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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我深深蜷縮在電影院的座席上,雙手在鼻前交叉,反复向自己提出与以往同樣的問題:今后如何是好呢?
  問題誠然相同,但眼下需要的是就我應做之事進行冷靜思考,縝密歸納。
  要排除連接上的混亂。
  的确有什么東西陷入混亂,這無可怀疑。喜喜、我和五反田交織在一起。我不明白何以出現這种狀態,但交織總是事實。必須理清頭緒。通過恢复現實性來恢复自己。或許這并非連接上的混亂,而是另外一种新的連接也未可知。但無論如何,作為我只能抓著這條線不放,小心翼翼地使之不至于中斷。這是線索。總之要動,不能原地止步,要不斷跳舞,并跳得使大家心悅誠服。
  要跳要舞,羊男說。
  要跳要舞,思考發出回聲。
  不管怎樣,我得返回東京。在這里再呆下去也干事無補。探訪海豚賓館的目的盡已達到,必須回東京重整旗鼓,找出問題的症結所在。我拉上衣鏈,戴上手套,扣好帽子,把圍巾纏上鼻端,走出電影院。雪越下越猛,前面迷蒙一片。整個街市如同凍僵的尸体一樣沒有半點活气。
  回到賓館,我當即給全日本航空公司售票處打電話,預訂下午飛往羽田的首次航班。“雪很大,有可能臨起飛之前取消航班,您不介意嗎?”負責訂票的女性說道。我答說不要緊,一旦決定回去,恨不得馬上飛到東京。接著,我收拾好東西,去下邊結賬。然后走到服務台前,將眼鏡女孩儿叫到租借處那里。
  “有點急事,得馬上回東京。”我說。
  “多謝您光顧,下次請再來。”女孩儿臉上漾起精美的營業性笑容說道。我以為突然提出回去對她可能多少是個刺激。她很脆弱。
  “唔,”我說,“還會來的,不久的將來。那時兩人慢慢吃頓飯,盡情暢談一番。我有很多話要好好跟你談談,但眼下必須回東京歸納整理,包括階段性思考,積极進取的態度,以及綜合性展望。這些都需要我去做。等一結束,我就回到這里。不知要花上几個月,但我肯定回來。為什么呢,因為這里對我……怎么說呢,就好像是特殊場所。所以早早晚晚我一定返回。”
  “哦——”她這一聲,相對而言,更帶有否定的意味。
  “哦——”我這一聲,總的來說更趨向于肯定,“我這些話,在你听來怕是傻里傻气的囉?”
  “那倒不是。”她神情淡然地說,“只不過對好几個月以后的事我考慮不好罷了。”
  “我想并不是很遙遠的事。還會相見的。因為你我之間有某种相通之處。”我力圖說服她,但她似乎未被說服。“你不這樣感覺?”我問。
  她只是拿圓珠筆頭在桌面“咚咚”敲著,沒有回答我的話。“那么說,下班飛机就回去了,一下子?”
  “打算這樣,只要肯起飛的話。不過赶上這种天气,情況很難預料。”
  “要是乘下班飛机回去,有一事相求,你肯答應?”
  “沒問題。”
  “有個13歲小女孩必須單獨回東京。她母親有事不知先跑到哪里去了,剩這孩子一個人在賓館里。麻煩你一下,把這孩子一道帶回東京去好嗎?一來她行李不少,二來她一個人坐飛机也叫人放心不下。”
  “這倒也怪了,”我說,“她母親怎么會把孩子一個人扔下不管,自己跑到別處去呢?這不簡直是亂彈琴?”
  她聳了聳肩:“其實這人也是夠亂彈琴的。是個有名的女攝影家,很有些与眾不同。興之所至,雷厲風行,根本不管什么孩子。喏,藝術家嘛,心血來潮時滿腦子盡是藝術。事后想起才打個電話過來,說是孩子放在這里了,叫找個合适的班机,讓她飛回東京。”
  “那么她自己回來領走不就行了?”
