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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黑西服的秘書在椅子坐定，一聲不響地看著我。那視線既不是在左右審視，又不是在上下掃描，也并非尖銳得足以穿透身体，溫度不冷也不熱，甚至冷熱之間也不是——視線中不含有我所知道的任何一种感情。僅僅是在看我而已。是否看我身后的牆壁亦未可知。但牆壁的前面有我，歸根結底是在看我。 他把茶几上的銀煙盒拿在手上，打開盒蓋，捏出一支沒帶過濾嘴的煙，指甲往一頭彈了几彈齊，用打火机點燃，朝斜對面吐了口煙，之后把打火机放回桌面架起二郎腿。這時間里視線絲毫沒有移動。 此人与我的同伴講述的一模一樣。衣著整齊得過分，臉龐端庄得過分，手指修長得過分。假如沒有切成銳角的眼瞼和玻璃工藝品般冷冰冰的瞳仁，保准給人看成同性戀者。但由于眼睛的關系，此君連同性戀者都不像，什么都不像，不同任何人相似，不容人產生任何聯想。 細看之下，瞳仁呈不可思議的顏色。黑中帶有茶色，又約略摻進些許藍，且左右摻的程度不一樣，簡直就像左右各想其事，手指在膝頭不住地動。我產生一种強烈的錯覺，以為那十指馬上就要离開他的手朝我這邊走來。莫名其妙的手指。那莫名其妙的手指慢慢伸向茶几，碾死大約減少了分之一的煙。冰塊在玻璃杯里融化了，透明的水混入葡萄汁，混得很不均勻。 房間籠罩在無可言喻的沉默中。走進大房間時常遭遇類似的沉默。較之房間的大，沉默更來自其中人數的少。然而占据這個房間的沉默，其質則又有所不同——它是那樣地滯重，有一种強加于人的味道。記得過去我曾在哪里体驗過這樣的沉默，而具体想起卻花了一點時間。我像翻動舊影集似的捋著記憶，想了起來：原來那是籠罩垂危病人的沉默，里邊蘊含無可回避的死的預感。空气總好像彌漫著灰塵，帶有別樣的意味。 “都要死，”他依然凝視我靜靜說道，一副像是完全把握了我心理活動的口气，“誰都要死，早早晚晚。” 如此言畢，對方再次陷入令人窒息般的沉默。蟬鳴不止。它們拼命地磨擦身体，力圖喚回行將逝去的季節。 “對于你，我准備最大限度地坦誠相告。”他說。說法好像在直譯什么公文，用詞和語法固然确切無誤，但語言缺乏活气。“但坦誠相告同如實相告又是兩個問題。坦誠与如實的關系，好比船頭与船尾的關系。先顯露坦誠，后現出真相。其時間差同船大小成正比。龐大事物的真相是不易顯露的，有時甚至要等到我們生命終止之后才好歹露出。所以，即使我不向你出示真相，也并非我的責任和你的責任。” 我沒有辦法回答，遂默然不語。對方見我默然，繼續說道： “特意請你來，是為了把船開向前去，我和你開。雙方坦誠交談，一步步接近真相。”他就此打住，清下嗓子，瞥一眼自己沙發扶手上的手。“但這么說未免過于抽象，所以從現實問題開始好了——就是你制作的PR刊物問題。此事已經听說了吧？” “听說了。” 對方點點頭，停頓片刻，之后繼續下文：“對此我想你恐怕也很意外。自己辛苦制作的東西被棄若敝屣，任何人心里都不會好受。而那若是一种生活手段，就更加如此。現實損失也很大嘛，是吧？” “是的。”我說。 “我想就現實損失這點听一下你的說明。” “我們這种工作，現實損失無可避免。做好的東西僅僅因廣告商一時心血來潮，而被退回的時候也是有的。而那對我們這樣的小公司來說是生死攸關的大事。所以為了避免損失，我們百分之百順從廣告商的意向。說得极端一點，雜志的每一行都是同委托人一起敲定的。我們便是這樣力求避開風險。工作是沒多大意思，可我們缺乏財力，而且單槍匹馬。” “大家也都是從那种地方爬上來的。”對方安慰我說，“啊，這個暫且不說了。你的意思是否可以解釋為你的公司由于我掐死你的雜志而在財務上蒙受了相當大的損失？” “正是。已經印刷制本了，紙費和印刷費必須在一個月內支付，還有外約稿的稿費。金額雖然不過500万左右，但不巧的是我們是打算用來償還貸款的——1年前我們咬牙進行了設備投資。” “知道的。”他說。 “另外還有同廣告商的日后合同問題，我們處于弱者地位，廣告商又不愿意同惹過麻煩的代理店打交道。我們同生命保險公司簽定了發行PR刊物一年的合同，倘若此次糾紛致使合同作廢，我們公司實質上將整個覆滅。雖說公司小，又沒什么門路，但信譽不錯，是靠口碑發展起來的。一旦信譽受挫，只有坐以待斃。” 我說完對方也一聲不響地看我的臉。稍后開口道：“你說得非常坦誠，我們的調查結果也是如此，這點我表示欣賞。那么，如果我勸說保險公司無條件支付作廢雜志所需費用并且今后繼續履行合同，事情會怎么樣呢？” “往下不存在任何問題。無非帶著何以至此的朴素疑問重返單調的日常工作。” “而且，另付報酬也未嘗不可。只要我在名片背后寫上一句，你的公司即可拿到10年份額的事情做，并且不是散發傳單式的。” “總之就是交易囉？” “好意的交換。我向你的搭檔好意提供了PR刊物停止發行的情報。你若對此表示出好意，我也待你以好意——希望你能這樣理解。我的好意是伴隨著實惠的。你也總不至于同腦袋遲鈍的醉鬼永遠合作下去呢？” “我們是朋友。”我說。 小石子落入無底深井般的沉默持續片刻。石子落抵井底需30秒。 “也罷，”對方說，“那是你的問題。我相當詳細地調查了你的經歷，還是滿有意思的。人這東西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現實性平庸的，一類是非現實性平庸的。你顯然屬于后者。這點你最好記住。你的命運也將是非現實性平庸的命運。” “記住就是。”我說。 他點下頭。我把冰已融盡的葡萄汁喝去一半。 “那么談具体的好了。”他說，“關于羊的。” 對方動了動身体，從信封取出一張大幅黑白照片，對著我放在茶几上。房間中似乎多少擠進一點現實空气。 “這是你們雜志刊載的照片。” 沒用底片而只是直接放大雜志圖片便弄得如此清晰，實在令人吃惊。想必用的是特殊技術。 “据我了解，照片是你個人從哪里弄到手，用在雜志上的，不錯吧？” “不錯。” “据我們調查，照片是在此前6個月內由徹頭徹尾的外行人拍攝的。照相机是廉价的袖珍型。不是你拍的。你有一架單透鏡尼康，應該拍得更好。這5年你也沒去北海道，是吧？” “是不是呢？”我說。 “唔。”對方沉默一會，仿佛在鑒定沉默的質量。“也罷，我們需要的是三個情報：你是在何處從何人手中取得這照片的，到底以何目的將這蹩腳照片用在雜志上的？” “無可奉告。”我干脆得自己都有些吃惊，“新聞工作者有保守消息來源的權利。” 對方緊緊盯視我，用右手中指碰了碰嘴唇。反复碰几次后，手又放回膝頭。沉默又持續了一陣。但愿哪里有布谷鳥鳴叫。但當然沒有布谷鳥叫。布谷鳥傍晚不叫。 “你真是個怪人！”他說，“只要我有意，足可以使你們公司關門大吉。那一來，你也就談不上是新聞工作者了。當然嘍，我是說假定你現在編造的無聊小冊子和無聊傳單也算是所謂新聞工作的話。” 我再次考慮布谷鳥。布谷鳥何以傍晚不叫呢？ “并且，有几种辦法可以讓你這樣的人開口。” “或許如此。”我說，“可是那需要時間，不到時間我不會開口。即使開口也不會全部道出。而你又不曉得多少算是全部，不對嗎？” 一切都是虛張聲勢，然而一發命中。隨之而來的不安穩的沉默，告訴我得分的是我。 “和你交談很有趣，”對方說，“你的非現實性有一种悲涼況味。算了算了，談別的吧！”他從衣袋掏出放大鏡，放在茶几上，“仔仔細細看一看這照片。” 我左手拿照片，右手拿放大鏡慢慢細看。几只羊頭朝這邊，几只羊朝另一個方向，几只羊兀自吃草。感覺上仿佛沒上來气氛的同窗會的速成照片。我一只只數羊，看草的丰茂，看遠處的白樺，看更遠處的山巒，看天空懸浮的云。無任何异常。我從照片和放大鏡上抬起眼睛注視對方。 “沒看出有什么异常之處？”他問。 “沒看出。”我說。 對方倒也沒顯得怎么失望。 “你在大學大概是學生物的吧？”他問，“對于羊知道多少呢？” “等于一無所知。我學的几乎全是專業性質的，派不上用場。” “說說看，知道多少說多少。” “偶蹄目，食草，群居性。大約明治初期傳入日本，用于產毛和食肉——也就這么多。” “是那樣的。”