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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老琢磨一個怪問題，即古代的"現代化"。我總覺得中國的"百家爭鳴"和緊隨其后的秦漢帝國，在思想气氛上和社會組織的設計上都有點象我們現在講的"現代化"。所以北成勸我讀點福柯，特別是他講資本主義"現代化"的兩本大作。我很感謝北成、遠嬰，感謝他們把我那本"束之高閣"的《規訓与懲罰》（英文本）翻成中文，并把此書的姊妹篇《瘋顛与文明》（亦英文本）也一并譯出，（1）讓我和其他中文讀者知道，在這樣一個世界還有這樣一個人，他吃著"現代化"，喝著"現代化"，但并不感恩戴德，也并不心悅誠服，冷水潑得你一頭冰涼。 福柯是個大名鼎鼎的"怪人"，一位專門跟現代文明抬杠的"楚狂"。他的書給我們提供一种獨特的"發明史"（他常用"發明"一詞指下述"組織"和"技術"的誕生）。它既不是講先民作弓矢网罟漁獵，從百草中選育五谷，從万獸中馴化六畜，埏埴陶冶制器，服牛乘馬致遠；也不是講現代人引為自豪的電燈電話，飛机戰艦，火箭、電腦、避孕套。它講的是一种更高級的"技術"（"權力技術學"或"權力經濟學"），即人怎樣把活生生的人任意改造，當作可摶之泥，可塑之器，可以"到處生根發芽的种子"，可以"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的牛羊。甚至還能把他們標准化、格式化、數量化，編為程序，組裝成机器，只要電鈕一按，頓時一片轟鳴；或者摘心換腦，使你習焉而不察，積非成是，達到指鹿為馬的地步。 福柯的《瘋顛》是講現代精神病院的"發明"，《規訓》是講現代監獄的"發明"。書中有年代序列，有文獻考据，据說也算嚴格的史學著作。可是他不寫這不寫那，單單挑中瘋人院和監獄，專從這類"權力關系"來講現代社會的演變軌跡和基本設計，拿它們當現代社會的縮影或象征，這卻頗有庄生寓言的味道（書中術語也往往帶有隱喻的色彩）。 福柯的書乍讀令人惊訝（似乎危言聳听），繼而讓你害怕。仿佛身在陽光之下，心在惡夢之中，"過去"与"現在"可隨意切換，"自己"与"他人"也時有混淆。"權力關系"像一張大网，緊張和壓抑憋得你透不過气。 也許是孤陋寡聞吧？這樣的書我還是第一次讀到。 福柯的"發明史"，重點是講現代。他說他沒有興趣"從現在的角度來撰寫一部關于過去的歷史"，而只想寫一部"關于現在的歷史"。（《規》29頁） 《瘋顛》一書，時間跨度有六百年。話題是從"瘋人"在歷史舞台上的出現談起，即中世紀末隨著麻風病的消退，瘋人開始取代麻風病患者，成為社會排斥和隔离的新對象。然后是歷述這种排斥/隔离机制的各种變形：文藝复興時期（十四--十六世紀）是用"愚人船"放逐他們（就像舜投凶頑于四裔）；古典時期（十七世紀）是把他們當"社會垃圾"和罪犯，盲流一起關進收容所，叫"大禁閉"；啟蒙時期（十八世紀）是他們當"瘟疫"來隔离，叫"大恐懼"；終點是十九世紀，即把瘋人与罪犯分開，當病人看待，与"正常人"隔离，實行"治病救人"的"人道主義"。這樣才形成現代的精神病院。 同樣，《規訓》也是講類似時段里的類似變化。