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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報紙上偶然得知她的死訊的一個朋友打電話把這個消息告訴了我。他在听筒旁緩緩讀了一家晨報的這則報道。報道文字很一般，大約是剛出大學校門的記者寫的見習性文字。 某月某日某街角某司机壓死了某人。該司机因業務過失致死之嫌正接受審查。 听起來竟如雜志扉頁登載的一首短詩。 “葬禮在哪里舉行？”我問。 “這——不知道。”他說，“問題首先是：那孩子有家什么的嗎？” 她當然也有家。 我當天給警察打電話，問了她父母家的住址和電話號碼，然后給她父母家去電話打听葬禮日期。如某個人說的那樣，凡事只要不怕麻煩總可以弄清楚。 她家在下町。我打開東京區划圖，用紅圓珠筆在她家所在地段做了個記號。那的确是東京城普通老百姓的聚居地。地鐵線、國營電气列車線、專列公共汽車線如亂七八糟的蜘蛛网一般縱橫交錯茫無頭緒。几條髒水河從中穿過，雜亂的道路猶如甜瓜紋緊緊附在地表。 葬禮那天，我從早稻田乘上都營電車。在快到終點的小站下來打開區划圖，但地圖和地球儀同樣無用，害得我買了好几盒煙問了好几回路才算摸到她家門口。 她的家是一座圍著茶色木院牆的老木屋。進得大門，左邊是個小院，窄小得仿佛是在說“或許不無用處”。院角扔有一個早已廢棄不用的舊陶火盆，火盆里積有15厘米深的雨水。院土很黑，潮乎乎的。 也是因為她16歲便跑出家再未回來，葬禮只有親屬參加，靜悄悄的。親屬也几乎全是上年紀的人，一個30歲剛出頭不知是她胞兄還是堂兄的人在操持葬禮。 父親五十六七歲，個不高，黑色西服胳膊上套一個葬禮袖章，立在門房几乎紋絲不動，樣子使人聯想起洪水剛退的柏油馬路。 臨走時我向他默默低了下頭，他也默然低頭。 第一次見到她是1969年的秋天，我22歲，她17歲。大學附近有個小咖啡館，我常在那里等朋友。咖啡館雖不怎么起眼，但可以听到搖擺舞曲，邊听邊喝味道一塌糊涂的咖啡。 她總是和我同座，臂肘拄在桌子上出神地看書。雖說她戴的眼鏡儼然牙齒矯正器，手也骨節分明，但總像有一种容易讓人接近的感覺。她杯里的咖啡經常冷冷的，煙灰缸經常堆滿煙頭。而書名卻換來換去。有時是米奇·思比雷爾，有時是大江健三郎，有時是《金斯堡詩集》。總之只要是書即可。咖啡館出入的學生借書給她，她便像啃玉米棒似的一本接一本看下去。那個時代大家都想借書給別人，我想看書方面她是從來沒有為難過的。 德爾茨、“滾石”、巴茨、迪普·帕布爾、穆迪·布魯茨——也是那樣一個時代。空气總好像緊繃繃的，似乎稍微用力一踢，一般東西都將頓時土崩瓦解。 我們喝廉价威士忌，沒滋沒味地交歡，沒頭沒腦地閒聊，借來借去地看書，如此一天天打發日子。而那個笨手笨腳的60年代也發著吱吱呀呀的響聲即將落下帷幕。 她的名字忘在了腦后。 抽出報道她死亡的那個剪報自然可以記起，但時至現在名字之類已無可無不可了。我已忘掉她的名字，如此而已。 一次見到往日同伴，偶爾提起她來。他們也同樣不記得她的姓名。對了，過去不是有一個和誰都困覺的女孩么，叫什么名字來著？忘得一干二淨。我也和她困過几次，現在怎么樣了呢？路上突然碰見怕也鬧不明白了。 ——從前，某個地方有個和誰都困覺的女孩。 這便是她的名字。 當然，准确說來，她也并非和誰都困覺，也自有她自己的基准。 盡管如此，作為現實問題來看，她是同差不多的男人困了的。 一次，我單純出于好奇心，問過她的基准。 “這個嘛——”她沉思了30秒，“當然不是說任何人都可以。覺得討厭的時候也是有的。不過，也許終歸我是想了解各种各樣的人，或者說想了解對我來說世界是怎樣构成的。” “通過一起困覺？” “嗯。” 這回輪到我沉思了。 “那么……可多少了解些了？” “多多少少。”她說。 1969年冬到1970年夏，我和她几乎沒見面。大學不是關門就是停課。我倒与這個無關，而在為一點個人的事焦頭爛額。 1970年秋天我再去那家咖啡館時，顧客面孔全都換了，認識的只剩她一個。搖滾舞曲固然仍在放，但那股緊繃繃的气氛已蕩然無存。唯獨她和味道糟糕的咖啡同一年前無异。我坐在她對面的椅子上，邊喝咖啡邊談論過去的同伴。 他們大多從大學退學了。一人自殺，一人下落不明。 “這一年干什么了？”她問我。 “一言難盡。”我說。 “聰明點了？” “一點點” 那天晚上，我和她困了，是第一次。 她的身世，我不太詳細。好像有人告訴過我，也好像在床上從她口中听說過。大概是說高中一年級（高中！）的夏天同父親大吵一架跑出家門。至于到底住在哪里，靠什么維持生活，就無人知曉了。 她一整天都坐在搖滾樂咖啡館椅子上左一杯右一杯喝咖啡，左一支右一支吸煙，邊翻動書頁邊等有人代付咖啡錢和煙錢（對當時的我們來說還是一個數目的），之后基本同對方困覺。 這便是我就她所知道的全部。 那年秋天至翌年春，她每星期二晚上來一次我在三鷹市郊的宿舍。