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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海浪在他腳下拍打著岸邊的亂石。從遙遠的土耳其吹來的干燥的海風,吹拂著他的臉。這里的海岸曲折地彎進陸地,形成一個港灣,港口有一條鋼骨水泥的防波堤。蜿蜒起伏的山巒伸到海邊突然中斷了。市郊的一座座小白房像玩具似的,順著山勢向上,伸展到很遠的地方。
  古老的郊區公園里靜悄悄的。很久沒有人收拾的小徑長滿了野草。被秋風吹落的枯黃的槭樹葉,慢慢地飄向地面。
  一個波斯老車夫把保爾從城里拉到這里。他扶著這位古怪的乘客下車的時候,忍不住問道:“你到這儿來干嗎?沒姑娘,也沒戲院,只有胡狼……真不明白,你來干什么!還是坐我的車回去吧,同志先生!”
  保爾付了車錢,老車夫也就走了。
  公園里一個人也沒有。保爾在海邊找到一條長凳,坐了下來,讓已經不太熱的太陽照著他的臉。
  今天,他特意到這僻靜的地方來,回顧他的生活歷程,考慮今后怎么辦。該是進行總結,做出決定的時候了。
  保爾第二次到丘察姆家,使這一家的矛盾激化到了极點。
  老頭子听說他來了,暴跳如雷,在家里大鬧了一場。領著母女三人進行反抗的,當然是保爾了。老頭子沒有想到,妻子和女儿會給他這樣有力的反擊。從保爾來到那天起,這一家人就分開過了,兩邊的人互相敵對,彼此仇視。通向兩個老人房間的過道釘死了,把一間小廂房租給了保爾。房錢是預先付給老頭子的。他似乎很快也就坦然了:兩個女儿既然同他分了家,就再也不會向他要生活費用了。
  從外交上著想,阿莉比娜仍然跟老頭子住在一起。老頭子不愿意同那個冤家照面,從來不到年輕人這邊來。但是在院子里,他卻像火車頭一樣喘著粗气,表示他是這里的主人。
  老頭子沒有到合作社工作以前,會兩門手藝——掌鞋和做木工活。他把板棚改成了作坊,抽空撈點外快。現在,為了同房客搗亂,他故意把工作台搬到保爾的窗子底下,幸災樂禍地使勁敲釘子。他非常清楚,這樣一來保爾就看不成書了。
  “等著瞧吧。我早晚要把你赶出去……”他低聲嘟噥著。
  在接近地平線的遠方,遠航輪船吐出來的黑煙,像烏云一樣在漸漸擴散。一群海鷗尖叫著,向海上飛去。
  保爾雙手抱著頭,陷入了沉思。他的一生,從童年到現在,一幕幕在他眼前閃過。這二十四年他過得怎樣?好,還是不好?他一年又一年地回憶著,像一個鐵面無私的法官,檢查著自己的一生。結果他非常滿意,這一生過得還不怎么坏。
  當然也犯過不少錯誤,有時是因為糊涂,有時是因為年輕,多半則是由于無知。但是最主要的一點是,在火熱的斗爭年代,他沒有睡大覺,在奪取政權的激烈搏斗中,他找到了自己的崗位,在革命的紅旗上,也有他的几滴鮮血。
  我們的旗幟在全世界飄揚,
  它燃燒,放射出燦爛的光芒,
  那是我們的熱血,鮮紅似火……
  他小聲誦讀著他喜愛的一首歌曲中的詩句,難為情地笑了。“老弟,你那點英雄浪漫主義,還沒有完全扔掉呢。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東西,你總愛給它們抹上一層絢麗的色彩。
  可要說到辯證唯物主義的鋼鐵邏輯,老弟,那你就差勁啦。著忙生什么病呢?過五十年生也不晚嘛。同志,現在應該學習,正是大好時机。而眼下要緊的是活下去,他媽的。我怎么那么早就給捆住了手腳呢?”他十分痛苦地想著,五年來第一次惡狠狠地罵開了娘。
  難道他能料到這种飛來的橫禍嗎?老天爺給了他一副什么都經受得起的、結結實實的身板。他回想起小時候跟風比賽,飛快地奔跑,爬起樹來跟猴子一樣靈活,四肢有力、肌肉發達的身子輕而易舉從這根樹枝挪騰到那根樹枝上。但是動亂的歲月要求人們付出超人的力量和意志。他沒有吝惜,無保留地把全部精力奉獻給了以不滅的火焰照亮他生活之路的斗爭。他獻出了他擁有的一切,到了二十四歲,風華正茂之時,正當胜利的浪潮把他推上創造性幸福生活的頂峰,他卻被擊中了。他沒有馬上倒下,而是像一個魁偉的戰士,咬緊牙關,追隨著胜利進擊的無產階級的鋼鐵大軍。在耗盡全部精力以前,他沒有离開過戰斗的隊伍。現在他身体垮了,再也不能在前線堅持戰斗。唯一能做的事是進后方醫院。他還記得,在進攻華沙的激戰中,一個戰士被子彈打中了,從馬上跌下來,摔倒在地上。戰友們給他匆忙地包扎好傷口,把他交給衛生員,又翻身上馬,追赶敵人去了。騎兵隊伍并沒有因為失去一個戰士而停止前進。為偉大的事業進行斗爭的時候就是這樣,也應該是這樣。不錯,也有例外。他就見到過失去雙腿的机槍手,在机槍車上堅持戰斗。這些戰士對敵人來說是最可怕的人,他們的机槍給敵人送去死亡和毀滅。這些同志意志如鋼,槍法准确,他們是團隊的驕傲。不過,這樣的戰士畢竟不多。