它的聚集范圍雖然窄一點，主要是講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刑罰制度的轉變，即從菜市口殺頭那樣的"公開處決"到圍到高牆深院的"隱蔽執行"，從五花八門的酷刑設計到形式單一的"統一懲罰"（只有"卡背儿"即死的极刑（如絞刑、斬刑、槍斃，坐電椅）和按罪行輕重遞為增減的量化徒刑），但終點相同，強制改造之中也寓有"挽救"之義（通過"感化"和"反省"等等），由此發展出以"規訓"為特點的現代監獄。 福柯討論的時段同《資本論》大体相同，（書中多次引用此書和馬克思的其他書），焦點也是十九世紀，十九世紀以前的"血淚史"是被當作現代社會的"史前史"。十九世紀以后，馬克思沒見，福柯也沒講。這不是他的忽略。因為在他看來，本世紀仍是十九世紀的直接延續（書中提到一九七二--一九七四年的法國監獄暴動），并非資本主義的"新紀元"。 讀福柯的書你會發現，他的風格不僅是"出奇制胜"，喜歡講偶然，講斷裂，講意想不到的變形，其實還有個特點是專愛"揭老底"，喜歡講"万變不离其宗"，講"換湯不換藥"（后者和他的价值判斷關系更大，并對"打通古今"很有用）。人家越是說"進步的不得了"，他越要說"退步也不少"。比如從中世紀的麻風病院到現代的精神病院，從車裂達米安（Damiens,刺殺法王的凶手）到現代監獄，前后的反差已足夠強烈了吧？但作者的用意卻根本不在"憶苦思甜"。他反而是想提醒讀者："權力机制"是一种揮之不去的夢魘，即使它的形式已經面目全非，但類似的"發明"總有功能的連續。 總之，在福柯眼中，這不過是大毛虫變成了花蝴蝶。 人類社會組織并不就是人力的集合（"團結就是力量"），其功用也未必在于對付自然災害或狼虫虎豹。在福柯看來，它的一切精巧設計（哪怕是最文明的設計），主要都是為了對付"人"--我們這些聰明固為眾靈之長，凶殘實亦超過猛獸的"裸猿"。（2） 人對付人的辦法一向很殘酷。比如在中國古代，有一項至今還讓我們自豪的發明是名曰"蹴鞠"的足球。据馬王堆帛書《十六經》，黃帝殺蚩尤，剪其發做旌旗，肅其皮做箭靶，充其胃做足球，腐其骨肉做肉醬，令天下嘗之，以儆效尤，傳說最早的足球竟是用人胃制成。那時的人對虐殺同類，甚至吃掉同類是并不感到臉紅的（《水滸傳》中的英雄也往往吃人）。 酷刑的延續相當長，廢止相當晚，而且至今不能徹底。盡管古代的"肉食者"早就有人從吃牛羊而想到自己，終于"不忍其觳觫"而"遠于庖廚""除秦苛法"（？）的漢代也有過"除肉刑"的壯舉（參看沈家本《歷代刑法考》的《刑法分考》五），但它作為一种制度受譴責而廢止，离現在可非常近，。比如福柯講車裂達米安，那种撕筋裂肉、死去活來的場面，二百年前在歐洲還是家常便飯。前不久，我在賽克勒/弗利爾美術館做研究，曾從該館收藏的《The bishop Papers》看到一批清末行刑場面的照片，其中有潑婦罵人所謂"挨千刀"的"凌遲"（當時典守檔案的 Colleen Hennessey女士還以我是無意翻到，竟連聲道歉，說不該讓我看到"這些令人難過的場面"）。這种技術性极高（寸割而不死），表演性极強（万人爭睹）的酷刑，其廢止已到一九零五年（而且据說還是沾了"友邦不悅"的光），距今更不過八十多年。可見人類的進化是多么慢。 對現代社會的"井然有序"和"富于人道"，福柯并不認為是道德改善和知識進步的結果。在他看來，人類懂得"誅心"的妙用（"武斗只能触其皮肉，文斗才能触其靈魂"，"用一個人的大腦代替億万人的大腦"或"用億万人的大腦代替每個人的大腦"），學會用"規訓"來制服人的肉体和靈魂，變得"文明"起來，乃是權力机制自身的演變。