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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肯特上車,向南部的軍事基地疾馳而去。 肯特對我說:“安·坎貝爾上尉當時正和哈羅德·圣·約翰中士在基地總部值勤。坎貝爾是值勤軍官,約翰是值勤中士。” “他們以前就認識嗎?” 肯特聳了聳肩說:“認識倒有可能,只是不會太熟悉,因為他們不在一起工作,他在汽車集中調度場工作,而她在心理訓練學校當教官,所以他們只有在一起執行任務時才會碰到一起。” “她教什么課?” “心理學。”他又補充道,“她曾是心理學碩士。” “她現在仍然是。”我說。人們在談論死者時總不可避免地犯時態上的錯誤。我問肯特:“教官們經常有值勤任務嗎?” “一般沒有。但安·坎貝爾常常把自己的名字寫在那些不需要她值勤的名冊上,因為她是將軍的女儿,要給大家樹立個榜樣。” “明白了。”軍隊确實為所有的男女軍官准備了一些名冊,這些名冊都是由軍官們自己填寫,不過是為了讓每個人都有机會值勤,為軍隊盡一份忠心而己。有一段時間,巡邏這類任務的名冊上曾經取消了女軍官的名字。可是后來時代變了,一切都變了。但年輕女軍官深夜巡邏要冒險是無法改變的。因為男人的野性難改,為了發泄,他們可以置軍規于不顧。我問:“她帶武器了嗎?” “當然帶了。她總是隨身帶著手槍。” “說下去。” “哦,大約在清晨1點,坎貝爾對圣·約翰說她要開吉普車去查看哨所——” “為什么?難道查看哨所也是值勤軍官和中士的職責嗎?值勤軍官的任務只是守著電話机嘛。” 肯特回答道:“据圣·約翰說,哨所的指揮官是個剛從西點軍校畢業的年輕上尉,乳臭未干。坎貝爾上尉又是那么熱情,作為校友,肯定在鼎力相助,所以親自去查看哨所。另外,來回的暗號她也知道。”肯特把車開上了步槍射擊場的道路,接著說,“圣·約翰說,大約3點的時候他開始有些擔心了——” “為什么?” “我也不清楚……你想想,和他搭檔的是個女人——也許他認為她在什么地方尋歡作樂并因此而吃醋,也許他急著上廁所,但又不能离開電話机。” “圣·約翰多大年紀了?” “56歲左右吧。已婚,夫妻關系很好。” “他現在在哪儿?” “被我軟禁在憲賓司令部的大樓里。” 我們的車駛過了4個步槍射擊場,它們都位于一條彎曲的土路右邊,地勢很開闊。我已經大約20年沒來過這儿了,但對這儿的一切還是記憶猶新。 肯特上校接著說:“后來,圣·約翰給哨所打了電話,坎貝爾不在那儿。他又讓哨所的中士跟沿途各哨所聯系,看是否有人見過坎貝爾,可不一會儿就收到了回話,都說沒見過她。圣·約翰只好讓哨所的中士派了一個人到總部替他守著電話,他自己開著卡車找遍了所有哨所,還去士兵俱樂部、軍官俱樂部等地方找過,就是不見坎貝爾上尉的蹤影。4點鐘的時候,他把車開向最后一個哨所所在地——一個彈藥庫。終于,他在第6步槍射擊場看到了她的吉普車……事情的經過就是這樣。” 果然,前方不遠處,在這條狹窄的小路的右邊停著一輛吉普車,据估計它就是安·坎貝爾生前開的那輛。吉普車旁停著一輛紅色的野馬牌汽車。 我問肯特:“哨所和哨兵在什么位置?” “和這儿隔著一個路口。哨兵是一個叫羅賓斯的一等兵,只看到了車前燈的亮光,但什么也沒听到。” “你審問過他嗎?” “應該是她。