他說，“只是要糾正一個小地方：羊傳入日本不是明治初期，是安政１年間。而在那之前，如你所說日本是不存在羊的。也有說法認為平安時期就已從中國傳入。即便實有其事，后來也在哪里滅絕了。所以明治維新以前大多數日本人都不曾看過羊這种動物，也談不上了解。盡管它也在十二支里邊，算是較有名气的，但誰都不曉得羊到底是怎樣一种動物。不妨說，當時人們以為羊差不多和龍和莫同屬想象中的動物。事實也是如此，明治以前日本人畫的羊全都是莫名其妙的玩意儿，可以說，同H.6.威爾斯對于火星人的了解差不多一個程度。” １ 日本年號，1854∼1860。 “即使今天，日本人對于羊的認識也是极其浮淺的。總之，從歷史上看，羊這一動物一次也沒有在生活層面上同日本人有過關系。羊被國家從美國引進、飼養，并被棄之不理。這便是羊。戰后由于同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之間可以自由進口羊毛羊肉。因此日本養羊几乎無利可圖。不覺得羊夠可怜的？說起來，這也就是日本現代本身。” “當然，我并不想向你宣講日本現代的空虛性。我要說的只是兩點：一點是日本直到幕府末期想必都不存在一只羊；另一點是其后進口的羊逐只受到政府的嚴格檢驗。知道這兩點的含義嗎？” 這是在問我。“是要一一把握日本存在的羊种吧？”我說。 “正是。補充一點，和賽馬會上用的馬同樣，羊的關鍵也在于配种。因此日本的羊几乎都可以簡單上溯到几代之前，即是被徹底管理的動物。雜交也可以一一把握。沒有走私。因為不存在特意走私羊的好事者。就羊种來說，有食用羊、西班牙美利奴羊、科沃特羊、中國羊、休羅普沙羊、科利德爾羊、切維奧特羊、羅馬諾夫斯基羊、奧斯特夫里加羊、博達列斯塔羊、羅幕尼馬蘇羊、林肯羊、道塞特荷羊、薩沃克羊，大体這個程度。所以，”對方說，“希望你再好好看一遍。” 我再次把照片和放大鏡拿在手里。 我把放大鏡對准前排右數第3只羊，又看兩邊的羊，然后重新看右數第3只羊。 “這回看出什么了？”他問。 “种類不同。”我說。 “這就是了。除去右數第3只羊，其余都是普通的薩沃克种。只此一只不同。比薩沃克短粗壯實得多，毛色也不一樣，臉也不黑。怎么說呢，給人的感覺要遠為強健有力。這照片我給几個綿羊專家看過。他們得出的結論是：日本不存在這樣的羊，甚至世界上也不存在。所以，你現在是在看不可能存在的羊。” 我拿放大鏡重新觀察右數第3只羊。細看之下，原來背部正中間那里有污痕，顏色很淺，猶如滴落的咖啡點。由于十分模糊不清，看上去既像膠片的傷痕，又仿佛眼睛的錯覺。說不定真的是誰把咖啡洒在羊背上。 “背部好像有淺色污痕。” “不是污痕，”對方說，“是星狀斑紋。和這個比較一下。” 他從信封取出一張复印件直接遞到我手上。上面畫的是羊。似乎用深色鉛筆畫的，空白處有黑色指痕。總体上很稚拙，但有一种頗能打動人的東西。細小部位畫得异常認真。我交替看著照片上的羊和畫上的羊。顯然是同一只羊。畫上的羊背有星狀斑紋，同照片上的羊的污痕兩相呼應。 “再瞧這個！”說著，對方從褲袋里掏出打火机遞給我。是法國特制的銀煙具，沉甸匈的，上面刻有和我在車上見到的同樣的羊，背上清楚地帶有星狀斑紋。 我的頭開始隱隱作痛。 “剛才我對你談到平庸，”他說，“但并不是指責你的平庸。簡單說來，正因為世界本身是平庸的，所以你也才平庸。你不這么認為？” “不明白。” “世界是平庸的，這點毫無疑問。如此說來，莫非世界一開始就是平庸的不成？不然。世界原本是混沌的，而混沌并非平庸。平庸始于人類生活和生產手段的分化。卡爾·馬克思通過對無產階級的界定而將平庸固定下來。唯其如此，斯大林主義才同馬克思主義一脈相承。對馬克思我是肯定的，因為他是記得原始混沌的少數天才之一。在同樣意義上對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也持肯定態度。然而我不承認馬克思主義，那實在太平庸了。” 他喉嚨深處發出一個低音。 “我現在談得非常坦誠，算是我對你剛才坦誠的回報。往下我將對你怀有的所謂朴素疑問做出答复。不過，在我答复結束的時候，恐怕留給你的選擇余地將是极其有限的了，這點希望給予諒解。簡言之，是你把賭注抬起來的。听清楚了？” “沒別的辦法吧！”我說。 “現在，這座公館中有一個老人奄奄一息。”對方說道，“原因很清楚：腦袋里有個极大的血瘤，大得足以使腦袋變形。你對腦醫學知道多少？” “基本一無所知。” “簡單說來就是血炸彈。血流受阻，畸形隆起，就像吞進高爾夫球的蛇。一旦爆炸，腦的功能即終止。然而又不能做手術。因為稍一刺激就會爆炸。說得現實些，唯有等死而已。或許一周死去，也可能要一個月，無人知曉。” 對方噘起嘴唇徐徐吐气。 “死并沒有什么奇怪，畢竟年邁之人，病名也已清楚。奇怪的是他為什么會活到現在。”他繼續道，“大約42年前的事了。最初發現這個血瘤的是為A級戰犯檢查健康狀況的一個美國軍醫，時間是1946年秋，東京審判即將開始之前。發現血瘤的醫生目睹調X光照片深受震動。為什么呢？因為腦袋里帶有如此之大的血瘤的人居然活著且活著比正常人還精力充沛——這一現象已遠遠超除醫學常識。于是他被從巢鴨轉入當時作為軍隊醫院接收的圣路加醫院，接受詳細檢查。” “檢查持續了1年，最后什么也沒搞清——除了什么時候死都無足為奇和活著本身便不可思議這兩點之外。那以后他也沒有任何不适，繼續活得神气活現，頭腦運轉也完全正常。原因不得而知。盲點！理應死去之人卻活著到處行走。 “不過，几個小症狀是搞清了：每隔40天發生一次劇烈的頭痛，一次痛三四天。据本人說，頭痛始于1936年，估計是血瘤發生期間。由于實在痛不可耐，痛時曾服用止痛藥，坦率他說就是大麻。大麻的确可以緩解痛苦，卻又帶來奇妙的幻覺。那是高度濃縮了的幻覺。具体情形只有本人才知道。但不管怎樣，滋味肯定并不好受。關于幻党的具体記錄全部留在美軍那里，是醫生詳細記述下來的。我曾非法弄到手讀了几次。盡管是以事務性筆調記載的，但仍令人不寒而栗。將其作為幻覺實際定期体驗并能忍受得住的人大概几乎是沒有的。 “為什么會產生那樣的幻覺也不明白。推測是有一种血瘤周期性釋放的能量，頭痛是肉体對它的反應。而當反應壁拆除之時，能量便直接刺激腦的某一部分，結果產生幻覺。當然，這僅僅屬于假設。對這一假設美國軍部也怀有興致，開始徹底調查。是由情報部門主持的絕秘調查。至于美國情報部門何以對一個人的血瘤進行調查，至今仍不清楚。但可以設想有這樣几個可能性：第一個可能性是借調查之名听取屬于敏感范疇的情況，也就是把握中國大陸的諜報网和鴉片网。因為，由于蔣介石的節節敗退美國正步步失去在中國的門路，從而迫不及待地想得到先生掌握的网絡。畢竟不便就此正式問訊。事實上，先生經過這一系列調查之后，未經審判就被釋放出來。不難認為其中有秘密交易——情報与人身自由的交換。 “第二個可能性是企圖澄清他作為右翼頭目的古怪性格同血瘤之間的關系——等會儿再對你說明——這是個很有趣的构想。但終歸我想他們什么也沒弄明白。活著本身都已不可思議，又怎么能明白那种情況呢？除非解剖。所以，這也是個盲點。 “第三個可能性是有關洗腦的。設想通過給腦以一定的刺激波來找出特定的反應。當時這种做法很流行。事實表明，美國當時成立了那种洗腦研究小組。 “至于三個可能性之中情報部門主要著眼于哪一個，還不清楚。從中得出怎樣的結論也不清楚。一切都已埋葬在歷史沉積層里。知道真相的唯獨美軍上層少數人和先生自己。先生迄今沒向包括我在內的任何人提起此事，以后恐也不會提起。所以，現在我向你說的不外乎一种推測。” 說到這里，對方輕輕咳嗽一聲。我已全然鬧不清進這房間已過去多長時間。 “但是，關于血瘤發生期，也就是1936年的情況，知道的稍許詳細一點。1932年冬先生因涉及政要暗殺計划而被關進監獄。鐵窗生活一直持續到1936年6月。這個有監獄正式記錄和醫務記錄，先生有時也跟我們談起。扼要說來是這樣的：先生入獄不久就得了嚴重失眠症，嚴重得已達到极為危險的地步，而不是一般性失眠，三四天有時甚至近1星期都一覺不睡。