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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爾在辦公室。他的秘書給我接通了電話。我說：“你好，卡爾。” “你好，保羅。”他說話仍然帶點德國口音。 我們沒有開玩笑，我直接告訴他：“這儿發生了一起強奸殺人案。” “噢！” “是坎貝爾將軍的女儿，安·坎貝爾上尉。” 電話里一陣沉默。 我接著說：“可能是強奸殺人，但肯定是性虐待。” “在基地里嗎？” “是的，在一個步槍射擊場。” “什么時候？” 我回答說：“凌晨2點17分到4點25分之間。”到此，我已經回答完了所有關于時間、地點、人物和事件的問題。 “什么動机？” “不知道。” “有嫌疑犯嗎？” “沒有。” “案發時被害人在做什么？” “她那天晚上值班，出去檢查哨所。”我把肯特的任命、与森希爾小姐的相遇，還有我們對被害人住所搜查的具体情況向他一一作了匯報，只是沒提在地下室發現的那些東西。我知道我們的談話很可能被人錄音，嚴格說來，這不是什么特別的情報，只是不想讓卡爾感到很難為情。 他沉默了一會儿，說：“等尸体搬走后，你再回犯罪現場，就用那些柱子把森希爾小姐綁在地上。” “你什么意思？” “我不明白一個健康的女人為什么不能把那些樁子拔出來。” “啊，我明白了。卡爾，那些樁子是按不同角度釘在地上的，与尸体有一定距离，所以她沒有力量反抗，而且有人把一根繩子套在了她的脖子上，我想——我猜想他們開始可能是在玩游戲——” “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但從某种程度上說，她應該知道那不是游戲。我們憑過去的經驗知道，當一個女人有生命危險時，她是會拼命的。也可能她是被麻醉了或是被鎮定了，讓毒物學家找找鎮靜劑。同時，你和森希爾小姐必須從頭至尾把犯罪過程重演一遍。” “我希望你說的是模仿。” “是。但不要玩真的。” “你變得溫柔些了，卡爾。好吧，我會轉達你的建議的。” “不是建議，是命令。現在請你更詳細地告訴我，你們在坎貝爾上尉的住所發現了什么？” 我告訴了他。關于我沒通知地方當局一事，他不置可否。我問他：“我進入了她的住所并搬走了她的東西，你認為這對我今后的工作有影響嗎？” “你的記錄上會寫著，你已經通知了她最親近的人，而且是他們同意，甚至建議你那么干的。要學會自己保護自己，保羅。我不能老干這种事。” “我知道。” “很好。你需要聯邦調查局的幫助嗎？” “不需要。” “你需要從這儿再派一個調查員，還是從哈德雷堡分部找一個？” “咱們別干了。我真不想按這個案子。” “為什么？” “卡爾，你知道，這個案子很微妙……很……” “你和被害人之間有什么瓜葛嗎？” “沒有。” “今晚5點前給我電傳一份初步報告來。迪納會給案子編上號碼的。還有什么問題嗎？” “我想森希爾小姐最好退出本案。” “你為什么不想讓她參加此案的調查？” “我們都不喜歡對方。” “你們從未合作過。你們互相不喜歡的原因是什么？” “卡爾，我記得我們已經討論過這個問題。你保證過不把我們倆同時分配到一個案子中，那她現在為什么還要參加？” “我從沒做過這樣的保證。部隊的需要才是最重要的。” “很好。你今天重新給她分配任務，就是最好地体現了軍隊的需要，因為她在這儿的任務已經完成了。” “等一下。” 我只好等著。卡爾這個人并不特別敏感，而且很難對付。我真希望他能變得更有人情味。 “保羅？” “是我。” “我剛才接了森希爾小姐的電話。” 我猜就是她。我說：“她的事情与我無關。” “我告訴了她，你不愿和她一起工作。她說你是歧視她的性別、年齡和宗教信仰。” “什么？我根本就不知道她信仰什么宗教。” “這可是對你的一次嚴厲指責。” “我不是跟你說過嘛，這是個人的事情。我們兩人合不來。” “据我所知，你們在布魯塞爾時不是相處得很好嗎？” 見你的鬼，卡爾。“你想讓我把事情都講出來嗎？” “不必了。去年我已經听別人講過了，而且一分鐘前森希爾小姐也講清楚了。我相信我們的軍官都會恰當地處理自己的私生活。我并不要求你獨身，只希望你能謹慎一點，不要做一些不利于你自己，也不利于部隊和你的任務的事。” “我從來沒做過這种事。” “很好。記住你是一名職業警官。我希望你能大度一些，和森希爾小組建立一种職業上的合作關系。就這樣吧。” “是，長官。”我又問他：“她結婚了嗎？” “這与你還有什么關系嗎？” “是有一些個人的考慮。” “你們兩人在這個案子了結之前都不許談私生活。還有什么問題嗎？” “你把你那個怪誕的重演方案跟她講了嗎？” “那是你的事。”卡爾·古斯塔爾挂斷了電話。我坐了一會儿，考慮起自己的選擇來。我現在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繼續執行任務，二是辭職。實際上我從事這個工作已經二十多年了，我可以隨時提出辭職，仍可得到一半的薪水，而且從此可以有自己的生活。 結束軍事生涯有几种不同的方式。大多數人在最后一年左右的時間里揀一些比較安全的案子去辦，慢慢地自然也就隱退了。