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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是下午3點過后來的，兩個人。我正淋浴時門鈴響了。在我穿上浴衣開門之前響了8次，那響聲直叫人皮膚發麻，竟同催命一般。我打開門，見是兩個男士。一個40余歲，另一個同我年紀相仿。年紀大的個頭頗高，鼻子有塊傷疤。雖說時值初春，卻已晒成相當水平——猶如漁夫那樣深刻而現實，顯然不是在關島海濱或滑雪場晒出來的。頭發一看便顯得堅挺不屈，手掌大得出奇，身穿一件灰色風衣。年輕的則個頭偏低，頭發偏長，眼睛偏細，目光偏尖，活脫脫一副過去的文學青年模樣，就差這里不是同人雜志的聚會場所，而他也未撩起長發說一句“我是三島嘛”。大學時代班上也有几個這等人物。此君身穿豎領風衣。兩人腳上都是不時髦的黑皮鞋，价廉質次，皺皺巴巴，即使丟在路上，行人怕也要躲著過去。看來這兩個紳士哪個都不是我想要積极結交的角色。我姑且將他倆命名為“漁夫”和“文學”。 文學從風衣口袋里掏出警察證，一聲不響地遞到我面前——猶如電影鏡頭一般。我還從來沒有看過警察證為何物，冷眼看去，似乎并非偽造。同皺皺巴巴皮鞋的皺皺巴巴相差無几。但當他將其從口袋里拿出遞過來時，我竟恍惚覺得是有人在向我兜售同人雜志。 “赤板警察署的。”文學說。 我點點頭。 漁夫雙手插進風衣口袋，默不作聲，只是漫不經心地把一只腳伸在門口，大概存心不讓我關門。罷了罷了，愈發像是電影了。 文學將警察證放回衣袋，從上到下打量我一番。我頭發濕漉漉的，只穿浴衣，一件綠色列諾瑪浴衣。當然是專利產品，轉身時背上分明寫著列諾瑪。洗發水用的是維娜牌。全身上下無任何自慚形穢之處，于是我以逸待勞，看對方吐出的是何言語。 “想找您了解一點情況。”文學開口了，“很抱歉，如果方便，勞駕去署里一次好嗎？” “了解？哪方面的？”我問道。 “這個嘛，到時再奉告。”對方說，“只是了解情況需要很多形式和材料，所以想請您到署里去，要是可以的話。” “換換衣服可以吧？” “當然可以，請請。”文學表情依然，聲音平淡之极，表情呆板之至。我不由想，假如五反田扮演刑警，肯定更逼真更形象。現實倒不過如此而已。 我在里邊房間更衣的時間里，兩人一直在開著門的門口佇立不動。我穿上常穿的藍色牛仔褲、灰毛衣和粗呢夾克。吹干頭發，梳理一下，把錢夾、手冊和鑰匙塞進衣袋。然后關窗，熄燈，擰好煤气開關，打開錄音電話，最后蹬上褐色尖頭鞋。兩人不無稀罕地盯著我穿鞋。漁夫仍一只腳放在門口。 离公寓大門不遠處，頗為隱蔽地停著一輛普普通通的警車，駕駛席上坐著一位身穿制服的警官。漁夫先上，接著我上，最后文學上。和電影鏡頭一模一樣。文學關上車門，車便在沉默中開始前行。路面很擠，警車緩緩駛動，沒有拉響警笛。坐起來同出租車的感覺差不多，只不過沒有計程表。停的時間比跑的時間還長，周圍汽車的司机因此得以左一眼右一眼盯視我的臉，但無人搭腔。漁夫合攏雙臂正視前方，文學則像在練習風景素描，神情肅然地觀望窗外。他到底在描寫什么呢？恐怕不外乎堆砌怪异字眼的抑郁描寫吧——“作為概念的春光伴隨著黑暗的潮流洶涌而來。她的到來搖晃起匍匐在城市間隙的無名之輩的欲念，而將其無聲地沖往不毛的流沙。” 我很想將這段文字逐一修改下去。何為“作為概念的春光”？何為“不毛的流沙？”但終究覺得傻气，而就此作罷。