酷刑既緣于暴政和叛亂互為因果，則其廢止亦必在于雙方的"撤火"，即"犯罪的暴烈程度減弱了，懲罰也不那么激烈"（《規》73頁），以及隨著經濟活動的重要性越來越突出，犯罪形式開始由流血型更多轉向詐騙型等等。 福柯講現代監獄，特意提到十八世紀理性的一項杰作，即受當時流行的環形建筑影響，邊沁發明的"全景敞視監獄"。這种監獄有點像歐式体育場（起源于希腊、羅馬），但觀看者和被觀看者的位置正好相反。囚犯是關在環形四周，如群星拱北斗而朝向中心的監視塔，令獄吏可以一覽無余，而他們卻看不見獄吏。這設計巧不巧？夠巧了吧。可福柯說，它恐怕是受勒沃（Le Vaux）設計的凡爾賽動物園的啟發，其實仍然未脫"困獸之籠"的原型（就像我們從出租汽車仍可看出黃包車的原型）。 在福柯所說的"規訓机制"（監視、考評和記檔案等）中，"監視"這一環特別重要（法文本"規訓"即作"監視"）。過去我在山西農村當老師，當地還保留著私塾的遺風，上課講得少，背得多，放學前還得"寫仿"（摹寫老師的臭字）。有位同行有絕招。他把辦公室兼臥室設于教室后牆的隔壁，牆上開一小窗，窗上捅一小孔，只要預先授讀一遍，即可回屋大睡，令學生覺得背后有眼，一直吟誦不絕。（人只會"向前看"，不象兔子，視角可以超過三百六十度，逃跑時無須瞻前顧后，他最怕背后打黑槍）我体會，現代社會的"沒人管"或曰"自由"大抵如是。它后面都有這种"看不見的眼"（當然還能通神的錢，即亞當·斯密所說"看不見的手"）。這個"困獸之籠"可以不設柵欄，照樣叫你就范其中，就像中國古代兵書講的"太公釣魚"或活動家講的"形格勢禁"，不愁不上鉤，不怕你不老實。 在福柯的書中，他所談的社會組織多是些可即小見大的局部組織，如軍隊、監獄、工厂、學校、醫院、修道院。它們雖分工不同，但机制相似，功能互補，有如犄角鉤連、頭尾相救的陣圖，是一种很大的网絡。第一，它們都有社會排斥的机制，即把一切為保障社會的高速發展而甩下來，不能消化，不能處理，因而有礙"文明"秩序和"理性"觀瞻的東西（如貧窮、犯罪、不發展和各种廢料等等），拋棄于"秩序"之外，任其自生自滅。或隔离于"秩序"之內（當然是藏掖遮蓋于某种角落），眼不見為淨。精神病院是其象征。第二，它們都有一整套強化訓練的机制，可以像馴化犬馬，或我們中國人養金魚那樣，一代代培育其遺傳性征，最后都讓你分不清哪是它真正的"天性"。（3）這种訓練是無所不在的（到哪儿都不能"缺乏組織觀念"），足以保證按社會需要預先訂制和合理配置他們，并把一切不合理的"廢品"重新"回爐"。監獄是其象征。 在現代社會，"現代化"是個最多歧見也最多共識的話題。盡管由于階級、种族和宗教的沖突（或窮人反對富人，窮國反對富國），對立雙方總是劍拔弩張，但"現代化"對誰都是個"香餑餑"。特別是其技術化的特征，更是"擋不住的誘惑"。 讀福柯的書，我老想起黃仁宇先生的近著《資本主義与二十一世紀》和他的其他几本書，黃先生有兩句口頭禪。一句是"長程的合理性"，一句是"千軍万馬，從數字上去管理"。前一句是講觀察歷史的方法。他認為道德義憤和意識形態宣傳只會扭曲史實而無助其評价，歷史上的許多"你死我活"，如果放寬眼界去看，滲上几百年，死上几代人，一旦超出當事者的"恩恩怨怨"，真相必落于"兩造"之外。