她吃我做的簡單的晚飯，把煙灰缸裝滿，一邊用大音量听FEN１的搖滾樂節目一邊性交。星期三早晨醒來去雜木林散步，一起散步到ICU２校園，順便去食堂吃午餐。下午在休息室喝稀釋的咖啡，天气好的時候躺在草坪上看天。 １Far East Network之略，美軍遠東廣播電台，總部在洛杉礬。 ２International Christian University之略，國際基督教大學。 她稱之為星期三的郊游。 “每次來這里，都覺得真像來郊游似的。” “真像來郊游？” “嗯。草坪一望無邊，人們喜气洋洋……” 她坐在草坪上，浪費了好几根火柴才把煙點燃。 “太陽升起落下，人們赶來离去，時間像空气一樣流淌，豈不有點像郊游似的？” 那時，我21歲，再過几周就22了。眼下沒希望從大學畢業，卻又沒有像樣的理由离開大學不念。在這一切都莫名其妙地攪和在一起的絕望之中，几個月時間我都一步也未能踏出。 我覺得整個世界在運轉不休，唯獨我滯留同一場所不動。1970年秋，目力所及，似乎無一不凄凄切切，無一不慘慘淡淡。就連太陽光和青草味儿以至低低的雨聲都令我焦躁不安。 好几次夢見夜行列車，千篇一律。車上充滿煙味儿廁所味儿問乎乎的人群味儿，擠得几乎無立足之地，座席沾有過去的嘔吐物。我忍無可忍，离開座位，在一個車站下來。而那里一片荒涼，一戶人家的燈火也見不到，站務員也沒有，沒有時鐘沒有時刻表，什么也沒有——便是這樣的夢。 那段時間里，有几次我好像對她很粗暴。如何粗暴如今是想不起來了。是否自己對自己粗暴亦未可知。但不管怎樣，看上去她絲毫沒有介意，或者不如說（說得极端一點）是在引以為樂，為什么我不知道。說到底，她在我身上尋求的恐怕并非溫情。如此一想，現在也覺得不可思議，一時悲從中來，仿佛手突然触到空中飄浮的肉眼看不見的厚壁。 1970年11月25日那個奇特的午后我至今仍記得真真切切。一場大雨打落的銀杏樹葉染黃了——黃得如干涸的河——雜木林間一條小徑。我和她雙手插進大衣袋，在這條小徑來回踱步。除了兩個腳踏落葉的鞋聲和鳥尖銳的叫聲別無任何聲響。 “你到底苦惱什么呢？”她忽然問我。 “沒什么大不了的。”我說。 稍往前走了一段后，她在路旁坐下吸煙，我也挨她坐下。 “總做坏夢？” “總做坏夢。大多夢見自動售票机找不出零錢。” 她笑笑，手放在我膝頭，又縮回去。 “肯定不大想講，是吧？” “肯定講不好。” 她把吸了一半的煙扔在地上，用運動鞋小心碾滅。“真想講的事是講不好的，不是么？” “不明白啊。” 地面“扑棱棱”飛起兩只鳥儿，仿佛被吸進去似的消失在沒有一絲云絮的天空。我們默然望著鳥儿消失的方向。良久，她開始用小小的枯枝在地面畫出几個莫名其妙的圖形。 “和你一起睡，我時常悲傷得不行。” “覺得很抱歉。”我說。 “不怪你的。也不是因為你抱我的時候想別的女孩。那怎么都無所謂。我，”她突然閉住嘴，在地面緩緩拉出三條平行線，“不明白。” “也不是想把心封閉起來，”停了一會我說，“只是自己也把握不住發生了什么。我本想盡可能公平地把握各种事情，不愿意過分夸大或過分講究現實。但那需要時間。” “多長時間？” 我搖下頭，“說不准，或許1年，也可能花上10年。” 她把小樹枝扔在地上，起身拍打大衣上沾的枯草。“曖，你不認為10年就像永遠永遠？” “是啊。”我說。 我們穿過樹林，走到ICU校園，一如往日坐在休息室咬熱狗。下午兩點，休息室電視上翻來覆去推出三島由紀夫來。音量調節器出了毛病，聲音几乎听不清。反正都跟我們無關。我們吃罷熱狗，又各喝一杯咖啡。一個學生騎在椅背上擰了一會音量調節鈕，之后作罷，跳下椅子不知去了哪里。 “想要你。” 我說。 “可以呀。” 她微微一笑。 我們仍把雙手插進大衣袋，慢慢走回宿舍。 驀地醒來時，她正在吞聲哭泣。細窄的肩頭在毛巾被下急促地顫抖。我點燃取暖爐，覷了眼鐘：凌晨2時。夜空中央浮著一輪白亮亮的月儿。 等她停止啜泣，我燒水泡了袋裝紅茶，兩人喝著。沒有砂糖沒有檸檬沒有牛奶，僅僅是熱茶。之后點兩支煙，一支給她。她吸一大口噴出，連續三回，隨即咳嗽了一大陣子。 “我說，你可打算過殺死我？”她問。 “殺死你？” “嗯。” “干嗎問這個？” 她叼著煙用指尖擦了下眼瞼。 “只是想問問。” “沒有。” “真的？” “真的。”我說，“為什么非殺死你不可呢？” “是啊，”她不耐煩似的點下頭，“只是一下子覺得，給誰殺掉也并不坏。” “我不是殺人那類人。” “是嗎？” “大概。” 她笑笑，把煙戳進煙灰缸，喝了口杯里剩的紅茶，又點燃一支煙。 “活到25，”她說，“然后死掉。” 1978年7月她死了，26歲。 ------------------ 小草掃校||中國讀書网獨家推出||http://www.cnread.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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