澀谷街頭，依然到處擠滿身穿小丑樣奇裝异服且看上去頭腦渾渾噩噩的初中生。既無欲念又無流沙，什么也沒有。 到得警察署，我被領進二樓詢問室。這是一間4張半墊席大小的房間，有一扇小窗，窗口几乎射不進光線，大概同旁邊的建筑物連得大近。正中有一張桌子，兩把辦公椅，還有兩把備用塑料椅。牆壁挂著一個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鐘。此外別無他物，沒有挂歷，沒有畫幅，沒有書架，沒有花瓶，沒有標語，沒有茶具，惟有桌、椅、鐘三樣。桌上放著煙灰缸和文具盒，一角堆著文件夾。兩人進屋后脫去風衣，折起放在備用椅上。然后叫我在電鍍辦公椅上落座。漁夫在我對面坐定，文學稍离開一點站好，啪啦啪啦地翻動手冊。兩人半天一聲未吭，我自然無言以對。 “好了，昨天夜里你干什么來著？”漁夫終于打破多時的寂靜。想來，漁夫開口這還是第一次。 昨天夜里？昨天夜里是哪個夜里？我搞不清昨天夜里同前天夜里有何區別，搞不清前天夜里同大前天夜里區別何在。這固然不幸，但是事實。我沉思良久——回憶需要時間。 “我說你，”漁夫干咳一聲，“法律上的東西這個那個理論起來是很費時間。而我問的非常簡單：昨天傍晚到今天早上你干什么來著？還不簡單？回答也沒什么虧可吃吧？” “所以正在想嘛！”我說。 “不想就記不起來？才是昨天的事喲！又不是問你去年8月份干什么，大可不必動腦思考吧？” 我很想說所以才想不起來，但未出口。大概他們理解不了一時性記憶喪失為何物，從而認定我頭腦出了故障。 “等你，”漁夫說，“等著你，盡管慢慢想吧。”他從上衣袋里掏出“七星”，用巨大的打火机點燃。“不吸一支？” “不要。”我說。《布爾塔斯》雜志上告誡：先進的城市生活者不吸煙。但這兩個人卻全然不予理會，津津有味地大吸特吸。漁夫吸“七星”，文學吸短支“希望”。兩人几乎都是大煙筒。他們不可能讀什么《布爾塔斯》，一對不合潮流的落伍者。 “等5分鐘好了。”文學依然用毫無感情色彩的淡漠聲調說道，“但愿這時間里你能完完全全地想起來，昨天夜里在哪里干什么來著？” “所以此人才成其為知識人。”漁夫朝向文學說道，“說起詢問早都詢問過了，指紋都登錄在案。學潮、妨礙執行公務、材料送審，這些早已習以為常。久經沙場。厭惡警察。熟悉法律，對于由憲法保障的國民權利之類了如指掌，不馬上提出請律師來才怪。” “可我們不過是在征求他同意之后請他同走一遭，問問极簡單的問題呀！”文學滿臉惊詫地對漁夫說，“又不是要逮捕他。莫名其妙，根本不存在請律師來的理由嘛！干嗎想得這么复雜呢？真是費解。” “所以我想，此人恐怕不單單是厭惡警察，大凡同警察這一字眼有關的東西，生理上統統深惡痛絕！從警車到交通警，恐怕死都不會協助我們。” “不過不要緊的，早回答早回家嘛。只要是從現實角度考慮問題的人，肯定好好回答的。絕不至于僅僅因為一句昨晚干什么就勞律師大駕。律師也很忙嘛。這點道理知識人還是懂的。” “難說。”漁夫道，“假如懂得這個道理，互相就可以節約時間嘍！我們忙，他大概也不閒。拖下去雙方浪費時間，再說也辛苦。這東西夠辛苦的。” 兩個人如此表演對口相聲之間，5分鐘過去了。 “那么，”漁夫說，“怎么樣，您該想起什么了吧？” 我一想不起來，二也不愿意想。也許不久想得起來，反正現在無從想起。記憶喪失后尚未恢复。“為什么要問我這個？我要知道一下事由。”