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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備午飯時電話鈴響了。 我在廚房里切面包夾黃油和芥末，再夾進西紅柿片和奶酪片，之后放在菜板上准備用刀一切為二——正要切時電話打來了。 等電話鈴響過3遍，我用刀把面包切下一半，放在盤子上，擦罷刀放進抽屜，又把熱過的咖啡倒進杯子。 電話鈴還是響個不停，估計響了七遍。只好拿起听筒。可能的話，真不想接，卻又怕是久美子的。 “喂喂，”一個女子的聲音。全然不曾听過。既非妻的，又不是最近煮意大利面條時打來奇妙電話的那個女郎，而是別的我不熟悉的女子的聲音。 “請問是岡田·事先生府上嗎？”女子道。語調嚴然在照本宣科。 “是的。” “您是岡田·久美子女士的夫君嗎？” “是的，岡田·久美子是我的妻子。” “綿谷·升是您太太的兄長嗎？” “是的，”我耐住性子回答，“綿谷升的确是我妻子的哥哥。” “我們姓加納。” 我一聲不響地等待下文。猝然冒出妻子哥哥的名字來使我很是警覺。我拿電話机旁的鉛筆用筆杆搔了搔脖后。對方沉默了五六秒。不光語聲，听筒中任何聲音都听不到。女子正用手按著送話口同近處什么人說話也未可知。 “喂喂，”我不安起來，招呼道。 “實在失禮了。那么，改時間再打給您。”女子突然說道。 “喂，等等，這——”但此時電話已經收線。我手握听筒，定定看了好一會儿，再次把听筒貼回耳朵——毫無疑問，電話業已挂斷。 我心里悵悵的，對著餐桌喝咖啡，吃三明治。我已記不起接電話前自己想什么來著。右手拿刀正要切面包的時候，我确乎想了什么，且是事關重大的什么，是長期以來想也未曾想起的什么，就是那個什么在我要切面包時倏然浮上腦海，然而現在全然無從記起。我邊吃三明治邊努力回憶，但無濟于事。記憶已返回其原來生息的意識王國黑暗的邊緣。 吃罷午飯，剛收拾好碟碗，電話鈴又響了。這回我即刻抓起話筒。 “喂喂。”女子道。妻的聲音。 “喂喂。”我應道。 “還好嗎？午飯吃了？”妻說。 “吃了。你吃的什么？”我問。 “談不上吃，”妻說，“一早就開始忙，吃東西工夫都沒有。過會儿在附近買點三明治什么的吃。你午飯吃的什么？” 我匯報了自己的食譜。她“唔”了一聲，似乎不甚羡慕。 “忘說了一件事儿——早上就想跟你說來著——有個姓加納的人今天應該有電話打給你。” “已經打了，”我說，“剛剛。列舉了我的你的你哥哥的名字，列舉完什么事也沒說就挂斷了。到底算什么呀，那片？” “挂斷了？” “嗯。說過會儿再打來。” “那好，要是加納再次打來，可要按她說的做喲，事關重大！說不定要去見見那個人的，我想。” “見？今天就？” “今天有什么安排或約會不成？” “沒有。”我說。昨天也罷今天也罷明天也罷，我都沒什么安排沒什么約會。“可那加納究竟是什么人？找我究竟有什么事？不能告訴我？我也多少想知道什么事怎么樣的嘛。要是跟我找工作有關，我可不愿意在這上面跟你哥哥打交道，我想以前也向你說過的。” “不是什么你找工作的事。”妻不無厭煩地說，“貓，貓的事。” “貓的事？” “跟你說，現在脫不開手，人家等著呢，電話勉強打的。不是說午飯還沒吃么！