  “我怎么曉得。反正她說無論如何得在加德滿都住一個星期。人家是名人,加上又是我們拉都拉不來的主顧,不能出言不遜的。她說得倒蠻輕松,說只要把孩子送到飛机場,往下一個人就可以回去了。問題是總不好那樣做吧?一個女孩子,一旦有個三長兩短就不得了。責任問題嘛。”
  “無奇不有!”說罷,我突然想起一個人來,便道,“噢,那女孩怕是披肩發,穿著流行歌手式運動衫,經常听單放机,是吧?”
  “是啊!怎么,你這不是挺清楚的嗎?”
  “罷了罷了!”
  她給全日航空售票處打電話,訂了一張和我同一班次的票。然后給小女孩房間打電話,說找到了一同回去的人,請其收拾好東西下來。并說這人自己很了解,足可放心。接著叫來男侍,叫他去小女孩房間取行李。又馬上叫來賓館的面包車。這一切做得干淨利落,滴水不漏,甚是身手不凡。
  “還真有兩下子。”我說。
  “不是說過我喜歡這工作么,我适合干這個。”
  “可別人一逗就板起面孔。”我說。
  她用圓珠筆咚咚敲了几下台面:“那是兩碼事,我不大喜歡別人逗笑話尋開心,一直不喜歡,那樣弄得我非常緊張。”
  “喂,我可一點也沒有叫你緊張的意思喲,”我說,“恰恰相反,我是想輕松一下才說笑話的。也許那笑話又粗俗又無味,但作為我是想努力說得俏皮些。當然,有時候事与愿違,引不起人家興致,可惡意卻是沒有,更談不上嘲弄你。我開玩笑,只是出于我個人需要。”
  她略微噘起嘴唇,注視我的臉,那眼神活像站在山丘上觀看洪水退后的景象。稍頃,發出一聲既像歎息又像哼鼻那樣复雜的聲音:“對了,能給我一張名片嗎?既然把小女孩托付給你,那么從我的角度……”
  “從我的角度。”——我含含糊糊地嘟囔一句,從錢夾里抽出名片遞給她。名片這玩藝儿我也是具備的,曾經有12個人勸我還是怀揣几張名片為好。她像看抹布似的細細看那名片。
  “那么你的名字呢?”我問。
  “下次見面時再告訴。”她說,并用中指碰了下眼鏡框,“要是能見面的話。”
  “當然能見。”我說。
  她浮起新月一般淡然恬靜的微笑。
  10分鐘后,女孩儿和男侍一起下到大廳。男侍拿著一個薩姆納特牌旅行箱,大得足可以站進一只德國狗。看來的确不可能把拿這么大的東西的一個13歲女孩儿丟在机場不管。今天她穿的是寫有“TALKING HEADS”1字樣的運動衫和細紋藍布牛仔褲,腳上穿一雙長靴,外面披了一件上等毛皮大衣。同前次見到時一樣,仍使人感到一种近乎透明的無可言喻的美,一种似乎明天使可能消失的极其微妙的美。這种美在對方身上喚起的是某种不安的情感,大約是美得過于微妙的緣故。“TALKING HEADS”——蠻不錯的樂隊名稱,很像凱勒瓦克小說中的一節標題。
  
  1意為電視新聞節目主持人。

  “搭話的腦袋在我旁邊喝著啤酒。我很想小便,于是告訴搭話的腦袋說我去趟廁所。”
  令人怀念的凱勒瓦克。現在怎么樣了呢?
  小女孩儿看了看我。這回卻毫無笑意,而是蹙起眉頭地看著,又轉眼看看眼鏡女孩儿。
  “不要緊,他不是坏人。”眼鏡女孩儿說。
  “看樣子也不像坏人。”我補充一句。
  小女孩又看了我一眼,勉為其難似的點了點頭,意思好像是說只能听天由命了。這使我覺得自己似乎做了一件十分愧對于她的坏事,像是成了斯克爾基老大爺。
  斯克爾基老大爺。
  “放心好了,不要緊的。”眼鏡女孩儿說,“這位叔叔很會開玩笑,說話可風趣著呢。對女孩子又熱心,再說又是姐姐的朋友,所以不會有問題,對不對?”
  “叔叔,”我不禁啞然失笑,“還夠不上叔叔,我才34歲,叫叔叔太欺負人了!”