我說，“在不明白事由的情況下我什么也不能講；在事由不明的時間里，我不想講于己不利的話。按照禮節，了解情況之前應先說明事由才是。你們這种做法完全不符合禮節。” “不想講于己不利的話。”文學像在推敲文章似的鸚鵡學舌，“不符合禮節……” “所以我不是說這才成其為知識人嗎，”漁夫接道，“對事物的看法自成一体，厭惡警察。訂《朝日新聞》，看《世界》雜志。” “既沒訂《朝日新聞》，也沒看《世界》。”我說，“總之在講明為什么領我到這里來的事由之前，我無可奉告。你們要疑神疑鬼，那就疑去好了，反正我有時間，時間多少都有。” 兩名刑警面面相覷。 “講明事由后你就可以回答提問嘍？”漁夫問。 “或許。”我說。 “此人倒有一种含而不露的幽默感。”文學一邊目視牆壁上端一邊抱臂說道，“好一個或許。” 漁夫用手指肚碰了碰鼻梁上筆直的橫向疤痕。看樣子原是刀傷，相當之深，周圍肌肉被拽得吃緊。“喂喂，”他說，“我們可是很忙，不是開玩笑，真想快點結束了事。我們也并不喜歡無事生非，要是情況允許，我們也想6點回家，和家人慢慢吃頓好飯。況且對你也一無仇二無冤，只要告訴我們昨天夜里你在哪里干了什么，別無他求。要是沒做虧心事，講出來也不礙事吧？還是說你有什么虧心事而講不出口不成？” 我目不斜視盯著桌面上的玻璃煙灰缸。 文學啪地摔了一下手冊，揣進衣袋，有30秒鐘誰也沒有做聲。漁夫又點燃一支“七星”。 “久經沙場。”漁夫道。 “莫非要叫人權維護委員會來？”文學說。 “喂喂，這還談不上什么人權不人權的。”漁夫道，“這是市民的義務。市民須盡可能對警察的破案工作予以協助，這在法律上寫得明明白白，你所喜歡的法律上可就是這樣寫的。你為什么對警察那般深惡痛絕呢？向警察問路什么的在你也是有的吧？小偷進來你也要給警察挂電話吧？彼此彼此嘛！可為什么連這么一點小事你都橫豎不肯協助呢？不就是走走形式的簡單問題嗎？昨天夜晚你在哪里干了什么？根本用不著費事，快點答完算了！我們也好往下進行，你也好回家，皆大歡喜。你不這樣認為？” “我想先知道事由。”我重复道。 文學從口袋里掏出紙巾，肆無忌憚地擤了一通鼻涕。漁夫從桌子抽屜里取出塑料尺，啪嗒啪嗒地拍打手心。 “我說，你還不明白？”文學將紙巾扔進桌旁的垃圾筒，“你在使自己的處境變得越來越糟。” “知道嗎，現在不是1970年，沒有閒工夫和你在這里玩什么反權力游戲。”漁夫忍無可忍似的說，“那樣的時代早已過去了。我也罷你也罷任何人也罷，都已被一個蘿卜一個坑地安在社會里，由不得你講什么權力或反權力，誰也不再那樣去想。社會大得很，挑起一點風波也撈不到什么油水。整個体系都已形成，無隙可乘。要是你看不上這個社會，那就等待大地震好了，挖個洞等著！眼下在這里怎么扯皮都沒便宜可占，你也好我們也好，純屬消耗。知識人該懂得這個道理吧？” “說起來，我們是有點累了，話也可能說得不大入耳。這是我們不對，特此道歉。”文學一邊嘛里啪啦翻著手冊一邊說，“不過，我們的确累了。馬不停蹄地干，昨晚到現在几乎沒睡上覺，5天沒見到孩子了，飯也隨便亂湊合。也許你看不順眼，可我們也在為社會盡我們的力。而你到這里來，硬是別著勁儿一言不發，我們自然要不耐煩。明白嗎？說你使自己的處境越來越糟，指的就是我們一累心里就煩得不行，以致本來可以簡單完結的事卻完結不了，容易節外生枝。當然嘍，你有可以求助的法律，有國民的權力，但那東西運用起來需要時間，而在那時間里很可能遇到不快。