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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日晚上，一場戰斗在法國的革命軍和前來剿滅這場可怕暴動的君主聯盟軍之間打響了。 這是一次戰果輝煌的胜利，但胜者不是聯盟軍。聯盟軍的步兵在瓦爾密村滑溜溜的山坡上施展不開。戰斗變成了接連不斷的炮戰，可是叛軍比皇家軍隊射擊得更猛烈迅速，這樣后者就率先撤离戰場，晚上向北方撤退了。參加這場戰斗的有一個名叫歌德的人，他是世襲魏瑪王子的助手。 几年后，這個年輕人出版了對這一天的回憶錄。他那時站在洛林的又稠又粘的沒踝泥漿里，卻變成了一個先知。他預言經過這場炮戰，世界再也不會是原來的樣子了。他說得對。在永遠值得記憶的那天，受上帝垂青的君主權力被扔進了垃圾堆。人權運動的參加者們并沒有象人們預想的那樣象雞一樣逃之夭夭。他們挺著槍，穿過山谷，翻越高山，把“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傳播到歐洲最邊遠的角落。把他們的馬拴在整個大陸的每座城堡和教堂里。 我們寫一寫這樣的言詞倒是毫不費力。這場革命的領導人已經死去大約一百五十年了，我們盡可以取笑他們。我們甚至還可以感謝他們為這個世界做了好事。 但是從那些日子里熬過來的男男女女們——他們曾在某一天的早晨聚在自由之村的下面高興地跳舞，但在以后的三個月中又象城市下水道里的耗子一樣被到處追赶——不可能對這場動亂采取作壁上觀的態度。他們一從地窖和閣樓里爬出來，梳理一下亂得象雞窩似的假發，就開始想方設法避免重演這种可怕的災難。 但是為了對抗敵手的成功，他們必須首先掩蓋過去。這不是歷史學意義上的那個含混的過去，而是他們自己偷偷摸摸地閱讀伏爾泰先生的書并公開表示對百科全書派的欽佩的“過去”。現在他們把伏爾泰先生的書堆放在閣樓里。把狄羅德先生的書賣給了廢品販子，把曾經虔誠拜讀過的揭示真理的小冊子扔進了煤箱。為了掩蓋可能暴露他們曾在自由主義領域里逗留過的蛛絲馬跡，他們用盡了一切可能的方法，真可謂是煞費苦心。 哎呀，就象屢見不鮮的摧毀一應文字材料的情況一樣，這些忏悔人忽視了一件事，這比那些眾說紛紜的謠傳更糟糕，這就是戲劇舞台。他們曾經為《費加羅的婚禮》說了整車整車的恭維話，現在再宣布他們從沒有相信過人人平等的理想有可能實現，也未免有些幼稚。他們曾為“聰明的南森”流過淚，所以現在也無法再證明自己一直堅持認為宗教寬容是政府軟弱的表現。 這出戲和它的成功所證明的与他們所說的恰恰相反。 這出戲是十八世紀后期迎合民眾感情的著名戲劇。它的作者是德國人，名叫戈思霍爾德·伊弗雷姆·萊辛。他是一名路德派牧師的儿子，在萊比錫大學攻讀神學。但是他不愿意以宗教為職業，經常逃學。父親得知這個消息后，把他叫回家，讓他選擇是馬上退學還是寫一份到醫學系學習的申請書。戈思霍爾德當醫生的興趣并不比當牧師大，他保證做到父親的每項要求。他雖然又回到萊比錫，卻繼續為一些他喜愛的演員朋友們做保借貸。后來這些人從城里跑得無影無蹤了，萊辛為了避免因負債而被捕，就不得不落荒逃到維騰貝格。 他的逃跑意味著長時間的步行和忍饑挨餓的開始。他先來到柏林，有好几年為几個神學刊物寫稿，稿費很低。后來他又給一個准備做環球旅行的有錢朋友當私人秘書。他們剛一起程，七年戰爭就爆發了。這個朋友被迫從軍，坐上第一輛馬車回家鄉。萊辛又失了業，流落在萊比錫城里。 但萊辛是個善于交際的人，不久又找到了一個新朋友，名叫艾德華·克里斯蒂娜·克萊斯特。