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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將汽車開出基地司令部的停車場，行駛了几百米，在路邊停了下來。此時，我腦子里對這次談話才遲遲做出反應，我真的感到渾身顫抖。我說：“噢，現在知道了為什么化驗人員在她臉頰上發現那么多的淚痕。” 辛西婭說：“我感到惡心。” “我需要喝點飲料。” 她深深地吸了口气，“不行，我們必須把事情干完，穆爾在哪儿？” “他肯定在某個地方。”我開動追光牌汽車，直向心理訓練學校駛去。 在路上，辛西婭好像自言自語地說：“這次，坎貝爾將軍最終沒有像在西點時那樣丟下女儿不管。他一時憤怒發作，把女儿留在步槍射擊場上，但半路上，他意識到這對他們倆來說都是最后一次机會了。” 她想了一會儿后繼續說道：“將軍也許想到應該返回去，但馬上又想起他需要的東西——一把刀子，如果要割斷繩子的話，還需要衣服和一位婦女在場。他很注意我們感興趣的那些細節，這使他從惊慌失措中鎮靜下來，所以他開車去了貝薩尼山，找他唯一信任的人。”辛西婭停頓一下，然后問道：“我不知道福勒夫婦赶到射擊場，是否會以為是將軍勒死她的？” 我回答道：“他們可能會這么想。但他倆回到家告訴將軍，他的女儿已經死了……他們一定會看到他臉上那副惊恐、怀疑的神色。” 辛西婭點點頭。“他們會不會……他們是否應當割斷繩子，把尸体解開并拉走？” “不，福勒上校知道，移動尸体只會把事情搞得更糟。我可以斷定福勒上校憑著軍人的經歷能判斷出她确實死了。說到上校殺死了她的嫌疑，我相信，上校一定十分慶幸當時他或福勒夫人本人建議了由福勒夫人一同去接安。” “是的，假如只有福勒上校一人在場，他的處境將會很糟。” 我考慮了片刻，然后說：“我們知道，除了受害者本人，另外有4個人——穆爾上校、坎貝爾將軍、福勒上校和他的夫人——去過那里。我們認為他們4個誰也不是凶手。因此我們必須設想，在那半小時里可能作案的有第5個人到過那里。”我補充道：“那個人當然就是凶手。” 辛西婭點點頭說：“我們剛才就該問問坎貝爾將軍是否知道在那個時間里誰去過那儿。” “我想將軍認為是穆爾上校。假如他認為是其他人，他剛才就告訴我們了。我認為他至今沒想到穆爾只是安的同謀，而不是凶手。到頭了，不能再逼他了。” “我知道。我不愿跟受害者家屬談話，我常常動感情……” “你做得很好，我做得也不錯，將軍處理得也相當出色。” 我將車開進心理訓練學校，但穆爾的車沒停在他的車位上。我駕車在各處尋找，依然沒有發現那輛灰色的福特牌汽車。我說：“若是那個混蛋离開了他的崗位，我非把他的屁股塞進絞肉机里不可。” 一輛憲兵隊的吉普車在我旁邊停下，坐在車里乘客座位上的是我們的老朋友斯特勞德下士。他問：“您在找穆爾上校嗎，長官？” “是啊。” 斯特勞德微笑著說：“他去見憲兵司令了，要求取消對他的限制。” “謝謝。”我掉過車頭，朝基地中心開去。 當我駛近憲兵司令部大樓時，我看到新聞記者仍在那里。我將車停在正對大門的路上。我和辛西婭下了車，登上台階，進入大樓，徑直走向肯特的辦公室。他的手下人說他正在開會。 “与穆爾上校一道？” “是的，先生。” 我打開他辦公室的門，一眼就看見穆上校、肯特，另外還有一個穿制服的上尉。肯特對我們說：“啊，你來這里我很高興。” 