  但兩人壓根儿沒把我的話當一回事。她拉起小女孩儿的手,往停在大門口的面包車那里快步走去。男待已經把旅行箱放進車中。我提起自己的旅行包隨后赶上。“叔叔”——不像話!
  這輛往机場去的面包車,只有我和小女孩儿兩個人坐。天气糟糕得很,途中四下看去,除了雪就是冰,簡直同南极無异。
  “我說,你叫什么名字?”我問小女孩儿。
  她盯視一會我的臉,輕輕搖頭,一副無奈的樣子。繼而環視四周,像在尋找什么。東南西北,所見皆雪。“雪。”她出聲道。
  “雪?”
  “我的名字,”她說,“就這個,雪。”
  隨后她從衣袋里掏出微型單放机,沉浸在個人音樂的世界里。一直到机場她都沒朝我這邊斜視一眼。
  不像話,我想。后來才得知,雪确實是她的真名,但當時無論如何我都覺得是她信口胡說,因而頗有些不悅。她時而從衣袋里掏出口香糖一個人咀嚼不已,讓都沒讓我一下,其實我并非饞什么口香糖,只是覺得出于禮節也該讓一聲才是。如此一來二去,我覺得自己恐怕真的成了形容枯槁、寒傖不堪的老不死,無奈,只好兀自深深縮進座席,閉起雙眼回想往事,回想起像她那般年紀的歲月。說起來,當時自己也搜集流行音樂唱片——45轉速的唱片來著。有查爾斯的《旅行去,杰克》,有奈爾遜的《浪跡萍蹤》,有勃倫達的《難道我孤獨》等等,足有100張之多。每天都翻來覆去地听,听得歌詞都背得下來。我在頭腦中試著想了一下《浪跡萍蹤》,居然全部記得,令人難以置信,那歌詞本身倒是無聊透頂,但現在仍几乎可以脫口而出。年輕時的記憶力委實非同小可,無謂的東西竟記得這般一清二楚。
  And the China doll
  Down in old Hong Kong
  Waits for my return1
  
  1歌詞大意:一個中國姑娘,彷徨在古舊的香港,等待我的歸航。

  同Talking heads的歌的确大异其趣。時代不同了——Time is changing。
  我讓雪一個人等在候机室里,自己去机場服務台取票。票錢可以事后再算,使用我的信用卡一起付了兩人的票款。距登机時間還有一個小時,但票務員說可能推遲些。“有廣播通知,請留意听。”她說,“現在視野還十分不理想。”
  “天气能恢复?”我問。
  “預報是這樣說的,但不知要等几個小時。”她有些懶懶地回答。這也難怪,同樣的話要重复兩百多遍,放在誰身上大約都提不起興致。
  我回到雪等待的地方,告訴她雪還下個不停,飛机可能稍微誤點。她漫不經心地撩了我一眼,樣子像是說知道了,而沒有吭聲。
  “情況如何還摸不准,行李就先不辦理托運了。辦完再退很麻煩的。”我說。
  她做出像是說“听便”的神情,仍舊默不作聲。
  “只能在這里等了,盡管場所不很有趣。”我說,“午飯吃過了?”
  她點點頭。
  “不去一下咖啡店?不喝點什么?咖啡、可可、紅茶、果汁,什么都行。”我試著問。
  她便做出不置可否的神情。感情表現相當丰富。
  “那,走吧!”說著,我站起身,推起旅行箱,和她一起去咖啡店。店里很擠,人聲嘈雜。看樣子連一個航班都未准時起飛,人們無不顯出疲憊的樣子。我要了咖啡和三明治,算是午餐,雪喝著可可。
  “在那賓館住了几天?”我問。
  “10天。”她略一沉吟,答道。
  “母親什么時候走的?”
  她望著窗外的雪,半天才吐出個“3天前”,簡直像在練習初級英語會話。
  “學校放春假,一直?”
  “沒上學,一直。所以別管我。”說罷,從衣袋里掏出單放机,把耳机扣在耳朵上。
  我把杯里剩下的咖啡喝光,拿起報紙。近來我總是惹女孩子不順气,怎么回事呢?運气不佳?還是有什么更帶根本性的原因?