也有一些軍官在軍隊里工作得時間過長，又沒自動隱退，就被悄悄地辭退了。只有少數人能帶著一身榮耀隱退。再就是那些為了最后時刻的那份榮耀而奔命的人，結果卻不小心闖進了火海。人生最重要的是要抓住時机。 拋開事業上的考慮，我如果從這個案子中退出來，那它會永遠使我不得安宁。現在真是進退兩難，其實如果卡爾讓我放棄此案的偵破工作，我還不知道自己會說或者會做什么呢。卡爾就是這樣一個專門和人對著干的家伙，因為我說不接這個案子，結果這個案子還是歸了我。我說了不要辛西婭參加，辛西婭也成了我的搭檔。卡爾并不像他自己想象的那么聰明。 我的新辦公桌上放著安·坎貝爾上尉的個人簡歷和病歷。我先翻看了一下個人簡歷，因為它包括了一個戰士的軍事生涯，肯定很有意思，很有啟發性。簡歷是按年代順序寫的，安·坎貝爾是12年前進西點軍校學習的，畢業時屬于班級前10％的學生，所以按規定她能享受30天的假期。之后，接她自己的要求，她被分配到了亞利桑納州的瓦兵卡堡，擔任軍事情報官員訓練課程，后來又在喬治城讀了研究生，取得了心理學碩士學位。之后，她申請讀了實用性課程心理戰術。她先在布萊格堡的肯尼迪特种戰術學校完成了所有必修課，參加了第4心理訓練隊，又從那儿去了德國，后來又回到布萊格堡，再后來去了海灣，進了五角大樓，最后到了哈德雷堡。 她的工作效率報告一看就非同一般，這是我預料之中的事。我找到她的智商測驗結果，她是屬于軍隊里的2％的天才之列。從我過去的經歷中得知，這2％的天才一般都是殺人案中的嫌疑犯，一般說來，天才對那些招惹了自己或者妨礙自己的人都不能容忍，而且總以為他們不必遵守那些人們都遵守的法規。這些人經常不愉快而且缺乏耐心，他們甚至可能成為反社會的人，有時候還可能心理變態。心理變態者常把自己看成法官或者陪審團成員，或者劊子手。他們到了這一步也就到了和我打交道的時候了。 可是現在，我正研究的這個天才不是殺人犯，卻是被害者，也許這個事實在本案中毫無意義。但是直覺告訴我，安·坎貝爾被害之前肯定傷害過別人。 我直接把她的病歷翻到了最后一面，因為如果有精神方面的記錄，肯定會寫在那儿。我果然找到了一份心理分析報告，是她進西點軍校体檢時的記錄。報告上寫著： 此人目的性很明确，很聰明，适應力強。從兩小時的面談和測試結果中看不出有專橫的表現，也沒有幻覺紊亂、情緒紊亂、渴望紊亂、性格紊亂和性紊亂的跡象。 報告的最后一部分寫著，沒有明顯的心理問題會妨礙她完成美國軍事學院的課程。安·坎貝爾是個很正常的18歲美國姑娘。不管這話在20世紀后期的美國意味著什么，總之，一切正常。 但心理病歷中還有几頁報告，寫得很短，時間是在她上軍校三年級下半學年期間。當時，她被命令去做心理檢查。是誰下的命令和命令的原因都沒有記錄。心理醫生韋爾斯寫道： 軍校學員坎貝爾被推荐來此進行心理治療或者心理分析。她說：“我什么問題都沒有。”她不合作，但還沒達到要我向她的上司報告的程度。在每次大約兩小時的四次談話中，她都反复強調說她只是太累了，体力訓練和學術訓練壓力太大，又擔心考試成績，總之是疲勞過度。這些對于一二年級的軍校學員來說，是很普通的事，但對三年級的學員來說就很少見了。我問她，有沒有別的事情，比如說愛情糾葛或家庭問題，那也會導致這种疲勞和壓力感。她向我保證，家里都很好，她本人在本地或其他地方也沒有愛情糾葛。 我看得出她的体重明顯偏低，而且注意力明顯不集中。總而言之，一副很壓抑、很憂慮的樣子。在談話期間，她哭過几次，但每一次都很快地控制住了，并向我道了歉。 有好几次，她差點說出一些超越了一般軍校學生所能說出的抱怨詞語，但每次沒等講出就停住了。有一次，她說：“我去不去上課都無所謂，我在這儿干什么都無所謂。反正他們總得讓我畢業。”我問她那是不是因為她是將軍的女儿。她回答說：“不是的。因為我幫了他們的忙。” 我問她幫了什么忙？“他們”又是誰？她只回答說：“那些老家伙。”其他問題都沒有回答。 我相信我們的談話到該出結果的時候了，可是她的上司卻給她安排了另外的約見，我們的談話則無緣無故地被取消了。我不知道這位上司的名字。 我認為，坎貝爾還需要進一步的分析和治療，不管是自愿的還是強制性的。不然，應該由一個精神分析小組，來診斷是否需要對她進行隔离治療。我是認為應該對她進行一次徹底的檢查和分析。 我仔細閱讀了這篇報告，有些納悶，為什么一個很正常的18歲妙齡少女到了20歲就變得憂郁低沉？當然可以用軍隊生活的紀律森嚴去解釋，但韋爾斯醫生顯然是不同意這個說法，我也有同樣的看法。 我從頭到尾翻閱了這些檔案，正准備合上時，忽然看到一張小紙條夾在里面，上面有几行手寫的字：与魔鬼搏斗的人應當留心在這個過程中自己不要變成魔鬼。當你長久地看著深淵的時候，深淵也在看著你。——尼采。 這張紙條放在這儿做什么，我不清楚。但它放在一個戰爭心理學軍官的檔案里是非常合适的。在犯罪調查處官員的檔案中也該放上一張這樣的紙條。 ------------------ 小草掃校||中國讀書网獨家推出||http://www.cnread.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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