那位穿制服的人站著。看他佩戴的徽章，我猜他是一位軍法署官員——一位律師。此人——他的名牌上寫著柯林斯——問我：“你是布倫納准尉嗎？” “還是由我提問吧，上尉。” “我猜你就是布倫納准尉。”他說，“穆爾上校要求由律師出面代表他，所以你有什么事要對他說——” “我就對他說。” 穆爾依然坐在肯特的辦公桌前，一直低著頭。我對穆爾說：“我要拘留你，跟我走。” 柯林斯上尉示意他的委托人穆爾坐著，然后問我：“他犯了什么罪？” “他做了与一名軍官、一位男子漢身份不相稱的事。” “哦，真的，布倫納先生，你這是愚蠢的，一概而——” “此外，他違犯了134款，違犯條令，玩忽職守等等。還有事后同謀對抗，作偽證。再說，上尉，你不依法律程序做事，這已和第98款沾上邊。” “你怎么敢？” 我問肯特：“你這儿有兩副手銬嗎？” 肯特上校這下慌了。他說：“保羅，關于法律和案情我們還有些問題不清楚。你不能逮捕——噢，你可以，但我正在与一名嫌疑犯和他的律師談話——” “穆爾上校在這個凶殺案中不是嫌疑犯，所以沒有理由跟他談話。如果有理由，我會跟他談話的，如果确有理由，跟他談話的應是我，而不是肯特上校你。” “放肆，布倫納，你太過分了——” “上校，我要把我的犯人從這里帶走。”我對穆爾說：“起立。” 穆爾沒看他的律師一眼就站了起來。 “跟我走。” 我和辛西婭离開了肯特的辦公室。穆爾上校可怜巴巴地跟在后面。 我們押著他穿過走廊，送他進拘留室。多數拘留室都空著。我發現緊挨著達伯特·埃爾金斯的那間拘留室敞著門，便輕輕一推，把穆爾推了進去，然后砰的一聲關上了門。 達伯特·埃爾金斯看看穆爾，又看看我，用十分惊訝的語气說：“嘿，長官，他是個正儿八經的上校。” 我沒理睬埃爾金斯，只對穆爾說道：“你犯了我剛才說的那些罪，你有權保持沉默，你有權考慮你的選擇。” 穆爾第一次開口說話了。他提醒我說：“我有律師，你剛才威脅要逮捕他。” “對，但不管你說什么，在軍事法庭上都有可能對你不利。” “我不知道是誰干的。” “我說是你干的了嗎？” “沒有……但是……” 達伯特·埃爾金斯聚精會神地听我們談話。他隔著鐵柵欄對穆爾說：“上校，你不該找律師，這可把他气瘋了。” 穆爾朝埃爾金斯瞥了一眼，然后目光又轉向我。“肯特上校通知我不准离開崗位，所以我別無選擇，只好找律師——” 我對穆爾說：“我有确鑿證据，證明你當時在犯罪現場，上校。你的罪行足可以使你在監牢里呆上10年或20年。” 穆爾一直向后退縮著，好像我揍了他似的，然后一下子坐在了帆布床上。“不……我沒干任何坏事，我只是照她的要求去做了……” “是你建議的。” “不，是她建議的，完全是她的主意。” “你十分清楚，在西點軍校時她父親是如何對待她的。” “我只是在大約一周前才知道——當他給她最后通牒的時候。” “你到第6步槍射擊場時穿的是什么衣服？” “我的制服。當時我們認為最好穿制服，以防万一碰到憲兵隊——” “你穿的就是腳上這雙鞋嗎？” “是的。” “脫下來。” 他猶豫了一下，然后脫了下來。 他從鐵柵欄縫隙中把鞋遞了出來。 我對他說：“我過一會儿再來看你，上校。”我對埃爾金斯說道：“你怎么樣，伙計？” 他站了起來，說：“很好，長官。明天上午他們放我出去。” “那好。如果你想逃跑，你就沒命了。” “是，長官。” 我离開拘留室，辛西婭跟在后面。她問道：“另一個家伙是誰？” “我的伙計。