  現在,他身体徹底垮了,失去了重新歸隊的希望,他該怎樣對待自己呢?他終于使巴扎諾娃吐露了真情,這個女醫生告訴他,前面還有更可怕的不幸等待著他。怎么辦?這個惱人的問題就擺在面前,逼著他解決。
  他已經失去了最寶貴的東西——戰斗的能力,活著還有什么用呢?在今天,在凄涼的明天,他用什么來證明自己生活得有价值呢?又有什么來充實自己的生活呢?光是吃、喝、呼吸嗎?當一名力不從心的旁觀者,看著戰友們向前沖殺嗎?
  就這樣成為戰斗隊伍的累贅嗎?他想起了基輔無產階級的領袖葉夫格妮亞·博什。這位久經考驗的女地下工作者得了肺結核,喪失了工作能力,不久前自殺身亡。她在簡短的留言中解釋了這樣做的理由:“我不能接受生活的施舍。既然成了自己的党的病患,我認為繼續活下去是不必要的。”把背叛了自己的肉体也消滅掉,怎么樣?朝心口開一槍,就完事了!過去既然能夠生活得不坏,現在也應該能夠适時地結束生命。一個戰士不愿再受臨終前痛苦的折磨,誰能去責備他呢?
  他的手摸到了口袋里光滑的勃朗宁手槍,手指習慣地抓住了槍柄。他慢慢掏出手槍。
  “誰想到你會有今天?”
  槍口輕蔑地直視著他的眼睛。他把手槍放到膝上,惡狠狠地罵了起來:“這算什么英雄,純粹是冒牌貨,老弟!任何一個笨蛋,隨便什么時候,都會對自己開一槍。這樣擺脫困境,是最怯懦、最省事的辦法。生活不下去——就一死了之。對懦夫來說,也不需要更好的出路。你試過去戰胜這种生活嗎?你盡一切努力沖破這鐵環了嗎?你忘了在諾沃格勒—沃倫斯基附近,是怎樣一天發起十七次沖鋒,終于排除万難,攻克了那座城市嗎?把槍藏起來吧,永遠也不要對任何人提起這件事。
  就是到了生活已經無法忍受的時候,也要善于生活下去,要竭盡全力,使生命變得有益于人民。”
  他站起來,朝大道走去。一個過路的山里人赶著四輪馬車,順路把他拉進城里。進城后,他在一個十字路口買了一份當地的報紙。報上登著本市党組織在杰米揚·別德內依俱樂部開會的通知。保爾回到住處的時候,已經是深夜了。他在積极分子會議上講了話,自己也沒有想到,這竟是他最后一次在大會上講話。
  達雅還沒有睡。保爾出去這么久沒有回來,她很擔心。他怎么啦?到哪儿去了呢?她發覺保爾那雙一向活潑的眼睛,今天顯得嚴峻而冷漠。他很少講到自己,但是達雅感覺到,他正在遭受某种不幸。
  母親房里的鐘敲了兩下,外面傳來了叩門聲。她立即披上外套,跑去開門。廖莉婭在自己房間里,喃喃地說著夢話。
  “我都擔心你出了什么事呢。”保爾走進過道的時候,達雅小聲對他說。她很高興他終于回來了。
  “我是到死也不會出什么事的,達尤莎。怎么,廖莉婭睡了嗎?你知道,我一點也不想睡。我要把今天的事跟你談一談。到你屋里去吧,要不,會把廖莉婭吵醒的。”他也小聲對她說。
  達雅猶豫了一下。她怎么好深更半夜還同他在一起談話呢?母親知道了,會怎么想呢?但是這話又不便對保爾講,他會不高興的。再說,他想告訴她什么呢?她一邊想,一邊已經走進自己的房間。
  “是這么回事,達雅,”他們在黑暗的房間里面對面地坐下之后,保爾壓低了聲音說。他倆离得很近,達雅連他的呼吸都可以感覺到。“生活起了這樣的變化,我自己也有點莫名其妙。這些日子我心情很不好。我不知道在這個世界上今后該怎么生活。有生以來,我從來沒有像這几天這樣苦悶。今天我召開了自己的‘政治局’會議,做出了非常重要的決議。
  我把這些話告訴你,你可不要感到奇怪。”
  保爾把近几個月的全部心情和今天在郊區公園里的許多想法都告訴了她。
  “情況就是這樣。現在談談主要的吧。你們家里的這場好戲剛剛開鑼,你得沖出去,吸吸新鮮空气,离開這個窩越遠越好。應該從新開始生活。我既然卷入了這場斗爭,咱們就把它進行到底。你我兩人的個人生活都不痛快。我決心放一把火,讓它燒起來。你明白這是什么意思嗎?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做我的妻子嗎?”
