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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凱特·福萊斯特醫生正在特洛伊醫生的地下辦公室里干活,忽然接到卡明斯醫生秘書打來的要招見她的電話,不禁感到一陣欣慰。凱特對老特洛伊已產生了好感,也极佩服他對工作的獻身精神。但就她內心感受而言,她仍喜歡直接治病救人,而不愿意從事有關醫療有效性的統計研究。她心里暗暗希望,隨著施托伊弗桑特葬禮的結束以及她接受電視采訪所引起的不滿情緒的消失,卡明斯辦公室打來的電話將意味著院長已打算重新恢复她做一名住院醫的合法資格。
  她步入院長辦公室時,卡明斯正站著等著她的到來。
  “卡明斯大夫……”
  他不答話,表情分明壓抑著一股怒气。他手里攥著几頁紙。凱特瞥了一眼,立刻就認出了紐約縣驗尸官辦公室的大印。
  “你可以坐下來讀讀這個,”卡明斯說。
  凱特接過報告,小心翼翼地捏在手里,坐下后便讀起來。還沒讀完第一段,她便惊异地抬頭看向卡明斯。卡明斯手指報告,命令她繼續讀下去。
  “……子宮外孕,”凱特不可思議地讀著。“造成她左輸卵管破裂……”
  “導致大面積內出血……和死亡”,卡明斯為她念完了那句話。“你要是回過頭來重新看一遍她的病歷,就會發現所有跡象和症狀都与宮外孕破裂相符。”
  “她的症狀和跡象也代表其他十几种疾病的特征,”凱特說。“再說我也給她做了盆腔檢查。”
  “可你顯然沒有看出病源,”卡明斯气憤地說。
  “布里斯科也做了盆腔檢查,也沒發現什么,”凱特答道。
  “可這個診斷你是應該能做出的。要是那樣,而且立刻就采取必要的手術療法,那個女孩就死不了。那個混賬記者蓋倫特曾說:‘如果連有錢人都得不到較好的治療,普通老百姓會是什么樣的境況?’不幸的是,在老百姓眼里,你的失誤恰恰證明了他的話是正确的。”
  “她兩次否認有性關系……”凱特試圖做出解釋。
  “你應該能覺出她在撒謊。”
  “我覺出來了,所以才做了驗尿怀孕檢查。結果是陰性!”
  “根据這份報告,你的化驗結果無疑有錯,”卡明斯說。“我們本來還有避免吃治療不當官司的可能,這份報告使我們的希望破滅了。它將是審判中的關鍵性證据。這還不算你在州委員會面前做听證時他們會發現什么過錯呢。”
  凱特摩掌了几頁報告,茫然地將其遞回去,爭辯說:“那种怀孕化驗我曾做過近上百次。”
  “福萊斯特,事情發展到這一步我很遺憾,當然,我們還會繼續盡力支持你,”卡明斯說。然而他的神色卻是极度的孤獨無望,這使凱特想起一位醫學院教授對她說的一句話:“當一個人說他將盡力而為的時候,他已看到了注定失敗的命運。”
  驗尸官的報告令凱特坐立不安,于是她沒有返回地下辦公室,而是匆忙穿過醫院迷宮般的地下通道,徑直回到急診科。
  她走進曾治療克勞迪亞·施托伊弗桑特的C病房。她打開那天夜里克羅宁打開的壁櫥,從中取出她給克勞迪亞·施托伊弗桑特做過化驗的怀孕檢查器械。她一下拿出好几個類似的,仔細查看每一個盒子上的到期標記。
  1993年12月30日之前使用。
  离過期日還有一年的時間。對盒子里的化驗藥品沒有怀疑的理由。可驗尸官的報告分明證明她做的化驗結果產生了誤導性的錯誤。不僅誤導,而且還致命。難道她出了錯?有時陰性結果并不准确,但比例极小,難道偏偏被她赶上了?滿腹狐疑的凱特又回到地下辦公室。她發現在她桌上的電腦打印資料旁邊放著一張紙條。紙條是特洛伊吃午飯之前留下的。
  給你的律師打電話。急事。
  凱特听見話筒另一端不耐煩的聲音:“我是凡·克里夫。”顯然,克里夫正在准備著什么法律文件。但一听到凱特的聲音,他立即來了情緒。“大夫,咱倆得見一面,就在今晚,而且見面的時間需要很長。因為我剛看到一份驗尸官的解剖報告。”
  “我也看到了,”凱特說。
  “那么你就會明白,我需要你為我澄清几個問題。一定要有說服力。我并不愿意麻煩你跑很遠的路來華爾街,尤其在晚上。但你最好今晚六點鐘以前赶到我辦公室。”
  凡·克里夫緊迫的口气使凱特興奮起來,于是同樣干脆他說:“六點鐘,凡·克里夫先生。不見不散!”
