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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靠著廚房水槽，又喝了一杯威士忌。到底怎么回事呢？我很想給雪打個電話，問她何以曉得羊男。但有點太累了，畢竟奔波了整整一天。再說她放下電話前說了甸“等下次”。看來只好等下一次，何況我還根本不知道她公寓的電話號碼。 我上了床。橫豎睡不著，便看著枕旁的電話机，看了10至15分鐘。因我覺得說不定雪會打電話來，或者不是雪而是其他人。看著看著，我覺得這電話机很像一顆被人遺落的定時炸彈。誰也不曉它何時炸響，只知道其炸響的可能性，只要時間一到。再仔細看去，發覺電話机的形狀很是奇特。非常奇特。平時未曾注意，現在端詳起來，其立体性似乎給人一种不可思議的緊迫感。它既像是迫不及待地想要說話，又仿佛在怨恨自己受縛于電話這一形態，從而又像一個被賦予笨拙肉体的純粹概念。電話！ 我想到電話局，那里連接著所有電話線。電話線從我這房間里通往無限遙遠，在理論上可以同任何人連在一起。我甚至可以給安克雷奇打電話，可以給海豚賓館、給往日的妻子打電話。其可能性無可限量。而總連接點便是電話局。那里用電子計算机處理連接點，通過編排數字使連接點發生轉換，實現通訊。我們通過電線、地下電纜、海底隧道以至通訊衛星而連在一起，由龐大的電腦系統加以控制。但是，無論這种連接方式何等优越、何等精良，倘若我們不具有通話的意志，也無法發揮任何連接作用。并且，縱使我們有這种意志，而若像眼下這樣不曉得（或忘了詢問）對方的電話號碼，也無法連在一起。也有時候盡管問了電話號碼而一時忘卻或將備忘錄遺失，甚至有時候盡管記得電話號碼而撥錯轉盤，這樣一來，我們同哪里也連接不上。可以說，我們是极其不健全极其不會反省的种族。不只于此，即使這些條件完全具備而得以給雪打電話，也有可能碰一鼻子灰——對方丟過一句“我現在不想說，再見”，旋即“卡”的一聲放下電話。這樣，通話也無從實現，而僅僅成為單方面的感情提示。 面對以上事實，電話似乎顯得焦躁不安。 她（也許是他。這里姑且把電話視為女性形象）對自己不能作為純粹概念自立而感到焦躁，對通訊是以不穩妥不健全的意志為基礎這點感到气憤。對她來說，一切都是极其不完美、极其突發、极其被動的。 我把一只臂時支在枕頭上，打量著電話机的這种焦躁情緒。但我無能為力，我對電話机說：那不是我的責任。所謂通訊本身就是這么一种東西，就是不完美的、突發的、被動的。她所以焦躁不安，是因為將其作為純粹概念來把握的緣故。這怪不得我，無論去任何地方都恐怕免不了焦躁。或許她由于屬于我的房間而焦躁得厲害些，在這點上我也感到有几分責任，也覺得自己大約在不知不覺之中煽起了這种不完美性、突發性和被動性，也就是從中掣肘。 繼而我驀地想起往日的妻子。電話一聲不響地譴責我，像妻子一樣。我愛妻子，一起度過了相當快樂的時光。兩人有說有笑，到處游山玩水，做愛不下數百次。然而妻子又時常這樣譴責我，半夜里，沉靜地、執著地譴責我的不完整性、突發性和被動性。她焦躁不安，而兩人同舟共濟。但她所追求所向往的目的同我的存在之間有著決定性差异。妻子追求的是通訊的自立性，是通訊高揚起纖塵不染的白旗將人們引向不流血革命的輝煌場面，是完美性克服不完美而最終痊愈的景況——對她來說這就是愛。但對我則當然不同。愛之于我，是被賦予不勻稱肉体的純粹概念，是气喘吁吁地擠出地下電纜而總算捕捉到的結合點，是非常不完美的：時而混線，時而想不起號碼，時而有人打錯電話。但這不是我的過錯。只要我們存在于肉体之中，這种情況就將永遠持續，此乃規律所使然。我對她如此加以解釋，不知解釋了多少次。 但有一天，她還是离家出走了。 也許是我煽起并助長了這种不完美性。 我邊看電話邊回憶我同妻子的做愛。离家前的三個月時間里，她一次也沒同我睡過，因為她已開始同別的男人睡。但我當時卻完全蒙在鼓里。 “喔，對不起，你到別處找其他女的睡去好了，我不生气的。”她說。 我以為她開玩笑，其實是其真心話。我說我不愿意跟其他女的睡——是真的不愿意。 “我還是希望你同別人睡去。”她說，“另外也要各自重新考慮一下以后的事。” 歸終我和誰也沒睡。倒不是我這人在性方面有洁癖，只是不愿意為了重新考慮什么便亂睡一通。我是因為想和誰睡才睡的。 時過不久，她离家出走了。莫非當時我若按她說的去找其他女孩儿困覺，她便乖乖留下不成？難道她是想通過那种方式來使得她同我之間的通訊多少獲得自立？滑稽透頂！我當時可是壓根沒有另覓新歡的念頭，至于她做何打算我無從推測，因為她對此諱莫如深。即使离婚之后也避而不談，只說了几句极具象征性的話，這也是她遇到重大事情時的慣常做法。 高速公路上的隆隆聲12點過后也未中止，摩托尖刺的排气聲不時響徹夜空。盡管有防音密封玻璃阻隔而聲音听起來含糊而遲緩，但其存在感卻顯得滯重而深沉。它在那里存在，連接我的人生，將我圈定在地表的某一位置。 電話机看得厭了，我合起雙眼。 