當時的警察不讓政治犯睡覺以迫使其但白，尤其先生牽涉到皇道派与統制派的抗爭，審訊格外嚴厲。犯人一要入睡，就潑水，用竹刀毆打，用強光照射，從而把犯人的睡眠弄得支离破碎。如此折騰几個月，多數人都要報銷。睡眠神經給破坏掉了，或死，或發狂，或嚴重失眠。先生走的是最后一條路。失眠症徹底消除是1936年春，即同血瘤發生為同一時期。對此你怎么看？” “极端失眠以某种緣故阻礙腦血的運行，以致形成血瘤——是這樣的吧？” “這是最為常識性的假設，外行人也想得到。美國軍醫大概也是這樣想的。但僅此是不充分的。我認為這里邊缺少一個重要元素，而血瘤現象恐怕是那一元素的從屬物。因為長血瘤的還有几個人，他們并沒有這樣的症狀。并且僅這樣解釋也無法證明先生何以繼續生存。” 他講的听起來确實很有道理。 “還有一點，血瘤上面有個奇特的現象：先生以1936年春為界判若兩人。那以前先生總的說來只是個平庸的現行右翼分子，生于北海道一個貧苦農民家庭，排行第三，12歲离家去朝鮮，因不順利又返回國內加入右翼團体。充其量不過血气方剛，動不動舞一一通日本刀，字恐怕都認不得几個。可是1936年夏出獄之時，先生在所有方面一躍成為右翼首領。他具有左右人心的超凡性，周密嚴謹的邏輯性，喚起狂熱反響的講演才能，以及政治遠見，決斷力，尤其有了以民眾弱點為杠杆驅動社會的能力。” 對方吁了口气，輕咳一聲。 “誠然，他那作為右翼思想家的理論和對世界的認識是不堪一擊的。但這個無足輕重。問題在于多大程度上組織實施，就像希特勒將生活圈和优等民族等不堪一擊的思想以國家規模付諸實施那樣。但先生沒走那條路。他走的是后路——幕后之路。他不登台表演，而從背后駕馭社會。為此他于1937年去了中國大陸。不過算了，還是回到血瘤上來。我想說的是：血瘤發生期同他奇跡般地實現自我變革的時間完全一致。” “按照你的假設，”我說，“血瘤同自我變革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而是說有一個位置上平行的、謎一樣的元素在里邊？” “你的理解能力實在非比一般，”他說，“簡洁明快！” “那么羊是在哪里參与的呢？” 對方從銀制煙盒里取出第二支煙，用指甲彈齊一端，銜在嘴上。沒有點火。“按順序來。”他說。 滯重的沉默持續有頃。 “我們构筑了一個王國。”對方說，“一個強大的地下王國。我們控制所有東西，政界、財界、輿論界、官僚集團、文化，以及其他你所想象不到的東西，甚至敵對者都在我們的网內。從權力到反權力，無所不包。而其大多數卻連受控于我們這點都未意識到。總而言之，這是一個十分老好巨猾的組織。而這組織是戰后先生一個人創建的。也就是說，先生一個人控制著國家這一巨大輪船的船底。他一撥塞，船就沉沒。乘客們篤定在不明所以的時間里葬身魚腹。” 他點燃煙。 “但這組織有個极限：國王的死。國王一死，王國就上崩瓦解。為什么呢？因為王國是靠一個天才的天資构筑并維持下來的。按我的假設，是靠謎一樣的元素构筑并得以維持的。一旦先生歸西，一切壽終正寢。因為我們的組織不是官僚組織，是以一個大腦為頂點的一架机器。這里有我們組織的意義，有它的弱點，或者說有過。先生一死，組織遲早分裂，如同被大火包圍的布爾哈拉宮殿那樣覆沒于平庸之海。誰都做不了先生的繼承人。組織將被分割，就好像拆毀龐大的宮殿而在遺址上面建起林立的公寓，成為均衡与概率的世界，不知意志為何物。也許你認為這是對的，分割是對的。可你想想看，整個日本變成一馬平川，沒有山沒有海洋役有湖泊，唯獨均衡的公寓鱗次櫛比——這難道是對的嗎？” “不明白，”我說，“如此設問本身是否合适都不明白。” “你是聰明人，”說著，他在膝頭叉起十指，指尖緩緩打著拍子。“公寓當然是比喻。說得准确些，組織分成兩個部分。一部分前進，一部分使之前進。此外當然還有發揮种种職能的部分，但大致分來，我們的組織是靠這兩部分得以存在的。其他部分几乎無任何意義。前進部分稱為‘意志部分’，使之前進部分稱為‘收益部分’。人們議論先生時提出的只是這‘收益部分’。‘意志部分’誰都不感興趣。因為無人理解得了。這就是我所說的分割的含義。意志無法分割，或者百分之百繼承，或者百分之百消失。” 他手指依然在膝頭緩緩打著拍子。此外一切都与開始時相同。無可捉摸的視線，冷冰冰的眸子，沒有表情的端庄的臉。臉始終以同一角度對著我。 “所謂意志是什么呢？”我試著問。 “統率時間統率空間統率可能性的觀念。” “不懂。” “當然不懂，任何人都不懂。唯獨先生本能地理解它。說得极端些，是自我認識的否定。只有在這里完全的革命才能實現。換個你們也容易理解的說法：一場勞動包含資本、資本包含勞動的革命。” “听起來好像幻想。” “正相反。認識才是幻想。”他斬釘截鐵。“當然，我現在口中的只是語言。而無論怎樣羅列語言都根本不可能向你述說先生怀有的意志的形態。我的說明僅僅是以另一种語言性關聯表示出我同那一意志之間的關聯。這也關系到對語言的否定。當個人認識同進化連續性這兩根西歐人文主義支柱失去意義的時候，語言的意義也不复存在。存在不是作為個体存在，而是作為混沌狀態存在。你這一存在就不是獨立獨特的存在，而不過是混沌罷了。我的混沌是你的混沌，你的混沌是我的混沌。存在就是交流，交流即是存在。” 房間似乎陡然變得奇冷，而我身旁備有一張暖床，有人誘我到床上去。這當然是錯覺。時值9月，外面仍有無數秋蟬鳴噪不已。 “你們在60年代后半期開展的或准備開展的意識擴大化，因其植根于個体故而一敗涂地。也就是說，倘若個体質量未變，而僅僅一味擴大意識，那么最后等待你們的只能是絕望。我所說的平庸即是這個意思。不過，恐怕無論怎么解釋你都不會理解。況且我也不是在尋求你的理解，只是盡力坦誠相告罷了。” “剛才遞給你的那幅圖，”他說，“是美國陸軍醫院醫務記錄的复印件。日期是1946年7月27日。那是先生應醫師要求親筆繪制的——作為記述幻覺作業的一環。事實上，根据醫務記錄，這只羊以非常高的頻率出現在先生的幻覺中。以數字說，大約80％，也就是5次中有4次有羊出現。而且不是普通羊，是這背部帶星紋的栗色羊。 “另外，這打火机上刻的羊徽是先生自1936年以來作為自己的印記一直使用的。想必你也注意到了，羊徽同醫務記錄上的羊圖完全一致，并且同你現在手中照片上的羊也一模一樣。你不認為這是個十分有趣的事實？” “不會是巧合吧？”我說。我打算盡可能說得听起來很輕松，但效果并不理想。 “還有，”對方繼續道，“先生熱心搜集了國內外大凡關于羊的所有資料和情報，每星期都要花很長時間親自确認一次從日本國內出版的所有報刊上剪輯的關于羊的報道。我一直幫他做這件事。先生熱心得很，簡直像在搜尋什么似的。臥床不起之后，我便极為私人性質地繼續這項作業。對此我非常感興趣。到底會出現什么呢？結果你出現了。無論怎么看這都不是巧合。” 我掂了掂手中打火机的重量。重量委實令人愜意。既不太重，也不過輕。世上竟有這等重量。 “先生為什么如此熱心地尋找羊，原因你可明白？” “不明白。”我說，“還是問先生來得快吧？” “能問早問了。先生近兩個星期昏迷不醒，估計再不會清醒過來。一旦先生亡故，背上有星紋的羊的秘密也就永遠埋葬在黑暗中。而這一點我無論如何都無法接受。不是出于個人得失，是為了更大的大義。” 我打開打火机蓋，推砂輪點火，又合上蓋。 “你大概覺得我的話荒唐無聊。或許那樣，或許真的荒唐無聊。我只是希望你理解一點：剩給我們的除此無他。先生死去，一個意志死去，意志周圍的一切也將死絕。剩下來的唯有可以用數字計算的東西。此外一無所剩。所以現在我想找到那只羊。” 他第一次閉了几秒眼睛，閉目沉默。“說一下我的假設，無論如何只是假設——不中意忘掉就是——我認為正是那只羊构成了先生意志的原型。” “好像在說動物形小甜餅。”我說。 對方未予理會。 “羊大約已進入先生体內。估計是1936年進入的。那以后羊在先生体內住了四十多年。那里肯定有草場，有白樺林，恰如那張照片上的。你以為如何？” “作為假設甚是有趣。” “特殊羊！非常·特殊的。羊！我想找出它，為此需要你的協助。” “找出又怎么樣呢？” “怎么樣也不能怎么樣。我恐怕是無可奈何。