所以對現代的國共之爭，他會持"各有一半功勞"之論，令人覺得好像"大水沖了龍王廟"。后一句是刻畫"現代化"的特征，強調各种社會、經濟和政治組織的充分發育和規范化，上下貫通和成龍配套，從而形成"超越國際的技術性格"。 讀福柯的書，我們也會發現黃先生講的那种"千軍万馬，從數字上去管理"，而且也一樣可以領略到它的"技術性格"。甚至我還有一种感覺，它的許多技術設計，恐怕都不僅僅是屬于"現代"的。例如黃先生已提到，歷史上的中國如秦漢帝國，就已有這方面的沖動。它不僅有龐大的文官系統（及相應的考核、選舉、監察制度和檔案制度）和內容詳盡的法律，還有福柯說的"廢止肉刑"和"量化徒刑"，當時整個社會被二十等爵和刑徒制度所覆蓋，就像在高速公路上開車，"前有虎狼，后有追兵"，"人"是處于一种殘酷的"工藝流程"之中，那种"理性設計"，若對比于西洋史是足夠令人惊訝的。（4） 在福柯的書中，作者雖然講的是同一歷史現象，但他和黃先生的立意可大不相同。他所關心的已不是用"技術設計"來超越"意識形態"，而是對這种"設計"本身持否定態度。他把現代社會的"理性設計"（即"社會秩序，肉体和道德的約束，群体的無形壓力以及從眾（conformity）的要求"）稱為一种"龐大的靜止結构"，它"使歷史陷入既得以成立又是受譴責的悲劇范疇的地方"（《瘋》前言），并說"我們都意識到監獄的各种弊病，知道當它無效時是很危險的。但是人們無法'想象'如何來取代它。它是一种令人厭惡的解決辦法，但是人們似乎又不能沒有它。"（《規》232頁） "長程的合理性"在這里變成了"長程的不合理性"。 "現代化"在現代的"有效"和"有限"都有不爭的事實。一方面，它既然植根于標准化、格式化、數量化這類机制，當然也就可以自動复制，自動擴展，也許會在某一天早上，真把這個世界弄得"一球樣"（美國在這方面最典型）。但另一方面，這個世界對"現代化"也并非逆來順受，一直有激烈反抗（盡管它反而加強和完善了這個"現代化"，使之產生"抗体"，增強了它的"免疫力"--權力机制都有這种功能，古代農民起義有類似經驗）。畢竟還留下了許多"化外的蠻荒"，"死角"和"漏洞",各种"非正式制度"，可怜的"印第安保留地"和人文傳統的頑固壁壘，既讓它的設計者感到遠未臻于完善，也叫登臨廢墟的怀古者感到"永久的失落"。 人与命運的抗爭曾是希腊悲劇的主題。在現代思想史上，"實体"与"自我意識"，"人"（馬克思稱為"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与"唯一者"，"本質"与"存在"，還有現在時髦的"結构"和"解构"，到處也都有這种"強大"和"弱小"的對立。福科采用十八世紀的本來說法，把它們稱為"理性"和"非理性"。從福柯的"發明史"我們可以發現，他所碰到的難題是一种固有的矛盾，即一切社會机制的效性都离不開"拿人不當人"（所以個人對它的配合也就在于"別拿我當人"）。但是正如書中引用米哈伊爾大公閱兵時所說的話："很好，只是他們還在呼吸"（《規》188頁），美中不足的是：人畢竟不是東西。 在"理性"和"非理性"的關系上，福柯并沒有打算用"非理性"去取代"理性"（以卵擊石），也沒有打算用"理性"本身去克服"理性"（以毒攻毒）。