭登堡協奏曲》和德彪西的《云》。 由于我的眼睛的瞳孔一直處于放大狀態，外出時必須戴上墨鏡，有時在光線明亮的房間里也是如此。當我穿著厚厚的大衣、戴著黑色的鏡片走在萊德維爾的大街小巷時，我知道狗是不太喜歡我的。我在家信中寫道： 萊德維爾的狗比任何地方都多，無所不在。它們有時單獨行動，有時五、六成群。最小的品种有墨西哥的齊瓦瓦狗，最大的有瑞士伯納德救護犬。我剛到這個地方時，身穿羊駝呢大衣，頭戴墨鏡，立刻成了無數獵狗的注意目標。它們見了我都狂吠不止，在街上走路時有些狗竟然跑到我的跟前咆哮。城里老居民的身上都有被狗咬過留下的傷疤。只要哪只狗接二連三地咬人，警察就會赶來將其擊斃。然而，我的大衣和眼鏡漸漸在群狗的世界里聞名，它們知道我既不是來自火星的入侵者也不是1890年代的匪徒，于是接受了我，不再對我嚎叫了。相反，它們伴我走路，在我身旁蹦跳玩耍。萊德維爾的一部分就這樣被我征服了。 信的結尾明顯是為了取悅母親。那些狗除了對我狂吠嚎叫之外再沒有過任何其他舉動。 我來萊德維爾的原因确實有點儿奇特。關節炎使我的雙眼患上了葡萄膜炎，更准确地說是虹膜結狀体炎。關節炎和眼部并發症讓醫生施展出渾身解數：配制水揚酸鹽、服用葡萄糖酸鈣、黃金注射法、肌肉注射异体蛋白(水解蛋白)、用蜜蜂蟄嘴、靜脈注射傷寒菌(是真的，絕無夸張！)、肝部組織提取(此舉出奇地疼痛)、結核皮下注射、肌肉注射青霉素和布魯氏菌疫苗。后來，我的加利福尼亞醫生約翰洛丹提出了高原療法。至此，我真怀疑他們有點儿黔驢技窮了。他建議我至少要在高原住六個月。他解釋說，去高原地帶能增加我身体里的白血球總數，這些增加的抗体將組成強大的陣營与關節炎和葡萄膜炎搏斗。 時值二次大戰初期，搬家不是一件容易之舉。我的父親在一家船塢工作，母親忙著照顧其他兩個孩子。一位姨姥姥跑來說：“你們打算把這個可怜的瘸腿男孩單獨送到哪里去？難道就因為醫生那句可能使白血球增多的話嗎？他至多是建議而已，他清楚是怎么回事嗎？” 可又有誰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呢？然而，我的家正是如此：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論。我想，錢對父親來說可能是個問題，但我能找到工作分擔一部分開支。另外，這個建議看上去至少比注射傷寒菌有趣儿得多。除了弟弟和妹妹之外，全家人一致采取了保護性緩沖立場，他們目睹我多年來一直飽受風濕性關節炎的折磨，不愿看到我前功盡棄。他們不得不承認，現在我有能力獨立生活，能夠自己應付一切，可除此之外還能有什么更好辦法嗎？我們几乎盡了一切努力，而這個建議又不無道理。充其量只需要一點儿乘火車的路費，此外再提供我一些錢直到我找到工作為止。 我的母親是位讀書人。十九歲那年她在伯克利求學，夢想成為一名新聞撰稿人。后來，她和我二十一歲的父親私奔并生下了我。現在，她不情愿地取出了她的地名字典放在廚房的桌子上，然后在里面尋找美國大陸上最高的城市。搜尋的結果是科羅拉多州的萊德維爾市，海拔10，200英尺，其高度足夠改變我的白血球數目。萊德維爾滿足了我所需要的高度，父母同意購買火車票，其余的工作則留給白血球去完成了。 一月份一個天寒地凍的一天，我乘丹佛至里奧格蘭德的列車抵達萊德維爾火車站。