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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章


  辛西婭已穿戴整齊,陽光從窗戶照射進來,我聞到咖啡的香味。
  她坐在我的床邊。我坐起來,她遞給我一只塑料茶缸說:“樓下有個咖啡間。”
  我問她:“几點了?”
  “剛過7點。”
  “7點?”我想下床,但猛然想起自己身上一絲不挂。“你為什么不叫醒我?”
  “去看看被撞坏的樹木還要惊動多少人?”
  “你去過了?找到什么了嗎?”
  “是的。可以肯定有一輛車從喬丹机場路開進了樹林,在距步槍射擊場路50米遠的地方。輪胎印雖然被雨水沖沒了,但還留下了車轍,而且還有被撞斷的灌木樹枝,那儿有一棵顯然是不久前被擦傷了皮的松樹。”
  我呷了一口咖啡,一邊慢慢清理思路。辛西婭下著藍色牛仔褲,上穿白色网球衫,顯得精神煥發。我問她:“擦傷了樹皮嗎?”
  “對。所以我就去喬丹机場,把可怜的考爾從睡夢中叫醒。他帶著一個人与我一起赶到現場,將撞坏的樹枝砍了下來。”
  “然后呢?”
  “啊,我們回到了机庫。透過顯微鏡,我們看到上面粘有漆斑。考爾要把樹枝樣品送到吉勒姆去,我告訴他我們怀疑那是一輛黑色切諾基吉普車。他說可以通過汽車制造商,用存檔的汽車油漆標本核實一下。”
  “好。我們去看看肯特太太的吉普車有沒有撞樹的痕跡。”
  “希望能找到。這樣我們就有了證据,可以證明你為肯特設想的行動計划可以成立。”
  “對。”我打了呵欠,清清嗓子,“可是,如果這漆确實是黑色切諾基吉普車的,也只能證明有一輛黑色切諾基吉普車撞上了那棵樹。不過,這就足以讓我确信自己的判斷了。”
  “對,就我來說也是如此。”
  我喝完咖啡,把茶缸放在床頭柜上。“我希望你當時能叫醒我,你有沒有試過?”
  “沒有。你睡得太香了。”
  “哦……好吧。干得不錯。”
  “謝謝。我還把你的靴子拿給考爾·塞夫爾了,他把你的靴印与塑料模子上沒有确認的腳印比了一下,發現你的腳印与他圖紙上的腳印大小相符。”
  “謝謝你。我是嫌疑犯嗎?”
  “還不是。考爾确實需要排除你的靴印。”
  “你有沒有把我的靴子擦干淨?”
  她沒有理我,繼續說道:“考爾從吉勒姆弄到一個電腦程序。他正在机庫編制程序,用來顯示每個已被确認或尚未确認的腳印。我向考爾扼要地介紹了一下我們推測出來的那天夜晚發生的事。”她站起來,走到窗口,說:“雨停了,出太陽了。這對農作物有利,對喪葬儀式也有利。”
  我發現床上有張紙,便拿了起來。這是安·坎貝爾寫給肯特太太那封信的電腦打印件。信的開頭是這樣寫的:“親愛的肯特太太:我冒昧地寫信給您,是為了跟您談談您丈夫和我之間發生的事。”信是這樣結尾的:“雖然在工作上我十分尊重您的丈夫,但是就個人而言,我對他毫無興趣。我建議,他應該尋求心理咨詢,或是他單獨一人去,或是由您陪同。他也可以調動工作,或者要求休假。我關心的是您丈夫的事業和名譽,還有我的名聲。我不希望在我父親的管轄區內發生任何不得体的事情。您真誠的安·坎貝爾。”我大聲念道:“在我父親的管轄區內發生任何不得体的事情。”我几乎笑出聲來。辛西婭轉過身來,說:“這說明她很有膽量。我一定幫助她實現這個愿望。”
  我將信扔在床頭柜上:“我敢打賭,肯特看了這封信一定气瘋了。對了,考爾有沒有奧克蘭那個腳印專家的消息?”
