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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我們來到了福勒上校在貝薩尼山的住處,按響了門鈴。
  福勒夫人給我們開了門。她看上去不像那天早晨時那么悲痛了。她引我們進了客廳,問我們要咖啡還是別的什么。我們謝絕了。她坐進沙發里,我們也坐到低背安樂椅里。
  我和辛西婭已經商量好了一連串的問題,并且決定由辛西婭先來問。她同福勒夫人聊起生活、軍隊和哈德雷堡的事等等,等福勒夫人放松下來后,辛西婭才對她說:“請相信我們只是想看到公正的裁決。我們來這儿不是想毀坏別人的名譽,而是在尋找殺人犯。同時我們在這儿也是為了确保無罪的人們不會遭到錯誤的指控。”
  福勒夫人點了點頭。
  辛西婭繼續說:“你知道安·坎貝爾同這個基地里的許多男人有過性關系。首先我想向你保證在我們搜集到的所有證据中,你丈夫同安·坎貝爾沒有任何牽連。”
  福勒夫人點了點頭,我覺得她比原來振作多了。辛西婭說:“我們了解福勒上校作為將軍的副官和朋友的特殊地位。我們非常感謝你丈夫的坦誠和他愿意讓我們同你談話的合作態度。我想他一定告訴過你,要像他那樣坦誠地對我們,我們也會坦誠地待你。”福勒夫人勉強點了點頭。
  辛西婭沒有直接提問,而說了些眾所周知的事并表示了同情和關切。對沒接到傳票的非軍事人員你就得這么做。辛西婭目前干得比由我來干要出色得多。
  時机到了,辛西婭開始問她:“出事那天晚上你在家嗎?”
  “在。”
  “你丈夫大約晚上10點從軍官俱樂部回了家。”
  “對。”
  “早晨2點45到3點之間,或者說3點左右,你們被門鈴聲吵醒了。”
  福勒夫人沒回答。
  “你丈夫走到樓下去開門,然后回到臥室告訴你是將軍按的門鈴,并且說有急事得出去。你丈夫穿好了衣服,也讓你穿好衣服。對嗎?”
  依然沒回答。
  辛西婭說:“你跟他一起去了。”接著又補了一句,“你一定是穿了一雙7號的鞋。”
  福勒夫人說:“對,我們穿好衣服一起出去了。”
  霎時,大家都沉默了。然后,辛西婭說:“你們出去了,那么將軍仍呆在你們家里嗎?”
  “對。”
  “他夫人同他在一起嗎?”
  “不,她沒來。”
  “那么將軍留了下來,你和你丈夫一起去了第6步槍射擊場,對嗎?”
  “對。我丈夫說將軍告訴他安·坎貝爾赤身裸体,就讓我拿了一件衣服。他還說安被捆著,所以拿了一把刀子讓我去割斷她手、腳上拴的繩子。”
  “好吧,你們開車行駛在前往步槍射擊場的路上,在還剩最后一英里路時,你們關了車燈。”
  “對,我丈夫不想讓哨兵看見,他說這條路的前方有一個哨所。”
  “沒錯。你們按照將軍說的,把車停在安的吉普車旁。當時是几點?”
  “是……大約3點半。”
  “大約3點半,你們下了車……”
  “我看見射擊場上有什么東西。我丈夫讓我走過去給安割斷繩子,并給她穿上那件衣服。他說如果我要人幫忙就叫他。”福勒夫人停頓了一下,又說:“他說如果安不合作就打她几巴掌,說這話時他很生气。”
  “我能理解,”辛西婭說,“所以你就朝射擊場走去了。”
  “對。我丈夫決定陪我走一段。我想他是擔心安會做出什么反應,也許他怕她會變得非常暴躁。”
  “你走近了安·坎貝爾,對她說什么了嗎?”
  “我叫了她的名字,但是她沒……她沒回答。我走到面前……跪在她身邊,她的眼睛睜著,但是……我尖叫起來……我丈夫朝我跑了過來……”福勒夫人用手捂著臉,哭了起來。辛西婭好像對此早有准備,她從座位上站起來,坐到福勒夫人身邊,摟住了她,并遞給她一條手絹。
  几分鐘后,辛西婭說:“謝謝你。你不用再說什么了。我們自己會离開的。”我們走出了福勒夫婦的住宅。
  我們坐上車离開了貝薩尼山。我說:“有時盲目的一擊也能中的。”
  辛西婭說:“但這不是毫無目的的。我是說現在一切都合乎邏輯,与我們了解的事實和人的性格都很相符。”
  “對。你干得不錯。”
  “謝謝,這是你設計安排的。”
  一點沒錯,所以我說:“對,是我。”
  “我不喜歡男人過于謙虛或謙讓。”
  “很好。你說得沒錯。”我說,“你認為是福勒上校讓她講實話的,還是她自己決定的?”