他就是我來哈德雷的原因。”我做了簡要的解釋，然后走進拘留室警衛的辦公室。我介紹了我的身份，說道：“我把穆爾上校拘留了起來。要搜他的身，今晚只給他水喝，不准看書看報。” 警官瞪大眼睛看著我，“你拘留了一名軍官？一名上校？” “從現在一直到明天的某個時間，不許他接触律師。屆時我會告訴你的。” “是，長官。” 我把穆爾的鞋放在他的辦公桌上。“給鞋子貼上標簽，送到喬丹机場3號飛机庫去。” “是，長官。” 我們离開拘留室，向我們自己的辦公室走去。辛西婭說：“我不知道你要拘留他。” “在見到律師之前我自己也不知道。可是，大家都要我逮捕他。” 我們走進我們的辦公室。我翻了一下電話記錄。除了新聞界，沒有多少人跟我們聯系過。不過，總算還有犯罪調查處的鮑爾斯少校，參謀部軍法官辦公室的威姆斯上校，他們倆都非常著急。另外，焦慮不安的赫爾曼上校也打來了電話。我馬上給他回了電。他正在吃晚飯。“喂，卡爾。” “喂，保羅。”他高興地答道。 “謝謝你給我打來傳真。”我說。 “不用謝，确實不用謝。” “啊。我們已經找坎貝爾將軍和他夫人，還有福勒夫人談過話了。那天晚上發生的每一件事我和辛西婭差不多都搞清了。” “很好。是誰殺害了她。” “啊，我們還說不准。” “知道了。明天中午以前你能弄清嗎？” “我們計划這樣。” “假如犯罪調查處能破這個案子就好了。” “是的，長官。我盼望著晉升和加薪。” “啊，兩樣都沒門儿。但我會按你的請求，把那封譴責你的信從你的卷宗里取出。” “好极了，的确很好。不過，你可能會再收到一封譴責信。我逮捕了穆爾上校，把他關進了這里的拘留室，對他行了搜身，只給他水喝。” “你也許可以限制他的活動，不上他离開職守，布倫納先生。” “我是這么做的，可他跑出去找了個軍法署的律師。” “那是他的權利。” “當然。實際上，我是當著他律師的面逮捕他的，還差一點把律師也逮起來，因為他干扰公務。” “我明白了。如果不是謀殺，那以什么罪名？” “陰謀隱瞞罪行、行為不端、十分可惡等等。你不愿在電話上討論這事，對吧？” “對。你為什么不打電傳向我報告？” “沒有報告。也許基弗准尉會電傳一份報告給你。” “哦，是的。我希望她對你們能有所幫助。” “我們不知道我們還有第三個搭檔。” “現在你們知道了。犯罪調查處的處長打電話找我，所以我給你去了電話。他很有些心煩意亂。” 我沒有答話。 “那個處長是鮑爾斯少校，你記得他嗎？” “我們從未見過面。” “但他照樣進行各种威脅。” “卡爾，這個基地大約有30名軍官——他們差不多都結了婚，可都与死者發生過性關系，所以他們都來威脅、哀求、申辯、欺騙和——” “30名？” “至少那么多。可誰能算得很准确？” “30名？那里情況如何？” “我想情況很不妙，我無能為力。” 辛西婭竭力想忍住笑，但已笑出聲來。這時電話里傳來卡爾的聲音，“森希爾小姐嗎？是你嗎？” “是的，長官。我們剛得到的材料。” “你們怎么知道有30名已婚軍官与死者發生過性關系？” 辛西婭答道：“我們發現了一個日記本，先生。實際上是電腦磁盤。這真是上帝的恩惠。”她補充道：“受牽連的軍官中包括了坎貝爾將軍的大多數私人參謀。” 對方沒有答話，于是我說：“假如五角大樓希望保密，我想我們可以做到。我建議把這30人先調到不同的崗位，然后在不同的時間里讓他們一個個辭職。這樣不會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不過不干我的事。” 