  斯考特·凡·克里夫讓凱特在自己辦公桌前的椅子上舒适地坐定,便開始發問,他問她喝不喝熱咖啡,凱特謝絕,但她覺得他認為她應該喝點什么,以便能熬過他們即將進行的艱苦工作。
  “好吧!”凡·克里夫說著沉進他自己的坐椅里。這句被平時說濫了的一個詞儿突然有如一聲號角,預示戰斗即將打響。“大夫,我們都已經知道了驗尸官報告的內容。”
  “而且還有人勸說他等克勞迪亞·施托伊弗桑特的葬禮結束后再宣布報告結果,個中原因我們也能猜出,”凱特說。
  “這樣就不會引起丑聞。但凡對施托伊弗桑特十分了解的人也明白另一個事實:一場官司是打定了。而且在州委員會采取行動之前你肯定會被指控。從他那個以自我為中心的人的角度看,你不僅害死了他女儿——”
  凱特接過他的話茬儿:“我還在公眾面前玷辱了施托伊弗桑特家族的名聲。”
  “所以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凡·克里夫口气沉重地說。“大夫,我們知道,對于驗尸官得出的結論,我們不能持有异議。這便要求我們要針對你為什么沒能發現病症而做出解釋。”
  “宮外孕本來就不易發現,”凱特說。
  凡·克里夫沒理會她的話,接著說:“不管難不難發現,我們必須向醫療界和老百姓證明,你所做的完全達到了治療標准。無論在法庭或在听證會上,都經得住法律上的考驗。”
  “事實就是達到了治療標准!”凱特說。
  “那你怎么沒有查出她的病?”凡·克里夫問。
  “埃里克·布里斯科也沒有查出,”凱特說。
  “這不是理由。再說施托伊弗桑特的起訴對象也不是布里斯科,而是你,是你所做的一切,你對病情有沒有看出來。因此我要了解你到底做了些什么和為什么那樣做。其中還包括你在治療克勞迪亞·施托伊弗桑特期間腦子里的一切活動。”
  “我不知從哪儿說起。”
  “從頭說起。從一開始見到她的時候。”
  “其實我先見到的是病人的媽媽。”
  “她媽媽放到后面再說,”凡·克里夫說。“先說你第一眼見到患者的情景。什么也別漏。哪些細節重要或不重要由我來判斷。”
  凱特盡可能詳細地開始敘述克勞迪亞·施托伊弗桑特的病情治療過程。她要求做的血液化驗,她所觀察到的跡象。有兩次她停下來問:“我說得是不是太詳細和太复雜了?”
  “沒有,接著講,”凡·克里夫說,時不時地做些筆記。
  凱特于是繼續講得很詳細,并說:“這些都寫在了病人的病歷上。我把一切步驟都記下來了。”
  “大夫,在開庭或听證會上,他們不會讓你拿病人的病歷照本宣科。你得用自己的話做見證。接著說。”
  凱特把那天晚上發生的一切全部描述完后,凡·克里夫說:“剛開始時,你說你先見到的是施托伊弗桑特太太,然后才是她女儿。”
  “是的。”
  “你覺得這一點很重要,為什么?”