  辛西婭想了一會儿,說:“我想福勒上校一定知道對此事我們有所了解。他告訴他妻子我們問什么她答什么,要毫不保留,坦誠直言。”
  “對。同時福勒夫人也是他的證人。他們到那儿時,安已經死了,所以并不是他殺的。”
  “沒錯。我相信她。我不相信是福勒殺了安。”
  我們朝基地中心駛去。一路上我們都陷入了沉思,沒有說話。
  到達博蒙特庄園時,時間還早,但我們決定打破預定的時間,現在就去見坎貝爾夫人。于是我們朝大門走去。門口的憲兵檢查了我們的證件,然后替我們按響了門鈴。
  很幸運,開門的人是年輕、英俊的埃爾比中尉。他對我們說:“你們提前了10分鐘。”
  埃爾比戴著步兵軍官的勳章,勳章上是兩杆交叉的步槍。雖然從軍服上看不出他曾上過前線,但我很尊重他在步兵中的地位和他的軍銜。
  我對他說:“我們可以离開,一會儿再回來,但或許我們也可以先同你談几分鐘。”
  埃爾比看上去很隨和,領我們進了等候室。在坐下之前,我對辛西婭說:“你不想去方便一下嗎?”
  “什么?噢……對。”
  埃爾比指著說:“洗手間在休息室左邊。”
  “謝謝。”她走開了。
  我對埃爾比說:“中尉,我知道你曾同坎貝爾上尉約會過。”
  埃爾比盯著我看了看,說:“對。”
  “你知道她也同韋斯約會嗎?”
  他點點頭。從他的表情上我可以看出,這對他來說仍然是一段痛苦的記憶。我當然能理解這一點——一個英俊的年輕軍官同一個算不上英俊的平民、一個討厭的警察一起爭他上司的女儿。我問道:“你愛她嗎?”
  “我不想回答。”
  “你已經回答了。你的目的正當嗎?”
  “你為什么要問這些問題?你不是來同坎貝爾夫人談話的嗎?”
  “我們來早了。這么說你認識韋斯。你還听到過其他的謠傳——安還同基地里的已婚軍官約會的事嗎?”
  “你到底在說些什么?”
  看來他是沒听到過那些話。我想他也不知道地下室的那間屋子。
  我又問道:“將軍贊同你跟他女儿的關系嗎?”
  “贊同。我必須回答你這個問題嗎?”
  “嗯,3天前你可以不回答,還可以讓我們滾,几天后,你可以說出同樣的話,但現在你必須回答。下一個問題是,坎貝爾夫人也贊同嗎?”
  “對。”
  “你同安·坎貝爾討論過婚事嗎?”
  “討論過。”
  “你說說吧,中尉。”
  “好吧……我知道她同那個叫韋斯的家伙有關系,我……很苦惱……還不只是……我是說……她告訴我……她得征得父母的同意,等將軍同意為我們祝福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宣布訂婚了。”
  “我明白了。你同將軍談過此事嗎?”
  “對,談過。就在几周前。將軍看上去很高興,不過他讓我認真考慮一個月。他說他女儿是個非常任性的姑娘。”
  “我知道。接著就是你最近接到命令要去亞洲某地。”
  他看了看我,有點吃惊:“對……是關島。”
  我几乎要笑出聲來,但是忍住了。雖然他職位比我高,可他的年齡可以做我儿子。我把手放在他肩上,說:“中尉,對安·坎貝爾來說,認識你可以說是最好的事了,但一切都晚了。你陷入了將軍和安之間的權力之爭,他們把你搞得團團轉,你潛意識里了解這些。繼續你的生活和工作吧,中尉,下次你再考慮婚事時,先吃兩片阿斯匹林,躺在一間黑屋子里,等待那种感覺的到來。”
  不巧的是,這時辛西婭回來了,還沖我做了一個怪樣。
  埃爾比看上去很慌亂,好像被激怒了,但有些事在他腦子里吻合在一起了。他看了看表說:“坎貝爾夫人可以見你們了。”
  我們跟著埃爾比走進門廳。他帶我們走進一間朝南的維多利亞式寬敞客廳。
  坎貝爾夫人從椅子上站起來。我們朝她走過去。她穿了一套式樣簡單的黑衣服。我走近時,能看出她女儿同她的相象之處。坎貝爾夫人60歲左右,雖然已經過了漂亮的年齡,但卻變得很迷人。至少再過10年,人們才會用一种平靜冷漠的口气說:“她是一個溫文爾雅的女人。”
  辛西婭先向坎貝爾夫人伸出了手,并說了些安慰的話,我也這樣做了。坎貝爾夫人說:“你們請坐吧。”她走向窗邊的雙人沙發。我們落座后,她將沙發轉了一下對著我們。我們中間有張小圓桌,桌上擺著几瓶酒,還有杯子。坎貝爾夫人在喝茶,卻問我們:“你們喝雪利還是波特酒?”