放下可好？有空儿再打過去。” “忙我知道。不過，突然把這莫名其妙的勾當推到我頭上我可沒興趣喲！貓又怎么了？那個姓加納的……” “反正按那個人說的辦好了，明白？這可不是開玩笑。好好在家等著，等那個人的電話。嗯？挂了！電話果然挂斷。 兩點半電話鈴響時，我在沙發上迷迷糊糊打盹。起始我以為是鬧鐘響，伸手去按鐘腦袋想止住鈴聲，但那里沒鬧鐘。我躺的不是床，是在沙發上。時候也不是清晨，是午后。我爬起去接電話。 “喂喂。”我開口道。 “喂喂。”和午前打電話那個女子是同一聲音，“請問是岡田·亨先生嗎？” “是，我是岡田亨。” “我姓加納。” “剛才打來電話的那位？” “是的，剛才太抱歉了，您今天往下有什么安排沒有呢？” “倒也沒什么特殊安排。”我說。 “那么恕我冒昧，從現在開始可有同您見面的可能性？”女子道。 “今天，現在就？” “不錯。” 我看了下表——30秒前剛剛看過，并無必要再看，但出于慎重又看了一次——時間仍是午后2時30分。 “要很多時間嗎？”我試著問。 “我想不至于太長。但也可能比預想的要長。此時此刻我也無法說得很難，請原諒。”女子說。 問題是我已沒有更多的選擇余地，即使時間花得再長。我想起電話中久美子的話。她讓我按對方說的去做，并說事關重大。我只有言听計從而已。既然她說事關重大，那就一定事關重大。 “明白了。那，去哪里拜會您呢？”我問。 “知道品川站前那家太平洋賓館嗎？” “知道。” “一樓有間咖啡屋，4點我在那里等您。可以嗎？” “可以。” “我三十一歲，頭戴一頂紅色的塑料帽。”她說。 哎呀呀，我不由叫苦。這女子說話方式頗有點奇特，剎那間就使得我陷入困惑。至于女子話中到底什么東西奇特，我卻又說不清道不明。一個三十一歲的女人有什么理由非戴一頂紅塑料帽不可呢！ “明白了。”我說，“應該能找到，我想。” “那么，為慎重起見，可以把您的外部特征講給我听一下嗎？” 我開始歸納自己的外部特征。我究竟有何外部特征呢？ “三十歲。身高172厘米，体重63公斤，短發。沒戴眼鏡。”不不，這無論如何算不得特征，我邊介紹邊想。如此外表的人，品川太平洋賓館咖啡屋里很可能有50人之多。以前我到過那里一次，是個十分寬敞的咖啡屋。恐怕要有較為不同尋常的醒目特征才行。可我又想不出任何那樣的特征。我有邁爾斯·戴維斯簽名的《西班牙素描》。脈搏跳動相當遲緩，1分鐘通常47次，高燒38．5度時也不過70次。失業。《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兄弟姓名記得滾瓜爛熟。然而這些當然從外表看不出。 “打算穿什么樣的衣服呢？”女子詢問。 “這個嘛……”我說。可我考慮不好。“說不准，還沒走呢，事出突然嘛。” “那就請系水珠形圖案的領帶來好了。”女子以一副不容分說的口气說，“水珠形圖案的領帶您是有的吧？” “有的。”我說。我是有條帶有奶油色小小水珠圖案的領帶，還是三年前過生日時妻送的。 “就請系那條領帶。好了，4點鐘見面。”言畢，女子放下電話。 我打開西服柜尋找水珠領帶。不料領帶架上沒有水珠領帶。我又拉開所有的抽屜，壁櫥的衣箱也全部打開看了，但哪里都沒有水珠領帶。倘若那領帶就在家中，我絕對可以找它出來。