  “很顯然母女倆之間有磨擦。有一种緊張的矛盾,不過這我是后來才明白的,那時已太晚了。”
  “什么事情?”凡·克里夫問。
  “事情結束時,克勞迪亞死了以后,一些人听見她媽媽說:‘他會怪我的……他會怪我的……’”
  “這句話什么意思?”凡·克里夫問。
  “當時我覺得在那种悲傷的時刻她這樣說很奇怪。但自從我對施托伊弗桑特有了許多了解之后,我現在明白了他妻子對他簡直是懼怕得不得了。”
  “她怕他會因他們女儿之死而怪罪她?”
  “這也是我剛一見到她,她十分擔憂的原因,”凱特解釋道,“她女儿搬出了家,自己單過,很可能是違背了她父親的意愿。”
  “所以施托伊弗桑特責怪他妻子,怪她沒管住他們的女儿,”凡·克里夫猜測說。
  “我覺得克勞迪亞·施托伊弗桑特之所以說話時有顧慮,就是這個沖突在作怪。”
  “她要是毫無顧慮的話,你覺得她說出來的話与她實際所說的會有何不同?”凡·克里夫問。
  “她性生活很頻繁。這樣講對我的診斷肯定會有幫助。另外她也許還會說她吸毒。”
  “我們姑且認為她吸毒,但卻對你撒了謊。為了有效地為你辯護,我得具体地知道吸毒對她病情會產生什么樣的結果。”
  “這取決于她使用毒品的种類,”凱特說。“可卡因、天使塵、大麻、普克……”
  “普克?”凡·克里夫問。
  “就是普克丹,”凱特解釋說。“不同的毒品有不同的效果。可卡因對不同的人還會產生五花八門的反應,有的覺得飄飄欲仙,有的心髒會完全停止跳動,當即死亡。”
  “毒品對宮外孕有何影響?”凡·克里夫問。“它在什么情況下會導致你誤診?”
  “這得對正常怀孕和宮外孕的區別加以了解。”
  “慢慢解釋,別著急。我明白這一點對我十分重要,”凡·克里夫說。
  “宮外孕的症狀和正常怀孕的不一樣。比如正常怀孕時,子宮明顯增大,但宮外孕卻不明顯。正常怀孕的子宮頸會變色,宮外孕就不一定。子宮頸可能會變得十分敏感,一触即痛。但其他几种疾病也會有這种情況。而且可能還能發現一塊敏感區。”
  “可能發現……”凡·克里夫說。“為什么說‘可能’?”
  “不是在任何時候都能感覺到,”凱特解釋道。“這次我和布里斯科就沒發現明顯的跡象。”
  凡·克里夫將所說的事實拼湊到一起。“這么說來,要是你的病人是個否認自己性生活活躍的年輕女子——”
  “而且還否認月經已停止,”凱特加上一句。
  “如果醫生触摸時未察覺明顯的触痛區,子宮只是稍有些增大,子宮頸未變色,疼痛感因吸毒而變得減輕或消失——這一切就會給人造成一种假象,”凡·克里夫總結說。
  “所有症狀和跡象都表明是病毒性腸胃感染,其他一切都不明顯,在此情況下,任何醫生都不會作出怀孕的診斷,更不用說宮外孕了。”
  “但事實的确是宮外孕,”凡·克里夫郁悒地說。“吸毒對這個病人還會有什么其他影響嗎?”
  “可能會讓她變得無精打采,反應遲鈍,沒法回答我的問題,但過一陣儿又會很亢奮。此外還可能引起惡心。”
  “她的惡心會不會是麻醉劑引起的?”
  “或是吃了什么東西,這跟她剛開始的症狀很相符,惡心、嘔吐、拉肚子,”凱特說。
  “這么說惡心也不能具体表明是哪种病的症狀?”
  “沒錯。”
  “她呈現出的每一個跡象都不大對勁,但又不顯得很嚴重,以致讓人判斷不出具体的病症。但她還是因大面積內出血死了。難道大出血還沒有一些征兆嗎?”