依然沒有答話。 辛西婭說：“坎貝爾將軍打算明天在女儿的葬禮之后辭職。” 卡爾說：“我今晚乘飛机去你們那儿。” 我回答：“你為什么不等到明天呢？這里有特大暴風雨，有龍卷風警報，大風切斷了——” “好吧，就明天。還有別的什么事嗎？” “沒有了，長官。” “我們明天再談。” “我等著。快吃飯吧，長官。” 他挂了電話。 辛西婭評論道：“我感到他喜歡你。” “這正是我所擔心的。好了，去喝一杯怎么樣？” “還不行。”她按下了內部通訊聯絡系統，叫基弗小姐進來。 基弗帶著自己的椅子走了進來。因為我們都是同級，所以無人站著。她問道：“情況怎么樣，伙計們？” “很好。”辛西婭答道，“謝謝你堅守陣地。” “這是我行動的地方。”“對。我想請你審閱憲兵在出事那天夜里所寫的全部巡邏報告；听听無線電通話的錄音；核對值勤憲兵的日志；了解那夜里有沒有發出行車票或停車票。此外，還要找那天夜里值勤的憲兵談話，但必須小心行事。你知道我們在找什么。” 基弗點點頭，“知道，在找零點后不該外出的車和人。真是好主意。” “實際上，是你跟我們提起色狼六號時，我才想出來的。這件事可能很重要。再見。” 我們把基弗小姐留在了我們的辦公室里。走到門廳時，我對辛西婭說：“到那儿你會有事做的。” “但愿如此。我們沒有多少其他事。” “去喝一杯怎么樣？” “我想你應該去找肯特上校談談，因為你一直對他很不禮貌。我在外邊等你。請他和我們一起喝一杯好嗎，保羅？” 我看了辛西婭一會儿。我們的眼光相遇了。听她的口气，看她的態度，好像她想從肯特那儿得到的不只是友好情意。我點點頭說：“好吧。”我朝肯特的辦公室走去，辛西婭繼續穿過門廳走向正門。 我慢慢地走著，我的大腦則比腿動得快多了。威廉·肯特上校——從他的動机、机會、做事的決心，足以推斷出他是無辜的，但證明他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据卻不足。 一個人所處的位置決定他的眼界，說得更簡單點儿，你的觀察范圍取決于你所站的位置。我的位置一直站得不對，离威廉·肯特太近。我必須往后退，從不同的角度來觀察他。 這個想法前兩天一直在折磨著我，但我不敢說，甚至也不敢去想，肯特請我辦這個案子，這就使我有了一定的思想傾向。哈德雷堡在職的軍官中肯特是我唯一的伙伴。其他人要么是嫌疑犯、證人或受牽連的軍官，要么就是受害者。肯特很晚才承認自己也有嫌疑，那是因為他認為我終將查出他与安·坎貝爾有關系。也可能他以為我和辛西婭已經找到了那個房間。實際上，如果我仔細想想，伯特·亞德利很可能告訴了肯特，房門被用膠粘住了，而且他們會怀疑是我干的。亞德利到那房間時，里面的東西看上去都沒有動過，所以他和肯特都不可能知道我在那房間里發現了什么或者拿走了什么。 伯特·亞德利是一個十分狡猾的家伙。對于我知道那個房間的事他故作惊訝，但是他知道安·坎貝爾是不會用膠將門粘緊的——因此，他怀疑是布倫納干的。伯特·亞德利把這個情況告訴了肯特，于是肯特才決定供認通奸。但他兩面都下了賭注，對我從不提起那房間的事。房間里東西現在為亞德利所控制。我不知道他倆是誰抓住了誰的小辮子，不知道兩人是什么關系。不過，如果是其中一人殺害了她，另一人是不會知道的。 我想起了肯特是如何反對我直接去死者在基地外的住房的。