我若做什么，對我來說實在大力不胜任了。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親眼确認那東西的消失。如果那只羊有什么需求，我准備竭盡全力。因為先生一旦故去，我的人生几乎再沒什么意義可言。” 接下去他一陣默然。我也默然。只有蟬仍在叫。傍晚的風吹得庭園樹木的葉片簌簌作響。房間里依舊寂寂無聲。死之粒子恰如防不胜防的傳染病滿房間飄移。我在眼前推出先生腦袋里的草場，草枯羊逃后的荒漠的草場。 “再說一遍：希望你告訴我照片是怎樣到手的。”對方說。 “不能告訴。”我回答。 他歎口气：“我以為我對你是開誠布公的，所以希望你也坦誠相告。” “從我的角度不可能講出。我一講出，有可能給送我照片的人帶來麻煩。” “那么說，”對方道，“你是有足夠的證据認為在羊上面會給那個人帶來某种麻煩了？” “證据談不上，只是那么覺得罷了。里邊有什么名堂——听你述說時我一直有這個感覺。是有什么名堂。這類似一种直覺。” “所以不能講。” “是啊，”我略一沉吟，“在麻煩方面我多少是個權威，也熟知給人添麻煩的方法——這點不亞于任何人。所以生活中盡量注意不給人添麻煩。但終歸卻因此給人添了更多麻煩。怎么折騰都一回事。雖說如此，一開始卻不能那樣做。這是原則問題。” “我不大明白。” “就是說，平庸是以各种各樣的形式出現的。” 我叼起煙，用手中打火机點燃，深吸一口。心里多少舒但一點。 “既然不愿意講，不講也可以。”對方說，“但你要把羊找到，這是我們最后的條件。從今天算起兩個月內如果你找到了羊，我們按你說的數目付給報酬。但若找不到，你的公司和你就徹底玩完。可以嗎？” “只好如此！”我說，“不過，要是一切都源于某种誤解，壓根儿就不存在背部帶星紋的羊呢？” “結果也是一樣。對你也好對我也好，或找到羊或找不到，二者必居其一，沒有中間道路。我也有些不忍，但反正正如剛才所說是你把賭注拾起來的。既然拿了球，就只能跑到終點——縱使沒有終點。” “也罷。”我說。 對方從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個厚墩墩的信封放到我面前：“做費用好了。不夠來電話，馬上追加，有什么疑問？” “疑問沒有，感想倒是有的。” “什么感想？” “總体上荒唐得令人難以置信。但從你口中听來，又好像有某种真實性。今天的話即使我說出去也肯定沒人相信，我想。” 他稍稍扭起嘴角，未嘗不可視為笑意。“明天就開始行動！剛才說了，今天算起兩個月。” “事情沒那么容易。兩個月可能解決不了，畢竟從廣袤無邊的大地上找出一只羊。” 對方什么也沒說，只是盯視我的臉。給他盯視起來，我覺得自己好像成了空蕩蕩的游泳池，池里又髒又有裂縫，不知明年能否使用。他一眨未眨地足足看了我30秒，之后慢慢開口道： “可以走了。” 的确該走了。 “回公司？還是去哪里？”司机問。還是來時那個司机，但比來時多少和藹些。肯定屬于和人容易混熟那類性格。 我在寬大的座席上盡情舒展四肢，考慮去哪里合适。不打算回公司。一想到要向同伴一五一十解釋一番就覺得頭痛——到底該怎樣向他解釋呢？何況我正是休假之身，卻又沒心思回家，總覺得最好在回家之前看一下地道之人用兩條腿地道行走的地道世界。 “新宿西口。”我說。 也是因為黃昏的關系，通往新宿的道路塞車塞得一塌糊涂。過了某一臨界點，車便如拋錨一般几乎寸步難移，感覺上就像在波濤的搖撼下移動几厘米。我想了一會地球自轉的速度。這條公路究竟以多少公里的時速在宇宙中旋轉呢？我在頭腦中大致計算出概數。但不知道較之游樂場的空中飛車是快還是慢。我們不大知曉的事情委實大多了。似懂非懂罷了。倘有宇宙人來我這里問我赤道以多少公里時速旋轉，我將异常狼狽，就連星期二之后為何是星期三恐怕都答不上來。他們笑我不成？《卡拉馬佐夫兄弟》和《靜靜的頓河》我分別讀了3遍，甚至《德意志意識形態》也讀了一遍。圓周率都能數到小數點以下16位。這樣他們也還要笑我？大概會笑的，且笑得要死。 “不听听音樂什么的？”司机問。 “好啊。”我說。 車內流淌出肖邦的敘事曲，醞釀出一种婚禮大廳休息室般的气氛。 “我說，”我問司机，“知道圓周率？” “就是3.14那玩意儿吧？” “嗯。小數點以下能說出几位？” “32位。”司机無所謂似的說，“再往下把握不大。” “32位？” “是的。有個記的辦法。那又怎么？” “啊，不怎么。”我泄气他說，“沒什么的。” 隨后我們听了一會肖邦，車往前開了十來米。四周的小汽車司机和公共汽車上的乘客一個勁儿打量我們乘坐的這輛怪物車。雖說知道由于窗是特殊玻璃從外面看不到里面，但給他人這么盯視起來，仍然不是個滋味。 “真夠緊張的。”我說。 “是啊，”司机應道，“不過正如沒有不亮的黑夜，不完的交通堵塞也是沒有的。” “那自然。”我說，“可你覺得著急的時候也是有的吧？” “當然有。著急，甚至气惱，尤其有急事的時候，但我盡量把一切都看作是施加給我們的考驗。就是說，著急等于自己的敗北。” “你這關于塞車的解釋听起來滿有宗教意味。” “我是基督教徒。教堂是沒去，但一直是基督教徒。” 我“唔”了一聲，“可是，身為基督教徒同身為右翼大頭目司机，這兩點不矛盾嗎？” “先生是個了不起的人。在我以前見過的人當中，先生是僅次于上帝的人物。” “見過上帝？” “那還用說。每晚都打電話。” “但是，”我有點困惑，腦袋又開始混亂，“但是，大家都給上帝打電話，不會擠得總是占線？比如就像午后的查號台一樣。” “那不必擔心。可以說上帝是同時存在的。所以，即使一百万人一齊打電話，上帝也會同時跟一百万人通話。” “我是不大明白，這可是正統解釋？就是說——怎么說呢——從神學角度而言。” “我是激進派，同教會不對脾气。” “唔” 車大約行駛了50米。我叼香煙准備點火，這才意識到自己一直緊攥著打火机。我把那小子遞給我的這個帶有羊徽的法國制煙具下意識帶了出來。銀打火机已完全适應了我的手心，就像生來始終在我手心似的。無論重量還是手感都無可挑剔。我想了一會，歸終決定据為己有。打火机少一兩個誰都不至于不便。我開關兩三次，然后給煙點上火，揣進衣袋，而將一次性打火机投進車窗袋里。 “几年前先生告訴我的。”司机突然說。 “告訴什么？” “上帝的電話號碼。” 我輕歎一聲，輕得几乎听不出來。是我腦袋不正常，還是他們神經出問題了呢？ “只悄悄告訴你一個人？” “是的，只悄悄告訴我自己。一個出類拔萃的人。您也想知道？” “可能的話。”我說。 “那我說給您听：東京945……” “等一下。”說著，我掏出手冊和圓珠筆記下電話號碼。 “告訴我這樣的人不要緊么？” “不要緊的。也不是任何人都告訴，但你像個好人。” “謝謝。”我說，“可是向上帝說什么好呢？我又不是基督教徒。” “我想那不是什么大問題。只要你如實他說出自己所想的所苦惱的就行。哪怕再無聊無謂的話，上帝都絕對不會厭倦、不會嘲笑的。” “謝謝你。打打看。” “打打好。”司机說。 車開始順利行進，前方已現出新宿的樓字。車到新宿之前我們再沒說什么。 車到目的地時，街頭已籠罩在淡藍色的暮靄之中。告知夏日結束的涼爽的風滑過樓字間的空隙，拂動下班歸來的女孩們的裙邊。她們涼鞋的“咯登”聲，回蕩在瓷磚貼面的人行道上。 我爬上一座大廈的最頂層，走進軒敞的酒吧，要了HEINEKEN啤酒１。啤酒上來等了10分鐘。這時間里我把臂肘拄在椅扶手上，支頤合目。什么也想不起來。閉上眼睛，響起几百個小人拿掃帚在我腦袋里清掃般的聲音。他們連續掃個沒完，誰也沒想到用垃圾鏟。 １ 一种荷蘭啤酒，酒精含量較低，一般譯為“喜力”。 啤酒端來，我喝了兩口。小碟里的花生豆也全部吃了。已不再聞掃帚聲。我走進收款机旁邊的電話間，給耳朵漂亮的女友打電話。她不在她的房間也不在我的房間。大概到哪里吃飯去了。她絕對不在家里吃飯。 接著，我撥動分手妻子的新公寓電話號碼。鈴響兩次時我轉念放下听筒。想來也沒什么可說的，并且我也不愿意被看成沒有神經之人。 此外便沒地方可打電話了。在這座足有一千万人流動往來的城市的正中，可以打去電話的對象只有兩個，且一個是离婚的妻子。