這位朋友白天做官，晚上寫詩，是個敏感的人，他給予這個饑餓的神學家以洞察力，使他看到了慢慢步入這個世界的新精神，但是克萊斯特在庫內道夫戰役中被打死了，萊辛被逼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不得不當一名報刊專欄作者。 接著，萊辛又為布雷斯勒（現弗羅茨瓦夫）城堡的指揮官作了一段時間的私人秘書，由于駐防生活很無聊，他就認真鑽研起斯賓諾莎的著作來消遣，這位哲學家去世一百年之后，他的著作才開始流傳到國外。 然而所有這一切還是解決不了日常生活的問題。萊辛這時已經差不多四十歲了，他想成家。他的朋友們建議任命他當皇家圖書館的館員。但是許多年前發生的事已經使萊辛成為了受普魯士宮庭歡迎的人。他第一次訪問柏林時就結識了伏爾泰。這個法國哲學家是個极為慷慨的人，一點沒有架子。他允許這個年青人借閱當時已經准備出版的《路易十四的世紀》的手稿。不幸的是，萊辛匆匆忙忙地离開柏林時，把手稿打在自己的行李里（完全是出于偶然）。伏爾泰本來就對吝嗇的普魯士宮庭的劣質咖啡和硬板床很惱火，便馬上大喊大叫說自己被盜了，那個年青的德國人偷走了他最重要的手稿，警方必須監視邊界等等，樣子完全象一個客居外國的激動万分的法國人。几天之內，郵遞員帶來了他丟失的稿件，但里面還附有萊辛的一封信，這個直率的年青條頓人在信中對敢于怀疑他誠實的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這場發生在巧克力罐里的風波應該很容易被人們遺忘，但是十八世紀是巧克力罐在男人女人的生活中起巨大作用的時期。直到二十年以后，弗雷德里克國王仍然不喜歡他那位愛找麻煩的法國朋友伏爾泰，所以也就不同意萊辛到宮庭來。 萊辛告別了柏林，來到漢堡。這里有個謠傳，說要新建一個國家劇院。但是這項規划未能實現，萊辛在絕望中接受了在世襲大公爵布倫斯威克的圖書館當館員的工作。那時他居住的沃爾芬布泰爾城不算是大城市，但是大公爵的圖書館在德國卻是首屈一指的。它存有一万多部手稿，其中好几部是歷史上基督教改革運動的最重要的文獻。 無聊當然是惡意中傷和流言蜚語的主要源泉。在沃爾芬布泰爾城，當過藝術批評家、報刊專欄作者和戲劇小品文作者的人很令人怀疑，萊辛不久就再次陷入困境。這倒不是因為他做了什么事，但是有人傳聞他干了些事情，即出版一系列攻擊老一派路德神學正統言論的文章。 這些布道（因為它們是布道的形式出現的）實際上是漢堡一位前任教長撰寫的，但是布倫斯威克大公爵對于在他的領地里開展一場宗教戰的前景惶恐不安，便命令他的圖書館館員謹慎行事，避開一切爭論。萊辛按照主人的要求做了，然而當時誰也沒有旗幟鮮明地論述過這個問題，于是萊辛開始工作，通過戲劇形式重新閘述他的看法。 在小鎮子娛樂室里誕生的這出戲叫做《聰明的南森》。這個主題非常古老，我在前面提到過它。喜歡古典文學的人能在薄伽丘《十日談》中找到它，在那里它被稱為《三個戒指的悲慘故事》。情節如下： 很早很早以前，伊斯蘭教的一位王子想從他的一個猶太臣民那儿榨取一大筆錢。但是他苦于無正當的理由剝奪這個可怜人的財產，就想出一條詭計。他派人把這個受害者找來，對他的學識和智慧大加贊賞一番，然后問他，在三种流傳最廣的宗教——土耳其教、猶太教和基督教——中，他認為哪一個最真實？這個令人尊敬的老人沒有正面回答王子，而是說：“噢，偉大的蘇丹，讓我給你講個小故事吧！從前，一個有錢人，他有一個非常漂亮的戒指。他在遺囑里寫道，他死的時候，哪個儿子手上帶著這個戒指，哪個儿子就能繼承他的全部財產。他的儿子后來也立了同樣的遺囑，孫子也一樣，如此好几百年來，戒指一代一代傳下去，一直完美無缺。