火車站奇异荒涼，地域偏僻，周圍兩三英里內渺無人煙。一輛破舊的公共汽車把我帶到城里。食宿地點安排妥當后，我踏著積雪來到哈里森大街，這時一幅“史福威食品雜貨店”的招工啟事映入我的眼帘。我得到了這份儿差事，工作是照看所賣的農產品。此刻，我志得意滿，怀著獨立的喜悅回到住處，提筆給家里寫信。 兩個星期后，我回到住處時發現了父母給我發來的電報。“立刻停止史福威雜貨店的工作，”電報上白紙黑字地寫道。父母告訴我，醫生認為搬運蔬菜一類的工作會給治療帶來不良后果。我能想象得出家里得知我在食品雜貨店工作后發生爭論的情景：他在搬那些沉重的水果筐啊，會使眼內嬌嫩的血管受傷的，我們必須問問醫生。 我很難掩蓋自己的失望。次日給我家里寫信時盡量顯得很瀟洒： 昨晚接到你們的電報，我仍然不太明白。今天早上我把電報拿給史蒂夫看(他是舖子里的經理)，他說既然對你有害，千万不要干了，態度很和善。由于几天來我一直在熟悉工作，原不指望他付我工資，可他堅持這么做。我急切希望你們來信告訴我具体原因，因為我感覺一切都很好。 几天后收到了來信，信中并未作更多的解釋，但我在回信中并未表露出我的不快。 沒有發現醫生讓我辭去工作的指示，我很失望。我确實認為它不會給我造成危害，但辭去工作會使你們更高興，何樂而不為呢？也許以后會找到更适合我的工作。 因此我又戴上墨鏡回到了冷寂的街道，与群狗為伍。晚上我睡12個小時，白天再睡三個鐘頭。很明顯，這是無聊之极的表現。奇怪的是，我沒有想到去犯罪，甚至沒出現過任何邪念。我只擔心的是過度睡眠是否有助于治療。 每天，我沿著旋轉扶手踩著吱吱作響的樓梯上下樓。樓梯的右邊有一個黑暗的房間，里面擺放著發黃的視力表和積滿灰塵的眼科儀器。它是已故的J.C.斯特朗大夫辦公室，一名眼科醫生的診所。如今，他的遺孀心惊膽顫地把樓上租給了房客，但卻原封不動保留了丈夫的診所。這間無人使用的房間像一個神秘的不詳之兆，預示著將來我要永無休止地在無數眼科診所之間奔波。 你們可能已經猜到，萊德維爾并沒有使這些懶惰的白血球發生改變。在很多寒冷异常的時刻，我期待和想象它們在完成自己的工作，當冰雪偶爾融化的時候(在萊德維爾的冬天太難得了)我又深信不疑地認為我眼中的寒冰也隨之消融。例如，1月30日，我在日記中寫道： 我确實感到右眼視力已經有了顯著改善。盡管物体的輪廓仍很模糊，但已能比較輕松地區別它們了。 然而到了三月，眼睛紅腫發炎像進了沙子一樣疼痛。种种跡象表明，葡萄膜炎惡化了，我不得不跳上長途汽車沿著號稱北美大陸分水岭的落基山脈前往丹佛。醫生的診斷讓我知道了這個不幸的消息。當我翻看過去的日記時恍然發現，自然界的冰雪和我眼中的寒冰并沒有消失，我不但過分樂觀，而且還不自覺地產生了放棄視覺和依靠听覺的趨勢。例如，在加利福尼亞寫的日記里我曾這樣描寫冬天：“風把新雪從積雪上吹開，發出沙沙的聲音”、“新雪踏上去柔軟而宁靜”、“積雪在吱吱作響”。我在慢慢地步入北极蒼茫的暮色。我的基本感覺正在發生轉變。 在從丹佛返回的汽車上，我的反應冷淡，我身体中的一部分早已知道它會降臨。失明雖然在20年之后發生，但我可能早就向它投降了。然而，希冀的藤蔓是共生的，像菟絲密密麻麻的枝條，可什么時候才能實現呢？我不知道我的家人什么時候才明白我會失明的。 我父親意識到了嗎？我奇怪地想。他是一個极其樂觀的人，骨子里是一個迷信的賭徒，賭博是否認現實的一种手段。