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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爾赫斯的名字像奧林匹斯山上的神明，被永久地寫進了文學的神話。但是，時至今日，各种各樣的怀疑与不屑，也恰似博爾赫斯的詩文，“幽靈般”（瑪利亞·儿玉語）地圍繞著他的墓碑。剛剛由阿根廷出版社出版的《反博爾赫斯》便是這樣一個或一些不倦的“幽靈”。 此書由馬丁·埃內斯托·拉法格選編，輯錄了博爾赫斯出道以來，各個時期有關博爾赫斯的“不和諧音符”。全書共六章，包括１６篇代表性評論，凡３８３頁。第一篇評論寫于１９２６年，當時博爾赫斯還是個初出茅廬的“极端主義詩人”。作家奧爾蒂斯在這篇文章中開宗明義，說不知道博爾赫斯“是怎樣將彼此對立的運動扼殺或者協調在其精神之中的”。但除此之外，他對博爾赫斯可以說是褒揚有加。 著名學者兼作家恩里克·安德森·因貝特的批評就犀利得多，他在題為《〈傳聲筒〉雜志的讀者調查》一文中指責《傳聲筒》雜志虛張聲勢，認為“博爾赫斯只不過是個年輕詩人”，“他的詩作并不杰出”；“他的散文怪誕且缺乏人文品質，甚至連起碼的力度和新意都不具備”。認為博爾赫斯“只有形而上學的狡猾，卻無形而上學的血性”。他還批評博爾赫斯把民族文學傳統當作“空心核桃 ”并規勸他好好地思考一下阿根廷人的真正不足。這篇言辭率直的文章為后來（尤其是６０年代）左翼作家抨擊博爾赫斯奠定了基調。 緊接著因貝特，拉蒙·多爾的言辭更趨激烈。他批評《傳聲筒》雜志的所謂調查乃是對博爾赫斯的吹捧，“足見當下阿根廷知識精英正處在一個墮落的、短命的、死气沉沉的時期”，“所有的人似乎都在用吃奶的勁儿，汗流浹背地訴說關于死亡的死亡，關于臭气熏天的臭气熏天。”多爾還逐一批駁了博爾赫斯在《探討集》中關于阿根廷和阿根廷文學的“歪理邪說”。 ４０年代到５０年代，拉美作家對博爾赫斯的批評總体上趨于和緩与深廣。以阿道夫·普里埃托為代表的新一代文人開始比較公允地正視博爾赫斯。誠如普里埃托所說的那樣，博爾赫斯的价值“与其說是因為他的作品，不如說是因為他的存在”。他稱博爾赫斯是“沒有文學的文學家”，他的作品“就像是一件价格昂貴的禮服，盡管穿著的机會只有一次”。 与此同時，也還有作家不依不饒，批評博爾赫斯是“知識界的敗類”，“滿足于空洞的自我欣賞”。 到了６０年代，隨著左派運動和校園文化的高漲，博爾赫斯几乎成為眾矢之的。人們批評他是個徹頭徹尾的“外國作家”，既不珍惜民族文化，也不關心人民的疾苦：“雖擁有寫作技巧，但卻毫無生命气息”。有的作家，如阿貝拉爾多 ·拉莫斯、埃爾南德斯·阿雷吉、利波里奧·胡斯托等，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階級分析方法評析博爾赫斯，稱他患有嚴重的“大眾恐怖症”，以至于鑽進文學小巷、陷入生活溝壑而不能自拔。他們視博爾赫斯為“資產階級沒落作家” ，一心要阻礙一切進步思潮。 ７０年代的新左派雖然繼續視博爾赫斯為“貴族作家”，但批判話語明顯改變，最典型的例子是布拉斯·馬塔莫羅的《迷霧背后是英國》。這是一篇很有深度的文章，它不但挑明了博爾赫斯与西方文化特別是英國文化的親緣關系，而且從“拒絕數理性”、“拒絕歷史性”、“拒絕心理學”、“對話語的否定和破坏 ”等不同角度分析了博爾赫斯的虛無觀和保守主義、個人主義等等。 ８０年代到９０年代，早已被西方輿論定于一尊的博爾赫斯成了阿根廷乃至拉美文學的一种象征。嘹亮的贊揚聲淹沒了“不和諧音符”，但多少給人以“出國轉內銷”的感覺。于是，仍有一些執著的人冒不敬之大不韙。 當然，它們已經絲毫影響不了博爾赫斯。 《南方周末》 2000年06月3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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