  恐怕僅僅是運气不佳所致,我得出結論。看罷報紙,從旅行包里取出福克納的袖珍本小說《喧嘩与騷動》讀起來。福克納和菲利浦·K.狄克的小說在神經感到某种疲勞的時候看上几頁,便覺十分容易理解。每次遇到這种時候,我都看這兩人的小說,其他時候則几乎不看。這時間里,雪去了一次廁所,給單放机更換了一次電池。半個小時后,廣播通知說飛往羽田的班机推遲4個小時起飛——要等天气好轉。我歎了口气,暗暗叫苦:居然在這等地方等4個小時。
  事已至此,別無良策,況且這點本來一開始就被提醒過。不過轉念一想,想問題應該往前想,往積极方面想。Power of positing?Sinking。如此積极想了5分鐘,腦海中倏然掠過一個念頭。實行起來可能順利也可能不順利,但總比在這聲音嘈雜、煙味儿嗆人的地方呆呆枯坐強似百倍。于是我叫雪在此稍候,轉身走到机場租借公司服務處,提出借小汽車一用。里面的女士當即為我辦好手續,要借給的是輛皇冠牌車。我乘小型公交車,路上花5分鐘赶到出租車辦公處,領出皇冠的鑰匙。這是一輛裝有防滑輪胎的白色新車。我躬身進去,驅車返回机場。然后去咖啡店找到雪,提議用余下的3個小時去附近兜風。
  “雪下成這模樣,兜風不是什么也看不見?”她吃惊似的說,“再說到底去哪里呢?”
  “哪里也不去,開車跑路就是。”我說,“可以用大音量听音樂,不是想听音樂嗎?保准你听個夠。一個勁儿听單放机,要把耳朵听坏的。”
  她歪著頭,似乎猶豫不決。我站起身,說聲“走吧”,她便也起身跟出。
  我扛起旅行箱,放到車后,隨即在雪花飄舞的路上漫無目的地緩緩驅車前行。雪從挎包里取出磁帶,放進車內音響,按動開關。戴維·鮑伊唱的《中國少女》,其次是菲爾·科林斯、“星船”、托馬斯·德爾比、湯姆·彼特和傷心人、霍爾和奧茲、湯普森·茨茵茲、伊基·波普、香蕉女郎。一首接一首全是十几歲女孩儿喜歡听的音樂。“滾石”唱了《跳搖擺舞去》。“這支歌我知道。”我說,“過去由米拉庫爾茲唱來著,斯莫基·羅賓遜和米拉庫爾茲。那還是我十五六歲的時候。”
  “呃。”雪顯得興味索然。
  “走啊走啊去跳搖擺舞。”我隨聲唱道。
  接下去是麥卡特尼和邁克爾·杰克遜唱的《說喲說喲快說喲》,車刷吃力地把窗上的雪叭嗒叭嗒掃落下去。車內很暖和。勞庫勞爾听起來蠻舒服,就連迪倫也令人心神蕩漾。我感到一陣身心舒展,不時地附和哼唱几句,在筆直的路上驅車前往。雪看上去情緒也有所好轉。這盤90分鐘的磁帶听完,她目光落在我從租車處借來的磁帶上:“那是什么?”我答說是“老歌”里的。在返回机場的路上用來听著消磨時間。“想听一下。”她說。
  “不知你中意不中意,全是舊曲子。”
  “無所謂,什么都行。這十多天听的全是同一盤帶。”
  于是我將磁帶塞進去。首先是薩姆·庫克的《美妙世界》——“管它什么歷史,我几乎一無所知……”這支歌不錯。薩姆,在我初中三年級時他遇槍擊而死。接下去是巴迪·霍里的《男孩儿》,巴迪也死了,死于空難;波比·達林的《在海上》,波比也死了;“貓王”愛爾維斯的《獵狗》,愛爾維斯也死了,死于吸毒。都死了。再往下是查克。貝瑞唱的《甜蜜可愛的十六歲》,艾迪·克庫拉西的《夏令布魯斯》,埃瓦里兄弟的《起來喲,思齊》。
  碰到我記得的部分,便隨之哼唱。
  “你還真記得不少。”雪欽佩似的說。
  “那當然。過去我也和他同樣喜歡听流行音樂。整天抱著收音机不放,攢零花錢去買唱片。搖滾樂——當時以為天底下再沒有比它更美妙的東西了,一听就忘乎所以。”
  “現在呢?”