剛一合眼，一种虛脫感便迫不及待地悄然占滿了整個空白，十分巧妙十分快捷，旋即，困意蹣跚而來。 吃罷早餐，我翻開通訊錄，找到一個在娛樂界做代理商的熟人，給他打了個電話。以前我為一家刊物當記者的時候，工作上和他打過几次交道。時值早上10點，他當然還臥床未起。我道歉把他叫醒，說想知道五反田的通訊處。他不滿地嘟囔几聲，好在還是把五反田所在制片厂的電話號碼告訴了我，是一家主要制片厂。我撥動號碼，一個值班經理出來。我道出刊物名稱，說想同五反田取得聯系。“調查嗎？”對方問。“准确說來不是的。”我回答。“那么干什么呢？”對方問，問得有理。“私事。”我說。“什么性質的私事？”“我們是中學同學，有件事無論如何得同他聯系上。”我回答。“你的名字？”我告以姓名，他記下。“是大事。”我說。“我來轉告好了。”他表示。“想直接談。”我拒絕。“那种人多著哩，”他說，“光是中學同學就有好几百。” “事情很關鍵，”我說，“所以要是這次聯系不上，作為我，難免在工作上加以變通。” 對方沉吟片刻。我當然是在說謊。其實我不能夠隨便變通。我的工作不過是听命于人，人家叫我去采訪我才敢去。但對方不明白這點，明白就不好辦了。 “不是要寫調查報告吧，”對方說，“要是寫調查報告，可得通過我正式安排才行。” “不是，百分之百的私事。” 他讓我告之以電話號碼，我告訴了他。 “是中學同學對吧，”他歎口气說，“明白了。今天晚上或明天早上讓他打電話過去。當然，要看他本人樂不樂意。” “那是的。”我說。 “他很忙，也可能不樂意同中學同學通話。又不是小孩子，總不能把他拉到電話机這儿來。” “那是那是。” 對方邊打個哈欠邊放下電話。沒辦法，才早上10點。 午前，我去青山的紀國屋商店買東西。到停車場，我把“雄獅”停在“薩勃”和“奔馳”之間。可怜的老型“雄獅”，活像我本人這副寒酸相。不過在紀國屋采購我倒是很喜歡。說來好笑，這家店的萵苣保鮮的時間最長。為什么我不清楚，反正就是這樣。說不定是閉店后店員把萵苣集中起來施以特殊訓練的結果。果真如此我也毫不惊訝——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什么事都有可能。 出門時我接上了錄音電話，但沒有任何話音留下。誰也沒打電話來。我一邊听收音机里的《沙夫特的主題》，一邊把買來的蔬菜分別包好放進冰箱。那男的是誰？沙夫特！ 之后，我到澀谷一家影院又看了一次《一廂情愿》，已經是第四次了，但還是不能不看。我大体估算一下時間，走進電影院，痴痴地等待喜喜出場。我把全副神經都集中在那組畫面上，不放過任何一個細小部分。場景始終如一：周日的早上，隨處可見的平和的晨光，窗口的百葉帘，女郎的裸背，背上游動的男人手指。牆上挂著科爾比詹的畫，床頭枕旁擺著威土忌酒瓶。玻璃杯兩只，煙灰缸一個，七星煙一盒。房間里有組合音響，有花瓶，花瓶里插著雛菊樣的花。地板上扔著脫下的衣服，還可以看到書架。鏡頭迅速一轉，喜喜！我不由閉起眼睛，旋即睜開：五反田正抱著喜喜，輕輕地、溫柔地。“豈有此理。”——我心中暗想，不料竟情不自禁地脫口而出。旁邊大約同我隔四個座位的一個年輕男人朝我遞來一瞥。主人公女孩儿出場了。她梳著一束馬尾辮，身穿快艇用的帶防風帽的上衣和藍色牛仔褲，腳上一雙紅色阿迪達思運動鞋，手里提著蛋糕或甜餅樣的東西。她跨進房間，又即刻逃走。五反田神色茫然。他從床上坐起，用凝視耀眼金光般的眼神死死盯著女孩儿走后留下的空間。喜喜則把手搭在他肩上，神色憂郁地說： “你這是怎么了？” 我走出電影院，在澀谷街頭躑躅不已。 由于已進入春假，街上触目皆是中學生。他們看電影，在麥當勞吃一些先天性低營養食品，在《大力神》、《熱狗報》和《橄欖》等推荐的商店里購買毫無用處的雜貨，把零花錢扔在娛樂中心里。這一帶的店舖全都播放震耳欲聾的音樂：達列爾·霍爾和奧茲的唱片、彈子房進行曲、右翼宣傳車的軍歌等等。所有的聲響渾融一片，組合成混沌般的喧囂世界。澀谷站前有人在發表競選演說。 我邊走邊回想五反田在喜喜背上那修長而勻稱的十只手指。步行到原宿之后，我穿過千馱谷走到神宮球場，又從青山大街走到墓地下。到得根津美術館，從《費加羅報》前面通過后，再次走到紀國屋，最后經仁丹大廈返回澀谷。距离相當不短，到澀谷已是薄暮時分。站在坡上望去，只見各色霓虹燈開始閃爍的街道上，身裹黑乎乎風衣的面無表情的公司職員，猶如溯流而上的冷冰冰的鮭魚群，以同樣的速度游動不息。 回到房間，發現記錄電話的紅燈亮著。我打開燈，脫去風衣，從冰箱里取出一罐啤酒喝了一口，然后在床邊坐下，按動電話上的聲音再生鍵。于是磁帶卷回，送出五反田的聲音： “噢，好久沒見了！” ------------------ 小草掃校||中國讀書网獨家推出||http://www.cnread.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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