  達雅一直十分激動地听著他的傾訴,听到最后一句話,她感到很意外,不由得打了一個寒戰。保爾接著說:“達雅,我并不要求你今天就答复我。你好好地全面想一想。你一定不明白,這個人怎么不獻一點殷勤,不說一句甜言蜜語,就提出這种問題。要那套無聊的玩意儿干什么呢!我把手伸給你,就在這儿,小姑娘,握住它吧。要是這次你相信我,你是不會受騙的。我有許多東西是你需要的,反過來也是一樣。我已經想好了:咱們的結合一直延續到你成長為一個真正的人,成為我們的同志,我一定能幫助你做到這一點,不然,我就一點价值也沒有了。在這之前,咱們都不能破坏這個結合。一旦你成熟了,你可以不受任何義務的約束。
  誰知道,也許有一天我會完全癱瘓。你記住,到那時候我也絕不拖累你。”
  稍停片刻,他又親切而溫情地說:“現在我就請你接受我的友誼和愛情。”
  他握住她的手不放,心情很平靜,好像她已經答應了他似的。
  “你不會拋棄我嗎?”
  “達雅,口說不足為憑。你相信一點好了:像我這樣的人是不會背叛朋友的……但愿朋友們也不背叛我。”他辛酸地結束了他的話。
  “我今天什么都不能對你說,這一切來得太突然了。”她回答說。
  保爾站了起來。
  “睡吧,達雅,天快亮了。”
  他回到自己房間,和衣躺在床上,頭剛挨著枕頭,就睡著了。
  保爾房間里,靠窗有一張桌子,上面放著几摞從党委圖書館借來的書,一沓報紙和几本寫得滿滿的筆記。還有一張從房東那里借來的床,兩把椅子;有一扇門通達雅的房間,門上挂著一幅很大的中國地圖,上面插著許多紅色和黑色的小旗。保爾取得了當地党委的同意,可以利用党委資料室的書刊,党委還指定本城最大的港口圖書館主任當他的讀書指導。
  不久他就陸續借來了大批書籍。廖莉婭看著他,覺得很惊奇,他從清早到晚上一直埋頭讀書,做筆記,只在吃飯的時候才休息一會儿。每天晚上,他們三個人都在廖莉婭房間里談天,保爾把讀到的東西講給姐妹倆听。
  老頭子后半夜到院子里,總是看到那個不受歡迎的房客的窗戶里透出一線燈光。老頭子踮起腳,悄悄走到窗前,從窗板縫里看到了伏在桌子上讀書的保爾的頭。
  “別人都睡了,可這位呢,點著燈整宿不睡。大模大樣,像是他當家一樣。兩個丫頭也敢跟我頂嘴了。”老頭子悶悶不樂地想著,走開了。
  八年來,保爾第一次不擔任任何工作,有這么多的空閒時間。他像一個剛剛入門的學生,如饑似渴地讀著書,每天讀十八個小時。長此以往,他的健康會受到多大的危害,就難說了。幸好有一天,達雅像是隨便告訴他:“我把柜子搬開了,通你房間的門已經可以打開。你有什么事要找我談,可以走這個門,不用再穿過廖莉婭的房間了。”
  保爾的臉上露出了光彩。達雅高興地淺淺一笑——他們的結合成功了。
  從此,老頭子半夜里再也看不到廂房的窗戶透出燈光,母親開始發現達雅眼神里有掩飾不住的歡樂。她的兩只眼睛被內心的火燒得亮晶晶的,眼睛下面隱約現出兩塊暗影——這是不眠之夜的結果。這座不大的住宅里,經常可以听到吉他的琴聲和達雅的歌聲了。
  這個獲得了歡樂的女人也常常感到苦惱,她覺得自己的愛情好像是偷來的。有一點響動,她就要哆嗦一下,總覺得是母親的腳步聲。她老是擔心,万一有人問她為什么每天晚上要把房門扣上,她該怎么回答呢。保爾看出了她的心情,溫柔地安慰她說:“你怕什么呢?仔細分析起來,你我就是這里的主人。放心睡吧。誰也沒有權力干涉咱們的生活。”
  達雅臉貼著愛人的胸脯,摟著他,安心地睡著了。保爾久久地听著她的呼吸,一動也不動,生怕惊醒她的甜夢。他對這個把一生托付給他的少女,充滿了深切的柔情。
  達雅的眼睛近來總是那樣明亮,第一個知道這個原因的,是廖莉婭,從此,姐妹倆就疏遠了。不久,母親也知道了,确切些說,是猜到了。她警覺起來,沒有想到保爾會這樣。有一次,她對廖莉婭說:“達尤莎配不上他。這么下去會有什么結果呢?”