他把一切寄托于《圣經》，曾經通讀過全書，每天晚上他都一字一句地刻苦閱讀，直到睡著后書從手中落地為止。他看不懂，也沒有樂趣，但他堅信《圣經》是保護他的護身符。他手心痒痒時便往上面吐唾沫，然后在褲子上擦掉，因為那是來錢的象征。咖啡冒泡時，如果能在它們破滅前將其喝到嘴里，便會發財，一個泡一塊錢。他開車時會繞行好几英里，目的是為了躲避一只黑貓。對他來說，這些絕不是無稽之談。在內心深處，他一定認為我的失明肯定會被他眾多的好運所征服。有時周末他會突然失蹤，那是他去了墨西哥北部的提華納。 我的母親比較理智，但多愁善感，哪怕談起受傷的動物都會潸然落淚。她很難接受我要失明的事實，恐怕到她去世時都是如此。1963年，她死于癌症，當時我的視力已經下降到极其可怕的程度。 我的弟弟妹妹是一對雙胞胎，比我小八歲。他們十來歲時我离家去了萊德維爾。迪克生性自由，積极向上，但多少繼承了母親的一些性格。記得還是孩子的時候，他面對一只行將死去的小虫子而失聲痛哭。帕蒂不太喜歡上學而愿意同男孩子玩耍，并且很討人喜歡。在我看來，帕蒂和迪克相處得非常好。突然，他們唯一的兄長生了病，失去了雄偉的体魄，讓父母不斷操心，他們必須多費口舌地向朋友闡述哥哥的病情。這主要是關節炎造成畸形的緣故。我時常認為，我的失明對他們來說過于遙遠和難于想象。現在我知道，至少對妹妹來說，我的視力好轉是她多年來面對所有星星和生日蜡燭時許下的心愿。 我母親的姐姐凱瑟琳姨媽和我們住在一起，我們都叫她阿姨。她對孩子特別親近，尤其在照看弟弟妹妹方面。當關節炎使我臥床不起時，她奮力幫我驅赶病魔。她用藥水為我擦洗膝蓋和雙肘。她將葡萄煮上好几個小時，然后榨出汁液來喂我。蜜蜂蜇嘴療法由她安排；她把油放在大鍋里燒熱為我浸泡關節。眼睛出現并發症后，她堅持為我熱敷。她為我竭盡全力，我深信她自始至終認為我的眼疾可以治愈。 無論何時，我對厄運的來臨總是默然接受的。因為，一個人如果認定自己是和平主義者，那他還能戰斗多久？一系列的痛苦治療已經證明毫無效果。“圣雄”甘地、亨利梭羅或托馬斯默頓在什么情況下會坦然接受一切？難道我的日程上還有什么其他安排，是寫一首詩描寫鮮血染紅了月亮、是起草和平條約、還是籌建民族團体呢？ 也許，采取不抵抗的態度是錯誤的。我為什么要崇拜脾气暴躁的盲人作家埃莉諾克拉克？她在憤怒(“去吧，去毒蛇那里吧，我討厭你”)和痛苦(“我暗暗地叫喊不，不！并且堵上耳朵，或者說充耳不聞”)之間徘徊。她說，給我“良好、健康的体魄去悲哀和絕望吧。” 我連訴說這种悲哀和絕望的勇气都沒有，它使我更像一個毫無英雄气概、一個必須穿綠襪子的普通人。這正是我在萊德維爾的感受，一個虛度年華、無所事事，和穿制服的男人一起乘火車旅游的人。 關節的疼痛開始折磨我，白血球的數目沒有任何增加。似乎到了應該立刻离開的萊德維爾干一些其他事情的時候了。盡管視力在不知不覺地下降，但還夠用。我慢慢地擺脫掉丹佛咒語的籠罩，把路易和他的同事連同鮑威爾太太一起拋到九霄云外。趁還能看得見走得動的時候，我回到學校，學習完歷史專業，并被推選進ΦΒΚ聯誼會1。 然而，最重要的是我和雪莉結成伉儷，她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女子，從未讓我穿綠襪子，她以我本來的面目接受了我。