在衣服整理方面久美子可謂一絲不苟，不能設想我的領帶會被置于它平時所在場所以外的場所。西服——無論她的還是我的——一如往常整理得井井有條。襯衫一道褶也沒有地躺在抽屜里。塞滿毛衣的箱子里密密麻麻擺滿衛生球，稍一開蓋都覺眼睛作痛。一個箱子里裝有她學生時代的衣服，帶花的小連衣裙、藏青色的高中校服之類歸納得嚴然舊日影集。我猜想不出她為何特意保存這些東西。或許始終沒有扔棄的机會而隨身帶到現在。也可能打算某個時候捐給孟加拉國，或者留給將來作文化史料。總之，我的水珠形圖案領帶是哪里也無從覓得。 我手扶西服柜拉門，回想最后一次系此領帶是什么時候。可偏偏想不起來。那是一條蠻有品位的漂亮領帶，在法律事務所系起來多少有點浪漫過頭。若系那樣的領帶到事務所上班，保准有人午休時湊到我跟前說什么“好漂亮的領帶嘛，色調好，視覺明快”，而且說個沒完沒了。然而那是一种警告。我所在的事務所，被人夸獎領帶絕對不是光彩事。因而我不曾系那條領帶上班。系那條領帶時僅限于屬私人性質且較為講排場的場合，如去欣賞音樂或去吃正儿八經的西餐，亦即妻提議我“今天出門要好好打扮打扮”之時。机會誠然不多，但那种時候我系的便是這水珠領帶。与藏青色西裝相得益彰，妻也對這條領帶青眼有加。而最后系這條領帶是什么時候呢？我硬是全無記憶。 我再次檢查一遍西服柜，然后作罷。看來水珠領帶是因某种緣故下落不明了，于是我只好穿上藏青色西裝，往藍襯衫上系了一條斜紋領帶。到時再說就是。也許她看不出我，但只要我發現一個戴紅帽子的三十一歲女人，問題也就解決了。 我一身西裝坐在沙發上，盯視牆壁多時。實在有好久沒穿西裝了。一般說來藏青色西裝這個季節穿來未免有點過熱，所幸這天因下雨的關系，就6月來說還稍帶涼意。我最后上班那天（4月間的事了）穿的即是這同一件西裝。墓地心里一動，逐個往衣袋里摸去。在內胸袋底端發現一張日期為去年秋天的收据。是在哪里搭出租車的收据。原本是可以向事務所報銷的，現在則為時過晚。我將收据揉成一個球扔進垃圾箱。 辭去工作以來兩個月時間里，西裝竟∼次也沒上身。時隔許久穿起西裝來，覺得自己的身体好像被緊緊箍在什么异質物里面。沉沉的硬硬的，同身体格格不入。我立身在房間兜了一會儿，又去鏡前拉了拉袖口和下襟。促使其同身体和平共處。我使勁伸直胳膊，使勁呼吸，彎腰屈体，檢查這兩個月時間里体型是否有所變异。而后重新坐回沙發，可還是心神不定。 直到今年春天我還每天穿西裝上班來著，并未曾因此而感到有什么別扭。我供職的事務所是個對衣裝相當挑剔的地方，就連我這等下級職員也被要求以西裝革履。所以，我穿西裝上班是极為順理成章之舉。 然而現在如此身著西裝獨自往客廳沙發一坐，竟覺得自己似乎是在搞什么違背規范的不良行為，有一种類似出于某种卑鄙目的偽造履歷或偷偷男扮女裝的負疚感，于是我漸漸呼吸不暢起來。 我走至門口，從鞋架里掏出褐色皮鞋，用鞋拔穿上。鞋面薄薄積了層白灰。 無須找那女子，女子先找見了我。我一進咖啡屋便環顧四周搜尋紅帽子。但頭頂紅帽子的女人一個也沒有。看表，到4點尚有10分鐘。我在椅子上坐定，喝了口送來的白水，向女侍點了個咖啡。這當儿，一個女子語聲從背后叫我的名字：“是岡田事先生吧？”我愕然回頭。距我環顧四周坐定還不到3分鐘。 