  她憂心忡忡,卻又沒有勇气同保爾談談。
  青年們開始來找保爾。小房間有時擠得滿滿的。蜂群一樣的嗡嗡聲不時傳到老頭子耳朵里。他們常常齊聲歌唱:
  我們的大海一片荒涼,
  日日夜夜不停地喧嚷……
  有時候唱保爾喜愛的歌:
  淚水洒遍茫茫大地……
  這是工人党員積极分子小組在集會,保爾寫信要求擔負一點宣傳工作,党委就把這個小組交給了他。保爾的日子就是這樣度過的。
  保爾雙手重新把住了舵輪,生活的巨輪几經周折,又朝著新的目的地駛去。他的目標是通過學習,通過文學,重返戰斗行列。
  但是,生活給他設置了一個又一個障礙,每次遇到波折,他都不安地想:這回對他達到目的地,不知道會有多大影響。
  突然,那個考大學不走運的喬治帶著老婆從莫斯科回來了。他住在革命前當過律師的岳父家里,不斷回來刮他母親的錢。
  喬治一回來,家庭關系更加惡化了。他毫不猶豫地站在父親一邊,并且同那個敵視蘇維埃政權的岳父一家串通一气,施展陰謀詭計,一心要把保爾從家里轟出去,把達雅奪回來。
  喬治回來以后兩個星期,廖莉婭在鄰區找到了工作,帶著母親和儿子搬走了。保爾和達雅也搬到很遠的一個濱海小城去了。
  半年過去了。國家開始進行偉大的工程。社會主義已經到了現實生活的門檻前面,正由理想變成人類智慧和雙手創造的龐然巨物。這座空前宏偉壯觀的大廈正在奠定它的鋼筋混凝土的地基。
  “鋼、鐵、煤”這三個有魔力的詞越來越多地出現在進行偉大建設的國家的報紙上。
  “要么我們跑完這段距离,赶上技術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用最短的時間,也建立起自己強大的工業,使我們在技術方面不依賴于資本主義世界,要么我們就被踩死,因為沒有鋼、鐵、煤,不要說建成社會主義,就是保住正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國家,也是辦不到的。”党通過領袖之口這樣告訴全國人民,于是全國出現了為鋼鐵而戰的空前熱潮,人們迸發出來的巨大激情世所未見。“速度”這個詞也發出了熱烈的行動號召。
  在久遠的古代,為抵抗貴族波蘭以及當時還強盛的土耳其的入侵,哥薩克分隊曾馳騁在扎波羅什營地上,殺得敵人聞風喪膽,如今在昔日的營地上,在霍爾季扎島近旁,另有一支部隊在安營扎寨。這是布爾什維克的部隊,他們決定攔腰截斷古老的第聶伯河,駕馭它那狂暴的原始力量,去開動鋼鐵的渦輪机,讓這條古老的河流像生活本身一樣為社會主義工作。人向自然界發動了進攻,在洶涌的第聶伯河的急流處,給它桀驁不馴的力量戴上鋼筋水泥的枷鎖。
  在三万名向第聶伯河開戰的大軍中,在這支大軍的指揮員中,有過去的基輔碼頭工人、現今的建筑工段段長伊格納特·潘克拉托夫。大軍從兩岸向河流夾擊,從戰斗打響的第一天起,兩岸之間就展開了社會主義競賽,這是工人生活中的新生事物。
  潘克拉托夫那碩大的身軀輕快地在跳板上、小橋上跑來跑去,一會儿在攪拌机旁跟弟兄們說兩句俏皮話,一會儿消失在土壕溝里,一會儿又突然在卸水泥和鋼梁的站台上露面。
  一大清早,他那佝僂的身子出現在“吃緊的”工區,直到深夜他才把終于疲乏了的巨大軀体放倒在行軍床上。
  有一次,他面對晨霧籠罩的河面,面對河岸上一望無際的建筑材料,看得出了神,不禁回想起森林中小小的博亞爾卡。當時似乎是一個大工程,同目前的情景相比,不過是一件儿童玩具罷了。