我們結婚時，右眼裸眼視力為20/100，左眼更弱，只有20/200。我的校正視力是20/50和20/100，但已足夠讓我看清卷曲在雪莉脖頸周圍的又長又直的金發，它們掩蓋了雪莉的堅強性格。她讓我保證不再說那些為她好一類的話。她那雙熱情的藍眼睛告訴我，她完全清楚嫁給一個有我這樣的膝蓋和眼睛的男人的風險，但決不后悔。我想，她從我的眼中也看出了同樣的執著。 我們一起冒著各种風險，激烈程度超過了在史福威雜貨店里工作的任何行為。第一個大的冒險行動是：先大學畢業，后進發耶魯。紐黑文冬天的嚴酷程度和萊德維爾相比毫不遜色。要在歷史系畢業對任何健康的視网膜都是一种挑戰，而對一個將要學習盲文的人來說無异于一种瘋狂的舉動。但雪莉對此堅定不移。她到溫切斯特武器制造工厂做了第一個女招待。(后來她偶然看到了當時面試的表格，表格的上方用鉛筆標著“金發女郎+”的評語。)我們在一個波蘭猶太寡婦的樓上租了間房。房東喜歡吃胡蘿卜炖雞，經常把大碗的雞湯端給我們。我們能夠堅持到最后，也許和她的饋贈使我們免遭饑餒不無關系。 取得博士學位后，我們回到了加利福尼亞。首先我得到了圣馬力諾亨廷頓圖書館館員的資格，后來到加利福尼亞大學在河畔校園新創辦的文學院里任教。那時是1954年，距离我被宣判失明后大約12年。那段時間，一切都很順利。我盡量使自己相信丹佛醫生的殘酷判決是誤診。雖然葡萄膜炎一直在我的眼睛里面安營扎寨，但我尚能忍受它所造成的麻煩。我在醫生的候診室里等待過無數時間，沒有任何任何一家像萊德維爾斯特朗大夫的診室那樣昏暗和布滿灰塵。可我必須承認，鮮艷的地毯和講究的裝飾沒有使我感到輕松，頻繁的就醫常常喚起我埋藏在心底的憂慮。那些年，為是防止瞳孔縮小，防止里面的沉積物永遠將瞳孔封閉，我必須每天兩次往眼里滴阿脫品、澳洲毒茄鹼、東茛菪鹼或新辛內弗林。當可的松作為一种神奇的藥物出現之后，為了消炎，我每天都往眼睛里面上可的松眼藥膏或眼藥水。除此之外，那几年還使用過其他藥膏藥水。看病和藥物治療已經成為家常便飯，我從來沒和外人提起過，即使是很了解我的熟人也是如此。這些對我來說和每天刷牙一樣平常。 多年來主要給我看病的是埃瑪穆勒大夫。她是一位要求嚴格，說話嚴謹的德國眼科醫師，診所在丰塔蘭。每隔几個月我去她那里診治一次。在漫長的等待和視力檢查之后，我熟練地坐到在那個既像老式牙科座椅，又像執行死刑的電椅的座位上，我知道什么時候對著裂隙燈抬起下額和抬高到什么程度。穆勒大夫打開令人眩目的強光，它越來越亮，像攝影燈一樣直射我的眼球深處。我第一次去她那里看病時，她和我以前遇到的其他大夫一樣，用手指在我的眼球上像按鍵盤一樣交替地檢查眼壓。后來出技術有了發展，她讓我躺在床上，先往眼睛里滴一滴藥水(可能是麻醉劑)，然后把一個老式的色譜儀放在眼球上。它看上去像一個微型天平，小指針來回擺動顯示著眼壓的讀數。 然后，她在我的病歷上寫上几行字并且轉過身來對我說：“海因先生，我發現變化不大。和以前一樣上藥，三個月之后再來找我。” 50年代后期，她告訴我眼中開始出現白內障，無法斷定其生長速度，她將密切注視病情的發展。可的松很可能是造成白內障的原因，但當時認為可的松能治療葡萄膜炎，況且葡萄膜炎本身也能導致白內障，因此治療和往常一樣進行。1967年，我結束了歷史系主任的五年任期。從那時起到1970年，白內障像野草一樣在一個潮濕的夏季瘋狂地生長起來。 