她叫瑪麗·羅賓斯。”肯特臉上第一次露出了笑容,“這也不能怪你,保羅。因為‘一等兵’這個詞并不顯示性別。” “謝謝。羅賓斯現在在哪儿?” “也被軟禁在憲兵司令部的大樓里。” “這么說憲兵司令部大樓現在還挺擁擠呢。不過,這辦法不錯。” 肯特把車停在吉普車和紅色野馬牌汽車之間。此時天已經大亮了,我看到了守衛現場的6個憲兵——4男2女,分站在各個角上,把現場包圍起來。路的左邊是一個露天看台,座位都面朝著步槍射擊場。軍隊上前線之前就是在這里操練的。在左邊的看台上坐著一個穿著牛仔褲和風衣的女人,她正在一個小本子上急速地寫著什么。我和肯特下了車,他對我說:“那是森希爾小姐。”他把“小姐”說得很重,似乎是在提醒我不要犯性別上的錯誤。 其實,我根本不需要他提醒。我問肯特:“她怎么會在這儿?” “是我打電話把她叫來的。” “為什么?” “因為她是個辦強奸案的律師。” “可被害人已經死了,根本不需要什么律師。” “是這樣,”肯特解釋說,“森希爾小姐也負責調查強奸案。” “是嗎?那她在哈德雷堡做什么?” “你听說過一個叫尼利的女護士的事嗎?” “只在報紙上見過。難道這兩個案子之間還有什么聯系嗎?” “沒有聯系。尼利一案的罪犯已在昨天落网了。” “昨天什么時間?” “大約下午4點,是森希爾小姐將罪犯捉拿歸案的。5點鐘我們就審出了口供。” 肯特又補充說:“本來森希爾今天還有別的任務,但她自愿留下來辦這個案子。” “我們很幸運。” “是的,這類案子需要女人參加。況且森希爾的工作是很出色的。我見過她工作時的樣子。” 我留心觀察了那輛紅色的野馬牌汽車,可能是辛西婭的,車牌和我的私人汽車一樣,也挂著弗吉尼亞的牌照。由此可以斷定,她也是在福爾斯徹奇供職,和我一樣,現在也是在外邊辦案。然而,命運并沒安排我們在家鄉見面,卻讓我們在异地他鄉,而且是在這种場合下相見了。既然是命運的安排,便不可避免了。 我又向步槍射擊場掃視了眼。現在還是清晨,射擊場的上空籠罩著一層薄霧,土路邊上有許多靶子,都是些用纖維板制成的假人。這些假人個個身挎步槍,面容丑陋不堪。這种生動的靶子取代了那种古老的輪廓靶。在我看來,這种變化的原因,可能是要給射手們提供一种真切的臨敵感。但就我過去的經驗來看,只有真正上了戰場并開始殺人后才能真正產生這种臨敵感。靶子畢竟是靶子,第一排士兵開始射擊前,假人身上經常落滿鳥儿,這就影響了它們的真實感。 當年我在步兵營訓練的時候,射擊場還是光禿禿的一片,什么植物也沒有,看上去跟沙漠差不多。而現在這里种上了各种各樣的草木,使射擊場綠意盎然,几乎看不到戰火的痕跡了。我對面大約50米遠的地方有一個人像靶,周圍長滿了雜草。它的兩邊分站著一男一女兩個憲兵。在人像靶腳下躺著一具尸体。 肯特上校說:“這家伙准是有毛病。”他怕我不明白,補充道:“他單單選擇了這個地點作案,好讓那個丑陋的人像一直低頭看著她。” 要是這個人像能說話就好了。我轉身向四周看了看,看到在指揮塔和看台之間有一個廁所。我對肯特上校說:“你們沒搜索一下附近有沒有別的受害者?” “沒有……嗯……我們只是不想破坏現場。” “可能還有別的人遇害,也許已經死了,也許還活著,正需要搶救。手冊里不是講過嗎?