女子白外衣絲質黃襯衫，頭上一項紅塑料帽。我條件反射地站起身，同女子面面相覷。相對說來，女子還蠻漂亮。起碼比我根据電話聲想象的漂亮許多。身段苗條，化妝适可而止，穿著也無可挑剔。無論外衣還是襯衫都是手工考究的高檔貨，外衣領上羽毛狀金飾閃閃生輝，縱然說是一流大公司的女秘書也未嘗不可。唯獨那紅帽子無論如何都顯得不倫不類。衣著上如此滴水不漏，何苦非特意冠以紅塑料帽不可呢？我實在不明緣由。也可能每次与人約會都戴此紅帽以為標識。主意似乎并不坏。就顯眼与否而言，确實一目了然。 她在我對面坐下，我也重新落回自家座位。 “這么快就認出我了？”我不解地問，“水珠形圖案領帶沒找到。絕對位于什么地方，就是找不出來。沒辦法，就系了條斜紋的。本想由我找你來著。可你是怎么認出是我的呢？” “當然認得出。”女子道。她把手中的白漆皮手袋放在桌面，摘下紅塑料帽扣在上面。手袋整個儿躲在了帽子底下。气氛活像要開始變什么戲法。莫非拿開帽子時下面的手袋不翼而飛…… “可領帶圖案變了啊！”我說。 “領帶？”說著，她以不可思議的眼神看著我的領帶，似乎在說瞧這人說的什么呀。爾后點了一下頭：“沒關系的，那种事儿，別介意。” 那眼神甚是無可捉摸，我想。居然沒有縱深感。那般美麗的眼睛，卻好像什么也沒有看，平板板的，猶如假目。可當然不是假目：無疑在動，在眨閃。 我全然不能理解她何以在如此混雜的咖啡屋一眼認出從未謀面的我來。偌大的咖啡屋差不多座無虛席，而我這般光景的男人又比比皆是。我很想詢問為什么能從這里邊即刻辨出是我。但看情形還是少說廢話為佳，所以我便沒再問下去。 女子叫住忙得團團轉的男侍，點了梨酒，男傳說沒有梨酒，說無色奎宁汽水倒是有的。女子略一沉吟，說那就要那個吧。無色奎宁汽水端來之前，女子一聲不響，我也默然以對。 片刻，女子拿起桌面上的紅帽，打開下面手袋的金屬卡口，從里邊取出一個尺寸比盒式磁帶稍小些的黑色發亮的皮盒。名片盒。名片盒居然也帶卡口。我還是第一次目睹所謂帶卡口的名片盒。女子有點舍不得似地從中拈出一枚遞給我。我也想遞名片，手插進西裝袋后，方想起未帶名片。 那名片是用薄薄的塑料制作的，像是微微漾出一股衛生香味儿。湊近鼻子一聞，衛生香味儿就更不容置疑了。确确實實是衛生香的气味儿。上面只以一行黑黑的小字印著姓名： 馬爾他？ 我又翻過來看。 背面什么也沒寫。 我開始反复思索這名片的含義。正思索間，男侍走來在她面前放了一個裝有冰塊的玻璃杯注入僅及半杯的奎宁水。杯中有切成楔形的檸檬片。其后，一名手端銀色咖啡壺和淺盤的女侍近前，在我面前放下咖啡杯，斟上咖啡，旋即就像把一支不吉利的簽硬塞給別人似地把傳票往票插一插走了。 “什么也沒寫的。”加納馬爾他對我說。 我再次呆呆看著空無一字的名片背面。 “只有名字。電話號碼和住址對我沒有必要。因為誰也不給我打電話，而由我給別人打。” “原來如此。”我說。這种空調的附合像林里巴游記》中懸浮空中的孤島一樣在桌面上方虛無地漂了好久。 女子雙手支撐似地握住杯子，用吸管吸了小小一口，旋即皺起眉頭，興味索然地把杯子推到一邊。 “馬爾他不是我真正的名字，”加納馬爾他說，“真名叫加納。馬爾他是職業用名，取自馬爾他島。岡田先生可去過馬爾他／’ “沒有，”我說。