眼前的一切變得模糊不清，我進入了艾伯特瓦伊達所謂的“云霧時代”，他在倫敦失明時和我一樣經歷了類似的過程。在那段時間里，每當我從光線明亮的地方到了暗處，眼前便會出現漂浮的煙云，原來緩慢移動的黑塊儿此時瘋狂地在眼前飛舞。 我使用過各种各樣的視力增強工具，圓形或方形的手持眼鏡、微型望遠鏡、架在書上的閱覽器和帶照明燈的放大鏡。用盲人作家克拉克的話說，它們是“從床頭或電話机旁向上斜視的大魚眼睛”，“像儿童玩具一樣塞滿了抽屜”。 “后來我一听‘愛滋病’這個詞，便會錯誤地聯想起這些助視工具。”這是她的原話，絕非杜撰。 我開始用触摸筆寫字，字母越寫越大。我的備課講義用黑体字書寫，最后字跡大得每張紙只有六行。眼中的云翳變得越來越重。 你也許會問，既然是白內障導致失明，為什么不動手術摘除呢？白內障手術不會造成多大威脅，然而作怪的是葡萄膜炎。我的眼睛已經脆弱到經不起任何手術的地步。你肯定會徹底失明，大夫經常對我說，看來這是可能發生的事情了。我曾經無數次問過這個問題。最后，我順從的天性占了上風，因為從心底里，我是相信醫生的。 穆勒大夫善于听取別人的意見。她請來了三位同事(溫特斯、艾肯和奧斯曼斯基醫生)共同會診。有人認為白內障摘除手術可以考慮，死馬當活馬醫也未嘗不可，尤其是左眼，情況遠比右眼嚴重。他們承認确實存在危險，手術可能會使右眼惡化，并且導致眼球穿孔。除了徹底失明之外，劇烈疼痛在所難免，并且可能導致面部變形。我尤其擔心最后一种苦難，擔心別人看到你丑陋的雙眼時的痛苦。 我們也曾到其他地方就醫，去過威爾謝大街雷歐文醫生的豪華診所。他用力按我的眼球，問我看到了什么顏色。在好眼睛中我能看到紅光，視力弱的眼睛則毫無反應。對于好眼，他在病歷中寫道：“豚脂化角蛋白沉積伴隨中央角膜水腫及未成熟的皮質性白內障，邊緣處可見帶狀角膜病變。”坏眼的情形一樣，只不過“前部角膜失去透光性，白內障已完全成熟”。雙眼眼壓很低，左眼尤其如此。關于白內障摘除手術，他的結論是：左眼不用再做任何考慮，根本沒有治愈机會。至于右眼，他說：“我對手術非常猶豫，根据我的經驗，在風濕性關節炎的活動期，白內障手術一般不會奏效。此外，手術极有可能帶來炎症，使右眼和左眼一樣，造成眼球萎縮。” 他和華盛頓國家醫療研究所的風濕病眼科專家王弗農博士探討我的病情，但王未做出明确回答。在圣弗蘭西斯科加利福尼亞大學醫療中心工作的研究人員塞繆爾J.基姆拉醫生見過類似的病例，他建議歐文不要冒然動手術。很明顯，手術治療的呼聲不高。事實上，保守派的理論似乎更讓我信服，我就這樣拖延下去，穿著灰褐色的襪子，直到視力完全消失為止。 1970年我49歲。右眼最好的校正視力下降到20/800，左眼只能看到手在三英尺的地方揮動。在不到一兩年的時間里，兩只眼睛只剩下一些模糊的光感。如果陽光從窗戶照射進來，我能感覺出它和牆壁的區別。正如但丁所說的那樣：“在生命的旅途中，我走進了一座黑暗的森林，筆直的道路消失了。”從那時起，盲人的路杆和盲文將一直陪伴著我。丹佛的醫生會說：“喏喏喏，我說過它遲早要發生的。” ------------------ 摘自譯者的网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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