救人第一,證据第二。” “是的……”他四周環視了一下,命令一個憲兵中士:“馬上吹號叫富勒姆中尉帶全排士兵和警犬來。” 中士還沒來得及回答,就听看台上有人說道:“我已經通知過了。” 我抬頭看了看森希爾,對她說:“謝謝。” “不必客气。” 看來不理她是不可能了。我轉身向射擊場走去,肯特在后面跟著。 走了一會儿,肯特的步子越來越慢,漸漸落在后邊。兩位憲兵此時正稍息,眼睛不再盯著安·坎貝爾躺著的地方,開始向四周觀望。 我在离尸体几英尺遠的地方停了下來,只見死者仰面躺在地上。肯特說得不錯。她全身赤裸,只在左腕上戴著一只運動表。离尸体几英尺遠的地方有一件頗時髦的內衣——她的乳罩。她的軍裝不在現場,靴子、頭盔、槍和槍套都不在現場。更有意思的是,安·坎貝爾被四肢分開地固定在地上,手腕和腳踝都被綁在樁子上。用來捆綁的繩子是綠色的尼龍繩,樁子是綠色的乙烯塑料棒,都是軍隊用的。 安·坎貝爾30歲左右,身材很好。盡管她現在成了這個樣子,我還是認出了她。她的臉很漂亮,輪廓分明。一頭濃濃的棕色秀發披在肩上,頭發的長度可能比軍隊規定的要多出几英寸,但現在這已不算是什么問題了。 纏在她脖子上的尼龍繩跟手上和腳上的尼龍繩同樣粗細,但脖子上的繩子沒有勒進肉里。罪犯把她短褲的一條腿套在了她的脖子上,墊在繩子底下。在場的人中只有我明白這是什么意思。 辛西婭來到我身邊,什么也沒說。 我在安·坎貝爾的遺体旁跪了下來,看到她的皮膚已變成了蜡色,臉上的脂粉顯得格外明顯。她的手指和腳趾甲都已經失去了血色,臉上沒有擊傷、抓傷和咬傷的痕跡。看得見的部位都沒有遭強奸的跡象。尸体周圍沒有搏斗過的痕跡,臉上沒有泥和草的碎屑,也沒有血污,指甲里沒有抓下來的皮肉,頭發也不太亂。 我摸了摸她的臉和脖子,因為尸体僵硬通常是先從這兩個部位開始的。但當時這兩個部位還都沒僵,我又試了試她的腋窩,還是熱的。大腿和臀部有几處呈深紫色,可能是窒息所致,這就可以說明她是被繩子勒死的。我按了按她臀部上的一塊青紫,青紫馬上變白了,但手一拿開,青紫馬上又出現了。至此,我完全可以斷定,死者是在4小時前斷气的。 長期的刑警工作使我已經學會,不能完全相信證人的證詞。但是目前為止,圣·約翰所說的時間順序還是可信的。 我又向下探了探身,看到安·坎貝爾那雙大大的藍眼睛正茫然地瞪著天上的太陽,一眨不眨,瞳孔還沒有模糊。這就更證實了我的推斷——她剛死不久。我翻開她的眼皮,看到眼帘上有不少血紅的斑點。這也是她死于窒息的一條證据,到現在為止,肯特上校所述及現場看到的情況似乎都和我的推斷相吻合。 我解開了安·坎貝爾脖子上的繩于,仔細查看了繩子下面的內褲,發現上面沒有任何撕扯的痕跡,也沒被身体或其他外物弄髒。短褲上的身份牌不見了。被繩子勒過的脖子上有一道淡淡的傷痕,不仔細看根本看不出來。但是,這足以證明被害人是被勒死的,只是襯褲減弱了繩子所造成的傷痕。 我在尸体周圍轉了轉,發現她的腳掌上沾有泥和草,這說明她死前至少赤腳走過几步。我湊近仔細查看了她的腳掌,發現右腳大拇指根處有一個黑點,好像是瀝青一類的東西。看來她可能是在50米以外的柏油路上,就在她的吉普車附近,被迫脫光了衣服,至少是脫掉了鞋襪,然后就被迫光著腳——也可能光著身子——走到了被害地點。 在我查看現場的這段時間內沒有一個人說話,只听見樹上鳥儿吱吱喳喳的叫聲。