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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迅速征服了西方世界，人們有時以這件事為佐證，來強調基督教思想來源于天國。我并不想加入這個辯論，只是想指出，大多數羅馬人水深火熱的生活与最早期傳教士的成功有著很大關系，就象窘苦生活導致神學的成功一樣。 至此我已向讀者勾畫出了羅馬的一個方面——士兵、政客和企業富翁的世界，這些幸運儿住在拉特山山坡上、坎帕尼亞山峰峽谷里和那不勒斯海灣，享受著幸福文明的生活。 但他們只代表一個方面。 在城郊多如牛毛的貧民窟里，那种能使詩人歡呼太平盛世、能激發演說家把奧克塔維安比做丘比特的繁榮盛況，卻是很少見的。 在一排排長無盡頭、凄涼慘澹的租賃住宅里，人頭攢簇，臭气熏天，勞苦眾生的生活不過是無休無止的饑餓、流放和痛苦。在這些男女的眼里，只有一個朴實的木匠講的故事才是真實可信的，他住在大海彼岸的小村庄里，用自己辛勤的雙手換來了每日衣食；他熱愛貧苦受辱之輩，因此被嗜血成性、貪得無厭的敵人殺害了。的确，貧苦的羅馬人全都久聞米思拉斯、愛西斯和艾斯塔蒂的大名，但是這些神都死了，千百年前就已經遠离人世，人們知道他們也只是根据千百年前就死了的人留下的傳聞。 可是，約書亞，基督，也就是希腊傳教士稱之的救世主的，不久前還活在世上。當時的很多活著的人都知道他，在台比留皇帝當政時期，誰要是偶爾去過敘利亞南部，也許還听到過他的演說。 還有其它事例。街角的面包匠和鄰街的水果販在阿皮恩大道旁邊的黑暗小花園里，曾經与一個叫彼得的人談過話；到過戈爾格塔山附近的漁夫也許看到過先知被羅馬政府的士兵釘在十字架上。 我們要理解人們突然熱衷于新信仰的原因，就必須記住這些。 正是親身的接触，也就是親密直接的私人感情，使基督教獲得了遠遠高于其它教義的优越性。基督教的愛表達了各國深受壓迫、喪失權利的人們的呼聲，因而傳遍了四面八方。基督的話是否与后人所用的詞匯一致倒是無關緊要，奴隸們有耳有心，能夠理解。他們在光輝前言的崇高諾言面前戰栗，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了希望的光芒。 他們終于盼到了使他們獲得自由的話。 在世界的權勢面前，他們再也不顯得卑賤可惡了。 相反，他們成了受慈父寵愛的孩子。 他們要繼承世界的一切。 他們也要分享一直被住在薩姆尼別墅的深宅高院里趾高气揚的人獨霸的歡樂。 新信仰的力量由此而產生。某督教是使普通人得到均等机會的第一個實叉在在的宗教。 當然，我并不想把基督教說成是靈魂的感受——一种生活和思考的方式——我是想說明，在腐朽的奴隸制世界里，這种好消息必然會一傳千里，燃起感情上的熊熊烈火。但是歷史除了個別情況外，是不記述普通人的精神歷險的，不管是自由人的還是奴隸的。如果這些謙卑的人被分為民族、行會、教會、軍隊、兄弟會和同盟，開始服從一個統一的指揮，積累起足夠的財富來繳稅，被強制入伍為征服其它民族而戰，只有在這些時候，他們才會受到編年史家的注意和重視。因此，我們盡管對早期基督教會了解甚多，卻對它的真正創始人知道得很少。這的确是憾事，因為基督教早期的發展在任何史籍里都不失為最有趣的史實。 基督教堂終于在古老帝國的廢墟上拔地而起，它是兩個對立利益相結合的產物，一個代表友愛慈善理想的高峰，是耶穌親自教授的，另一個則代表狹隘地方主義，在它的束縛下，耶穌的同鄉從一開始便与世界其它地方的人疏遠了。 說得通俗一點，這种地方主義使羅馬人的效率和朱迪亞人的專橫溶為一体，結果建立了壓抑思想的恐怖統治，雖然行之有效，卻又情理難容。 為了理解來龍去脈，我們必須再次回到保羅的年代和耶穌遇難后的五十年，把握住這個事實：基督教是從猶太教內部的變革中產生的，是一場純民族主義的運動，它從誕生之日起，所威脅的不是別人，正是猶太王國的統治者。 基督在世時當權的帕里希人清楚地知道這一點。他們自然十分害怕威脅著精神壟斷的鼓動宣傳，因為這种壟斷只是建筑在野蠻武力的基礎上。為了使自己不被赶走，他們被迫惊慌失措地采取行動，在羅馬當權者還沒來得及插手的時候，就把這些犧牲品送上了絞刑架。 誰也說不清假如當時基督不死，會采取什么對策。他遇害時還沒能把信徒組成一個教派，沒有寫下任何東西告訴后人應該怎樣做。 然而這倒成了福音。 