  “這可以反映在她的血球容量計上,”凱特說。
  “血球容量計?什么意思?”
  “就是總的血球計算,告訴你紅血球的總量,”凱特解釋說。
  “這怎么計算?”
  “化驗室從血液的血漿中分离出紅血球。然后用紅血球与剩下的血漿進行對比,判斷血液中紅血球的百分比。一個正常女人應該在百分之三十至三十五之間。”
  “那天晚上克勞迪亞的血球容量是多少?”凡·克里夫問。
  “我記得是三十一。”
  “那么她顯然在正常范圍之內,”凡·克里夫推斷。
  “但后來證明這是一种假象,”凱特說。
  “怎么講?”凡·克里夫急切地問,變得有點煩躁不安起來。
  凱特解釋道:“她到醫院時說惡心、嘔吐和腹瀉,這說明她可能脫水。所以克羅宁給她注射了點滴。”
  “這個措施是正确的嗎?”凡·克里夫問。凱特點點頭,“那什么地方不對勁呢?”
  “一個病人要是脫水,她的紅血球看上去比實際要高。”
  凡·克里夫听得蒙頭轉向,問:“大夫,你到底想要說什么?”
  “脫水消耗掉血液中的水分,從而導致血漿容量下降,這便使紅血球數量顯得比實際要高。”
  凡·克里夫似乎開始明白,說:“也就是說由于她大出血紅血球應該降低,但因為脫水的緣故,卻使紅血球顯得很正常。”
  “可以給你打滿分,”凱特說。
  “天哪,這實在是醫學中令人頗為費解的奧妙。只要遺漏或忽略一個環節,就不可能抓住事情的本質,”凡·克里夫略有所悟地說。
  “正如一個醫生沒掌握全部事實之前不能确診一樣,”凱特說。
  凡·克里夫把黃色筆記本往旁邊一推,起身在他的小辦公室里踱起步來。倏地,他朝凱特轉過身。
  “有一個事實可以使其他細節都變得清晰起來,甚至可使一些失去的環節成為不必要。就是那個怀孕化驗。”
  “是的,”凱特憂郁地表示同意。“那個怀孕化驗。”
  “為什么你的結果是陰性的,而驗尸官卻找到了怀孕的根据?”凡·克里夫問。
  “任何一個醫學化驗都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正确,”凱特說。
  凡·克里夫邊想邊大聲說:“不久我就得走進法庭或州委員會的听證會,我的辯辭是:‘我的當事人福萊斯特醫生所采取的一切步驟都沒錯,但不准确的化驗結果迷惑了她的診斷,因為任何醫療化驗都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這個說法不能說服人。”
  “我想做B超證實化驗結果,”凱特爭辯說,“但當時沒有能胜任的技師。你必須了解我們在急診科工作的條件。馬不停蹄無休止的干活,擁擠的空間,檢查室短缺,有時只能在走廊里讓病人躺在擔架上治療。進來的病人接連不斷,醫生的時間永遠不夠,我們對每一個病人都是盡力而為的。”
  “福萊斯特大夫,你有沒有意識到你剛才承認了什么?”凡·克里夫指責的態度儼然是原告律師。
  “承認?”凱特迷惘地問。
  “你實際上在說,由于醫院的條件,你沒能很好地治療克勞迪亞·施托伊弗桑特。”
  “不對,我對她進行了認真的治療!”凱特反駁說。
  “你對她是‘盡力而為’,”凡·克里夫說。“這等于說不是最好的治療,甚至連比較好的治療都夠不上。只是在困難條件下你盡力而為罷了。‘困難條件’成為不了無故死亡的借口。大夫,保險公司能在這場治療不當官司中為你辯護,你該感謝你的幸運星座。”
  “可听證會以及我的前程呢?凡·克里夫先生,我花了八年學醫,兩年做實習醫生,為行醫生涯做准備,這是我惟一的追求目標。我在中學還是個孩子時,就主動去當地醫院幫忙,夢想著當一名醫生,治病救人。總不能就……我是說,他們總不能……”驀地,凱特又換了一副堅定的口吻,說:“我絕不允許他們毀掉我的前程!”
