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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爾薩諾夫雖然沒有開業行醫,可是他認為自己不該拒絕參加會診。而這個時期,也就是他當了教授一年以后,同韋拉·巴夫洛夫娜結婚之前一年,彼得堡的那些開業名醫就開始多次邀請他去參加會診。原因有兩個。第一,在世上确有個克勞德·貝爾納,住在巴黎。有一位名醫不知何故竟怀著研究學問的目的到了巴黎,親眼見到了克勞德·貝爾納——一個活生生的現實的克勞德·貝爾納。他向這個克勞德·貝爾納做了自我介紹,從官銜、職稱、得過的勳章和他給醫過病的知名人士都一一談到。克勞德·貝爾納听他介紹了不到半小時,就說道:“您到巴黎來研究醫學真是白費工夫,您完全沒有必要從彼得堡來這里。”那位名醫把這件事當作自己工作的鑒定書,回彼得堡后經常提到克勞德·貝爾納的名字,一晝夜不下十次之多,并且至少有五次要在名字前面加上“我那位博學的朋友”或者“我那位有名望的科學同行”。從此以后,人們怎能不邀請基爾薩諾夫參加會診呢?不能不請。第二個原因就更為重要了:所有的醫學名人都看到基爾薩諾夫不會去搶他們出診的机會,不僅不會,即使強求他,他也不接受。誰都知道,在開業名醫中有這樣一种風習:假如一位名醫診斷出某個病人由于命運的惡意撥弄,患了不治之症,無論是礦泉水還是外國的療養地都無濟于事,他已在劫難逃,那么就該把這病人推給別的醫生,只要你接受,那名醫說不定情愿自己給病人來出錢呢。那些想推出病人的名醫找到基爾薩諾夫的頭上,他也很少接受,經常總是介紹給自己開業的朋友,而他自己只看一些從醫學方面來說最有趣的病例。怎么能不邀請這樣一位同行來會診呢?連克勞德·貝爾納都知道他,而他又不會搶別人的机會。
  百万富翁波洛佐夫請的就是醫界泰斗之一,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病危時,會診一直都是請名醫參加。最后,病情惡化,名醫們只好下決心邀請基爾薩諾夫。在名醫們看來,這确實是個難題:病人身上什么毛病也沒有,而体力卻日漸衰竭。必須找出病來。主治醫師想出了一個“atrophia nervorum”——“神經營養中斷症”。我不知道世上是否有這樣的病症,如果真有,那么就是我也能明白它必定是不治之症。如果明知無法治卻偏得治,那就讓基爾薩諾夫或者他的朋友中那些不管不顧的毛頭小伙子去治吧。
  于是又舉行了一次有基爾薩諾夫參加的會診。他們檢查病人,還進行盤問。病人從容不迫,心平气和地回答。可是基爾薩諾夫剛听了几句便停了下來,只是在一旁觀看名醫們對她的檢查和盤問。當他們完成了此种場合的禮儀要求后,自己已累得筋疲力盡,病人也被折磨得苦不堪言,這才問基爾薩諾夫:“您認為怎樣,亞歷山大·馬特韋伊奇?”他答道:“我還沒有好好地檢查過病人。我要留下來,這個病例很有意思。如果還需要再進行一次會診,我會告訴卡爾·費多雷奇的。”卡爾·費多雷奇就是那位主治醫生,他為可以從這個“atrophia nervorum”中脫身,而喜形于色了。
  大家都走了,基爾薩諾夫坐到了病人的床邊。病人略含譏諷地微微一笑。
  “可惜我跟您不熟,”他開始說,“一個醫生需要信任,我也許能夠得到您的信任。他們都不了解您的病,治您的病需要一點靈气。听听您的胸部,給您些藥水,都沒有用處。需要的只有一件事:弄清您的情況。跟您一起考慮出個什么辦法來。您可以在這方面幫幫我嗎?”
  病人默不作聲。
  “您不愿跟我談話嗎?”