我沒去過馬爾他島，近期內亦無去的安排，甚至沒動去的念頭。我關于馬爾他島的知識，僅限于哈布·阿爾巴特演奏的《馬爾他島的砂礫》。這曲子百分之百拙劣透頂。 “我在馬爾他呆了三年。三年住在那里。馬爾他是個水不好喝的地方，根本無法下咽，跟喝稀釋過的海水似的。面包也咸滋滋的。倒不是因為加鹽，水本來就是咸的。不過面包的味道不坏。我喜歡馬爾他的面包。” 我點點頭，呷了口咖啡。 “馬爾他那地方盡管水那么難喝，但島上特定地點涌出的水卻對身体的构成有极好的影響。那是一种不妨稱之為神秘之水的特殊水，而且只涌現在馬爾他島那一個地方。位于山中，從山麓下的村落爬到那里要好几個小時。”女子繼續道，“水帶不走。只消換個地方，水就完全失效。所以，必須本人去那里才能喝到。十字軍時代的文獻里都有關于那水的記載。他們稱為靈水。艾倫·金斯伯格就喝過那水，凱慈·理查德也去過。我在那里住了三年，在山腳下一個小村子里，种菜、學織布。每天都去泉邊喝水。從1976年喝到1979年。甚至一個星期什么也不吃只喝水的時候也是有的。一周時間里除了那水什么都不得人口。這种訓練是必要的。我想不妨稱為修行，就是說以此淨化身体。那實在是妙不可言的体驗。這樣，返回日本以后，我就選馬爾他這個地名作為職業用名。” “恕我冒昧，您從事的是怎樣一种職業呢？” 加納馬爾地搖搖頭道：“准确說來不是職業，因為并非以此掙錢。我只是提供咨詢，就身体的构成同大家交談。也研究水，對身体有作用的水。錢不成問題。我有一定的財產。父親經營醫院，以生前贈送的形式轉讓給我和妹妹一些股票和不動產，由稅務方面的專家代為管理。每年還有不少數目的收入。也寫了几本書，雖然不多，卻也帶來部分進款。我關于身体构成的工作完全是無償的。所以沒寫電話號碼和住址。由我打電話過去。” 我點下頭，也唯有點頭而已。她口中一詞一句的意思我固然理解，但整体上意味什么，我則無從把握。 身体的构成？ 艾倫·金斯伯格？ 漸漸，我有些沉不住气。我絕非直感出類拔萃那一類型的人，但這里邊絕對含有某种特异性紛爭的征兆。 “對不起，能否多少說得條理清晰點儿？剛才听妻子說同您見面只是為了找貓。坦率地說，听您談了這許多，我卻還是弄不清事情的前后關聯。莫非這同我家的貓有什么關系不成？” “正是。”女子說，“但在此之前，有一點想向您交待一下。” 加納馬爾他再次打開手袋卡口，從中取出一個白色信封。信封中有張照片，女子遞過，說是她妹妹的。彩色照片上有兩個女子。一個是加納馬爾他，相片上也同樣戴著帽子，是黃色針織帽，且同服裝搭配得有欠吉利。那個妹妹——從其談話發展來看應該是她妹妹——身穿頗似60年代初期流行的那种中間色西服套裙，戴一項顏色同套裙相吻合的帽子。我覺得人們似乎曾將這樣的顏色稱為“果汁冰淇淋色調”。我猜測這對姐妹對帽子情有獨鐘。發型酷似身為總統夫人時代的杰奎琳·肯尼迪，暗示出噴洒了相當用量的發膠。化妝多少有些濃艷，好在臉型本身端庄得堪稱美貌，年齡約在二十一至二十五之間。她將照片放回信封，裝入手袋，對上卡口。 “妹妹比我小五歲。”加納馬爾他說，“妹妹被綿谷升先生玷污了，是被強奸的。” 我暗暗叫苦，恨不能馬上默默离席而去，但不可能。我從衣袋摸出手帕，擦了下嘴角，又放回衣袋，故意咳了一聲。 “詳情我雖還不清楚，但若你妹妹因此受了傷害，作為我也深感痛心。”我開口了，“不過需要說明的一點是：我同妻子的哥哥私人關系并不密切。所以，如果在這件事上……” “我不是因此責備您，”加納馬爾他語气很干脆，“假如應該有誰因此受到責備的話，那么第一個受責的應該是我。我沒有充分提醒她。本來我必須全力保護妹妹，但由于各种各樣的原因，我未能盡到責任。听我說，岡田先生，這樣的事是能夠發生的。您也知道，這個世界是暴力性的、混亂的世界。其內側有的地方就更有暴力性更加混亂，明白嗎？發生過的事就是發生過了。妹妹應該可以從創傷從玷污中重新站立起來。慶幸的是那不是致命性質的。我跟妹妹也說了：情況原本是可以更慘的。在這里我最注重的是妹妹身体的构成。” “构成……”我重复道。看來她談話的主題始終离不開身体的构成。 “至于事情的來龍去脈我不可能——一介紹。說起來話長，又复雜。這么說或許失禮——在現階段您理解這樣的事情的核心意義我想是有困難的。因為這是由我們專門處理的領域。因此，把您叫出來并非為了向您發牢騷。您當然沒有任何責任。我只是想請您知道，我妹妹的身体构成被綿谷先生玷污了，盡管是一時性的。我估計日后您有可能同我妹妹以某种形式發生往來。因為妹妹的工作類似當我的助手，這點剛才已說過了。在那种情況下，您大致明了綿谷先生与我妹妹之間有過什么事還是有益處的。我們想請您做好精神准備：那樣的事是能夠發生的。” 往下是短時間沉默。加納馬爾他完全陷入沉默，神情像是在說您思想上也要多少對此有所准備。我就此稍加思考——關于綿谷升對加納馬爾他妹妹實施的強奸，關于強奸同身体构成的關聯，關于這些与我家貓之失蹤的關系。 “就是說，”我戰戰兢兢地開口道，“您和妹妹都沒有將此事捅給外界或找警察報案吸？” “當然。”加納馬爾他面無表情地說，“正确說來，我們沒有怪罪任何人。我們僅僅想更為准确地了解是什么因素造成了這樣的后果。如果不了解不加以解決，甚至有可能發生更糟糕的事情。” 听到這里，我多少有些釋然。縱使綿谷升被逮捕判罪收監，我也是不以為然的，甚至覺得罪有應得。不過，由于妻的哥哥在社會上算是混得頗為得意的名流，勢必惹出一條小小的新聞，而久美子無疑將因此受到打擊。作為我，即便出于心理衛生的需要，也不希望弄到那個地步。 “今天見面純粹是為了貓的事，”加納馬爾他說，“是為貓而接受您的咨詢的。您的太太岡田久美子女士向她哥哥綿谷先生提起去向不明的貓，綿谷先生就此找我商量。” 原來如此，如此不難明白。她是有特异靈感的什么人物，就貓的下落提供咨詢。綿谷一家以前篤信占卜、風水之類。那自然屬于個人自由，想信什么信就是了。可是，為什么非特意強奸對方的妹妹不可呢？為什么非惹此不必要的麻煩不可呢？ “您專門尋找這類失物嗎？”我試著發問。 加納馬爾他以其沒有縱深感的眼睛盯視我的臉，仿佛從空屋窗外往里窺視。由眼神判斷，她好像完全不能領會我發問的用意。 “你住在不可思議的地方啊！”她對我的問話置若罔聞。 “是嗎廣我說，“到底怎么樣地不可思議呢？” 加納馬爾他并不回答，將几乎沒有碰的奎宁水又往一旁推了10厘米。“而且，貓那東西是极為敏感的動物。” 我同加納馬爾地之間籠罩了片刻沉默。 “我住的是不可思議的地方，貓是敏感的動物，這我明白了。”