法律這玩藝儿囉嗦得很，費事得很，而且總有個酌情運用的問題。這些你能理解吧？” “別誤解，這不是嚇唬您。”漁夫道，“是他忠告您。我們也不愿意讓你遇到不快嘛！” 我默默看著煙灰缸。這煙灰缸沒有任何標記，又舊又髒。最初玻璃也許還透明，但如今則不盡然，而呈渾濁的白色，底角還有油膩。我揣摩恐怕在這桌子上已經放了不知多少歲月——10年吧。 漁夫久久擺弄著塑料尺。 “也罷，”他無可奈何地說，“那就說明一下事由。實際我們提問也是該講究順序，你的說法也有几分道理，就按順序來好了，事情既已至此。” 言畢，將尺置于桌面，拉出一本文件夾，啪啪翻了几頁，拿起一個信封，從中取出大幅照片，放在我的面前。我將這3張照片拿在手中審視。照片是真的，黑白兩色。一看便知不是藝術攝影。照片上是個女子。第一張照的是裸背，女子俯臥床上，四肢修長，臀部隆起，頭發像扇面一樣攤開，掩住頭部。兩腿略微分离，下部隱約可見，胳膊向兩側隨意伸出。女子看來是在睡覺。床無甚特征。 第二張更逼真。女子仰面而臥，整個身子袒露無余，四肢呈立正姿勢。無須說，女子已經死了。眼睛睜開，嘴角往一旁扭歪，扭得很怪。是咪咪！ 我又看第三張照片。這張是面部特寫。是咪咪，毫無疑問。但她已不再雍容華貴，而顯得凍僵般的麻木不仁。脖子四周有一道仿佛被揉搓過的痕跡。我一時口干得不行，連咽唾液都很困難，手心皮膚陣陣發痒。咪咪，那場絕妙的歡娛！曾和我快活地掃雪不止，直至黎明。曾和我一起听斯特倫茲，一起喝咖啡。然而她死了，現已不在人世。我很想搖頭，但沒搖。我把3張照片重疊收好，若無其事地交還給漁夫。兩人全神貫注地觀察我看照片時的反應。我用催問的神情看了看漁夫的臉。 “認識這個女孩儿吧？”漁夫開口道。 我搖頭說不知道。如果我說認識，勢必將五反田卷入進去，因為他是我同咪咪的中介。但眼下不能在此將他卷進去。或許他已經卷入，這我無從推斷。果真如此，果真五反田道出我的名字并說我同咪咪睡過，那么我的處境就相當尷尬，等于說制造偽供。那樣一來，可就非同儿戲。這是一次賭注。但不管怎樣，不能從我口里吐出五反田的名字。他和我情況不同。如若說出他來，必然輿論大嘩，周刊蜂擁而至。 “再仔細看一遍！”漁夫以頗含不滿的緩慢語調說道，“事關重大，再仔細看一遍，然后好回答。如何？對這女子可有印象？請不要說謊。我們可是老手，誰個說謊當即一目了然。對警察說謊，后果可想而知。明白嗎？” 我再次慢慢地看了一遍3張照片。本來恨不得背過臉去，但不能。 “不認識。”我說，“但她死了。” “是死了。”文學富有文學性地重复一遍，“徹底死了，的确死了，完全死了，一看便知。我們看到了，在現場。蠻不錯的女子，一絲不挂地死了。一看就知是個不錯的女子。但已經死掉，不錯也罷什么也罷都無所謂了，赤身裸体也無所謂了。死人一個而已。再放下去就會腐爛，皮膚脹裂，血肉露出，臭气熏天，蛆虫四起。看過那种光景？” 我說沒有。 “我們看過好几次了。到那步田地，女子錯与不錯早已分辨不出，一堆爛肉罷了，和爛掉的烤牛肉一樣。聞了那种臭味，好久都咽不下飯。雖說我們是老手，可惟獨這臭味受用不了，除非習慣。再過一段時間，就只剩有骨頭，這回臭味是沒了，一切都已干干巴巴，白生生的，也還好看。總之骨頭是干淨的，不坏。不過，這女子還沒到那般地步，沒有腐爛，沒見骨頭。僅僅是死掉，僅僅是變僵，硬挺挺的。是個不錯女子，這點分明看得出來。要是能趁她活著的時候和她盡情大干一場該有多妙！但如今日睹裸体也興奮不起來，因為已經死了。