  實際上,我想喝酒,但不是雪利和波特酒所能滿足的,因此我沒要。辛西婭說她要雪利酒。坎貝爾夫人給她倒了一杯。
  我惊奇地發現,坎貝爾夫人說話帶南方口音。我一下想起海灣戰爭時曾在電視上看見過她。他們是多么完美的一對政治伉儷:一位來自中西部的堅如磐石的將軍和一位來自南方的有教養的夫人。
  辛西婭談了些輕松的話題,坎貝爾夫人一直顯得很悲傷,直到談話結束。原來,坎貝爾夫人是南卡羅來納州人,是一位軍官的女儿,瓊·坎貝爾,她的名字,象征著南方一切美好的東西。我想起了福勒上校對她的評价,文雅、迷人、高貴,我又加上忠實和堅強。
  我意識到時間在一分一秒地過去,但辛西婭好像并不急于問那些討厭的問題。我猜想她一定是覺得時机未到,要么是還未消除緊張情緒,因此我沒有責備她。這時辛西婭說:“我想福勒上校和夫人一定在我們到這儿之前給您打了電話。”
  說得好,辛西婭。
  坎貝爾夫人放下茶杯回答,語調同她先前談話時一樣平靜:“對,是福勒夫人打來的。我非常高興她有机會同你們談,她原先是那么心煩意亂,現在好多了。”
  “對,”辛西婭說,“通常是這樣的。您知道,坎貝爾夫人,我接的案子大部分是強奸方面的。我可以告訴您,當我開始向那些知情人提問時,他們總感到緊張,好像人人都上滿了發條,但一旦有一個人先開口,气氛就會開始輕松下來。就像我們現在這樣。”
  辛西婭總是說一旦打破沉默,人人都會爭著當證人,錄口供,拼命擺脫嫌疑犯的干系。
  辛西婭對坎貝爾夫人說:“我和布倫納先生從福勒夫人那儿,還從其他的渠道得知將軍曾在午夜后接到過安的一個電話,讓他去步槍射擊場見她,或許有什么事情要談。對嗎?”
  辛西婭,真是個絕妙的猜想。
  坎貝爾夫人說:“1點45分左右,我們床邊的紅色電話机響了。將軍立刻拿起了話筒。我也醒了。他听電話時,我一直看著他。他一句話也沒說就挂斷了,接著他下了床,開始穿衣服。對于半夜打來的電話我從來不問,但他總會告訴我他要去哪儿以及估計何時能回來。”她笑笑說,“自從我們來到哈德雷堡就很少接到這种午夜打來的電話了。在歐洲時,半夜電話一響,他就會飛快地下床,抓起公事包,到華盛頓、東德邊境或其他什么地方去了。但他總會告訴我……這次他只說一小時左右回來。他穿上便服走了。我看著他把車開走,注意到他用的是我的車。”
  “是种什么牌子的車,夫人?”
  “別克車。”
  辛西婭點點頭說:“大約4點或4點半將軍回來后告訴了你發生的一切。”
  坎貝爾夫人凝視著空中。我第一次有机會去仔細端詳這張疲憊、憂傷的母親的臉,可以想象這些年來她所遭受的痛苦。當然,作為一個妻子和母親,她不可能贊同一個丈夫和父親以大局利益、事業的進步和創造積极的公眾形象為名對他們的女儿所做的一切。但從某种程度上講,她一定是已經接受了這一切,听之任之了。
  辛西婭提示道:“您丈夫是4點半左右回的家。”
  “對……我在等他……在前面的那個房間。他走進門以后,我知道我女儿死了。”她站了起來,“這就是我所知道的一切了。現在我丈夫的事業完了。我們只有一線希望,那就是你們能找到凶手,那樣我們的生活才能繼續下去,我們才能言歸于好。”
  我們也站了起來,辛西婭說:“我們在盡最大努力查找凶手,非常感謝您能忍住悲痛同我們談話。”
  我們出了大門,朝我的車走去,我說:“將軍的事業10年前在西點的凱勒軍醫院就結束了。只是那結局費了點儿時間才赶上并抓住了他。”
  “對。他不僅背叛了他女儿,也背叛了自己和他妻子。”
  我們坐進車里,离開了博蒙特庄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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