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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亮之前她就离開了，在桌子上給我留了一個措辭溫馨的條子，告訴我她要去查病房，在大約十多點鐘回來看我。她還說她已和醫生談過了，好像我不會有事的。 我們看上去是挺正常、挺幸福的一對儿，是互相關心彼此相愛的一對好夫妻。我有時也納悶，我們怎么就要分手了呢？ 是七點鐘左右一個護士把我喚醒把那個條子遞給我的。當她向我說天气情況和量血壓的時候，我又讀了一遍那張紙條。天气是雨夾雪轉雪。我向她要報紙看看，她在三十分鐘后送麥片粥時一塊儿帶來了。昨天夜里那個事件在報紙都市版的頭版報道了。那位緝毒警察在槍戰中身中數槍，現在生命垂危。他打死了一名販毒分子，另一個就是開豹牌汽車的那個人，他在撞車時當場死亡，其情況尚需調查。我的名字沒有被提到，這是再好不過的了。 如果這一報道不涉及我，我才不去關心呢，因為警察和毒品集團之間几乎每天都有槍戰，其中的原因我不會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歡迎來到貧民中間，我努力說服自己這類事對任何在特區工作的人來說都可能會發生，但并不是很容易就碰上的。在這個城里的這一地區如果夜間出去就等于自找麻煩。 我的左臂上半部分有些腫，一碰就有些痛。我的肋骨有些痛使我不敢轉身。當我呼吸時也有些疼痛。我掙扎著走到衛生間，到那里解手順便照照鏡子看一看我的臉部。一個气袋就如一顆小型炸彈，當時把我的臉和胸震麻木了。但沒有更大的傷害：只是鼻子和眼睛有些腫，上嘴唇有點變形，到周末這一切都會消失的。 護士又拿了一些藥進來，我讓她把每种藥都向我說一下名稱，然后我說不必服這些藥，它們只是治療痛疼和身体不能活動的，而我所要的卻是一個清醒的頭腦。七點半鐘時，醫生們來了，很快做了個檢查，由于我沒有什么嚴重損傷，我很快就會出院，也就是几個小時的時間。但他們還要做X光透視，我想說不，但他們說我妻子已和他們說好了。 我在屋里走來走去，走了很長一段時間，看看我身体上受傷的部位到底怎么樣。然后又看報紙上亂七八糟的新聞，希望這時不要有什么我所認識的人進來看見我穿著這一身黃色的佩斯利長衫。 在特區要想找回一輛撞坏的汽車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特別是在事故剛發生后不久就去尋找。我開始找電話簿，這是唯一可以得到信息的地方，但是打了一些電話尋問負責交通的部門，一些部門沒有回音，而有一些部門的回答也是漠不關心的。現在還太早，天气不好，又是周末，誰愿意沒事找事儿呢？ 大部分撞坏的汽車都拖到拉斯科路的一個廢車停放場，在城的東北邊。這個消息是中央管轄區的一個秘書告訴我的，她曾在動物控制中心工作過。我給各個警察分局打電話，但他們說有些車也可能拖到市里其他几個停放場去。那位秘書告訴我，我的車很可能在廢舊汽車拆卸場。這個拆卸場是一個私營企業，她解釋說，所以這很可能會引出麻煩。她曾在交通部門工作過，但很不喜歡那儿的工作。 這時我想起了莫迪凱，這是一個与平民百姓接触最多的一個新的信息源。我一直等到九點才給他打電話，我把事情向他講述一遍，并讓他放心說我雖然住進醫院，但沒什么大事。我問他如何找到被撞坏的汽車，他倒有些主意。 我把這些情況也打電話告訴了波利。 “你不回來一下嗎？”她問道，說話有些結巴。 “我在醫院里，波利，你在听我說嗎？” 她那頭又有些遲疑，證實了我所擔心的事。我可以想象到一塊蛋糕，旁邊放著一杯潘趣酒，大概是在會議室中，五十個人站在桌子周圍，每個人都向你敬一杯酒，并說一些你如何如何好的簡短發言，這類聚會我參加過好几次。