沒有文字規定，沒有明确的條例規則，反而使信仰者可以自由地遵循耶穌的精神而不是教規文字了。如果他們被一本書束縛了，勢必會把全部精力用在理論討論上，沉緬于對句號冒號的迷人的研究中。 當然，倘若如此，那么除了几個專業學者外，就沒有人會對新信仰感興起了，基督教就會重蹈其它眾多教派的舊轍，以煞費苦心的文字綱領開始，最后以那些爭吵不休的理論家被警察扔到大街上而告終。 在近三十個世紀后的今天，我們了解到基督教對羅馬帝國的打擊，但令人惊訝的是，既然它對國家安全的威脅就象匈奴和哥德人的侵略一佯，為什么羅馬當政者不采取行動鎮壓呢？他們當然知道，正是那個東方先知導致了家奴的騷動，女人們也喋喋不休地談論天國之王會很快重現，許多老人還一本正經地預言地球會在一團火球中毀滅。 不過，貧苦階層為了某個宗教人為而發狂，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而且很可能也不是最后一次。只要警方嚴密注視著動態，貧窮的狂熱者就無法扰亂帝國的安宁。 警方的确戒備森嚴，但沒有找到訴諸武力的把柄。新的宗教追隨者干事業的方式很值得推崇。他們并不想推翻政府，開始時有几個奴隸還期望上帝的父愛和人与人之間的兄弟之情會終止主仆之間的舊式關系，圣徒保羅赶忙來解釋說，他的王國是看不見摸不著的靈魂王國，凡是塵世的人最好對一切都逆來順受，以期在天國里得到好報。 同樣，許多妻子抗爭著羅馬法典規定的婚姻束縛，歸納出結論說，基督教和解放、男女平等是同義詞，保羅又跳出來，以一連串娓娓動听的字眼懇求心愛的姐妹們不要走向极端，以免保守的异教徒對教會產生疑心，并說服他們繼續維持半奴隸的狀態，因為自從亞當和夏娃被逐出天堂以后，這一直是女人的本份。所有這些都表現了對法律的畢恭畢敬，很值得效仿，因而當權者准許基督教傳教士任意往來，因為他們的說教最适合當政者的口味和愿望。 但是，一如歷史中經常出現的情況，群眾的寬容精神遜于統治者。他們貧窮僚倒，即使良知准許它們為積累財富而妥協讓步，他們也不可能感到快慰和富足。 古羅馬的最下層人由于數世紀以來沉緬于恣意豪飲和打架決斗，都毫無例外服從于上述規律。起先他們從面容嚴肅的男男女女那儿取得粗俗的快樂，那些男女全神貫注地傾听講述關于耶穌象普通罪犯那樣不光彩地死在十字架上的神奇故事，這些男男女女把為投擲石塊泥土的流氓高聲祈禱看做是自己的責任。 但羅馬傳教士卻不能對這個新的發展趨勢持超然的態度。 當時帝國奉行的宗教是國教，它包括某些特定時節的隆重祭祀，人們要為此繳納現錢，而這些錢又裝進了教堂頭目的腰包。如果成千上万的人不理睬舊的圣地，奔向另一個不名一文的教堂，教士的收入就會大為減少。這當然不會使他們順心，于是他們竭盡誹謗之能事，咒罵不信奉傳統神靈的异教徒背叛了祖先的上帝，指責他們為紀念外國的先知而進香。 但城市中的另一階層人更有理由憎恨基督教。他們是一伙騙子，就象印度的瑜迦信奉者和愛西斯、艾什特、巴爾、西貝爾和艾蒂斯神話的祭司長一樣，年复一年地揮霍著偏听輕信的羅馬中產階級的錢，過著腦滿腸肥的奢侈生活。假如基督教是与他們競爭的組織，為了自己提供的上天啟示定价收費，那么巫師、看手相的人和巫術師幫會是找不到理由抱怨的。生意畢竟是生意，預言的行當讓別人干一點也未嘗不可。然而基督徒卻出了些該死的主意，竟拒絕收報酬，還把自己的東西送給別人，給饑餓者飯吃，把無家可歸的人請到家里住，而且分文不取。他們做的大過份了，如果沒有私下的收入或尚未被發現的財源，這是做不到的。 這時的羅馬已經不是自由民的城市，它是從帝國各地云集而來的成千上万喪失了財產的農民的臨時栖身之所。這些下層民眾只知道服從左右大多數人行為的玄奧法則，而對于行為与眾不同的人卻很反感，對無緣無故想過正派節制生活的人存有戒心。時常喝上一杆酒、偶爾還替別人會鈔的好心人的确是佳鄰善友：但是自命清高、不愿意看科利西姆的斗獸表演、看到一批批戰俘在凱西特蘭山的街道上游街而不歡呼的入，卻被視為逆子，視為公眾的敵人。 公元六四年，一場大火燒毀了羅馬的貧民居住地，它成為對基督徒進行第一次有組織進攻的口實。 開始時，有人謠傳說，是喝得醉醺醺的尼祿皇帝异想天開，命令在首都放火，除掉貧民窟，以便按照他的計划重建城市。然而大家知道得更清楚。這場火是猶太人和基督徒放的，因為他們總是談論天國大火球的降臨，把邪惡的世界燒為灰燼。 這种說法一開始就很快引起反響。