  “瞧咱們這气派,發展得多快,伊格納特好兄弟。第聶伯河這匹烈馬讓咱們給套住了。老爺子們再也不用在這急流險灘上折騰吃苦頭啦。給你一百万度電,沒說的!這才是咱們真正生活的開端,伊格納特。”一股熱流從他胸中涌起,仿佛他貪婪地喝下了一杯烈酒似的。“博亞爾卡那些弟兄們在哪儿呢?把保爾,還有扎爾基兩口子都叫來多好,咳!那我們就把左岸的人給蓋啦。”想到博亞爾卡,他又不由得想起了朋友們。
  那些跟他一起在隆冬季節大戰博亞爾卡的人,還有那些共同創建共青團組織的人,如今分散在全國各地,從熱火朝天的新建筑工地到遼闊無邊的祖國的偏僻角落,都在重建新生活。過去,他們那批早期共青團員,大約有一万五千人。有時在茫茫人海中相遇,真是親如手足。現在,他們那個小小的共青團已成為巨人。原先只有一個團員的地方,如今能拉出整整一個營。
  “沖我們來吧,小鬼頭們。前不久還在桌子底下鑽來鑽去呢。我們已經在前線干開了,他們還要媽媽用衣襟替他們擦鼻涕。一轉眼的工夫,都躥起來了,在工地上還拼命想把你攆到烏龜殼里去。對不起,這一招可不行。咱們還得走著瞧。”
  潘克拉托夫飽吸了一口河邊清新的空气,深深感受到一种滿足。二十歲的共青團員安德留沙·小托卡列夫在左岸第七工段當支部書記,今天晚上潘克拉托夫要把那個工段“挂到自己拖輪的鉤子上”,到那時他肯定也會有這种滿足感的。
  至于剛才他回憶起的那位朋友和戰友保夫魯沙·柯察金,他現在被拋棄在偏僻遙遠的濱海小城,為爭取歸隊而進行著頑強艱苦的斗爭,既有失敗的悲哀,也有胜利的歡樂。
  阿爾焦姆很少收到弟弟的信。每當他在市蘇維埃辦公桌上見到灰色信封和那有棱有角的熟悉的字体,他就會失去往常的平靜。現在,他一面撕開信封,一面深情地想:“唉,保夫魯沙,保夫魯沙!咱們要是住在一起該多好。
  你經常給我出出主意,對我一定很有用,弟弟!”
  保爾信上說:
  阿爾焦姆:
  我想跟你談談我的情況。除你以外,我大概是不會給任何人寫這樣的信的。你了解我,能理解我的每一句話。我在爭取恢复健康的戰場上,繼續遭到生活的排擠。
  我受到接連不斷的打擊。一次打擊過后,我剛剛站起來,另一次打擊又接踵而來,比上一次更厲害。最可怕的是我現在沒有力量反抗了。左臂已經不听使喚。這就夠痛苦的了,可是接著兩條腿也不能活動了。我本來只能在房間里勉強走動,現在從床邊挪到桌子跟前也要費很大勁。到這步田地大概還不算完。明天會怎么樣——還很難說。
  我已經出不去屋,只能從窗口看到大海的一角。一個人有一顆布爾什維克的心,有布爾什維克的意志,他是那樣迫不及待地向往勞動,向往加入你們全線進攻的大軍,向往投身到滾滾向前、排山倒海的鋼鐵巨流中去,可是他的軀体卻背叛了他,不听他的調遣。這兩者集中在一個人身上,還有比這更可怕的悲劇嗎?
  不過我還是相信我能夠重返戰斗行列,相信在沖鋒陷陣的大軍中也會有我的一把刺刀。我不能不相信,我沒有權利不相信。十年來,党和共青團教給了我反抗的藝術。領袖說過,沒有布爾什維克攻不克的堡壘,這句話對我也适用。
  阿爾焦姆,你會說我信里有許多熔化了的鋼鐵。本來嘛,我們的生活本身也不是靠蛤蟆的冷冰冰的血點燃起來的。我要你和我一道相信,保爾會回到你們身邊的,哥哥,咱們還要一起好好干呢。不可能不是這樣,要不然,當罪惡的舊世界已經在我們的馬蹄下聲嘶力竭地呻吟的時候,國內戰爭的火紅戰旗怎么還會使我們熱血沸騰呢?如果在棘手的,有時甚至是殘忍的生活面前我們屈膝下跪,承認失敗,那我們工人的堅強意志還從何說起呢?