但是最后有一個主人，他有三個儿子，他都很喜愛，簡直無法決定哪一個應該享有這無价之寶。于是他到一個金匠那里，讓他做了兩個和自己手上的一模一樣的戒指。他臨終時躺在床上，把三個孩子都叫來，為每個人祝福，他們也都認為自己是那個戒指的繼承人。父親的葬禮完畢后，三個孩子都宣布自己是繼承人，因為他們都有那個戒指。這導致了許多爭吵，最后這件事被提交給法官處理。由于這三個戒指一模一樣，連法官也無法确定哪個是真的，所以這個案件就拖了下來，一拖再拖，很可能要拖到世界的末日。阿門。” 萊辛用這個古老的民間故事來證明他的信念：沒有一种宗教可以壟斷真理。人的內心世界比他表面上遵奉某种規定的儀式和教條更有价值，因此人們的任務就是友好地相處，任何人也無權把自己視為完美無缺的偶像讓別人崇拜，無權宣布“我比其他任何人都好，因為只有我掌握真理。” 但是這個在一七七八年曾倍受歡迎的思想，這時在小諸侯國里卻不得人心。小諸侯們大風暴中都极力設法保住殘存的財產和牲畜，為了恢复他們喪失了的聲望，他們把土地拱手交給警察管轄，并期望那些依賴他們謀生的牧師先生起到精神支柱的作用，幫助警方重建法律和秩序。 這場不折不扣的反動完全成功了，那些試圖按照五十年前的宗教寬容的模式重新塑造人們思想的努力以失敗而告終。結果也不可能不是這樣。各國大多數人們對革命和騷亂、對議會和那些毫無意義的講演、對于完全破坏了工商業的各种關稅已經感到厭倦，這的确是事實。他們想要和平，不惜一切代价的和平。他們想做生意，想坐在自己的客廳里喝咖啡，不再受到住在家里的士兵的騷扰，下再被迫喝令人作嘔的從橡樹上擠出的汁。如果能享受到這种幸福愉快的生活，他們就宁愿容忍一些小小不言的不方便，譬如向每個戴有銅鈕扣的人行禮，在每個皇家信箱前面鞠躬，并用“先生”來歡呼官方的打掃煙囪的助手。 但是這种謙卑的態度完全是出于需要，出于經過漫長動蕩不安的年代后要有一個短促的喘息之机的結果。那時每天早晨都會出現新制服、新的政治講台、新政策和既屬于上帝又屬于平民的新統治者。然而，單從這种一般的奴性狀態、從對上帝任命的主人的高聲歡呼中，就斷定人們在心靈深處已經把曾經激勵過他們的頭腦和心胸的格朗中士的鼓動忘得一干二淨，那可就錯了。 他們的政府具有所有反動獨裁者都固有的玩世不恭的思想，主要要求表面的循規蹈矩和秩序，對于人們的精神生活倒毫不介意，所以平民百姓就享有了很大程度的自由。星期日平民百姓挾著一大本《圣經》去教堂，一周剩余的時間便可以隨心所欲地思考。但他們必須保持喊默，不公開個人的見解，發表言論之前要仔細看一看，先要保證沙發底下或是爐子后邊沒藏有暗探。不過他們盡管可以興致勃勃地談論當日發生的事情，卻又從經過正式檢查、反复推敲、消過毒的報紙上得知新主人又采取了某种新的愚蠢方法來保證王國的和平，把人們帶回到公元一六○○年的歲月，于是他們就又會凄慘地搖搖頭。 他們的主人所做的，正是自從公元一年以來所有對人類歷史一竅不通同類主人們在類似情況下一直做的事情。這些主人命令搬走裝餅干的大桶，因為有人站在上面發表了攻擊政府的激烈言詞，以為這樣就能摧毀言論自由。只要有可能，他們就把出言不遜的講演家送進監獄，從嚴宣判（四十、五十或一百年的監禁），使這些可怜的人得到烈士的聲譽。不過在許多情況下，這些主人不過是輕率浮躁的白痴，只讀過几本書和一些他們根本看不懂的小冊子罷了。 受到這种例子的警告，其它的人都避開公共游憩場，躲到偏僻的酒館里或擁擠不堪的城市中的公共旅店里發牢騷，因為他們确信在這里有謹慎的听眾，他們的影響比在公共講台上更大。 上帝以其智慧賦予某人一丁點權力，又時刻害怕因此而喪失自己的官方聲望，世界上沒有什么事情比這更可怜了。