  病人默不作聲。
  “您大概是想叫我走開吧。我只求您讓我待十分鐘。要是過十分鐘后您還像現在一樣,認為我待在這儿也無濟于事,那我就走開。您知道嗎?您只是憂愁,沒有什么大毛病。您知道嗎?如果您這种精神狀態持續下去的話,再過兩三個星期,也許不用兩三個星期,您就沒救了。也許連兩個星期您也活不到了。現在您還沒有肺病,可是肺病眼看不遠了,您年輕輕的,又是處在這种條件下,肺病發展得會非常之快,只要几天就能喪命。”
  病人默不作聲。
  “您不回答,您依然無動于衷,可見我的話對您并不新鮮。您不回答就等于默認。您知道,任何別人處在我的地位會怎么做?他會跟您父親去說。要是我跟您父親談談倒有可能挽救您,不過如果您認為不妥,我就不這樣做。為什么?我遵循的原則是:決不違反一個人的意愿去為他做任何事。自由高于一切,甚至高于生命。要是您不愿意我去了解使您陷人這种險境的原因,我就不去了解。即便您說您想死,我也只是請求您給我解釋一下,您產生這种想法的原因。即使我覺得您的原因不能成立,我也還是沒有權利來干涉您。如果我覺得您的原因能夠成立,我就應該而且准備幫助您。我准備給您毒藥。我擔保了這些條件,再請求您把病因告訴我。”
  病人默不作聲。
  “您既然不愿意回答,我也沒有權利追問了。但是,我可以請您容許我講一件我自己的事嗎?那對于增進我們彼此的信任會有些幫助。可以嗎?謝謝您。不論是什么原因,您總會很痛苦的吧?我也同樣,我狂熱地愛著一個女人,可她甚至都不知道,而且永遠不會知道我愛她。您同情我嗎?”
  病人還是默不作聲,卻略帶傷感地微微一笑。
  “您默不作聲,可是您掩飾不住我的這几句話已經比原先的那些話多少引起了您的一點注意,這就夠了。我看出您痛苦的原因是跟我一樣的。您是愿意死嗎?我很了解這點。不過害肺病而死拖的時間長,太痛苦。我准備幫助您死,如果我不能在別的方面幫助您的話。我說過我准備給您毒藥,一种最好的毒藥,吃了能死得快,毫不痛苦。您愿不愿意在這項條件下給我提供一個了解您的真實處境的辦法,您是否真像您感覺的那樣走投無路?”
  “您不騙人嗎?”病人終于說話了。
  “您仔細瞧瞧我的眼睛,就會看出我不會騙人。”
  病人遲疑了一會。
  “不行,我對您畢竟了解太少了。”
  “別人處在我的地位,一定會說使您感到痛苦的那种感情是十分美好的感情。我還不會這樣說。您父親知道您的感情嗎?請您記住:沒有您的許可,我不會跟他談這個的。”
  “他不知道。”
  “他疼愛您嗎?”
  “嗯。”
  “您猜我現在要對您講些什么?您說他疼愛您。我听說他是個明白人。您根据什么認為坦白地告訴他您的感情是徒勞無益的,認為他就不會同意呢?我認為,如果障礙只在于您的心上人生活清貧,您是可以解除顧慮試著去說服您父親,求得他同意。這表明您認為您父親對他的印象极坏,所以您在他面前絕口不提,不可能再有別的原因了。對嗎?”
  病人又默不作聲了。
  “看來我沒有錯。現在我怎么想呢?您父親這個人很有生活經驗,他會看人,您卻沒有經驗。假如他覺得某人坏,您覺得好,那么多半是您看錯了,而不是他。您看,我應該這么想。您要知道我為什么對您講叫您不快的話嗎?我這就告訴您。您听了我的話可能會生气,恨我,但您還是會對自己說:他想什么,就說什么,心口一致,他不裝腔作勢,不愿欺哄我。我會贏得您的信任。我跟您說的是實話,對嗎?”
  病人又遲疑起來:不知回答還是不回答。
  “您是個怪人,大夫。”她終于說道。
  “不,怪是不怪,就是不像騙子。我怎么想的,就照直說出來。不過那只是我的猜測,也許是我錯了。您給我一個机會查問查問。請把您那喜歡的人的名字告訴我,然后我就跟您父親談一談,只要您同意。”
  “您對他能說什么?”
  “他熟悉那人嗎?”
  “嗯”
  “既然這樣,我就對他說,請他同意您的婚事,不過有個條件,別馬上确定婚期,過兩三個月再說,好讓您有時間冷靜地考慮考慮,您父親的看法是否正确。”
  “他不會同意的。”
  “多半會同意的。如果不同意,我再照我說過的那樣來幫助您。”
  基爾薩諾夫就這樣說了半天,終于使病人把那人的名字告訴了他,而且准許他跟父親去談。可是說服父親比說服她更困難。波洛佐夫听說他女儿体力衰弱是由愛情無望所致,感到很惊异。等到他听到她愛上的那人的名字,就更惊异了。他斬釘截鐵地說:“与其嫁他還真不如死了好。她若死掉,這無論對她或對我,痛苦都會更小些。”事情非常難辦,特別是當基爾薩諾夫听完波洛佐夫的理由以后,發現真理果然是在老人一邊,不在女儿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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