從表面看，這可以理解——因為這不是辦案的通常程序。但我現在想到肯特那天一早就想給亞德利打電話，也就是說在他給我打電話前后，他可能就在設法跟亞德利通話，想對他說：“局長，安·坎貝爾執勤時被殺了。也許你應當盡快搞到法庭的命令去搜查她的房間，搜集證据。”亞德利當然知道應當盡快搜集哪些證据，銷毀哪些證据。但是，根据亞德利的說法，他已适時不适時地去了亞特蘭大，于是肯特感到自己陷入了困境。 事實是我先到了那房間，因此肯特只好打電話給在亞特蘭大的亞德利說明這里發生的事情。肯特和亞德利也只好祈求上帝保佑，希望那個隱蔽的房間能保持原樣。我和辛西婭也希望如此，殊不知米德蘭的警察局長和哈德雷堡的憲兵司令都曾是那個房間的客人。 肯特故意拖延通知坎貝爾將軍夫婦的時間。這种反應是可理解的，這是坏消息傳送者那种本能的反感情緒的表露，還不能說肯特完全超出了常規。但如果是肯特殺害了將軍的女儿，那我就明白了為什么他不能鼓起勇气盡他的這份職責了。 肯特不會打電話給鮑爾斯少校，因為他知道鮑爾斯熟悉那個房間。鮑爾斯也常去那里作樂。肯特不想讓鮑爾斯去那房間搜集有關他的證据。但肯特自己也不能進入安·坎貝爾的那個房間，因為如果他是殺害安的凶手，他必須呆在家里，而且要很快去接憲兵發現安以后給他打的電話。 我几乎可以想象出那情景……几乎。由于某种我尚不清楚的原因，肯特去了第6步槍射擊場或者它的附近。我不清楚他怎么知道或者是否知道那儿會出什么事。但是我可以想象坎貝爾將軍离開后他就出現了：高大、魁梧的比爾·肯特，大概身穿制服，從大路朝著赤身裸体被捆綁在地上的安·坎貝爾走去。走了50米，他停下腳步，兩人相視了一會儿。他覺得這是命運把這件事推給了他。他惱火于安·坎貝爾隨意和任何人發生關系，解決他這問題的答案就是纏在她脖子上的那條繩子。 肯特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此事的來龍去脈。他可能听到，也可能沒听到她向她父親提出的交換條件。如果他沒有听到，那么他可能把所看到的誤認為是她与另一個男人在偷情，他又妒忌又气惱。無論怎樣，他們肯定說過話，而且很有可能，安·坎貝爾在那個錯誤的時間說了錯誤的話。 或者可能，不管她說了什么——肯特已經玩膩了。他知道現場有其他人留下的痕跡，他還知道在几小時內就可以以官員的身份回到現場。他到現場的證据他都可以解釋。這是意料之中的。他是警察，所以他能迅速地考慮到這些問題。此案不僅可以作，而且必須作。他所要做的只是跪下把繩子拉緊。但是他有這個決心嗎？難道她沒有懇求他嗎？他會那么冷酷無情嗎？還是一時的激憤和盛怒驅使他下了毒手？ 但是，即使這一切都成立，即使這些猜測和推論确有道理而且符合事實，難道哈德雷堡憲兵司令威廉·肯特上校就成了殺害安·坎貝爾上尉的嫌疑犯嗎？所有其他在職的男人，可能還有女人——他們都有報复、妒忌、掩蓋罪行、避遭恥辱等動机，甚至有的就是殺人狂，都很可疑，為什么只怀疑肯特呢？假定真是肯特，我又如何去證實呢？在犯罪現場的警察可能是凶手，當案情屬于這种不多見的情況時，那才是偵查人員的真正難題。 我在肯特的辦公室門前站了片刻，然后敲了敲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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