我們和死畢竟截然不同。人一死，就是一尊石像。就是說，這里邊有個分水岭，一旦越過分水岭一步，就成了零，真真正正的零。等待的只有火化。多好的女孩儿，可怜！要是活下去，肯定更好無疑，可惜！哪個殺的？傷天害理。這女孩儿也有生存的權利，才20歲剛出頭。是被人用長統襪勒死的。一下子死不了，到咽气要花不少時間。痛苦到极點。她自己也知道要死，心想我為什么非要在這种地方死去不可呢。她肯定還想活。她感覺得出氧气少得讓人窒息，頭腦一陣發暈，小便失禁，拼命掙扎，但力气不夠，最后慢慢死去，死得夠慘的，我們想把使她慘死的犯人捉拿歸案，必須捉拿。這是犯罪！而且是非常殘忍的犯罪，強者使用暴力殺害弱者。不能听之任之。如果听之任之，將動搖社會的根基。必須逮住犯人，嚴懲不貸。這是我們的義務，否則，犯人可能還將繼續殺害其他女孩儿。” “昨天午間，這女孩儿在赤板一家高級賓館定了一間雙人房，5點時一個人住了進去。”漁夫說，“說是丈夫隨后到。姓名和電話都是假的，錢是預付過的。6點時要了一人分量的晚飯，叫送到房間去。那時是一個人。7點時把碟碗放到走廊，并挂出‘請勿打扰’的字牌。第二天12點是退房時間，12點半時服務台打去電話，沒人接。門上仍挂著‘請勿打扰’。敲門也不應，于是賓館人員用另配的鑰匙把門打開。結果女孩儿已經赤裸裸地死了，像第一張照片那樣。誰也沒見到有男子進來。最頂層是餐廳，人們經常乘電梯來來往往，出入頻繁。因此這家賓館常用來幽會，以掩人耳目。” “手袋里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成為線索。”文學說，“沒有駕駛證，沒有手冊，沒有信用卡，沒有提款卡，什么也沒有。衣服上沒有任何字樣。有的只是化妝品和裝有3万多日元的錢包，以及口服避孕藥，再沒有其他的。不，還有一樣：錢包最里邊一個不易注意到的地方，有一張名片，你的名片。” “真的不認識？”漁夫叮問道。 我搖頭否認。如果可能，我何嘗不想配合警察把那個殺害她的凶手抓到。但我首先要為活著的人著想。 “那么，能告訴昨天你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了？這回該明白我們特意請你來這里了解情況的事由了吧？”文學說。 “6點時一個人在家吃飯，然后看書，喝了几杯酒，不到12點就睡了。”我說，記憶好歹复蘇過來，大概是因為看到咪咪死尸照片的緣故。 “那時間里見誰了沒有？”漁夫詢問道。 “誰也沒見，一直我一個人。” “電話呢？誰也沒打來電話？” 我說誰也沒打來電話。“9點倒有個電話打來，因為接上錄音電話沒有听到。后來一听知是工作方面的。” “為什么人在家還用錄音電話？”漁夫問。 “眼下正休假，懶得同別人談工作。” 他們想知道來電話那個人的姓名和電話號碼，我講了出來。 “那么說，你一個人吃完晚飯一直看書嘍？”漁夫又問。 “先收拾好碗筷，然后才看的。” “什么書？” “卡夫卡的《審判》，或許你不相信。” 漁夫在紙上寫卡夫卡的《審判》。“審判”二字寫得不准确，文學從旁指教。不出所料，文學果然曉得《審判》。 “看它看到12點，是吧？”漁夫說，“還喝了酒……” “傍晚喝啤酒，接下去是白蘭地。” “喝了多少？” 我想起來了。“啤酒兩听，白蘭地一瓶的1/4左右。還吃了個桃罐頭。” 漁夫一一記在紙上。還吃了個桃罐頭。“此外要是有能想起來的，再想想好嗎？