太陽已經升起來了,陽光照著路兩旁的松樹,在射擊場上投下了一排長長的影子。 我問肯特上校:“是哪個憲兵先來到現場的?” 肯特叫了一聲身邊的一位女憲兵,對她說:“向這位長官報告一下當時的情況。” 我從她的名牌上看到了她叫凱西,是個一等兵。她向我報告說:“今天早晨4點52分,有人通知我,在第6射擊場發現了一具女尸,距尸体50米以外的路上還停著一輛吉普車。我當時就在附近,所以得知后馬上出發,于5點01分到達了出事地點,一眼就看見了那輛吉普車。我把車停放好,帶上M-16步槍跑到射擊場,找到了尸体。我給她試了脈,听了心跳,試了試是否還有呼吸,又拿手電筒在她眼里照了照,沒有任何反應。所以我斷定她已經死了。” 我問她:“后來你做了些什么?” “我回到車上呼叫援助。” “你來回走的是同一條路線嗎?” “是的,長官。” “除了尸体外,你還碰過別的東西嗎?比如繩子、樁子、內衣、內褲?” “沒有。長官。” “你動過被害人的車嗎?” “沒有,長官。除了鑒定被害人是否已死,我沒動過現場任何東西。” “謝謝。” 一等兵凱西行了軍禮,轉身回到她原來站的位置。 肯特、辛西婭和我面面相覷,好像是在忖度著彼此的心理。這樣的時刻能夠触動人的靈魂,從而在人們腦海里打上深刻的烙印。我從來不會忘記一個人死了的情景,也不想忘記。 我們回到路上,在安·坎貝爾那輛吉普車周圍轉了轉,看到駕駛室的窗子還開著。許多軍隊里用的車都沒有點火開關鑰匙,只有一個啟動開關,安·坎貝爾的車就是這樣,現在啟動開關處在“停”的位置上。前排的乘客座上有一個非軍用的黑皮包,辛西婭對我說:“我本想看看包里的東西,可沒經過你的同意,就沒敢擅自行動。” “看來我們的合作一開始就很不錯嘛。去把手提包拿出來吧。” 她轉到另一邊乘客座的車門處,墊著一條手絹將車門打開,又墊著同一條手絹拿出皮包,然后在看台的一條小凳上坐下,開始一排排往外拿包里的東西。 我鑽到車底下查看了一下,沒發現任何异常。我又摸了摸排气裝置,發現有的地方還有點余熱。 我站了起來。肯特上校問我:“有什么看法嗎?” “已經有了几個大概的推測,但還得等法醫鑒定后才能确定。我想你一定通知過法醫了。” “當然通知了。他們已經從吉勒姆出發了,估計現在已經在半路上了。” “很好。”我對肯特說,“法醫來了,一定讓他們仔細查看一下她右腳上的那個黑點,我想知道那究竟是什么東西。” 肯特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好像覺得我的要求純屬無稽之談。也許他是對的。 “另外,請你派人在尸体周圍200米的各個方向進行一次仔細搜查,50米以內的地方就不用搜了。”我知道這樣做會破坏地上的腳印,但是反正這個射擊場上已經有好几百种腳印了,而我感興趣的只是50米以內的那些。我對肯特說:“請你讓手下人將一切非地上生長的東西都搜集起來,比如煙頭、扣子、破紙、瓶子之類,然后報告這些東西是在哪個位置發現的。好嗎?” “沒問題。但我覺得罪犯可能來去都沒留下什么痕跡。他可能和被害人一樣,是開車來的。” “我想你是對的。但我們必須這樣做,因為我們需要建立檔案。”我對肯特說,“我希望密封好的坎貝爾個人檔案和病歷中午前能到你的辦公室里。” “好吧。” “另外請你在憲兵司令部大樓里給我安排一間辦公室,再找一個書記員。