  “還沒有。”
  “行了,我要起床了。我光著身子。”
  辛西婭把浴衣扔給我,掉轉臉面向窗外。我套上浴衣,進了洗漱間。我洗臉時,肥皂泡沫抹了一臉。
  我房間的電話鈴響了起來,辛西婭拿起話筒。水龍頭聲音太大,我無法听清她在說些什么。大約過了一分鐘,我正在刮胡子,辛西婭從門口探進頭來,說:“是卡爾的電話。”
  “他要干什么?”
  “他想知道電話是否打錯了房間。”
  “哦……”
  “他在亞特蘭大,大約10點到這儿。”
  “給他回電話,就說我們這儿正在刮龍卷風。”
  “可他已上路了。”
  “太好了。”刮過胡子,我開始刷牙。辛西婭又回我房間去了。我剛打開淋浴,就听到她房間里的電話響了起來。我想她恐怕沒听到,就朝我房間看了一眼,發現她正要打電話。我想也許那電話有什么重要事情,就走進了她的房間,拿起了話筒:“你好。”
  一個男人的聲音問道:“你是誰?”
  我反問:“你是誰?”
  “我是肖特爾少校。你在我妻子的房間里干什么?”
  問得好。我完全可以告訴他電話打錯了房間,也可以隨便說几句,但我說:“總而言之,我在做我在布魯塞爾做過的事。”
  “你什么?你究竟是……?布倫納?你是布倫納嗎?”
  “愿為你效勞,少校。”
  “你這雜种。你這個混蛋,你知道嗎,布倫納?你是個混蛋!”
  “在布魯塞爾,你運气不錯,但你只有一次運气。”
  “你這狗娘養的——”
  “森希爾女士不在,要我轉告嗎?”
  “她在哪里?”
  “在淋浴。”
  “你這狗雜种。”
  既然他們正在离婚,而他又有了新的女友,這家伙干嗎這么惱羞成怒?男人可真有趣,即使离婚手續都快辦完了,他們還以為該獨占自己的妻子,是不是?不對,好像不太對勁。我有一种直覺,我犯了大錯。
  肖爾特少校在電話里說:“我要你好看,布倫納,我決不會饒了你。”
  他說得真有趣。我問他:“你和辛西婭不是快离婚了嗎?”
  “离婚?哪個混蛋告訴你的?你讓那婊子听電話。”
  “准備分居?”
  “讓她這該死的來接電話。馬上!”
  “等一下。”我把電話放在床上,頭腦里一片混亂。有時候生活真是無聊透頂,過一陣又稍好轉,人就變得樂觀開朗起來。等你心情輕松了、腳步也隨之輕快起來的時候,又有人突然絆你一下,讓你跌個措手不及,你的生活就再次變得毫無希望。我拿起听筒:“我讓她給你回電話。”
  “去你媽的,你這個不要臉的混蛋,見你媽的鬼去——”
  我挂斷電話,回到洗漱間。我脫下浴衣,開始淋浴。
  辛西婭站在走道里,我听到她的聲音越過“嘩嘩”的水聲傳來:“我剛給心理訓練學校打了電話,證實穆爾上校是在那儿過的夜。我留了話,讓他一小時后去辦公室見我們。可以嗎?”
  “可以。”
  “你的禮服我給准備好了。去參加喪禮,我們得穿禮服。”
  “謝謝。”
  “我去換衣服。”
  “好吧。”
  透過玻璃,我看到她穿過洗漱間,走進她自己的房間。待她房門一關,我就關掉淋浴,走了出來。
  8點鐘,我們身穿A級軍禮服,坐在我的追光牌汽車里,朝著憲兵大樓駛去。辛西婭問道:“你有什么心事?”