他沒有為我們提供任何"可行性方案"，而只是提出了一种反叛世俗的理解，即專為一切"不正常"打抱不平，公開宣稱"理性"乃是"另一种形式的瘋顛"（5），而"非理性"才是前者的"真理"（瘋子先于瘋人院，罪犯先于監獄，后者是為了對付前者才發明，見《瘋》前言）。 福柯為"非理性"的抗辯并非是在鼓勵大家抽瘋，而只是表達了他對資本主義"現代化"從根子（十八世紀理性）上的怀疑，表達了他自甘被這种"理性"視為譫妄和狂放。 福柯對"現代化"的揭露是屬于"遺傳机制"的揭露（把"權力"的"話語結构"當DNA）。也許正是由于他的"求之過深"，它留給讀者的將是一种"無所逃死"的失望。人們可能會說福柯太悲觀，但他的"無可奈何"卻并非西西弗的滾石或吳剛伐樹。它更像銜木石以填滄海的精衛，"徒勞"之中也令你惊歎其悲壯。 注釋： （1） 后書在大陸有浙江人民出版社的譯本，讀者不妨對比二者的优劣。案"規訓"，法文本原作surveiller,義為監視，英譯本改為displine，是根据作者本人的建議。這里的displine是"紀律"一詞的動詞化（書中作名詞譯為"紀律"），指通過訓練而使人的言談舉止合于規矩准繩。譯者創用"規訓"一詞（漢語中沒這個詞），是想傳達作者所說通過訓練使人"規范化"Norma，便于監控的复雜含義。這兩本書皆未經作者看校，手民之誤太多（我參加翻譯的高羅佩《中國古代房內考》經桂冠再版亦然），如作者福柯，按台灣習慣改姓傅倒也罷了，然《瘋顛》作"傅柯"，《規訓》作"傅科"，竟好象是兩個人。 （2） 人是最不挑嘴的"雜食動物"，除巨毒之外，几乎什么都吃，甚至推其仁愛之心而及于動物，覺悟始終有限。比如現在歐美人提倡保護動物，反對日本人吃鯨魚或中國人吃狗，但他們自己卻不肯放棄吃牛羊豬（雖然据科學家講，豬的智力一點也不比狗低），或雖拒食牛羊豬，卻不妨大吃雞鴨魚，遠不如古代方士的服餌金玉朱砂，黃精白術和釋家的戒食五葷來得更加徹底。 （3） 任何社會或文化都有一种默契，就是假定每個人都懂規矩而知習俗。如果有人壓根儿就沒受過這种訓練，那麻煩可就大了，美國會說："Are yo crazy（你瘋了嗎）？這就好比一只家犬，如果見了主人不是搖尾乞怜（它本來哪會這個）u，而是沖腳脖子就咬（這才是它的看家本事），人們非說它是瘋狗不行。福柯所說的"瘋"其實就是這种"瘋"。 （4） 中國的歷史學家曾困惑于西周封建与歐洲封建的相似。同樣，十八世紀的啟蒙思想家也從明清帝國發現過他們追求的"理性設計"。這類"相似"或"錯位"根本不必稱為"萌芽"或"早熟"。它似乎說明，過去我們認為很大的一些組織（所謂"社會形態"），都是參差不奇的一种"叢体"，完全可以進一步分解，其局部組織的各自"發明"都并非那么"突如其來"，而是有較早的來源，較長的延續，較多的變形，既受系統制約，又有獨自的發展線索。甚至我還覺得，"現代化"如果不是指与含糊不清的"傳統"相區別，或突飛猛進的技術躍遷，單就社會組織而言，它恐怕遠沒有想象的那么新。 （5） 馬克思也說資產階級社會是被"商品拜物教"給弄"瘋"了。据福柯結實，這种"瘋癲"是一种alienation,即醫生用為"精神錯亂"之義，而哲學家用為"异化"之義的同一個詞。（《瘋》191頁） 選自《讀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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