派兩人到安·坎貝爾的辦公室,把桌子、家具等所有東西都搬到證据室里鎖起來。我沒到之前不要放走圣·約翰中士和一等兵羅賓斯。他們沒見我之前,不許向任何人透露任何消息。另外,上校您本人也得接受一項很不愉快的任務,去給坎貝爾將軍夫婦家里打個電話。去他們家的時候不要聲張,帶上牧師和一個軍官,以防有不測之事發生。別讓他們到現場來看尸体。這樣好嗎?” 肯特點了點頭,長出了一口气,說:“天哪……” “阿門。還有,不要讓你的手下人透露我們這儿發現的任何情況。要把一等兵凱西的指紋及在場所有人的鞋印提供給法醫,當然包括你自己的。” “好的。” “把那廁所棚圍起來,不要讓任何人使用廁所。在我沒徹底檢查之前,不要讓法醫進去。” “好吧!” 我走到辛西婭身邊,見她正在用剛才用過的那條手絹把拿出的東西一件件放回皮包里。我問她:“有什么令人感興趣的東西嗎?” “沒有。都是些很普通的東西,像錢包、現金、鑰匙之類的。都沒被人動過。有一張軍官俱樂部的發票。她昨晚在那儿吃過晚飯,吃的是色拉、雞,喝的是白葡萄酒和咖啡。”她補充說:“我們在那儿喝酒的時候,她可能正在餐廳吃飯。” 肯特插了一句:“你們倆在一起喝過酒?這么說你們以前就認識?” 我回答說:“我們是各喝各的酒,點頭之交而已。”我問辛西婭:“你知道坎貝爾的住址嗎?” “知道,她住在基地外面,在米德蘭維多利街的維多利花園45號。”她又補充道:“我想我知道那個地方,那些房子都是些常住在鄉下的人在市內的住所。” 肯特說:“我去和米德蘭警察局長亞德利聯系,給你們弄一份法庭命令,然后我們去米德蘭見他。” “不行,比爾。這件事不能讓外人插手。” “沒有地方搜查令,你是不能搜查她的住宅的。” 辛西婭把從坎貝爾包里取出的鑰匙遞給我,說:“我來開車。” 肯特反對說:“沒有地方政府的許可,你們不能在基地之外擅自行動。” 我從那串鑰匙中取下安·坎貝爾的汽車鑰匙,連同那個手提包遞給了肯特,并對他說:“扣押她的車。” 在上車之前,我對肯特說:“你就留下來指揮這里的工作吧。寫報告時可以寫上我去了米德蘭警察局。如果說我臨時改了主意,我將對自己的行為負完全責任。” “亞德利是個粗暴無禮的家伙。”肯特告誡我說,“你會領教他的厲害的,保羅。” “不管他是怎樣的一個人,也得耐心等著輪到他才行。”為了支開肯特,不讓他再做出什么傻事,我對他說:“是這樣的,比爾。我得先去安·坎貝爾的住所看看,把一些該拿走的東西拿走。因為那些東西可能會玷辱她和她的家庭,甚至會影響到軍隊以及她在軍隊里的同事和朋友,對嗎?這件事辦完后,才能讓亞德利去拍照。這樣行嗎?” 他似乎覺得我說的有道理,然后點了點頭。 辛西婭上了車,坐在司机座上,我坐在乘客座上。我對肯特說:“我可能會從那儿給你打個電話。要往好處想。” 辛西婭把車挂上了頭擋,轉了個U型的彎,沿著步槍射擊場路向前疾馳而去。 “保羅。她為什么被殺?”辛西婭問。 “哦,這個嘛……殺人的動机有好多种呢。”我回答說,“有的人為了私利,有的人為了复仇,有的人因為妒忌,有的人為了殺人滅口,有的人為了保全面子,還有的是殺人狂。犯罪手冊上是這么說的。” “可是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呢?” “照我看,如果是先奸后殺,一般可以認為是复仇或者妒忌,也可能是想殺人滅口。