  “沒有。”
  到了辦公室,我喝了杯咖啡,還瀏覽了一遍電話留言記錄和備忘錄。穆爾上校進來時顯得有點衣冠不整,但他為參加喪禮,也穿著A級禮服。他不知從什么地方找到了這套服裝和這雙鞋。辛西婭請他坐下。我沒有任何開場白,單刀直入地問他:“上校,我們有理由怀疑是肯特殺了安·坎貝爾。”
  他顯得万分惊訝,几乎惊呆了。他沒有回答。
  我問他:“這符合邏輯嗎?”
  他想了好大一會儿,才答道:“他是成問題,可是……”
  “安跟你說起他什么?”
  “嗯……說他不分晝夜隨時都給她打電話,說他給她寫信,說他經常突然闖到她家里或她的辦公室。”
  我問他:“她被殺的那天夜里,你在基地司令部跟她通電話時,她有沒有說他在跟蹤她,或是他給她打了電話?”
  他想了一會儿,然后回答:“事實上,她确實告訴我她晚上不准備按原來的計划用自己的巴伐利亞車,她讓我為她另找一輛吉普。她說比爾·肯特又在騷扰她,說她用吉普車就不會太引人注目,還說她要讓他看見她的車一夜都停在司令部停車場。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因為她的車上有部電話,我有一只移動電話,我們原來准備在她駕車去射擊場途中保持聯系的。但這個問題并不重要,所以她還是開著吉普出去了。我們按時見了面。”
  辛西婭問他:“你們見面時她提起了肯特沒有?”
  “沒有……”
  “她提到有人跟蹤她嗎?”
  “沒有……不過,她說她看到后面有輛車,那車朝喬丹机場方向去了。”他又說:“她覺得一切正常。于是,我用移動電話給她父親挂了電話。”
  辛西婭說:“隨后你們就去了步槍射擊場?”
  “是的。”
  “做完這些,你就在公共廁所旁邊等著,看事情是否在按計划進行。”
  “是的。”
  “你有沒有想到,”辛西婭問,“肯特上校有可能到過現場?”
  他沉默了一會儿,然后說:“我承認這种想法曾一閃而過。他似乎無時無刻不在騷扰她。”
  “你從沒想到他真的在跟蹤她,并且可能殺了她嗎?”
  “這……現在細起起來——”
  “你可是個頭腦很敏銳的偵探,上校。”我打斷了他的話。
  听了這話,他顯得很不安。他說:“我原以為是將軍……我真不知道該怎么想。一听說她被殺了,我的第一個念頭就是她父親殺了她……但我也想到,她父親只是把她扔在那儿不管了,還應有另一個人……一個瘋子……正好路過……我恰恰從沒把這想法跟肯特聯系起來……”
  “為什么?”我問。
  “他……他是憲兵……是有婦之夫……他愛她……不過,是的,經你們一提,這确實合乎邏輯。我的意思是,從心理學角度看,他已失去理性,不能自拔。安已控制不了他。”
  “是安,”我指出,“造就了一個怪物。”
  “是的。”
  “她知道這一點嗎?”
  “有點知道。她不習慣于跟她控制不了的男人打交道,除了她父親,也許還有韋斯·亞德利。現在回想起來,她是沒有對比爾·肯特給予足夠的注意,她判斷錯了。”
  “她對101型變態心理沒研究好。”
  他沒說話。
  “行了。我要你做的是,回自己辦公室,把這些寫下來。”
  “寫什么?”