無奈，我把10元硬幣放回衣袋，走出電話間，向身旁走過的男侍者要了兩瓶HEINEKEN。 一天即將這樣過去。有生以來似乎還沒有過如此無趣的一天。夏日最后一天本應多少有它的情趣才是。然而這一天竟給人拉扯得團團轉，撥弄得團團轉。窗外陰冷的初秋夜色橫陳開來。地上小小的黃色街燈永無盡頭地列隊而去。從上面看去，就好像在等人將它一腳腳踩滅。 啤酒端來。我拿起一瓶打開，把兩碟花生全部倒在手心，依序吃將下去。鄰桌四個學游泳歸來的中年婦女一邊唧唧喳喳說著什么，一邊啄著五顏六色的熱帶雞尾酒。男侍者站得筆直，唯脖頸稍歪打著哈欠。另一個男侍者向一對中年美國夫婦介紹菜譜。我吃掉所有花生，喝干第三瓶啤酒，之后再沒事可干。 我從牛仔褲屁股口袋里拽出信封打開，一張張數點這捆万元鈔。扎著紙條的新鈔捆，与其說是鈔票，莫如說更像扑克牌。數到一半，手指刺刺地作痛。數到96時，一個年老的男侍者走來撤下空瓶，問我再來一瓶如何。我數著鈔票默默點頭。看起來他對我數鈔票毫無興致。 數罷150張，裝回信封，插回屁股口袋。這工夫新啤酒上來。我又吃了一碟花生豆。吃完心想為什么這么能吃呢？答案只有一個：肚子餓了。想來早上到現在只吃了一塊水果蛋糕。 我叫男侍者拿菜譜給我看。煎蛋卷沒有，但有三明治。我要了奶酪黃瓜三明治。問附加物，說是炸馬鈴薯片和泡菜。我不要炸馬鈴薯片，讓他把泡菜加大一倍。順便問有沒有指甲剪。當然有指甲剪。賓館里的酒吧實在應有盡有。一次我曾在賓館酒吧借過《法日辭典》。 我慢慢喝啤酒，慢慢看夜景，慢慢在煙灰缸上剪指甲。然后又看一次夜景，給指甲打銼。如此時間里，夜深了下去。在消磨城市時間方面，我正往專家水平逼近。 天花板擴音器呼喚我的名字。一開始沒听出是我的名字。播完几秒鐘后，我的名字才漸漸帶有我名字固有的性質，不久在我頭腦中變成純粹的我的名字。 我揚手做個手勢，男侍者把手提式無線收發報机送到桌前。 “原定計划有所變更，”一個听過的聲音說道，“先生情況急轉直下，已再沒多少時間。所以，給你的時間期限也要提前。” “提前多少？” “一個月。不能再等。一個月后羊找不到，你就万事皆休，哪里都不存在你的歸宿。” 一個月，我轉了下腦筋。但我頭腦中時間觀念如一團亂麻，一個月也罷兩個月也罷似乎無甚區別，原本就沒有基准說找一只羊一般需多長時間。 “居然知道這地方！”我試著說。 “一般事情我們都知道。”對方道。 “除羊所在地點以外。” “是那么回事。”他說，“總之你得動！你太浪費時間。最好想想自己的處境。將你逼入如此處境也是你自己本身。” 的确如他所說。我用信封中最上面的万元鈔付罷賬，乘電梯下到地面。地面情形依舊，地道之人以兩條腿地道地行走。但這光景并未使我怎么釋然。 回到家，信箱里連同晚報一起進來三封信。一封是銀行存款余額通知；一封是百般無聊的晚會請柬；一封是半舊車銷售中心直接郵寄的廣告，大意是說如換一輛高一檔次的車，人生將多少變得鮮亮。多管閒事！我把三封信摞在一起從正中撕開，扔進紙簍。 我從電冰箱拿出果汁倒進玻璃杯，坐在廚房餐桌旁喝著。桌面上有女友留的便條，寫道：出去吃飯，9點半回來。桌子上的數字電子鐘顯示現在時間是9點半。注視當中，數字變成31，稍頃變為32。 看鐘也看得膩了，遂脫衣淋浴，洗頭。浴室有4种洗發香波和沖發劑。她每次去超級商場必買一點新的雜物回來，進浴室每次都增加一點什么。一數，刮須膏有4种，牙刷有5打。依序組合起來，數字十分了得。我走出浴室，換上散步用的短褲和T恤。于是身上揮之不去的不快感不翼而飛，好歹神清气爽起來。 10時20分，女友拎著超級商場購物袋回來。她總是夜間去超級商場。紙袋里裝有3支掃除用的刷子和一盒曲別針和徹底冰鎮過的6罐啤酒。我又可以喝啤酒了。 “羊的事。”我說。 “所以我不是說了么。”她應道。 她從電冰箱拿出一盒香腸罐頭，用平底鍋炒了。我吃三條，她吃兩條。涼爽的夜風從廚房窗口吹來。 我說公司發生的事，說車，說那座公館，說那個奇妙的秘書，說血瘤，說背部帶星紋的短粗壯實的羊。說了很久，說罷時鐘已指在11點。 “情況就是這樣。”我說。 我說完后她也沒顯得怎么吃惊。邊听邊一直掏耳朵，連打几個哈欠。 “什么時候出發？” “出發？” “不是找羊去嗎？” 我手指依然挂在啤酒罐易拉環上抬臉看她。 “哪里也不去。”我說。 “不去不會不妙？” “沒什么不妙。反正我早就打算离開公司，不管誰怎么找麻煩，飯碗總還是找得到的。總不至于連命都搭上吧？” 她從盒子里抽出一支新棉球棒，用指頭旋轉擺弄了一會。“可事情沒那么簡單。總之找到一只羊不就可以了么？滿有意思的嘛！” “談何容易！北海道比你想的大得多，羊也有几十万只。如何能從中找出一只羊來？笑話！就算那只羊背上有什么星紋！” “5千只。” “5千只？” “北海道的羊的只數。昭和二十二年１有27万只，如今只有5千只。” １ 1947年。 “何以曉得？” “你出去后我去圖書館查的。” 我歎口气：“你什么都知道。” “那也不是，不知道的要多得多。” “唔。”我打開第二罐啤酒，往她杯子和自己杯子各倒一半。 “反正北海道如今只有5千只羊，据政府統計資料。怎么樣，心情多少輕松些了吧？” “一回事。”我說，“5千只也好27万只也好，沒有多大差別。問題在于從天邊的大地上找出一只羊來。更何況一點線索也沒有。” “線索不是沒有。照片有，另外不是還有你朋友么？我想從哪個渠道都可以有所收獲。” “兩個都虛無縹緲。照片上的風景隨處可見，鼠那方面信封郵戳都模糊不清。” 她喝口啤酒，我也喝了一口。 “討厭羊？”她問。 “喜歡。”我說。 腦袋又開始亂套。 “不去這點，已經決定了。”我說。原本說給自己听，結果卻不像。 “不喝咖啡？” “也好。”我答道。 她拿下空啤酒罐和玻璃杯，用水壺燒水。等水開的時間里，她在隔壁听音樂磁帶，喬尼·里巴斯連續唱了《夜半專題》和《飛轉貝多芬》，接著唱《秘密老齡人》。水開后，她邊沖咖啡邊隨著磁帶哼唱《喬尼·B你好》。這時間我一直看晚報。十足的家庭光景。只要沒有羊問題，我本可以滿心歡喜。 在磁帶轉完傳來“卡”一聲動靜之前，我們一直默默喝咖啡，嚼几片薄餅干。我繼續看晚報，全部看罷又重看同一地方。政變，某電影演員死了，有貓擅耍雜技。全都是与我不相干的事。這時間喬尼·里巴斯接著唱舊搖滾曲。磁帶轉完，我疊起晚報，目視女友。 “我還不大清楚。不錯，較之什么也不做，還是四下找找羊為好，哪怕一場徒勞。只是，我可不愿意給人指使受人威脅被人耍弄。” “可是，大家活著都多多少少給人指使受人威脅被人耍弄嘛。何況，沒東西可找的時候甚至也可能有的。” “或許。”稍頃我說道。 她繼續默默掏耳朵。發問不時閃出丰滿的耳垂。 “眼下北海道再妙不過。游客少，气候好，羊也都出到外面。正是好季節！” “可能。” “如果，”她咀嚼最后一片餅干，“如果你帶我一塊去，我想肯定對你有幫助。” “干嗎對找羊那么起勁儿？” “我也想看那羊嘛！” “很可能為一只平平常常的羊白白折騰一場。再說連你也要卷進這場囉嗦事里去。” “沒關系的。你的囉嗦事就是我的囉嗦事嘛。”她微微一笑，“我非常喜歡你。” “謝謝。”我說。 “只一聲謝謝？” 我疊起晚報推去茶几一端。窗口徐來的風把我吐出的煙帶走不見。 “老實說，我對這件事提不起興致。有名堂的。” “什么有名堂？” “什么都有。”我說，“總体上盡管荒唐可笑不值一提，而細部卻清晰無比，而且難解難分。感覺不好。” 她什么也沒說，指頭轉動著桌面上的橡皮筋套。 “再說找到羊又能怎么樣？假如羊果真如那小子說的那樣是只特殊羊，找到它說不定使我卷入遠比現在更為嚴重的麻煩事里去。” “可你的朋友大概已經卷入那場嚴重的麻煩事里去了吧？不然怎么會特意給你寄來那張照片呢？” 言之有理。我把手上的牌全部攤在桌子上，結果統統輸給了對方——似乎全給人家猜中了。 “看來只好去了。”我泄了气。 她莞爾一笑：“肯定這樣對你也最好不過。羊會順利找到的，我想。” 她捅好耳朵，用紙巾把棉球棒包起扔了。然后拿起橡皮筋套，在腦后扎起頭發露出耳朵。房間空气好像煥然一新。 “睡吧！”她說。 醒來已經早上9點。身旁不見了她。想必出去吃飯，吃完直接回自己宿舍去了。沒留紙條。