  “我會盡力幫你的,”凡·克里夫安慰她說。但又坦誠地補了一句:“但我不能許諾,大夫。”
  凱特·福萊斯特走進特朗布爾律師事務所時,滿怀希望他們能保護她,不致讓一場官司將她的前程毀于一旦。然而离開時恐懼的心理反而更加劇了。
  斯考特·凡·克里夫目送她离去,內心里的感受比向她說出來的還要惴惴不安。她面部堅定的表情對他震動很大,透著她一生獻身于醫學的堅韌信念。然而正是這一信念反倒加劇了他的擔憂。
  我決不能讓此事上法庭,他暗忖。也決不能讓听證會開成。肯定能想出什么辦法,阻止上述兩种可能性的發生。一定有辦法,他暗自對自己說。一定有某种達到滿意結果的辦法,如果運气好的話。
  最后他又不得不承認,面對這樣一個后果嚴重的案子來說,實在不能僅憑運气,因為它又脆弱又難以琢磨。
  當晚他很晚才离開辦公室,仍搜腸刮肚地思索著解決辦法。
  有件事他是明白無誤的。他絕對喜歡与一個像凱特·福萊斯特這樣迷人和有信念的年輕女人約會,但并不是以律師的身份。
  斯考特·凡·克里夫住在東區六十街的一棟褐色沙石房子的三層。出租車已開到房子門口,斯考特卻對司机說:“去市立醫院。”
  “市立醫院?”司机憤憤地掉過頭來。“那得穿過中央公園,在西區呢。”
  “我知道。市立醫院!”
  “嘿,老兄,你突然病了還是怎么著?”司机問。“近處有好多醫院呢。”
  “我沒病,好奇。”
  “沒病,好奇?”司机不耐煩地學舌,“好吧,好奇先生。乘客永遠是上帝。就算是個瘋子也是上帝,市立醫院。”
  十分鐘后,出租車停在了市立醫院急診科的門口。
  “我几分鐘就出來,能不能等我一下,”斯考特說。
  “我說,好奇先生,你最好現在付錢。如果你溜進去,保不准能不能活著出來。尤其是栽在那個女醫生手里。她的事儿我可听說過。”
  斯考特一時怒起,想回敬他几句,但卻什么也沒說。他付了車錢,付小費時比平時少給了點儿,然后走進急診科。
  他在前台等了一會儿,見一位護士正与一位歇斯底里的母親和她生病的孩子周旋。他從護士身邊溜過去,步入走廊。她看見靠牆的擔架車上躺著兩個病人。一個吊著點滴瓶正在輸液,另一個疼痛地扭曲著身体,不住呻吟著。走廊里嘈雜聲一片,孩子的哭聲、父母用各种語言進行的爭吵聲、護士和醫輔人員索要各种器械的喊叫聲、兩名值夜班醫生的吩咐聲,紛亂刺耳地交織在一起。
  他從每一間敞開的檢查和治療室門前走過。每一間里面都有人。有些病人在等著看病,有些則正接受治療。護士們從每個房間里出出進進,查看著病人的情況。
  等到斯考特·凡·克里夫被保安托爾森撞上,被強行勒令离開時,他已證實了他當事人對他說的話。夜里的急診科不亞于一座瘋人院,只不過是有些秩序的瘋人院罷了。多數病人的确得到了良好的治療,或是被送回家,或是安全地轉送到其他科室,這一切似乎是個奇跡。
  凱特·福萊斯特醫生并未因袒護自己的行為而夸大其辭。然而即使如此,斯考特·凡·克里夫仍暫時想不出任何法律上的戰略,以避免打官司或舉行听證會,從而消除福萊斯特被吊銷從醫執照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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