  “你所了解的一切。這件事涉及到你的一切詳細情況。葬禮之后在教堂交給我,給你兩個小時,抓緊時間打出來。這件事,對任何人都要守口如瓶。”
  穆爾上校起身走了,他看上去像是我几天前碰到的那個穆爾上校的模糊影子。
  辛西婭說:“這案子很棘手。我們干得那么辛苦,可答案其實就在我們的眼皮底下。”
  “正因為就在眼皮底下,才難以看到它。”
  辛西婭一個人閒扯了几分鐘,我一直一言沒發。她不斷地打量著我。
  為了避免不愉快,我拿起話筒,給基地司令部的福勒上校挂了電話。他立即接了電話。我對他說:“上校,我建議你:第一,把你和福勒太太到第6步槍射擊場去時穿的鞋子拿去毀掉;第二,跟坎貝爾將軍統一口徑,咬定你沒有去射擊場;第三,葬禮過后立即讓福勒太太乘汽車或飛机离開這儿。”
  他回答:“謝謝你跟我說這些,但我覺得,我必須把我跟這事的牽連說清楚。”
  “你的上司希望你不要這么做。將軍的希望就是命令。”
  “這命令是不合法的。”
  “請你為了所有人的利益——為你自己、為你的妻子、為你的家庭、為軍隊、為我,也為坎貝爾一家——忘了你与這事的牽連。請你慎重考慮。”
  “我會考慮的。”
  “有個問題——你有沒有拿她的那枚西點軍校的戒指?”
  “沒有。”
  “你到那儿時,地上是不是插著把刺刀?”
  “不在地上,刀柄插在她陰道里。”
  “是這樣。”
  “我把它拿出來,扔掉了。”
  “扔哪儿去了?”
  “從奇克索河大橋上扔進了河里。”他又說:“我猜你原本會很高興去檢查上面的指紋的。”
  “是的,我本來是會的。”但事實上,肯特是不會留下指紋的。
  我挂上了電話。
  一個大個子走進了這間小辦公室。我和辛西婭都站了起來。他漫不經心地點了點頭,朝四周看了看,然后跟我們握手。此時,辛西婭的職位最低,因此就把她的座位讓給了大個子卡爾也。他坐了下來,辛西婭則另找了張椅子。我坐在我的桌旁。
  跟我們一樣,卡爾也穿著綠色禮服。他把帽子往桌上一扔。
  卡爾和我一樣,當過步兵。我們倆一同在越南服役。我倆的軍服上綴著基本相同的勳章和獎章,包括那枚銅星勇敢獎章和令人羡慕的步兵戰斗勳章。由于經歷過同樣的考驗,又都已到中年,我倆之間通常是不拘禮節的。但是,今天上午我沒有卡爾那樣的好心情,所以我有意堅持對他以禮相待。我問他:“要咖啡嗎,長官?”
  “不要,謝謝。”
  我們寒暄了三秒鐘,然后,卡爾說:“現在,讓我听听,你這儿有什么最新進展?”然后他又轉向辛西婭:“也許你可以跟我談談。”
  “是,長官。”辛西婭先跟他談了法醫證据、格雷斯·狄克森的電腦發現、那兩個姓亞德利的家伙,以及鮑爾斯少校、威姆斯上校和其他參謀不幸与此案有牽連的情況等等。
  卡爾專心地听著。
  辛西婭接著向他有選擇地匯報了我們与坎貝爾將軍、坎貝爾夫人、福勒上校、福勒太太及穆爾上校的談話,我沒有留意去听,可我的确注意到了,她沒有提到福勒上校和他太太在此案中所扮演的确切角色,沒有提起安·坎貝爾的地下室,也只字沒提比爾·肯特這個人。這正是我的處理方法。她在短短的兩天之內竟然學會了這么多東西,這不能不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辛西婭對卡爾說:“所以,你知道,這一切都跟复仇和報應分不開,是心理戰中一個反常的實例,与10年前發生在西點軍校的事情有關。”
  卡爾點了點頭。
  現在回想起來,辛西婭談到安·坎貝爾的人生哲學時,确實講到了弗里德里希·尼采。卡爾好像對此很感興趣,我知道辛西婭是有意說給上校听的。
  卡爾靠在椅背上,十指交叉在一起,顯出一副沉思的樣子,就像一個偉大的哲人准備解答人生之謎。辛西婭最后說:“保羅干得很出色。跟他一起工作受益匪淺。”
  瞎扯。
  卡爾像尊石雕,一動不動地坐著,足足有一分鐘。我突然想起,跟前這位大哲人可像是在云里霧里,什么都不明白。辛西婭想吸引我的目光,可我偏偏不看她。
  終于,赫爾曼上校說話了:“尼采,是的。在复仇和愛情方面,女人往往比男人更殘酷。”
  我問:“長官,這是尼采的話,還是您自己的?”