  阿爾焦姆,朋友們听到這些話時,我有時也看到有人流露出惊奇的目光。誰知道,也許有人會想:他是讓理想遮住了眼睛,看不到現實。他們不明白我的希望寄托在什么地方。
  現在稍稍講講其他方面的情況。我的生活已形成了一個格局,局限在一塊小小的軍事基地上。這就是我的學習——讀書,讀書,還是讀書。阿爾焦姆,我已經讀了很多書,收獲頗丰。國外的、國內的著作我都讀。讀完了主要的古典文學作品,學完了共產主義函授大學一年級課程,考試也及格了。晚上我輔導一個青年党員小組學習。通過這些同志,我和党組織的實際工作保持著聯系。此外,還有達尤莎,她的成長和她的進步,當然還有她的愛情,她那妻子的溫存体貼。
  我們倆生活得很和美。我們的經濟情況是一目了然的——我的三十二個盧布撫恤金和達雅的工資。她正沿著我走過的道路走到党的行列里來:她以前給人家當佣人,現在是食堂里的洗碗女工(這個小城沒有工厂)。
  前几天,達雅拿回來第一次當選為婦女部代表的證件,興高采烈地給我看。對她來說,這不是一張普通的硬紙片。我注意地觀察著她,看到一個新人在逐步成長,我盡自己的全部力量幫助她。總有一天,她會進入一個大工厂,生活在工人集体中間,到那時候,她就會最后成熟了。目前在我們這個小城里,她還只能走這條唯一可行的道路。
  達雅的母親來過兩次。她不自覺地在拉女儿的后腿,要把她拉回到充滿卑微瑣事的生活中去,讓她再陷入狹隘、孤獨的生活圈子里。我努力勸說老太太,告訴她不應該讓她過去的生活在女儿前進的道路上投下陰影。但是,這一切努力都白費。我覺得,達雅的母親有一天會成為她走向新生活的障礙,跟這個老太太的斗爭是不可避免的。
                        握手。
                        你的保爾
  老馬采斯塔的第五療養院是一座石砌的三層樓房,修建在懸崖上開辟出來的平場上。四周林木環抱,一條道路曲折地通到山腳下。所有房間的窗戶全敞開著,微風吹拂,送來了山下礦泉的硫磺气味。保爾房間里只有他一個人。明天要來一批新療養員,那時他就有同伴了。窗外傳來一陣腳步聲。
  有好几個人在談話。其中一個人的聲音很耳熟,他在什么地方听到過這渾厚的男低音呢?他苦苦思索,終于把藏在記憶深處的一個還沒有忘卻的名字找了出來:英諾肯季·帕夫洛維奇·列杰尼奧夫,正是他,不會是別人。保爾蠻有把握地喊了他一聲。過了一分鐘,列杰尼奧夫已經坐在他的旁邊,快活地拉住他的手了。
  “你還活著哪?怎么樣,有什么好事讓我高興高興?你這是怎么啦,真正當起病號來了?這我可不贊成。你得向我學習。大夫也早說過我非退休不可,我就不听他們那一套,一直堅持到現在。”列杰尼奧夫溫厚地笑了起來。
  保爾体會到他的笑談中隱藏著同情,又流露出一絲憂慮。
  他們暢談了兩個小時。列杰尼奧夫講了莫斯科的新聞。從他嘴里,保爾第一次听到党關于農業集体化和改造農村的重要決定,他如饑似渴地听著每一句話。
  “我還以為你在你們烏克蘭的什么地方干工作呢。沒想到你這么倒霉。不過,沒關系,我原來的情況還不如你,那時候我差點躺倒起不來,現在你看,我不是挺精神嗎?現在說什么也不能無精打采地混日子。你明白嗎?這樣不行!我有時候也有不好的念頭,心想,也許該休息一下了,稍微松口气也好。到了這個歲數,一天干十一二個小時,真有點吃不消。好吧,那就想想,哪些工作可以分出去一部分,有時候甚至都要落實了,到頭來每次都是一個樣:坐下來辦‘移交’,一辦起來就沒個完,晚上十二點也回不了家。机器開得越快,小齒輪轉得也越快。現在我們的前進速度一天胜過一天,結果就是我們這些老頭也得像年輕時候一樣干。”
  列杰尼奧夫用手摸了摸高高的額頭,像慈父一般親切地說:“好,現在你講講你的情況吧。”
  列杰尼奧夫听保爾講他前些時候的生活,保爾注意到,列杰尼奧夫一直用炯炯有神的目光贊許地看著他。