一個國王可以失去他的王位，并且對這場打斷他枯燥無味的生活的小插曲報之一笑。不論他是戴上男仆的褐色圓頂禮帽，還是戴上他祖父的王冠，他總還是一個國王。但是對于一個三流城市的市長來說，只要他被剝奪了小木槌和辦公室的徽章，就只不過是一位普通的張三李四，一個可笑的自以為是的人，一個被人們嘲笑跌入困境的人。因此，誰要是膽敢接近當時的掌權人而沒有明顯向他表示應有的尊敬和崇拜，災難就會降臨到他的頭上。 但是對于那些在市長面前不低頭的人們，那些用學術巨著、地質手冊、人類學、經濟學來公開質問現存秩序的人們，他們的處境卻糟不可言。 他們立即被不光彩地剝奪了謀生之路，然后被從他們散布有毒教條的鎮子里赶出去，妻子和儿女全要由鄰居們照看。 這种反動精神的爆發給大批真摯的原想根除許多社會弊病的人帶來很大不便。然而時間是偉大的洗衣工，它早已把地方警察能夠在這些和善學者們的制服上發現的污跡去除了。今天普魯士的弗雷德里克·威廉能夠被人記住。主要是因為他干涉了危險的激進分子伊曼紐爾·康德的學說。根据康德的教誨，我們行動的准則要具有變成字宙規律的价值，按照警方的記錄，他的教導只能取悅于“嘴上無毛的年青人和一無所知的傻子”。昆布蘭公爵之所以總是臭名遠揚，就是因為他作為漢諾威的國王，流放了一位名叫雅各布·格利姆的人，這個人在一份《陛下不合法地取消國家憲法》的抗議上簽過字。梅特涅的名聲也不好，因為他把怀疑之舉伸進了音樂領域，審查了舒伯特的音樂。 可怜的奧地利！ 既然奧地利已經死亡而且消失了，整個世界就對“快樂帝國”產生好感，忘記了這個國家曾經有過積极的學術生活，有一些東西更胜于体面有趣的鄉村集市上的物美价廉的酒、粗劣的雪茄和由約翰·施特勞斯本人作曲和指揮的迷人的華爾茲。 進一步看，我們可以說，在整個十八世紀中，奧地利在傳播宗教寬容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基督教改革運動之后，新教徒馬上在多瑙河和喀爾巴阡山脈之間找到一塊肥沃的土地作為他們用武的地方。但是一等魯道夫二世成為皇帝，這一切就都變了。 這位魯道夫是西班牙菲利普的德國化身，在這個統治者眼里，和异教徒簽定的條約沒有任何意義。雖然魯道夫受的是耶穌會的教育，但他懶得不可救藥，這倒使他的帝國免于政策上的劇烈變動。 等到費迪南德被選做皇帝，這种事就發生了。他當君主的主要資格是，他在哈普斯堡皇室中是唯一有好几個儿子的人。他在統治初期還參觀了有名的天使報喜館，這個建筑是一二九一年被一群從拿撒勒到達爾馬提亞的天使們搬遷到意大利的中心的。費迪南德在宗教熱情的爆發中發誓要把他的國家變成百分之百的天主教國家。 他恪守諾言。一六二九年，天主教再一次被宣布為奧地利、施蒂里亞、波希米亞和西里西亞的官教和唯一信仰。 与此同時，匈牙利与這個奇怪的家族建立了裙帶關系，每個新妻子都帶來了大片歐洲地產作為嫁妝。費迪南德便著力把新教徒從馬扎爾人集中居住的地區赶出去。但是，由于特蘭西瓦尼亞的唯一神教派教徒和土耳其异教徒的支持，匈牙利直到十八世紀的后五十年還能讓新教徒保持獨立。這時奧地利內部也發生了巨大變化。 哈普斯堡皇室是教廷的忠實支持者，但是最后就連這些思想最遲鈍的人也對教皇的不斷干涉產生了厭煩，很想冒一次風險，制定一項違反羅馬意愿的政策。 在本書的前一部分里我已經講過，有許多中世紀的天主教徒認為教會体制是完全錯誤的。評論家們評論說，在殉道者的時代，教會是真正的民主机构，因為它是由年長者和主教掌管的，而這些人又是由教區居民推選的。