洗臉間晾著她的手帕。 我從電冰箱取出橙汁喝，把三天前的面包放進電烤箱。面包發出牆土一樣的味儿。從廚房窗口可以看見鄰居院子的夾竹桃。誰在遠處練鋼琴，指法好像上行電動扶梯往下降落。3只胖得圓滾滾的鴿子蹲在電線杆上空洞地鳴叫不止。不，其叫聲里是否有某种含義亦未可知。很可能因腳掌上的水泡疼而連續鳴叫。在鴿子眼里，說不定我才空洞而不具含義。 兩片烤面包塞進喉嚨深處時鴿子已沒影了，唯獨電線杆和夾竹桃剩了下來。總之是周日的早晨。報紙周日版上刊登了一幅馬越過樹篱的彩色照片。馬背上戴黑帽子的臉色欠佳的騎手正以厭惡的眼神盯視相鄰的版面。相鄰的版面上不厭其煩地交待蘭花栽培法。說蘭花有數百個品种，每一种都有每一种的歷史，說某國王侯甚至為蘭花而喪身殞命，還說蘭花不由使人想起命運云云。什么東西都有哲學，都有命運。 由于反正已下決心去找羊的關系，心情頓時暢快起來，拾尖都好像充滿生机。自越過20歲那道分水岭以來，如此心情還是第一次体驗。我把餐具放進洗碗槽，給貓喂了早餐，之后撥動黑西服男子的電話號碼。鈴響6遍，那人接起。 “但愿沒有吵醒你。”我說。 “別擔心，早上都很早的。”他說，“有事？” “報紙你看什么報？” “所有全國性大報和8种地方報。地方報不到傍晚送不來的。” “全都看嘍？” “工作的一項內容嘛。”對方耐住性子說，“你問什么？” “周日版也看？” “周日版同樣看。” “今天早晨的周日版上的馬照片看了？” “馬照片看了。”他回答。 “馬和騎手不像是各自考慮完全不同的事？” 沉默通過听筒如新月一般潛入房間。呼吸聲都全無所聞。沉默得那樣徹底，以致耳朵都像開始作痛。 “就這事？”對方問。 “不，隨便聊聊。有個共同話題不也挺好嗎？” “我們的共同話題此外還有的，例如羊的問題，”他清了清嗓子，“對不起，我沒有你那么有閒工夫，只簡明扼要他說說事情好么？” “問題就在這里，”我說，“簡要說來，我明天想去找羊。想來想去，最后還是決定這樣干。但是，既然干，就要以我的步調干，想說的時候就說個夠，閒聊的權利在我也是有的。我可不愿意所有行動都給人監視，不愿意給名字都不曉得的人撥弄得團團轉——只此一事。” “你誤解了你所處的立場。” “你也誤解了我所處的立場。听著：我認真想了一個晚上，這才想明白我几乎沒有怕失去的。同老婆已經分手，工作今天也打算辭去。房子是租的，家具什物也沒值錢貨。財產只有將近200万存款和一輛半舊車，再加一只到歲數的貓。西裝全都是過時物，擁有的唱片也基本成了古董。沒有名气，沒有社會信譽，沒有性魅力，沒有才華，年齡也已不輕，說話總是不倫不類，說完就后悔。借你的話說，即是平庸之人。還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呢？有的話，但請指點。” 沉默良久。這時間我除掉纏在襯衫紐扣上的線頭，用圓珠筆在便箋上畫了13個星形。 “任何人都有一兩件不愿失去的東西，包括你，”對方說，“在找出那种東西方面我們可謂行家里手。人必然有欲望与自尊之中間點那樣的東西，如同所有物体都有重心。我們可以找出它來。現在你也心中有數。失去之后你才會意識到它曾存在。”短暫的沉默。“不過也罷，那是更下一階段才出場的問題。眼下你演說的主題未嘗不可理解。接受你的要求就是。不指手畫腳，隨你怎么干。時間是1個月，這樣可以吧？” “可以。”我說。 “那好。” 說罷電話挂斷。挂得頗叫人不快。為消除這不快，我撐臂伏身做了30個擴胸和20個收腹運動。之后刷洗餐具，洗了三日量的衣服。心情于是得以平复下來。9月一個心曠神怡的周日。夏天已如難以憶起的舊日記一般遁往了何方。 我穿上新襯衫，穿上沒沾番前醬的那條牛仔褲，蹬上左右色調一致的襪子，拿梳子理了理頭發。然而17歲時所感受的周日早晨的气氛還是未能找回。理所當然。無論誰怎么說，我畢竟增加了歲數。 接著，我從公寓車庫開出瀕于報廢的“大眾”，開到超級商場買了一打貓食罐頭和貓大小便用的沙子，買了一套旅行剃須刀和內衣。爾后坐在油炸面圈店的柜台前喝几乎毫無味道可言的咖啡，嚼一個肉桂炸面圈。柜台正面的牆壁是塊大鏡子，映出我嚼炸面圈的嘴臉。我手拿剛開始吃的炸面圈望了一會自己的臉，猜想別人將對我的臉做何感想。當然我不曉得別人做何感想。我吃掉剩下的炸面圈，喝干咖啡，走出店門。 站前有家旅行代理店，我在那里訂了兩張明日去札幌的机票。然后走進車站大樓，買了可以挎帶的帆布旅行包和雨帽。每次都從褲袋信封抽出一張嘎嘎新的万元鈔付賬。似乎怎么花那捆鈔票都不見少。磨得約略見少的只是我自身。世上就是存在如此類型的錢款——拿在手上來气，花的時候晦气，花光時自己生自己的气，于是又想花錢，但那時已無錢可花。無可救藥。 我坐在站前長椅上吸兩支煙，不再想錢。周日早晨的站前處處是一家老小或年輕情侶。如此悵悵觀望時間里，不由想起妻臨分手時說的一句話——或許該要個孩子才是。的确，我這年紀有若干個孩子都無足為奇。然而想到為人父的自己，情緒頓時一落千丈。覺得若是孩子，恐怕是不愿意給我這樣的父親當儿子的。 我雙手抱著購物紙袋，又吸支煙。吸罷穿過人群走去停車場了，把東西放進車后座。在加油站加油換油時，我進附近書店買了本袖珍書。這么著，兩張万元鈔了無蹤影，衣袋里嘩嘩啦啦擠滿零市。返回公寓，把零市一古腦儿扔進廚房一個玻璃碗，用冷水洗把臉。早上起來好像過去了很長很長時間，一看鐘到12點還有些時候。 女友折回來是下午3點。她身穿花格襯衫芥未色棉布褲，戴一副一看都叫我頭痛的深色太陽鏡，肩上挎一個和我同樣的大帆布包。 “做旅行准備去了。”說著，她用手心拍拍鼓鼓囊囊的旅行包。“要打持久戰吧？” “勢所難免。” 她太陽鏡也不摘就歪倒在窗前舊沙發上，望著天花板吸煙。我拿來煙灰缸放在她旁邊，撫摸她的頭發。貓赶來跳上沙發，下領和前肢搭在她腳脖上。吸夠了，她把剩下的煙插在我兩唇之間，打個哈欠。 “去遠處高興？”我問。 “嗯，非常高興，尤其是能和你一起去。” “可要是找不到羊，我們就無處可歸了喲，說不定一輩子都四處流浪。” “像你朋友那樣？” “是啊。我們在某种意義上是大同小异的同類。不同的是他是自愿逃開的，我是被彈出去的。” 我把煙碾死在煙灰缸里。貓伸長脖子打了個大大的哈欠，打完又恢复原來的姿勢。 “你旅行准備妥當了？”她問。 “哪里，剛開始。不過也沒什么東西，替換衣服洗漱用具罷了。你也用不著拿那么一大包。有需要的在那邊買就行了。錢綽綽有余。” “喜歡這樣，”她嗤嗤笑道，“不帶一大包東西，上不來旅行的感覺。” “真那樣？” 大敞四開的窗口傳來尖銳的鳥鳴，未曾听過的鳴聲。新季節里的新鳥。我把窗口射進的午后陽光用手心接住，輕輕貼在她臉頰。如此姿勢保持了很久。我呆呆望著白云從窗這一端飄到另一端。 “怎么了？”她問。 “這么說或許奇怪——我怎么也不認為現在即是現在，總覺得我好像不是我，這里好像不是這里。時常這樣。要很久很久以后二者才好歹合在一起。這10年來始終如此，” “為什么是10年？” “因為再無法切割。沒別的原因。” 她笑著抱起貓，輕輕放在地板上，“抱我！” 我們在沙發上抱在一起。從舊貨商店買來的昔日沙發每次把臉貼近布面都有一股昔日气味。她柔軟的肢体同那气味融合起來，如依稀的記憶一般親切而溫馨。我用手指悄悄撥開她的秀發，吻在她耳朵上。世界微微搖顫。小小、小而又小的世界。時間在那里如溫和的風一樣流逝。 我全部解開她的襯衫扣，手心貼在乳房下面，就那樣注視她的腰肢。 “簡直就像活的吧？”她說。 “指你？” “嗯。我的身体，和我自身。” “是啊，”我說，“的确像是活的。” 那樣地靜，周圍沒有一絲聲息。我們之外的所有人都到哪里慶祝秋天第一個周日去了。 “噯，我非常非常喜歡這樣。”她小聲低語。 “喔。” “就好像來郊游似的，心里美极了。” “郊游？” “是呀！” 我兩手繞去她后背，緊緊抱住她。我用嘴唇拂去額前的頭發，再次吻住她的耳朵。 “10年很長？”她在我耳畔輕聲問。 “是啊，”我說，“覺得十分漫長。漫長得很，卻什么也沒落實。” 她枕在沙發扶手上的脖頸略微歪了歪，淡然一笑。一种在哪里見過的笑法。而在哪里卻想不起來，是誰也不記得了。