  涼台的一角,在濃密的樹蔭下坐著几個療養員。緊緊皺起兩道濃眉,在小桌旁邊看《真理報》的,是切爾諾科佐夫。
  他穿著俄羅斯斜領黑襯衫,戴一頂舊鴨舌帽,瘦削的臉晒得黝黑,胡子好久沒有刮了,兩只藍眼睛深深地凹陷進去,一看就知道,他是個老礦工。十二年前,他參加邊疆區領導工作的時候,就放下了鎬頭,可是現在他的樣子,仍然像剛從礦井里上來的一樣。這從他的舉止言談上,從他講話的用詞上,都可以看得出來。
  切爾諾科佐夫是邊疆區党委常委和政府委員。他腿上得了坏疽,這個病折磨著他,不斷消耗他的体力。他恨透了這條病腿,因為它強迫他躺在床上已經快半年了。
  坐在他對面,抽著煙沉思的是亞歷山德拉·阿列克謝耶夫娜·日吉廖娃。她今年三十七歲,入党卻已有十九年了。在彼得堡做地下工作的時候,大家都管她叫“金工姑娘小舒拉”。差不多還是孩子的時候,她就嘗到了西伯利亞流放的滋味。
  坐在桌旁的第三個人是潘科夫。他低著那像古代雕像一樣美麗的頭,正在讀一本德文雜志,不時用手扶一扶鼻梁上的角質大眼鏡。說起來叫人難以相信,這個三十歲的大力士竟要費很大勁才能抬起那條不听使喚的腿。米哈伊爾·瓦西里耶維奇·潘科夫是個編輯、作家,在教育人民委員部工作,他熟悉歐洲,會好几种外語。他滿肚子學問,就連那個持重的切爾諾科佐夫對他也很尊重。
  “他就是跟你同屋的病友嗎?”日吉廖娃向坐在輪椅上的保爾那邊抬了抬頭,小聲問切爾諾科佐夫。
  切爾諾科佐夫放下報紙,臉上立刻露出了興奮的神情。
  “是呀,他就是保爾·柯察金。亞歷山德拉,您一定得跟他認識一下。他讓病給纏住了,不然把這個小伙子派到咱們那些難對付的地方去,倒是一把好手。他是第一代共青團員。
  一句話,要是咱們大家都扶他一把,他還可以工作。我是下了這個決心的。”
  潘科夫傾听著他們的談話。
  “他得的什么病?”日吉廖娃又小聲地問。
  “一九二○年受傷留下的病根。脊椎骨上的毛病。我問過這儿的大夫,你知道嗎,他們都擔心這個病會叫他全身癱瘓。你看有多嚴重!”
  “我馬上把他推過來。”日吉廖娃說。
  他們的友誼就是這樣開始的。保爾沒有想到,日吉廖娃和切爾諾科佐夫以后都成了他最親近的人,在后來病重的那几年里,他們是他最有力的支柱。
  生活還是和從前一樣。達雅做工,保爾學習。他剛要著手小組工作,一個新的不幸又偷偷地向他襲來:他雙腿癱瘓了。現在只有右手還能活動。他做了許多努力,都沒有效果,他知道再也不能行動了,這時候,他把嘴唇都咬出了血。達雅勇敢地掩飾著她的絕望和由于無力幫助他而產生的痛苦。
  他抱歉地微笑著說:“達尤莎,咱們倆离婚吧。反正也沒約定,碰到這种倒霉事還要一起過下去。這件事今天我要好好想一想,我親愛的小姑娘。”
  達雅不讓他說下去。她忍不住放聲痛哭起來。她哽咽著,把保爾的頭緊緊摟在怀里。
  阿爾焦姆知道弟弟又遭到新的不幸,寫信告訴了母親,瑪麗亞·雅科夫列夫娜扔下一切,立刻到儿子這里來了。老太太、保爾和達雅住在一起,婆媳倆處得很和睦。
  保爾繼續在學習。
  在一個陰濕的冬天的晚上,達雅帶回來她獲得第一個胜利的好消息——她當選為市蘇維埃委員了。從那時起,保爾就很少見到她。下班以后,達雅經常從她工作的那個療養院食堂,徑直到婦女部或蘇維埃去,深夜才回到家里。她雖然很疲勞,腦子里卻裝滿了新鮮事物。吸收她為預備党員的日子臨近了。她怀著十分激動的心情迎接這一天的到來。可是,偏偏在這個時候,一個新的不幸又突然襲來。保爾的病情在繼續發展。他的右眼發炎,火燒火燎的,疼得難以忍受,接著左眼也感染了。保爾有生以來第一次嘗到了失明的滋味——周圍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層黑紗。