真挺可怕的。所以我決心躲避公司為我舉行的歡送會。 “你什么時候出院？”她問道。 “我也說不准，可能明天吧。”我在說謊，我在中午前就會出去，不管醫生讓不讓我出去，我都要走。 又是一陣猶豫不決。蛋糕，潘趣酒，那些忙人的重要講話，或許還有一兩件禮物什么的。她怎么能處理得了。 “太遺憾了。”她說。 “我也是一樣。有人找我嗎？” “沒有，到目前還沒有。” “好，請你告訴魯道夫一下我出了點事故，我待一會再給他打電話，就這樣吧。他們又要給我做檢查了。” 就這樣，我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很有前途的事業宣布結束了。我連最后的告別或歡送聚會也沒有參加。在年僅三十二歲時，我就擺脫了公司的束縛和金錢的枷鎖。我剩下的就是跟著我的意識去走。如果我每動一步都不是有人在用刀逼著我，那對我來說就是再好不過的了。 克萊爾在十一點以后來到醫院，她同我的醫生在大廳里匆匆地說著些什么，我在屋里可以听到一些內容，說的都是他們的醫學語言。他們說完之后一起進入病房向我宣布，我可以出院了，我換上了她從家里給我帶來的干淨衣服。她又用車把我送回家，一路之上我們几乎沒有說話，也沒有可以和解的机會。一次小小的車禍怎么可能會把一切改變呢？她到醫院去看我是作為朋友、醫生，而不是作為妻子。 她讓我坐在沙發上。給我做了碗蕃茄湯，她把我的藥一并排地擺在廚房的桌子上，告訴我該怎么吃，吃多少，然后就走了。 我靜靜地坐在那儿坐了十分鐘時間，這段時間足可以把湯吃掉一半還能吃几塊椒鹽餅干。后來我去接了個電話，莫迪凱也沒有發現我的汽車的線索。 看完報上的分類廣告之后，我又開始給房地產經營人和地方公寓服務部門打電話，然后我又向汽車服務公司叫了一輛轎車，又洗了一個熱水淋浴，讓身上的青腫之處得到熱敷。 給我開車的人叫利昂，我也坐在前排和他并排坐著，每遇坑坑洼洼車子顛簸時，我盡量不叫也不顯出痛苦的樣子。 太好的公寓我是住不起的，但至少要安全一點儿的。利昂倒是有些主意。我們在一個書報出售亭，從那拿了兩個免費的特區不動產部門的小冊子。 按利昂的說法，現在就能住而且半年又可以換的最好的地方是亞當斯-摩根大街，就在杜邦廣場北面。那個地區很有名气。那個地方我曾多次經過，卻從來沒有想到過停下來觀察一番。 這里的街道兩旁的房子還是上世紀与本世紀之交時曾流行過的那种聯立式排房。里面還都住著人，這种人被特區人們稱作“充滿生气的鄰里”。這個時刻正是這儿咖啡廳和餐館忙的時候，那些有色情表演的地方就在拐角處，不過到那類地方還是小心為妙。如果像議員那樣的重要人物在國會山里讓人家從背后搞一下子，那就沒救了。 在駛向亞當斯-摩根大街的途中，利昂碰上一個和車一般大小的坑，我們都給彈了起來，在空中停了足有十秒鐘，然后重重地摔了下來，我忍不住地尖叫起來，因為我整個左半個身子都像跌散了一樣，疼痛難忍。 利昂也嚇坏了。我不得不告訴他實情，告訴他我昨夜是在哪儿過夜的。他把車速降了下來。而且他成了我的房產代理人，我們到了一處，他先是扶我上了樓梯，上面是一個很破舊的一套公寓房，地毯散發著一股味，很明顯是貓尿的气味，利昂責備女房東說把這樣的房子向外出租真有些不像話，她真應為此而感到臉紅。當然他說話時還是比較委婉的。 下一站我們去的是同一條街再往北一些的一幢五層樓，我們要租的房在頂樓，這里沒有電梯，我簡直沒法上去，也沒有什么暖气設備。利昂又很客气地向房東告了別。 接下來的是一個四樓的頂樓，但有個挺不錯的電梯，里面也很干淨。這幢聯立式樓正在怀俄明路上，离康涅狄格街不遠，是條很漂亮的林陰路。