脫光身子的女孩實在惊人地相似，每每弄得我不知所措。 “找羊吧！”她仍然閉著眼睛，“找到羊，很多事情就順利了。” 我久久看著她的臉，看她兩只耳朵。午后柔和的陽光悄然包籠她的身体，儼然一幅古老的靜物畫。 6點一到，她馬上穿好衣服，對著浴室鏡子梳理頭發，往身上噴霧狀花露水，刷牙。這時間里我坐在沙發上看《夏洛克家庭事件簿》開頭是這樣的：“我的朋友瓦特森的想法，雖然囿于狹隘的范圍，但又有极其執拗之處。”開頭委實突兀不凡。 “今天回來得晚，你去睡吧。”她說。 “工作？” “嗯。本來該休息的，沒有辦法。明天開始請長假，事情要提前處理。” 她走出門去。不一會儿，門又開了。 “我說，不在時貓怎么辦？”她說。 “你不說我忘得死死的。想法安排就是。” 門隨即關上。 我從電冰箱拿出牛奶和干酪條喂貓。貓很費力地吃著干酪。牙已徹底不頂用了。 電冰箱里沒有一樣我可以吃的東西，只好邊看電視新聞邊喝啤酒。周白沒有堪稱新聞的新聞。這种日子的晚問新聞大多出現動物園景致。大致看罷長頸鹿、大象和熊貓，我關掉電視，撥動電話盤。 “貓的事。”我對那小子說。 “貓？” “養有一只貓。” “貓又怎樣？” “不托付給誰沒辦法出遠門。” “那一帶不是有好多貓旅館么？” “年老体衰。關進籠于，不出一個月就嗚呼哀哉。” 傳來指甲“嗑嗑”敲桌面的聲響。“那么？” “想寄養在你們那里。你們那儿院子大，寄養一只貓的空地總是有的吧？” “難辦吶！先生討厭貓，院里又在招鳥。貓一來鳥就不上前了。” “先生人事不省，貓又沒机靈到可以捕鳥。” 指甲又敲几下桌子停下。“好吧。貓明早10點派司机去取。” “貓食和大小便用的沙子准備好了。另外，貓食只吃一個牌子的，吃完請買同樣的。” “具体的直接講給司机可好？我想我以前也說過，我沒有時間。” “窗口只設一個，即使為了明确責任所在。” “責任？” “就是說，我不在期間貓要是沒了或死了，即使找到羊，我也概不告訴的。” “唔。”對方說，“也罷。雖說有點不著邊際，但你作為生手，的确真有兩下子。我做記錄，你慢慢講。” “請別喂肥肉，那會全部吐出來。牙齒不好，硬東西不成，早上一瓶牛奶和貓食罐頭，傍晚一把煮魚干和肉或干酪條。大小便處請每天換沙，它討厭不衛生。時常瀉肚，如果兩天都不好，請到獸醫那里拿藥給它喝。” 如此言畢，傾听對方听筒另一端沙沙響起圓珠筆聲。 “此外？” “開始生耳虱了，每天請用沾拜橄欖油的棉球棒掏一次耳朵。它不高興掏，亂扭亂動的，小心別捅破耳膜。還有，如果擔心抓傷家具，每星期請剪一次爪子。普通指剪刀就可以的。跳蚤我想沒有，但為慎重起見，最好不時用除蚤劑洗洗。除蚤劑寵物商店有賣的。洗完后用毛巾好好擦干梳理，最后吹一下吹風机，否則會感冒。” 沙沙。“其他的？” “就這么多了。” 對方對著電話机念了一遍記錄下來的事項。記錄很有條理。 “這回可以了吧？” “可以了。” “再見。”說罷，電話挂斷。 周圍完全黑了下來。我把零錢、香煙和打火机塞進褲袋，蹬上网球鞋，出門走進常去的一家快餐店，要了炸雞排和面包卷。端來之前，我邊听布萊薩斯·約翰遜的新唱片邊喝啤酒。約翰遜唱完，換成彼爾·維薩斯。我邊听彼爾·維薩斯邊吃炸雞排。接著邊听梅納德·弗加遜的《星球大戰》邊喝咖啡。感覺上好像沒怎么吃東西。 咖啡杯拿走后，我往粉紅色電話机投3枚10元硬幣，撥同伴家電話號碼。他的小學生長子接起電話。 “白天好！”我說。 “晚上好！”他糾正道。 我覷一眼表，是他正确。 稍后，同伴換上來。 “情況如何？”他問。 “現在說可以么？怕是正吃飯什么的吧？” “吃飯倒正吃飯，沒關系。反正也不是好飯菜，再說還是那邊情況有趣。” 我把同那個黑西服男子的談話簡要說了一遍——大大的小汽車，大大的公館，行將就木的老人。羊則沒有涉及。一來我不認為能使他相信，二來說起來太長。結果，理所當然我的話叫人摸不著頭腦。 “簡直摸不著頭腦。”同伴說。 “不能講給你的。講了要給你添麻煩。就是說你有家室……”我邊說邊在腦海中推出他那分期付款尚未付完的3室1廳高級公寓和他的低血壓妻子及其賣弄小聰明的兩個儿子，“問題就在這里。” “原來是這樣。” “總之明天就必須踏上旅途。得离開很長時間，1個月或2個月或3個月，具体的我也說不清楚，也可能再也不返回東京。” “唔——” “所以嘛，公司就請你一手負責。我抽身走開，不愿意給你添麻煩。工作基本告一段落了，況且雖說是共同經營，重要部分都是你坐鎮的，我多半是東游西逛。” “可你不在，現場具体事情我弄不明白。” “縮短戰線，回到過去！廣告啦編輯之類一律退掉，回到原先的翻譯事務所去，就像近來你說的那樣。留下一個女孩，其余臨時工全部辭退，用不著那么多人了。作為退職金多付兩個月工資，大概誰都不至于抱怨。事務所遷到更小的地方去。收入減少，支出也減少。我不在不拿的那部分由你拿，對你來說沒什么大變化。納稅金也罷你所擔心的剝削也罷，都要少許多。适合你的。” 同伴沉思良久。 “不成，”他說，“肯定順利不了。” 我口叼煙找打火机，正找時女恃者擦火柴給點上了。 “不要緊的。我一直跟你一起干過來的，我說不要緊就不要緊。” “和你兩人沒問題。”他說，“還從來沒有過一個人想干什么順利干成的先例。” “喂，听著，我不是叫你擴展事業規模，是叫你縮小。就是過去干的產業革命以前的手工翻譯。你一個女孩一個，外請五六個初稿翻譯臨時工和兩個成手翻譯。不至于干不來吧！” “你還不完全了解我。” 10元硬幣“卡嗒”一聲掉下，我又投入3枚硬幣。 “我和你不同。”他說，“你可以一人單干。我卻干不來。我不跟誰發牢騷、商量，就前進不了。” 我捂住受話口歎息一聲。車□轆活。黑山羊吃掉白山羊的信，白山羊吃掉黑山羊的信…… “喂喂！” “听著呢。”我說。 電話另一端傳來兩個小孩圍繞電視頻道爭吵的聲音。 “想想孩子好了，”我試著說。這么展開雖不公正，但別無良策。“怎么好說泄气話呢！你要是覺得不行，大家可就同歸于盡了。要是對世界有怨言，就別生什么小孩！好好工作，少喝什么酒！” 他長時間沉默不語。女侍者端來煙灰缸。我打手勢要啤酒。 “的确如你所言。”他說，“努力就是，能否順利沒把握。” “肯定順利。6年前不是一沒錢二沒門路踢打出來的么！”我把啤酒倒進杯子說道。 “你不知道和你在一起我有多么放心。”同伴說。 “過些天再打電話。” “嗯。” “在一起這么多年，謝謝了，很愉快的。”我說。 “事情辦完回東京，再一起搭伙干！” “是啊！” 隨即我放下電話。 然而我不至于再重操舊業了，這點他明白我也曉得。一起工作6年，這點事自然心中有數。 我拿起啤酒瓶和杯子折回餐桌，繼續自飲。 失業使我心情暢快起來。我正一點點簡化。我失去了故鄉，失去了青春，失去了朋友，失去了妻子，再過3個月29歲也將失去。到60歲時我究竟會怎么樣呢？我想了一會。但想也沒用。一個月以后的事都無從預料。 我回到家，刷牙，換睡衣，上床繼續看《夏洛克家庭事件簿》。11點，熄燈睡覺。睡得很香，一覺睡到天亮。 上午10點，那輛潛水艇一般笨頭笨腦的車停在公寓樓門口。從3樓俯視，与其說是潛水艇，看上去更像扣在地上的金屬甜餅干模具，大約可壓出足夠300個小孩吃兩個星期的巨型甜餅干來。我和她靠著窗框往下看車看了半天。 天空晴朗得有些令人不快，使人聯想起戰前表現主義電影中的場面。高空中飛行的直升机渺小得近乎不自然。万里無云的天空猶如被切去眼瞼的巨大眼睛。 我把房間的窗扇全部關好鎖定，電冰箱切斷電源，查看一遍煤气閘。洗滌物已全部收回，床蓋上床罩，煙灰缸洗了，洗臉間數量繁多的藥瓶歸攏得整整齊齊。兩個月的房租提前付了，報紙也打招呼中止了。從門口望去，無人房間靜得有點別扭。我邊望房間邊想在這里度過的4年婚姻生活，想我同妻之間本有可能生的孩子。電梯門開了，她招呼我。我把鐵門關上。 等我們的時間里，司机用于布忘我地擦拭車前窗玻璃。車依舊無半點污痕，在陽光下閃閃生輝，异常耀眼，仿佛只消手一碰，皮膚就會出現症狀。 “早上好！”司机說。還是那天那個富有宗教意味的司机。 “早上好！”我的女友說。 她抱著貓，拎著裝有貓食罐頭和貓便用沙的紙袋。 “好天气啊！”司机抬頭望天，“怎么說呢，簡直晴得透明。” 