我說，“問題是我們已在此住了很久，我們和貓一起。為什么它如今才心血來潮地出走呢？為什么不早些出走呢？” “這還不清楚，恐怕是水流變化造成的吧。大概水流因某种緣故受阻。” “水流？”我問。 “貓是不是仍活著我還不知道，但眼下貓不在你家附近則是确切無疑的。因此不管您在家附近怎么尋找貓都出不來，是吧？” 我拿起杯，曝了口涼了的咖啡。可以看出玻璃窗外正飄著細雨。天空烏云低垂。人們甚為抑郁地打傘在人行橋上上下下。 “請伸出手。”她對我說。 我把右手心朝上伸在桌面。想必要看我手相。不料加納馬爾他對手似乎毫無興致。她直刺刻地伸出手，將手心壓在我手心上。繼而閉起眼睛，一動不動保持這個姿勢，仿佛在靜靜埋怨負心的情人。女侍走來，作出沒有看見我和加納馬爾他在桌面默默合掌的樣子往我杯里倒上新的咖啡。鄰桌的人時而朝這邊瞥上一眼。但愿沒有哪個熟人在場才好。 “想出今天到這里之前看到的東西，一樣即可。”加納馬爾他說。 “一樣即可？”我問。 “一樣即可。” 我想出妻子衣箱中那件帶花紋的小連衣裙。不知為什么想出這個，反正驀然浮上腦海。 我們的手心又默默對了5分鐘。時間似乎极長。不光是因為顧慮周圍人躲躲閃閃的目光，還因為她的對掌方式有某种令人心神不定的東西。她的手相當小，不涼也不熱。感触既無情人小手那樣的親見，也不帶有醫生之手那种職業功能。手的感触同她的眼神非常相似。我覺得自己成了一座四壁蕭然的空屋——就像被她定定注視時的感覺一樣——里面沒有家具沒有窗帘沒有地毯，形同空空如也的壁櫥。稍頃，加納馬爾他移開手，深深呼吸，頻頻點頭。 “岡田先生，”加納馬爾他說，“您身上往后一段時間里我想將發生各种事情。貓恐怕僅僅是個開端。” “各种事情？”我問，“是好事情嗎？或者說是坏事情？” 加納馬爾他沉思似地略微歪了歪頭。“好事情也有，坏事情也有的吧。既有初看上去是好事的坏事情，又有初看上去是坏事的好事情，大概。” “這樣的說法總的听來很有些籠統。”我想，“就沒有稍具体點的信息？” “如您所言，我所說的听起來确實都很籠統，”加納馬爾他接道，“不過，岡田先生，事情的本質那种東西，絕大多數情況下是只能籠統論之的，這點望您諒解。我們一不是算命先生，二不是預言家。我們所能談論的僅僅限于這些空泛模糊的東西。很多時候那是無須特意敘說的理所當然的事情，有時甚至屬于迂腐之論。但坦率說來，我們又只能進行到這一步。具体的事物或許的确光彩誘人，然而其大部分無非是雞毛蒜皮的表象。也就是說類似某种不必要的捷徑。而越是力圖遠觀，事物便越是急劇變得籠統起來。” 我默然頷首，但我當然完全未能理解她話里的含義。 “可以再給您打電話嗎？”加納馬爾他問。 “嗯。”我應道。老實說來，我是不愿意任何人來電話的。但我又只能以“嗯”作答。 她麻利地抓過桌面上的紅塑料帽，拿起罩在下面的手袋立起身。我不知如何應對，兀自靜坐不動。 “最后奉告一件無謂的小事，”加納馬爾地戴上紅帽，鳥瞰般地看著我道，“你那條水珠形圖案的領帶，應該在您家以外的場所找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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