  他看著我,那眼光表明我的話說得不討人喜歡。他對辛西婭說:“很好。你解釋了作案動机,揭露了這儿普遍的墮落現象和重要的秘密。”
  “謝謝。”
  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手表:“我們是否該去教堂了。”
  “是的,長官。”
  他站起身來,我們跟著站起來。我們拿起帽子,走了出去。
  我們3人一起上了我的追光牌汽車,卡爾坐在后面客座上,我駕著車往基地教堂駛去。這時,卡爾終于忍不住問:“你知道是誰干的嗎?”
  “我想我知道。”
  “你愿意講出來讓我听听嗎?”
  你听了有什么用?但我回答:“我們掌握了一些間接證据、證人證詞和一些法醫醫据。這些證据都說明是肯特上校干的。”我從后視鏡中看到卡爾的眼睛瞪圓了。這是今天我第一次感到一陣興奮。不過,他那岩石般的下巴還沒有掉下來。“就是那個憲兵司令。”我赶緊加了一句。
  卡爾恢复了常態,問我:“你們准備正式指控他嗎?”
  問得好,卡爾,謝謝你。我回答:“不。我准備把證据交給聯邦調查局。”
  “為什么?”
  “還需要進一步調查研究。”
  “告訴我你掌握了哪些情況。”
  我把車停在基地小教堂的停車場。我們下了車,站在炎熱的陽光下。停車場停滿了車,我們都站在路上和草坪上。
  辛西婭從手提包里取出一張紙,遞給卡爾,說:“這是從安·坎貝爾的私人電腦中找到的,是寫給肯特太太的私人信件。”
  卡爾讀完信,點點頭,然后還給辛西婭,說:“是的,我能理解,肯特上校得知他妻子接到這么一封信,一定羞憤交加。但是,這能讓他去殺人嗎?”這時,威廉·肯特上校正巧從旁邊經過,朝我們揮了揮手。辛西婭告訴卡爾:“那就是肯特上校。”
  卡爾看著他走向教堂,說:“他看上去沒有作賊心虛的樣子。”
  “他情緒不安,”辛西婭回答,“我想他几乎說服了自己,相信自己做得對,然后又把這想法暗示給我們。”
  “你們還有其他的證据嗎?”
  辛西婭給他迅速報了一遍流水賬,如:重要的腳印、撞坏灌木的吉普車,以及我們与嫌疑犯的交談。她最后說:“他有作案的動机,有作案的机會,也許還有作案的意愿,至少在那一刻。他不是殺手,但他是個警官,因此對殺人并不陌生。他還有很理想的護身符。他參与調查,還能操縱調查,控制證据——比如,他使犯罪現場遭到了破坏,但是,案發時他不在現場的證据很少或几乎沒有,隨机性的犯罪往往是這樣。”
  卡爾一邊听著辛西婭的介紹,一邊點頭。然后,這位大人物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如果你們判斷正确,而且能設法提供證据,那么,你們可以結案,免得大家都受到牽連。如果你們弄錯了,這案子將會葬送你們自己,并且在以后的調查中,還會毀掉更多的人。”
  辛西婭回答道:“是的,長官,正因為這樣,我們才日夜不停地拼命工作。但這事确實已不是我們能控制掌握的了。”她看看我,然后又說:“保羅是對的,我們不希望提出正式指控。這無論是對我們,對你,對犯罪調查處,還是對整個軍隊,都沒有任何坏處。”
  卡爾暗自權衡了一下利弊,然后轉向我,說:“你今天出奇地安靜,怎么不說話?”