  “現在也還听,還是有我喜歡的,但不至于傾心到背得下歌詞的地步,不像過去那樣激動。”
  “為什么?”
  “為什么呢?”
  “告訴我。”雪說。
  “大概是因為好的不多吧。”我說,“真正好的少之又少。真正好的不多,流行音樂也是。听一個小時收音机至多能听到一支好的。其余統統是大批量生產的垃圾。但過去可設想得這樣認真,听什么都覺得開心。年輕,時間多的是,又沒談戀愛。哪怕再無聊的東西,再細小的事体,都可以用來寄托自己顫抖的心靈和情思。我說的你可明白?”
  “多多少少。”
  迪爾·布易金茨的《跟我一起來》響起旋律,我跟著唱了一會。“挺無聊吧?”我問。
  “不,還可以。”她說。
  “還可以。”我重复道。
  “現在還沒談戀愛?”雪問。
  我認真思考片刻。“這問題很難回答。”我說,“你有喜歡的男孩子?”
  “沒有,”她說,“討厭的家伙倒多得躲都躲不及。”
  “心情可以理解。”我說。
  “還是听音樂開心。”
  “這心情也可理解。”
  “真的理解?”說著,雪眯縫起眼睛,怀疑地看著我。
  “真的理解。”我說,“人們稱之為逃避行為。那也無所謂,由人們說去好了。我的人生是我的,你的人生是你的。只要你清楚自己在尋求什么,那就盡管按自己的意愿去生活。別人怎么說与你無關。那樣的家伙干脆喂大鱷魚去好了。過去在你這樣年紀的時候我就這樣想,現在也還是這樣認為,或許因為我作為一個人還沒有成熟,要不然就是我永遠正确。我弄不明白,百思不得其解。”
  基米·吉爾曼唱起《甜蜜蜜的小屋》。我從唇間吹著口哨,驅車前行。路的左側,雪白的原野橫無涯際。“小小木造咖啡屋,蒸餾咖啡香如故。”——一支好歌。1964年。
  “喔,”雪說,“你好像有點与眾不同,別人不這樣說?”
  “哪里。”我否定道。
  “結婚了?”
  “一次。”
  “离了?”
  “嗯。”
  “為什么?”
  “她离家跑了。”
  “真的,這?”
  “真的。看中了別的男人,就一起跑到別的地方去了。”
  “可怜。”她說。
  “謝謝。”
  “不過,你太太的心情似乎可以理解。”
  “怎么個理解法儿?”我問。
  她聳聳肩,沒有回答。我其實也并非想听。
  “嗯,吃口香糖?”雪問。
  “謝謝。可我不要。”
  我們關系稍有改善,一塊儿唱起“沙灘男孩”的《沖浪USA》。挑簡單的唱,如“inside-outside-U.S.A”等,但很愜意。還一起唱了《救救我,琳達》。我還不至于百無一能,不至于是斯克爾基老大爺。這時間里,雪花漸漸由大變小。我開回机場,把車鑰匙還給租借服務處,然后把行李辦了托運,30分鐘后登上机艙。飛机總共晚了5個小時才起飛。起飛不久,雪便睡過去了。她的睡相十分姣好嫵媚,仿佛用現實中所沒有的材料制成的一座精美雕像,只消稍微用力一碰便會毀于瞬間——她屬于這种類型的美。空姐來送飲料時,看見她這副睡相,露出似乎十分詫异的神色,并朝我莞爾一笑。我也笑了笑,要了一杯摻有汽水的杜松子酒,邊喝邊想喜喜,在腦海里反反复复地推出她同五反田在床上擁抱的場面。攝影机來回推拉,喜喜置身其中。“你這是怎么了?”她說。
  “你這是怎么了?”——思考發出回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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