被害人也許認識凶手。如果凶手不帶面罩或不化裝,事后很可能會被認出來。”我接著說:“這個案子看起來像是一個色情狂干的,凶手也許沒有奸污被害人,因為他在殺人過程中已經得到了性欲的滿足。我說的這些都是表面現象,至于到底是怎么回事,現在還很難說。” 辛西婭點了點頭,但什么也沒說。 我問她:“你是怎么想的?” 她停一會儿,說:“這顯然是謀殺。因為罪犯准備了一整套作案工具——樁子、繩子,肯定還有一种把樁子釘進地里的工具。而且罪犯肯定帶有武器,否則無法繳下被害人的武器。” “說下去。” “罪犯用槍頂著她,命令她扔掉武器,然后命令她脫光衣服走到射擊場上。” “推理得不錯。不過,我不明白他是怎樣在監視她的同時又完全控制了她,因為被害人不是順從型的女人。” 辛西婭回答說:“我也不明白。也許不是一個人干的。等實驗室的檢驗結果出來就知道是一個人還是兩個人干的了。” “噢。”我又問,“為什么被害人身上沒有搏斗的痕跡?也沒有罪犯施暴的痕跡?” 她搖了搖頭,說:“我也搞不懂。一般來說是該有些施暴的痕跡的……但把被害人捆起來總不能說是友好的吧?” “當然不是。”我回答,“可那個男人并不恨她。” “也不很喜歡她。” “也許曾經喜歡過。辛西婭,你的本行就是調查強奸案。以前遇到或听說過類似的案子嗎?” 她想了想,說:“本案有些地方跟我辦過的預謀強奸案很相象,作案步驟是罪犯一手策划的。但我不能肯定,也許罪犯認識被害人,也許不認識,或者是他在尋找取樂對象時正好遇上了被害人。” “罪犯很可能也穿著軍裝。”我提出了我的想法,“所以才沒引起她的警惕。” “可能。” 我透過車窗向外看去,聞到清晨的露珠和松樹林的潮气混合而成的一种淡淡的气息。冉冉升起的太陽把陽光投在我的臉上,我插上車窗,靠在座位上,腦子里像倒錄像帶一樣浮現出我設想的一系列情景:先是安·坎貝爾被捆綁在地上,接著是她光著身子站在那儿,然后是她從吉普車旁一步步向射擊場走去……許多事都還說不清。 “也許他并沒奸污她,但把她赤身裸体地捆在地上,也許是為了讓看到現場的人聯想到強奸,也許是故意把她的裸体暴露于眾人面前,以此來羞辱她。”我說道。 “為什么?” “還不知道。” “也許你知道。” “再容我想一想。我覺得罪犯認識被害人。”實際上,我早就知道他認識她。我們又在沉默中行駛了一段路程,我對辛西婭說:“我雖然不知道案發的原因,但對案發的過程已經有了大体的了解。你想想會不會是這樣:安·坎貝爾离開總部后直接到了射擊場,把車停在离一等兵羅賓斯的哨所稍遠的地方。她和情人約定在此幽會,他們經常這樣干。突然,他用槍頂住她,命令她脫光了衣服,然后就是男女間的那些事了。”我瞥了辛西婭一眼,問她:“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對性變態一無所知。那是你的研究領域。” “說得好极了。” 她又說:“你剛才說的純是男人的想象。我是說,哪有女人愿意躺在冰涼的地上干那個的?那有意思嗎?” 我預感到這一天的日程肯定會排得滿滿的,可我還沒吃早飯呢。我對她說:“你知道罪犯為什么要把她的內褲墊在她脖子上嗎?” “不知道。為什么?” “你可以查一下凶殺案手冊里有關‘性窒息’的那一章。” “好吧。” “你注意到了嗎?