  “我沒什么好說的,上校。”我特意用軍銜稱呼他,以此提醒他,他肩上的上校銀鷹才有說話的資格。
  辛西婭插了一句:“他整個上午一直悶悶不樂。你來之前就這樣了。”她笑容滿面地對著我,但我卻板著臉。她臉上的微笑消失了。我真想离開這儿,离開哈德雷,离開這灼熱的陽光,离開佐治亞,离開地球。我說:“我們要找不到座位了。”說罷,我轉身朝教堂走去。
  卡爾和辛西婭跟在我后面。卡爾對辛西婭說:“給他最后一個坦白的机會。”
  “你是說保羅?”她故意問。
  “不,森希爾女士,是肯特上校。”
  “對,我們有這個打算。”
  “你知道,只要給他們創造一种适當的气氛,即使犯下了最殘暴的罪行,人也是會坦白承認的。一個人將自己所愛的人殺了,這個人一定承受著巨大的心理壓力,他希望別人分擔這种壓力。与職業罪犯不同的是,他們沒有犯罪同伙,沒有知心朋友。他們十分孤獨,找不到一個人可以吐露心中最大的秘密。”
  “是,長官。”辛西婭回答。
  卡爾說:“肯特上校特意找你和保羅處理這件案子,你認為這只是他的權宜之計嗎?不,在他的潛意識中,他希望別人能把他看破。”
  我們走上台階,進了門廳,有十几個人在那儿輕聲交談著。在來賓簿上簽名后,我就徑直走進了昏暗的教堂,里面不見得比外面涼快多少。我發現長椅上人快坐滿了。將軍女儿的葬禮雖然不要求人人參加,但只有白痴才不來,至少也要在之后的儀式上露上一面。
  風琴在我們頭頂的唱詩班樓座里輕輕地彈奏著。我們在中間的走道上站了一會儿。也許,我們都在猶豫是否該向安的靈柩走去。棺材被安放在祭壇台階下的靈柜台上。終于,我開始沿著長長的走道,朝它走去。辛西婭和卡爾緊跟在我后邊。
  走近覆蓋著旗幟,向左邊半開的棺木,我停住腳步,低頭注視著死者。
  正像肯特說的那樣,安·坎貝爾神態安詳。她的頭枕在粉紅色綢緞枕頭上,長發舖展在頭和臉的四周。我想,她生前大概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濃妝艷抹過。
  說真的,這是一幅震撼人心的畫面:棺材中粉紅色的綢緞內襯,襯托著美麗的臉龐、金黃的頭發、金色的穗帶、閃亮的軍劍和雪白的制服。
  當然,我是在不到5秒鐘時間內把這一切收入眼中的。我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在胸前划了個十字,然后,繞棺一圈,順著中間走道离開了。
  我看到坎貝爾家的人坐在右邊的前兩排座位上,有將軍、坎貝爾夫人,還有一位年輕人。我在安·坎貝爾的影集上見過他,知道他是將軍夫婦的儿子。其余的顯然是這個家族的其他成員。他們老老少少,都按照軍隊的習慣,穿著黑色外套,臂上戴著黑紗。
  我盡量避免与他們的目光相遇,同時等著我的兩位同伴赶上來。
  我們在鮑爾斯少校坐的那張長條椅上找到了相連的三個空位。
  隨軍牧師埃姆斯少校走上講台,人們安靜下來。他沒有穿牧師法衣,只穿著綠色軍禮服。埃姆斯少校說:“親愛的朋友們,我們來到這里,聚集在上帝面前,向我們的姊妹安·坎貝爾告別!”
  許多人嗚咽起來。
  我悄聲對卡爾說:“這位牧師也玩過她。”
  這一次,卡爾的下巴終于掉了下來。看來,今天還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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