我們點頭。 “晴到這個程度，上帝的旨意大概容易傳到吧？”我說。 “沒那回事。”司机笑眯眯應道，“旨意已在万物之中。花里石頭里云絮里……” “車呢？”她問。 “車里也有。” “可車是工厂制造的嘛。”我說。 “不管誰制造的，上帝的意志都要進入万物之中。” “像耳虱那樣？”她問。 “像空气那樣。”司机糾正。 “那么說，比如沙特阿拉伯生產的汽車有真主進入里邊了？” “沙特阿拉伯不生產汽車。” “真的？”我問。 “真的。” “那么，美國生產的汽車出口到沙持阿拉伯，有什么神進到里邊呢？”女友問道。 問得很難。 “對了，要講一下貓的事。”我解圍道。 “多可愛的貓啊！”司机如釋重負他說。 其實貓決不可愛，甚至莫如說處于可愛的對立面。毛像磨損的地毯一樣沙沙拉拉，尾巴尖彎成60度角，牙齒發黃，右眼3年前受傷仍不住流膿，如今几乎已開始喪失視力，能否認清是運動鞋還是馬鈴薯都是疑問。腳掌如同干硬干硬的水泡，耳朵宿命般地附有耳虱，由于年紀的關系每天要放20個屁。它像放在下坡路上的保齡球沿著70年代后半期的斜坡迅速跌向深谷。況且連名字也沒有一個。我不清楚沒有名字這點是會減少貓的悲劇性還是相反。 “乖乖！”司机向貓說道，但畢竟沒有伸手，“叫什么名字呢？” “沒有名字。” “那么平時怎么稱呼呢？” “不稱呼。”我說，“只是存在。” “問題是它并非一動不動，而是由意志驅動的吧？由意志驅動的東西沒有名字，總覺得有些奇怪。” “沙丁魚也受意志驅動，可誰也沒給它取名字嘛！” “可沙丁魚同人之間沒有情感交流，況且叫名字它也理解不了。當然嘍，取名是人的自由。” “你的意思是說，可以同人進行情感交流且有听辨能力的動物是具有被賦予名字的資格的，是吧？” “是那么回事。”司机自以為是地點几下頭，“如何，我隨便給取個名字可以么？” “完全可以。取什么名字？” “沙了魚怎么樣？因為這以前它等于被作為沙丁魚來對待的。” “不坏。”我說。 “是不坏吧？”司机露出得意。 “你看呢？”我問女友。 “不坏。”她也贊成，“天造地設似的。” “沙丁魚在此！”我說。 “沙丁魚，過來！”司机抱過貓。貓怯生生地咬司机手指，繼而放了個屁。 司机開車把我們送去机場。貓在助手席上老老實實蹲著，不時放屁，這從司机不時開一下窗戶即可知道。路上我提醒他如何關照貓——掏耳方法、出售糞便除臭劑的商店、投食量等等。 “請您放心，”司机說，“注意愛護就是，畢竟是我給它命名的嘛。” 路面空得很，車如產卵期溯流而上的大馬哈魚向机場一路疾馳。 “為什么船有名，而飛机沒名呢？”我問司机，“為什么只叫971航班或326航班，而不分別命名為‘鈴蘭號’或‘雛菊號’什么的呢？” “肯定与船相比數量大多的緣故，大批量生產的玩意儿。” “是嗎？船也算大批量生產的么，數量比飛机還多。” “不過，”司机停頓數秒，“作為現實問題，東京城里的公共汽車也是不可能一一命名的。” “公共汽車要是一一命名該多有意思！”女友插進來。 “但那樣一來，乘客豈不是要挑肥揀瘦？比如從新宿去千馱谷，要乘‘羚羊號’而不坐‘騾子號’。”司机說。 “你說怎么樣？”我問女友。 “的确，是沒人坐‘騾子號’。”女友回答。 “那一來‘騾子號’司机就可怜了。”司机做司机式發言，“而‘騾子號’司机是沒有罪過的。” “是的是的。”我說。 “是啊，”女友說，“可‘羚羊號’仍是可以乘的。” “喏，”司机說，“問題就在這里。船所以有名字，是大批量生產之前約定俗成沿襲下來的。原理上同給馬取名是一回事。所以，當做馬來使用的飛机就是自有其名號的。例如‘圣路易之魂’和‘快樂的愛諾拉’等等，顯然有意識交流在里邊。” “就是說是因為根本上是屬于有生命的嘍？” “正是。” “那么，目的性這東西對于名字是次要因素？” “是的。僅有目的性用番號即可，就像猶太人在奧施維茨被干掉那樣。” “果然。”我說，“那是就名字的根本在于生命的意識交流作業這一前提而言。為什么車站和棒球場有名字呢？盡管不是生命体？” “車站沒有名字不好辦的嘛！” “所以希望你不是從目的而是從原理上加以說明。” 司机認真沉思起來，以致沒注意信號變綠，后面緊跟的露營車改裝的“王牌”按響模仿《荒野七人》序曲的喇叭。 “大概沒有互換性的緣故吧。比方新宿站只有一個，不能同澀谷站相替換——無互換性和非大批量生產。歸結為這兩點如何？”司机說。 “要是新宿站在江古田多好玩！”女友道。 “新宿站在江古田，就是江古田站。”司机反駁。 “可要是小田急線也一起帶去呢？” “話說回來吧，”我說，“假如車站具有互換性會怎么樣呢？假如——我是說假如——國營電气列車站統統是大批量生產的折疊式，故而新宿站同東京站可以整個替換的話呢？” “簡單：在新宿就是新宿站，在東京就是東京站。” “既然如此，名字就不是附屬于物体，而是附屬于作用的。這不還是目的性嗎？” 司机沉默下來。但這次沉默沒那么長。 “我忽然心想，”司机道，“我們是否應該對這些東西多少投以溫和的目光呢？” “你意思是？” “就是說，城鎮啦公園啦道路啦車站啦棒球場啦電影院啦全都有名字——作為它們固定于地面的代价而被賦予名字。” 新見解。 “那么，”我說，“假定我完全放棄意識而牢牢固定化于某處，我怕也會得到像模像樣的名字吧？” 司机瞥一眼我映在后視鏡中的臉。眼神充滿狐疑，仿佛在說莫非哪里設有圈套。“固定化？” “如冷凍起來等等。像森林里的睡美人那樣。” “你不是已經有名字了么？” “是啊，”我說，“忘了。” 我們在服務台領了登机牌，向跟過來的司机道聲再見。看樣子他想送到最后，但距起飛還有1個半小時，只好作罷返回。 “人真夠特殊的。”女友說。 “有個地方專門住這類人。”我說，“在那里奶牛到處找鉗子。” “有點像《岭上我的家》。” “或許。”我說。 我們走進机場餐廳，提前吃午飯。我點炸蝦奶汁烤菜，她要意大利面條。窗外747和洛克希勒噴气式以令人想起某种宿命的庄重飛上飛下。她不無怀疑地一條條檢查面條吃著面條。 “我一直以為飛机上供飯呢。” “哪里。”我等口里的烤菜塊儿稍涼些后吞進去，赶緊喝口涼水。“供飯的是國際航線。國內航線若是遠距离也有提供盒飯的，只是不怎么可口。” “電影呢？” “沒有。札幌一個鐘頭多一點點就到了。” “那，豈不什么都沒有？” “什么都沒有。坐在座位上看一會書就到目的地，跟公共汽車一樣。” “沒有信號？” “嗯，沒有信號。” “得得。”她歎息一聲。隨后放下叉子，用紙巾擦拭嘴角。面條剩下一半。“也用不著取名字？” “是啊，無聊得很。無非時間大大縮短罷了。坐火車要12小時。” “那，剩下的時間哪里去了？” 我也吃一半不吃了，又要一杯咖啡。“剩下的時間？” “坐飛机不是節省十多個小時么？那么長時間到底去了哪里？” “時間哪里也沒去，加算上去而已。我們可以在東京或札幌自由支配這10個小時。10小時可以看4部電影，吃兩次飯。對吧？” “要是一不想看電影二不想吃飯呢？” “那是你的問題，時間沒有責任。” 她咬起嘴唇，觀望一會虎背熊腰的747机体。我也一起望。747總使我想起以前家附近住的肥胖的丑老太婆。沒有張力的碩大的乳房和浮腫的雙腿，干巴巴的脖頸。机場儼然她們的集會廣場。几十個之多的這般模樣的“老太婆”一個個赶來又一個個离去。頸項筆挺的飛行員和空中小姐好像給她們掰去了身影，顯得异常平板而單薄。DC7和雙渦輪螺旋漿客机時代似乎沒有這种情形。但究竟如何我已無從記起。大概因為747大像肥胖的丑老大婆了，致使我有如此感覺。 “喂，時間會膨脹？”她問我。 “不，時間不膨脹。”我回答。話本是我自己說的，听起來卻不像自己的語聲。我清清嗓子，喝一口端來的咖啡。“時間不膨脹。” “可實際上時間是增加的吧？就像你說的——加算上去。” “只不過花在路途的時間減少罷了。時間總量不變。無非可以看多几部電影。” “如果想看的話。”她說。 實際上我們一到札幌就連看兩部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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