她右腳的趾根部有一個黑點。” “我沒看見。” “如果那個黑點是她從路上沾來的話,那么她為什么要光著腳站在路上呢?” “因為罪犯命令她在車里或車旁脫光了衣服。” “那她的內衣內褲又怎么會在射擊場上?” 辛西婭回答道:“可能先是她被迫在車里或車旁脫光了衣服,然后她或者罪犯又把內衣內褲拿到了射擊場上。” “為什么?” “罪犯手冊里有這樣的描寫,保羅。強奸犯的思維跟常人不一樣。他們往往會有許多奇怪的想法,他們自己覺得這些想法很有刺激性,而一般人卻不會覺得怎么樣。讓女人脫光了,再讓她自己把衣服拿到他想施暴的地點,這也許就是強奸犯的怪誕想法。” “有許多可能性。”我沉思了一會儿,說,“只要記著別和這些性變態的人結婚就行了。” “我們需要讓法醫驗尸,還需要訊問很多人。” 我們?一時間,我倆誰也不說話。我扭頭看著窗外,開始努力搜尋對辛西婭的記憶。她來自衣阿華州的鄉村,后來在州立大學讀書,修學了軍隊的技術課程,獲得了犯罪學碩士學位。因為軍隊的工資高、聲譽好、受教育的机會多、選擇職業的范圍廣,所以像她這种來自鄉下的姑娘,還有哪些來自猶太區和落后地區的姑娘都樂意在軍隊供職。我對她說:“我常常想起你。” 她沒有說話。 有過兩性關系的男女,只要還正常,還有感覺,還看重那層關系,都會對對方怀著一份特殊的柔情。与此同時,也會有一种難言的尷尬。我們倆人并肩坐在一起,誰也不知該說些什么以及怎么去說。過了一會儿,我又說:“我常常想起你。請你回答我的話。” 她回答說:“我也想過你。”我們又陷入了長時間的沉默,她開著車,我們都盯著前方,誰也不說話。 介紹一下我自己吧。保羅·布倫納,出生于南波士頓,愛爾蘭天主教徒,不認識奶牛,工人家庭,中學畢業。我不是為了离開南波士頓才入伍的,而是軍隊到南波士頓把我招來的。因為他們知道,像我這种工人家庭的后代是當步兵的好材料。那時他們陷入了亞洲的大規模戰爭。 我在步兵營呆了一年多,也算得上是個不賴的步兵吧。后來我修了大學課程,學習了軍隊的禮儀,學習了犯罪學和其他專業課程。我不再留戀南波士頓了,就這樣,我和辛西婭從北美同一個州的兩頭,從兩個不同的世界,一起走到了布魯塞爾,并且墜入了愛河。現在,我和她又在遙遠的南方相見了,而見面的原因是要一起查看將軍女儿裸露的尸体。愛和友情在這种場合會升華嗎?我不敢有什么奢望。 她說:“昨晚看見你,真有些惊訝。如果我當時表現得很粗魯的話,請你原諒。” “不是什么‘如果’。” “好吧。那我就明确地向你道歉,可我就是不喜歡你。” 我笑了笑,說:“可你喜歡辦這個案子。” “是的。我對你好完全是因為這個案子。” “我是你的頂頭上司。如果你對我不好,小心我炒你的魷魚。” “別擺架子了,保羅。你不會吵我的魷魚,我也不會擅自离職。”她補充道,“我們要一起偵破這個案子,然后理清我們之間的關系。” “非得按這個順序嗎?” “是的。” ------------------ 小草掃校||中國讀書网獨家推出||http://www.cnread.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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