租金是每月五百五十美元，實際上沒等到看見這個地方我就決心租下了，因為我已經實在不行了，想的更多的是我丟在廚房柜台上的止痛藥，沒有心思再想別的了，只要租個房子住就行了。 在這個閣樓里有三間小屋子，天棚是傾斜狀的，有一個衛生間，水暖設備看樣子還是好使的，地板挺干淨，還可以看到街上的景物。 “就租它了。”利昂對女房東說。我這時倚在門框上，快要倒下了。在底樓的一間小辦公室里，我讀了一下租約，很快就簽好了字，并填寫了一張支票，付了押金和第一個月的房租。 我告訴過克萊爾我周末搬出去，那么說話就該算話。 如果利昂要是問我為什么從喬治頓大街那樣漂亮時髦的地方搬到亞當斯-摩根大街這個三間小鴿子籠，我該怎么說呢？但是他沒有問，他是很懂得干他這一行什么該問什么不該問的。他把我送回我的公寓，就在車里等候著，我進去先吃了几片藥，又打了一會盹儿。 正當我服了藥，迷迷糊糊的時候，突然有人打來電話。我跌跌撞撞走過去，抓起電話有气無力地說聲“喂”。 魯道夫在說話：“我以為你還在醫院呢。” 我听出是他的聲音，但我那迷糊勁儿還沒完全過去。“是的，我那時在醫院，”我說道，口齒有些不太利落，“現在我出院了，有事嗎？” “我們今天下午都很想念你。” 噢，對了，那蛋糕和潘趣酒的聚會。“不過我真沒想到汽車給人家撞坏了，請原諒我。” “不少的人都想和你告個別。” “他們可以寫封短信，告訴他們給我電傳過來。” “你是不是感到很不舒服？” “是的，魯道夫，我感到就像剛讓汽車撞了那樣。” “你是不是還在治療？” “怎么，你問這干啥？” “很抱歉，你看，布雷登·錢斯要找你，他一小時前在我辦公室，他挺急于要見到你，是不是挺奇怪？” 這時我頭腦一下子就清醒了：“他找我干什么？” “他不說呀，就是說找你。” “你告訴他我已經离開公司了。” “我說過了。很抱歉打扰了你。如果有空就過來一會儿吧，這儿還有你的朋友呢。” “謝謝你，魯道夫。” 我把藥片裝進衣袋里。利昂也在車里打盹呢。當我們開車离開時，我打了個電話給莫迪凱。他已找到了事故的報道。是亨德利清障公司把它作為被撞毀的汽車給拖走的。亨德利公司對大多數電話都是記下電話錄音，不能立即回答。現在路面很滑，事故很多，這對于有拖車的人來說是非常忙的。大約三點鐘時電話才打過來，但也絲毫沒有任何幫助。 利昂找到了亨德利公司，就在离第七街不遠的羅德島街。它平時是個加油站，現在又成了修車厂，兼營拖拉出事故的汽車為道路清障的業務，也出售二手車以及出租自己動手的搬家汽車。每個窗子上都裝了鐵條，利昂想個花招盡量靠近前門。“掩護我。”當我從車里出來沖進去時說道。結果那反彈回來的門還是撞到我的左臂，我痛得彎下腰，一個穿著工作服大衣，滿身油污的机械工正轉過牆角，他盯著我看。 我向他解釋為什么來這儿，他拿起一個記事板，上面貼滿了記事的條子。在我后面，我听到有人在談話，還罵罵咧咧的，他們一定是剛剛賭博回來，又喝了酒，大概還賣毒品。 “是警察拖來的嗎？”他說，但仍在看那個記事板。 “我怎么知道的呢？” “我也不知道。是犯罪事件還是什么？” “是犯罪事件，不過我的車和犯罪事件無關。” 他毫無表情地看了看我。他腦袋里想的是他自己的事儿。 “知道我的車可能在哪儿嗎？”我盡量和顏悅色地同他說話。 “如果他們把車扣押的話，一般都放在佐治亞街，就在哈佛的北邊。” “這個城市一共有多少這樣的停車場？” 他聳聳肩要走開。“不止一個。”他說著就走開了。 我小心翼翼地打開門，然后奔向利昂的汽車。 當我們找到那個停車場時，天已快黑了，這里一半用鐵鏈連著，用鐵蒺藜攔著，里面堆有數百輛廢舊汽車，排放混亂，有些車堆到了別的車上面。 我和利昂站在通道上一排一排地看。“在那邊。”我一邊指著一邊說道。我的車就停在一個小棚子旁邊，正面對著我們。當時撞車時是左前方，所以左前方已損坏，護板已沒有了，發動机已露在外面，也撞坏了。 “你真是挺幸運的。”利昂說。 在我的車旁邊就是那輛豹牌車，頂篷已成扁平狀，所有的車窗玻璃全都碎了。 小棚子是個辦公室之類的屋子，但門關著，沒有開燈。大門都已用粗鐵鏈攔起來了，鐵蒺藜在雨中閃著寒光。有几個彪形大漢在拐角處轉來轉去，离我們不遠，我能感到他們在看著我們。 “我們從這儿出去吧。”我說。 利昂開車送我去國家机場，那是我唯一知道可以租到車的地方。 餐桌已擺好了，中國餐館買來的外賣放在爐子上。克萊爾在等著我，有此為我擔心，盡管我說不准她擔心的程度，但總還看得出來。我告訴她我租了一輛車，是根据我的保險公司的意見辦的。她就像一個耐心的醫生那樣給我檢查了一番，又叫我服了藥。 “我想你該休息一下。”她建議道。 “我試了，可是不行。我現在餓了。” 這可能是作為夫妻關系的最后一餐，我們開始是一起吃飯，結束時也是一起吃飯，只是地點不同而已，但都是快餐。 “你認識一個叫赫克托·帕爾馬的人嗎？” 我使勁將食物咽了下去，回答說：“認識。” “一小時前他打電話給你，說有重要的事要和你說。他是干什么的？” “公司的一個幫辦，我原定上午要和他一起商量一個案子的，他一定有困難。” “想必是，他說今天晚上几點鐘在M大街的納森酒吧見面。” “怎么在酒吧？”我沉思著。 “他沒說為什么，但听起來挺神秘的。” 我的食欲一下子就全沒有了，但我還是裝著若無其事地吃著。并不是真想吃，而是不讓她太注意此事。 我步行走到M大街，原來下著小雨，現在已變成了雨夾雪了。而且我還忍著疼。我想周末停車太困難，我又想趁此机會活動一下肌肉，清醒一下頭腦。 我估計這次約會准沒好事，我一邊走，一邊想該怎么辦。我想出一個謊言來掩蓋我的行徑，然后再編出一些謊言來掩蓋前面的謊言。既然東西已經偷到手，撒個謊那就是小事一樁了。赫克托還可能為公司工作，他很可能被裝有竊听器，所以我只听不說。或多听少說。 納森酒吧還沒坐滿，我提前了十分鐘到達，但他已經坐在那儿了，在一個小包間里等著我。當我走進時，他突然從座位上跳了起來把手伸向我：“你一定是邁克爾，我是赫克托·帕爾馬，在不動產部工作。很高興見到你。” 簡直是突然襲擊，這种人常使你感到窘迫。我同他握握手，几乎有些站不穩，也說些“很高興見到你”之類的話。 他指著一個包廂說：“這里，到里面坐。”他滿臉堆笑，一片熱情。我小心地彎下腰，側著身子進了包問。 “你的臉怎么了？”他問道。 “和我汽車里的安全气袋接了個吻。” “對了，我听說過這次事故，”他說得很快，非常快，“你還好嗎？沒有傷著骨頭吧？” “沒有。”我說得很慢，想弄清他的來意。 “听說其余的几個人都死了。”他緊接著說，他在主宰著這次談話，我只好跟著走。 “是的，那是几個毒品販子。” “這個城市，”他說，這時酒吧招待走了進來，“你要吃點什么？”赫克托問我。 “咖啡，不加奶。”我說道。正當他挑選喝的東西時，他的一只腳在我的腿上輕輕地碰了几下。 “你們都有什么啤酒？”他問招待，這是他們最不愛听的問題。這位招待雙目直視，一口气報上一連串的品牌。 他的動作把我們的目光帶到了一起，他的雙手都放在桌子上，利用招待當做掩護，他把右手的食指彎曲著指著自己的胸部。 “莫爾森牌。”他突然說出一种品牌，這時招待走開了。 他被裝有竊听器，他們在監視著。但不管他們在哪儿，他們絕不能透過招待看見我們的。我本能地想要轉過身來看看周圍的人，但我抑制住這种誘惑，這還真得有點感謝我那板一樣僵直的脖子。 這就讓我明白了我們剛見面時赫克托為什么那么熱情的問候，就好像我們從未見過面似的。赫克托今天一天都在受盤問，但他否認了一切。 “我是不動產部的幫辦，”他解釋道，“你曾見過布雷登·錢斯吧，他是我們的一名股東。” “是的。”由于我的話會被錄下音來，所以我盡量十分簡短地回答。 “我就是幫他做事的，上星期有一天你來到他的辦公室，你和我說過几句話。” “如果你這樣說，那可能吧，我已記不得見過你了。” 我淡淡一笑，目光顯得有些輕松，監視器是什么也看不出來的。在桌子下面，我用腳碰了碰他的腿，希望我們說話更合拍。 “你知道，我之所以請你來這儿是因為市雷登辦公室的一份檔案丟失了。” “怎么，認為是我偷的嗎？” “噢，不，但你也是有一定嫌疑的。上周你闖進他的辦公室時，你要的就是那份檔案。” “這么說我已受到指控了？”我有些火了。 “還沒有，別緊張。公司正在全面調查這件事，我們會找每個有關人員談話的。因為我曾听說你向布雷登要過這份檔案，所以公司就叫我找你談談，如此而已。” “我不知道你都說些什么。還如此而已！” “你對那份檔案一無所知嗎？” “當然是一無所知。我怎么能從一位股東的辦公室里拿走一份檔案？” “那你愿意接受測謊儀的測試嗎？” “當然愿意。”我十分堅定地說，甚至是十分气憤地說。看來我除此以外也別無選擇了。 “好吧，他們讓我們每個人都接受測試，不論遠近，只要和那份檔案有關的人概莫能外。” 這時咖啡和啤酒都上來了，這給我一個喘息机會來考慮剛才的話有無失當之處，或可做何調整。赫克托曾說他已深陷麻煩之中，那測謊儀很可能會毀了他。你在邁克爾·布羅克离開公司之前見過他嗎？你們談起過丟失檔案的事嗎？你是否幫他得到了那份檔案？是還是不是，尖銳的問題，簡短的回答。他無法說謊，他無法渡過這一測試關。 “他們還取指紋。”他說。他說這話時聲音很低，這倒不是為了害怕裝在身上的竊听裝置，而是為了气氛放松一下。 那倒不一定有效，我不會留下指紋的，在這事之前不會留下，在以后也不會。“他們真可以。”我說。 “實際上今天一上午他們都在取指紋。從門上，從燈的開關上，還有檔案柜上，取了不少。” “希望他們能找到他們要找的人。” “說來也巧，你知道，布雷登辦公室里有上百件正在使用的檔案，他丟失的那份正是你想要看的那一份。” “你想說什么？” “隨便說說，巧合，真正的巧合。”他說這話實際上是說給听我們談話的那些人的。 我想我也該表演一下：“我不喜歡你這种談話方式，”我簡直在沖他吼，“如果你們要指控我什么，就去找警察，要個逮捕證來，把我抓起來。要不然就收起你那餿主意。” “已經惊動警方了。”他說，語气冷冷的，而我故作發脾气的气勢也緩和下來，“報的是失竊。” “當然是失竊，去抓偷你們東西的喊吧，別跟我浪費時問。” 他喝了一大口啤酒：“有人給你過一串布雷登辦公室的鑰匙嗎？” “當然沒有。” “怎么有人看見這個空檔案袋在你桌子上，里面裝有一個紙條和兩把鑰匙，一個是門的，另一個是檔案柜的。” “我根本不知道這碼事。”我一邊故作气憤地回答，一邊努力回憶我把空檔案袋放到了什么地方。 我的思路變得開闊了，我受過的訓練應是以律師的方式進行思維，而不是以罪犯的方式進行思維。 赫克托又喝了一大口啤酒。我也喝一口咖啡。 該說的已經都說了，信息也都得到了。一方面是公司的信息，另一方面是赫克托本人的信息。公司想找回檔案，而且其內容又不泄露出去。赫克托的信息則是他很可能因此而丟掉這份差事。 只有我能救他，我可以返回那份檔案，承認是我干的，并答應保守檔案的秘密，公司很可能會原諒我，這樣就不會引起對他的傷害，對公司也好。保住赫克托的工作可能只能以返回檔案作為條件了。 “還有別的事嗎？”我問道，突然想立刻离開。 “沒有了，你什么時候可以做測謊檢查？” “我給你打電話。” 我拿起大衣，起身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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