哪怕再小的事也要得。” 我沉吟多時，再也想不起什么。那确實是個連細微特征也沒有的夜晚。我只是一個人靜靜地看書，而咪咪卻在這個連細微特征也沒有的靜靜夜晚被人用長統襪勒死了。 “想不起來。”我說。 “喂，最好認真想想嘛，”文學干咳一聲，“你現在可是處于不利位置喲？” “隨你。我又沒有做什么，無所謂利与不利。”我說，“我是個靠自由撰稿為生的人，因工作關系，名片也不知散發了多少。至于那女孩儿怎么會有我的名片，我卻是沒辦法搞清——總不至于說是我殺害了那孩子吧！” “若是毫不相干的名片，恐怕不會只特意挑出一張珍藏在錢包最里頭吧？”漁夫說，“我們有兩個假設。一個是這女子同你們那個行業有關，在賓館里同一男子愉情而被對方殺了。這男子把手袋里大凡可能留下后患的東西清洗一空，惟獨這張名片因藏在錢包最盡頭而未能帶走。另一個假設是，這女子是風月老手、娼妓、高級娼妓，使用一流賓館的那類。這類人身上不會帶有可能暴露身份的東西，由于某种原因她被客人殺害。犯人沒有取錢，估計非比一般。可以推出這兩种假設吧？如何？” 我默默歪一下頭。 “不管怎樣，你的名片是個把柄。因為現階段我們手里除此外沒有任何線索。”漁夫一邊用圓珠筆頭橐橐敲擊桌面，一邊再三強調似的說道。 “名片那東西不過是印有名字的紙片而已。”我說，“成不了證据，什么也成不了，反正憑這紙片什么也證明不了。” “此時此刻，”一直用圓珠筆頭敲擊桌面的漁夫說道，“是什么也證明不了，的确證明不了。現在鑒別人員正在房間對遺物進行檢查，同時解剖尸体。到明天，不少事情就會清楚一些，并找出其間的脈絡。只能等到明天，等好了。等的時間里希望你再好好多想一想。可能要熬個通宵，反正要搞徹底才行。時間一長，有很多東西便可能回憶起來。讓我們再重頭來一次，請您把昨天一天的活動仔細過一遍篩子，從早到晚一個不漏地……” 我覷一眼牆上的挂鐘，時針已懶洋洋地指向5點15分。我突然想起同雪的約會。 “能借電話用一下嗎？”我問漁夫，“原定5點鐘有個約會，很重要的約會，得告訴一聲才好。” “和女孩儿？”漁夫問。 “嗯。” 他點點頭，把電話推到我這邊來。我掏出手冊，找到雪的電話號碼，撥動號碼盤。鈴響到第三遍，她接起電話。 “是要說有事來不了吧？”雪先發制人。 “出了意外，”我解釋說，“倒不是我的責任，但實在脫身不得，被領來警察署，正接受詢問，是赤板署。解釋起來話長，總之看樣子輕易解脫不了，抱歉抱歉。” “警察？你搞什么來著，到底？” “什么也沒搞。只是作為殺人案的參考人給警察叫了來。城門失火，殃及池魚。” “滑稽。”雪听起來無動于衷。 “是的。”我承認。 “喂，總不會是你殺的吧？” “當然不是我殺的。”我說，“我是屢遭失敗屢出差錯，但絕沒殺人。不過是問問情況，提問接二連三。反正對你不起，另外找時間將功贖罪就是。” “滑稽透頂！”言畢，雪卡一聲放下電話。 我也放下听筒，把電話還給漁夫。兩人聚精會神地傾听我和雪的對話，似乎并無所得。假如他倆知道我是同一個13歲女孩儿約會，必定進一步加深對我的怀疑。說不定以為我是個异常性欲者之流。一般來說，34歲的男子斷不會同13歲女孩儿幽會。 兩人就我昨天一晝夜的坐臥行止無微不至地叮問一遍，并記錄在案——把厚紙墊在底下，在便箋樣的紙張上用圓珠筆寫得密密麻麻。那東西實在毫無意義，真正的滑稽透頂，純屬浪費時間浪費勞力。上面不厭其詳地寫道我吃了什么去了哪里，一五一十地寫著我晚飯所吃的蒟蒻的煮法。