他們樂意承認羅馬主教，因為他自稱是圣徒彼得的直接繼承人，有權在教會委員會里享受优惠的位置。但是他們堅持認為這种權力只是一种榮譽性的，因此教皇就不應該認為自己高于其他主教，并且不應把自己的影響伸展出應有的范圍。 教皇利用各种訓令、詛咒、逐出教會的懲罰來對付這种思想，結果有好几個勇敢的改革者由于大膽地倡導圣職下放而喪生。 這個問題一直沒有明确解決，后來在十八世紀中葉，這种思想被有錢有勢特利爾主教的代理主教給复蘇了。他叫約翰·范·抗泰姆，但他以拉丁文的筆名弗布羅紐斯而著稱。他受過自由思想的教育。在盧万大學學習几年以后，他暫時离開家人到萊頓大學讀書。他到達那里時，正值純加爾文主義的老城堡開始被怀疑城堡內部有自由派存在。等到法律部成員杰勒德教授得到允許進入神學界、并發表贊揚宗教寬容的理想的講演的時候，這种怀疑就成為公開的罪證了。 至少可以說，抗泰姆的推理方法是有獨創性的。 他說：“上帝是万能的，他可以制定出對所有人民在任何時間任何情況下都适用的科學定律。所以，只要他想做，就可以很容易地引導人們的思想，使人們在宗教問題上持相同的觀點。我們知道上帝并沒有這么干。因此，如果我們用武力迫使別人相信自己是正确的，我們就違背了上帝的明确旨意。” 很難說抗泰姆是否受到伊拉斯謨的直接影響。但是從抗泰姆的著作中可以發現伊拉斯謨唯理主義思想的痕跡，后來他在主教權限和分散羅馬教皇權限的問題上發展了自己的思想。 不出所料，他的書馬上受到羅馬教廷（一七六四年二月）的譴責。但這時瑪麗亞·泰雷茲支持了抗泰姆，因為這符合她的利益。他發起的這場運動被稱為費布羅尼主義或主教統治主義，它繼續在奧地利繁榮起來，最后形成了實用的《寬容專利權》，瑪麗亞·泰雷茲的儿子約瑟夫二世在一七八一年十月十三日把它賜予給了自己的臣民。 約瑟夫是他母親的大敵、普魯士的弗雷德里克的化身，他有在錯誤時刻作出正确事情的惊人天才。最近的二百年里，奧地利的家長讓孩子入睡時就嚇唬說，要是不睡新教徒就把他領走。這樣一來，要讓孩子們再把新教徒（他們知道的樣子是長著角和一條又黑又長的尾巴的人）當做親如手足的兄弟姐妹是根本不可能的。同樣，可怜、誠實、勤奮、易犯錯誤的約瑟夫總是被那些高薪厚祿的主教、紅衣主教和女執事的伯父、伯母和表兄妹包圍著，因此他突如其來的勇气很值得贊揚。在天主教統治者中，他第一個大膽地宣布寬容是治理國家的理想實用的財富。 他三個月以后做的事更令人震惊。公元一七八二年二月二日，他頒布了涉及猶太人的著名法令，把僅僅是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才享有的自由擴展到這些直到現在才認為自己是幸運儿的猶太人那里，他們得到允許可以和基督徒的鄰居們呼吸同樣的空气。 我們應該在這儿停筆了，讓讀者們相信這個好事還在繼續，奧地利現在成了那些希望按用自己的良心行事的人們的天堂。 我希望這是真的。約瑟夫和他的几位大臣們可能在常識上來了一個飛躍，但是奧地利的農民自從古代以來就一直被教導說猶太人是他們的天故，新教徒是反叛者和背教者，所以他們不可能克服視猶太人和新教徒為天故的根深蒂固的偏見。 杰出的《寬容法令》已經公布一個半世紀了，可是天主教會以外人的地位仍然和十六世紀一樣不利。從理論上說，一個猶太人或一個新教徒可以指望當首相或被任命為軍隊總司令。但實際上，他就連和皇帝的擦皮鞋匠吃一頓飯都不行。 關于這份紙上談兵的法令就講到這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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