一個老歸人听到了基督徒与死人說話，另一個人得知他們拐騙小孩，割斷喉嚨，把血涂在希奇古怪的上帝祭壇上。當然，沒人親眼目睹這些卑鄙勾當，但這是因為基督徒大狡猾，已經用錢收買了警察的緣故。這次他們被當場抓住了，必須為他們自己的罪惡行徑接受懲罰。 我們無從得知有多少虔誠的教徒被私刑處死，或許保羅和彼得也是受害者，因為從這以后再也沒有听到過他們的名字。 自不必說，這場民眾性的可怕的大發泄一無所獲。犧牲者接受厄運的凜然態度是對新信仰和死去基督徒的最好宣傳。一個基督徒死了，卻有十多個异教徒爭先恐后地補上了他的位置。尼祿他在短暫無用的一生中做了唯一一件体面的事（這就是于公元六八年自殺）以后，基督徒馬上重返舊土，一切又依然如初了。 這時的羅馬當政者有了一大發現，他們開始怀疑，基督徒和猶太人并不完全一樣。 我們也很難責怪他們的錯誤，近百年來的歷史研究日趨清晰地表明，猶太人集會堂其實是一個情報中轉站，新信仰是通過它傳到世界各地的。 還記得吧，耶穌本人是猶太人，他一直不折不扣地履行祖先制定的古老律法，只對猶太听眾演講。他只有一次离開過故土很短時間，但是他為自己制定的使命卻是与猶太人共同完成的，目的也是為了猶太人。他的話中沒有任何蛛絲馬跡可以使羅馬人感到基督教与猶太人的區別。 耶穌實際上力圖做到的是下面這些：他已經清楚地看到祖先的教堂里充滿弊病陋習，也曾經大聲疾呼過，并有效地作了斗爭。但是他為之奮斗的只不過是內部的改革，從來沒有想到自己會成為一門新宗教的創始入。假如當時有人提到這樣的事，他還會認為荒唐可笑。但是，就象在他前后的改革者一樣，他逐漸陷入了不能再調和的境地。他的過早死亡反而救了他，使他兔遭路德和其他許多改革者的命運，那些人本來也只想在“內部”做一點好事，卻突然發現自己成為組織“外部”一個新團体的頭領，以致于茫然不知所措了。 在耶穌死后很多年，基督教（當時這個名字還沒有形成）僅僅是某個猶太小教派，只在耶路撒冷、朱迪亞村和加里利村有几個支持者，從未跨越敘利亞省一步。 是猶太血統的羅馬公民蓋尤斯首先發現這個新教義有可能成為世界范圍的宗教。他的飽受磨難的經歷告訴了我們猶太基督教是怎樣激烈反對這個宗教世界化的。他們只愿意它在本國享受統治地位，只允許本族人加入。他們深恨一視同仁地向猶太人和非猶太人宣揚靈魂拯救的人。保羅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來的時候，如果沒有羅馬護照的保護，肯定會被怒火填膺的同鄉撕成碎片，重溫耶穌的厄運。 不過，派出半個營的羅馬士兵保護保羅，把他帶到港口城市，乘船回羅馬參加從來沒有發生過的著名審判，還是有必要的。 他死后沒過几年，他一生經常擔心而又不斷預言的事情，終于發生了。 耶路撒冷被羅馬人摧毀了，在過去耶和華廟的所在地建起了丘比特的新廟。城市的名字改為愛利亞首都，朱迪亞也變成了敘利亞巴勒斯坦的羅馬省份的一部分。至于當地居民，不是被殺就是被逐出家園，在廢墟周圍方圓數英里內，不准有人居住。 這座圣城給猶太基督徒帶來過許多災難，現在終于化為烏有了。在這以后的若干世紀中，在朱迪亞內地的小村子里會發現一些怪异的人，他們自稱是“窮人”，正在以极大的耐心和終日不斷的禱告等待即將來臨的世界未日。他們是耶路撒冷老猶太基督徒的殘余。我們從十五、十六世紀的書中常常可以看到他們的情況，他們遠离文明世界，形成了一套自成体系的怪誕教義，以對門徒保羅的仇恨作為宗旨。到了七世紀左右，我們就沒再發現這些自稱拿撒勒人的足跡。伊斯蘭教的胜利者把他們斬盡殺絕了。不過，即使他們能再苟延殘喘几百年，也是無法使歷史倒退的。 羅馬把東西南北集于麾下，政治上中央集權，使世界接受一個統一宗教的條件已臻成熟。基督教既簡單又實用，教徒可以直接与上帝講話，因此注定會成功，而猶太教、米思拉斯教以及所有其它參加競爭的教旨肯定要落敗。但不幸的是，新信仰沒有擯棄自身的一些不良特點，它們很顯然是与宗旨背道而馳的。 一葉扁舟曾載著保羅和巴納巴斯從亞洲來到歐洲，帶來了希望和仁慈。 但是另一個家伙也悄悄溜上了船。 它戴著神圣高洁的面紗。 但掩蓋的嘴臉卻是殘忍和仇恨。 它的名字是：宗教的專橫。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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