我半開玩笑地介紹了松魚的削法。但玩笑在他們面前行不通，居然也認認真真地記錄下來。結果搞成了一份相當厚實的文稿，可惜全無价值可言。6點半，兩人叫近處一家飯店的外賣點送來盒飯。盒飯不怎么高級，和低營養食品差不多。里面不外乎肉丸、土豆色拉、煮魚肉卷之類，無論味道還是用料都不敢恭維，油膩膩、咸滋滋。咸菜用的是人工著色劑。然而兩人吃得煞是有滋有味，我便也一掃而光。原以為折騰得飯也難以下咽，看來那只是一時的气惱。 吃罷飯，文學端來淡而無味的溫吞茶，兩人一邊喝茶一邊又大過煙癮。狹小的房間里煙霧蒸騰，害得我眼睛作痛，上衣也沾上了尼古丁味儿。用完茶，詢問即刻開始。無聊提問的無盡循環。諸如《審判》從哪里讀到哪里，何時換的睡衣等等。我向漁夫介紹了卡夫卡小說的梗概，但似乎未能引起他的興致。對他來說，那情節恐怕未免是家常便飯。我不由擔心，弗蘭茨·卡夫卡的小說能否流傳到二十一世紀。不管怎樣，他竟連《審判》的主要情節也記錄下來。何苦一一把這東西記錄在案呢？我實在感到納悶。端的是弗蘭茨·卡夫卡式。我逐漸覺得傻气覺得厭倦起來。況且也累了，腦袋開始運轉不靈。這一切太雞毛蒜皮，太沒有意義了。然而他們依然窮追不舍地抓住所有事象的間隙喋喋不休，且將我的答話一字不漏地記在紙上。有時碰到不會寫的字，漁夫便問文學。對如此作業，兩人似乎毫無厭煩情緒。估計疲勞還是有的，但決不懈怠。哪怕再瑣碎之事，也豎耳傾听，目光炯炯，以隨時找出漏洞。兩人不時交替出去五六分鐘，然后轉回。堅韌不拔的斗士！ 時值8點，詢問人由漁夫換成文學。漁夫的兩臂看上去到底有些疲勞，站著伸展揮舞一番，并轉了几圈脖子，接下去又是吸煙。文學開問前也先吸了一支。換气不良的房間里，活像天气預報的气象圖一般云遮霧繞，迷蒙一團。低營養食品和香煙云霧。我真想去外面盡情來個深呼吸。 我提出想去廁所。文學指點說出門向右，到頭往左。我慢慢小便，深深呼吸，緩緩踱回。在廁所里做深呼吸說來未免反常，實際上味道也并不好得沁人心脾。但想到被害的咪咪，便不好挑三揀四。起碼我還活著，還能呼吸。 從廁所折回后，文學重開戰局。他詳細地問了昨晚打來電話那個人的情況。和我算什么關系？在什么工作上相識的？打電話為哪樁事？為什么沒有馬上回電話？為什么休那么長的假？經濟上支撐得了嗎？稅金申報了沒有？如此囉嗦個沒完沒了。我每次回答，他都同漁夫一樣花時間用工整的楷書記錄在紙上。莫非他真的以為這种作業有意義不成？我無從判斷。或許對他們來說這不過是日常工作，無須考慮有無意義。不折不扣的弗蘭茨·卡夫卡式。兩人之所以無休無止地把這無聊的事務性作業故意拖延下去，說不定是存心為了把我拖垮，以便挖出真相。果真如此，他們實際上已經如愿以償——我已經筋疲力盡，有問必答，答無不盡。總之我一心想早早結束了事。 但11點時作業仍未終止，連終止的征兆也沒有。10點漁夫走出房間，11點折回。看樣子是打了個盹，眼睛有點發紅。他將自己不在時記錄的內容過了一遍目，然后將文學取而代之。文學端來三杯咖啡。是速溶咖啡，且加了砂糖和牛奶。低營養食品。 我早已無心戀戰。 11點半時我又累又困，遂宣布我不再開口說話。 “麻煩透了！”文學一邊在桌面卡嗤卡嗤地擠壓手指關節，一邊儼然真的為難地說，“此事刻不容緩，對破案又很重要。抱歉得很，可以的話，我想堅持最后搞完算了。” “這种詢問，我怎么都看不出有什么重要。”我說，“坦率說來，我看全是雞毛蒜皮的小事。” “可是，雞毛蒜皮到后來也相當有用。