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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紀常被指為專制的年代。在現今信仰民主的年代里，專制無論多么開明，也不是理想的政府。 總是說人類好話的歷史學家也會對路易十四國王伸出責難之指，然后讓我們自己去做結論。這個聰明的國王帶上王冠的時候，在他繼承的國家里天主教和基督徒兩派勢均力敵。他們經過一個世紀的相互殘殺（天主教人占了很大便宜），最后終于達成了和平，雙方許諾，盡管對方是不受歡迎的，但既然是躲下開的鄰居和公民，就要承認其存在。一五九八年發布的“永久的和不可改變的”《南特法令》包括了雙方達成的各項協議，即：天主教為國教，基督徒可以充分享有信仰自由，不得因其信仰而遭迫害。他們還獲准建造自己的教堂和擔任公職。基督徒還獲准掌管法國境內二百個要塞城市，以此表示對他們的信賴。 這當然是不可能實現的安排。胡格諾派教徒不是天使，把二百多座繁榮的城市和鄉村放在敵視政府的政党手中，簡直就象我們把芝加哥、舊金山和費城交給民主党人以換取他們接受共和党人的統治一樣荒謬無稽。 黎塞留是統治過這個國家的一個聰明人，他看出這一點。經過長期奮斗，他剝奪了基督教徒的政治權利，卻絲毫不干涉他們的宗教自由，盡管他本人的職業是大主教。胡格諾派教徒不再能与國家的敵人進行單獨的外交談判了，不過享受的權利還和從前一樣，可以唱贊美詩，听布道，全都听便。 下一個執行類似政策的法國統治者是馬薩林，但是他于一六六一年就死了。年輕的路易十四開始當政，這便是人心向善的時代的終止。 這個國王很聰明，卻又引起了人們的爭淪，似乎十分不幸的是，他一輩子只有一次不得不与正派人結交，卻落入一個宗教狂的女人手里，她叫弗朗斯·多碧娜，是御用文人斯科隆的遺孀。她在宮中擔任路易十四和蒙特斯丹的七個私生子的家庭教師，由此開始發跡，等到那位夫人的春藥已經喪失了魔力，國玉已經偶爾表露出厭煩的時候，這位女教師便取而代之。她与以前所有國王情婦的唯一不同是，在搬入國王的居室時，巴黎大主教為他們的結婚舉行了隆重的宗教儀式。 在以后的二十年里，王位后面的權力全抓在這個女人手中，而她又听憑她的忏悔神父的擺布。法國的天主教神職人員從來沒有原諒過黎塞留和馬薩林對基督徒的和解態度。現在他們終于有机會毀掉那些明智的政治家的成就了，便大干起來，因為他們不僅是王后的官方顧問，也是國王的銀行家。 這是又一個奇怪的故事。 在前八個世紀里，修道院積攢了法國的大部分財富，他們不顧國庫開支的与日俱增，拒不向國家交稅，因而他們握有大量過剩的財產。國王陛下——他的榮耀比他的信譽大得多——抓住了這個机會，重新填滿了自己的金庫。為此，他給支持他的教士一點好處，作為報答，他被允許隨意向教會借錢，想借多少就給多少。 這樣一來，“不可改變”的《南特法令》被一項一項地改變了。起初基督徒還沒有被禁除，但是堅持信仰胡格諾派事業的人總是得不到安宁。据說一些省份里的錯誤教義很頑固，龍騎兵的人馬便去大肆橫行，住在老百姓家，發號施令，很使人討厭。他們狂吃豪飲，偷走勺子和叉子，打破家具，侮辱安分人家的妻女，就象在被征服的國土上一樣無惡不作。主人們失望無度，便沖到法庭要求保護，誰知卻被嘲弄一番，還說這是他們自作自受，自己應該知道怎樣擺脫這些不受歡迎的來客，重新博得政府的好感。 只有很少的人听從了勸告，到附近的鄉間牧士那里接受天主教洗禮。但是絕大部分純朴的人還是堅持自幼就信仰的理想。最后等教堂一個接一個被關閉，教士被送上了十字架，他們才懂得原來他們命里注定要倒霉。他們不想投降，使決定一走了之，可是剛到邊境，才得知誰也不許离境，抓住就被絞死，幫忙的人大概也得上絞架。 顯然，當時發生了一些后人永遠不會知道的事。 其實自從法老的時候起，各個政府也都不時“關閉邊境”，卻從來沒有成功過。 決意要走的人只要不惜冒各种危險，總是可以找到路的。成千上万的法國基督徒通過“秘密途徑”來到倫敦、阿姆斯特丹、柏林和巴塞爾。當然這些外逃者沒有很多錢，但他們是以忠誠肯干而聞名的商人和藝術家，信譽很好，精力又充沛，沒過几年便重新繁盛起來。這繁盛本來應該是屬于法國的，法國在經濟上失去了無法計算的价值。 如果說《南特法令》的取締是法國大革命的前奏，并不算夸張。 法國一直是富有的國家。但是商業和宗教從來沒能合作。 法國的政權一落入女人和教士的手里，命運就注定了。寫下驅逐胡格諾教徒法令的那支筆，后來也簽署了宣判路易十六的死刑。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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