根据雞毛蒜皮偵破的案例不在少數，相反，因為忽視雞毛蒜皮而事后追悔莫及的情況也并非個別。因為這畢竟是殺人案，一個人因殺致死。我們也都在嚴肅對待。對不起，請再忍耐再配合一下。說實在的，如果我們有意，完全可以讓上級批准把你作為重要參考人拘留起來。但那樣會使雙方增多麻煩，對吧？那需要很多材料，而且再不可能通融。所以我們想還是穩妥一點為好，只要你肯配合，我們就不至于采取強硬措施。” “要是困，在休息室睡一會如何？”漁夫從旁插話，“躺下很可能重新想起什么。” 我點點頭，哪里都好，總比呆在這煙味熏人的房間里強。 漁夫把我領往休息室。走過陰冷的走廊，邁下更陰冷的樓梯，又進入走廊，到處充滿陰森森的气息。他們說的休息室原來竟是拘留所。 “這地方在我眼里好像是拘留所。”我浮起非常非常苦澀的微笑說道，“假如我沒有弄錯的話。” “只有這個地方，對不起。” “純屬笑話！我回家。”我說，“明早再來。” “喂喂，不上鎖的。”漁夫說，“就算求你了，就忍耐這一天吧。拘留所不上鎖也是普通房間嘛。” 我再懶得同他舌來唇去，湊合一下算了。拘留所不上鎖的确也是普通房間。況且我已累得一塌糊涂，困得一塌糊涂，再沒心思同任何人講話，懶得開口。我搖搖頭，不聲不響地一頭栽倒在硬邦邦的床上。熟悉的感触。濕乎乎的床墊和廉价毛巾被。廁所的气味。絕望感。 “不上鎖的。”漁夫說罷，關上門，門光地發出冷冰冰的聲響。上鎖也好不上鎖也好，反正聲音同樣冰冷。 我喟歎一聲，蓋上毛巾被。有誰在什么地方大聲打鼾，鼾聲听起來既像是十分遙遠，又似乎很近。仿佛地球在我不知道的時間分裂成無數塊互相動彈不得的無可挽回的薄薄斷層，鼾聲便是從那斷層的縫隙中發出來的，哀怨凄婉，飄忽不定，而又真切可聞。是咪咪！如此說來，昨晚我還想起你來著，那時不知你仍活著，還是已經死去。但不管怎樣，那時我是想起你來著，想起同你的歡娛，想起為你輕輕脫衣服的光景。怎么說呢，那簡直像是同窗會。我是那樣地輕松快活，猶如世界上所有的螺絲都松緩下來。我已好久未曾体味過這种心情了。然而，咪咪，我現在卻什么都不能力你做，對不起，什么都無能為力。我想你也明白，我們面臨的人生都是极其脆弱的。作為我，不能把五反田卷到丑聞中去。他是在形象世界里生存的人，一旦他同妓女睡覺并作為殺人案參考人被傳喚的事公諸于世，其形象必將受到損害，其主演的電視節目和廣告便很可能跌价。說無聊便也無聊，無聊的形象，無聊的世道。但他將我視為朋友并予以信任，所以我也要把他作為朋友來對待。這是信義問題。咪咪，山羊咪咪，和你在一起我非常開心，能和你相抱而臥我是那般愜意，簡直是童話。我不知道那對你是不是一种慰藉，反正我一直沒有忘記你記著你。我們倆掃雪一直掃到早上——官能式掃雪。我們在幻覺天地里相依相偎，黑熊扑通和山羊咪咪。你被勒脖子時想必痛苦万狀，你不想告离人世吧，大概，但我現在什么也不能為你做。老實說我不知道這是否正确，但此外我別無選擇。這便是我的生存方式，是社會体系所使然。所以我只能守口如瓶。安息吧！山羊咪咪，至少你可以不必醒第二次，不必死第二回。 安息吧，我說。 安息吧，思考發出回聲。 正好，咪咪應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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