  一個可怕的、不可逾越的障礙,默默地出現在道上,擋住了他的路。母親和達雅悲痛到了极點,他本人卻很冷靜,暗暗下定了決心:“應該再等一等。要是真的不可能再前進,要是為恢复工作所做的一切努力都被失明一筆勾銷,要是重返戰斗行列已經不可能——那就應該了結了。”
  保爾寫信給朋友們。他們紛紛來信鼓勵他堅強起來,繼續斗爭下去。
  就在他最痛苦的日子里,達雅激動而又高興地告訴他:“保夫魯沙,我現在是預備党員了。”
  保爾一面听她講党支部接收她入党的經過,一面回想自己入党前后的情況。
  “柯察金娜同志,這么說,咱們倆可以組成一個党小組了。”說著,他緊緊地握住了她的手。
  第二天,他寫信給區委書記,請他來一趟。傍晚,一輛濺滿泥漿的小汽車在房前停了下來,區委書記沃利梅爾走進屋里。他是個年過半百的拉脫維亞人,一臉絡腮胡子。
  他握住保爾的手,說:“日子過得怎么樣?你怎么這么不像話呀?起來吧,我們馬上派你下地干活去。”說完,他大笑起來。
  區委書記在保爾家里呆了兩個小時,甚至忘記了晚上還要開會。保爾說得很激動,拉脫維亞人一面听,一面在屋里踱來踱去,最后他說:“你別提小組的事了。你需要的是休息,再把眼病看出個結果來。不見得就沒辦法了吧。要不要到莫斯科去一趟,啊?你考慮一下……”
  保爾打斷了他的話:“我需要的是人,沃利梅爾同志,是活的人。孤單單一個人,我是活不下去的。我現在比任何時候都需要同活人接触。
  給我派几個年輕人來吧,最好是那些小青年。他們在你們鄉下,總想搞‘左’一點,嫌集体農庄不過癮,想搞公社。這些共青團小伙子你要是照看不到,他們就會冒到前邊去,脫离群眾。我過去就是這樣,這我知道。”
  沃利梅爾停下腳步問:“這些情況今天才從區里傳來,你是從哪儿知道的?”
  保爾微微一笑。
  “你大概還記得我愛人吧?你們昨天才吸收她入党。是她告訴我的。”
  “啊,柯察金娜,就是那個洗碗工?她是你愛人?哈哈,我還不知道呢!”他想了一下,用手拍了拍前額,接著說:“有了,我們給你派個人來吧,就是列夫·別爾謝涅夫。這個同志再合适不過了。你們兩個脾气挺相近,准合得來。你們有點像兩只高頻變壓器。你知道嗎,我以前當過電工,所以愛用這樣的字眼,打這樣的比喻。列夫還會給你裝上個收音机,他是個無線電專家。你知道,我常在他家听耳机子,一听就是半夜兩點。連我老伴都起了疑心,說:你這老鬼,天天晚上到哪儿逛去了?”
  保爾微笑著問:“別爾謝涅夫是個什么樣的人?”
  沃利梅爾來回走累了,坐到椅子上說:“別爾謝涅夫是咱們區的公證人,但是,他當公證人就跟我跳芭蕾舞一樣外行。不久前他還是個大干部。一九一二年參加革命,十月革命時入了党。國內戰爭時期他是軍級干部,在騎兵第二集團軍革命軍事法庭工作;在高加索跟熱洛巴一起消滅過‘白虱子’。他到過察里津,去過南方戰線,在遠東主管過一個共和國的最高軍事法庭。他這人什么艱難困苦都嘗過,后來肺結核把他撂倒了。他從遠東來到這儿。在高加索,他當過省法院院長,邊疆區法院副院長。最后他的兩個肺都坏了,眼看要不行了,這才強把他調到咱們這儿。這就是咱們這個不平常的公證人的來歷。這個職務挺清閒,所以他還活著。可是,今天悄悄讓他領導一個支部,明天又把他拉進區委會,接著,又塞給他一個政治學校讓他管,又要他參加監察委員會;成立處理難題的重要委員會時,都少不了他。除了這些,他還愛打獵,又是個無線電迷。別看他少了一個肺,可一點也不像病人。他精力很充沛。他要是死,大概也要死在從區委到法院的路上。”
  保爾提了個尖銳的問題,打斷了他的話,說:“你們為什么給他那么多工作呢?他在這儿比原先工作還忙。”
  沃利梅爾眯縫著眼睛,瞟了保爾一下。
  “要是讓你領導一個小組,再加點別的工作,別爾謝涅夫也准會說:‘你們為什么給他那么多工作呢?’可是他對他自己呢,卻又會說:‘宁可猛干工作活一年,也不躺在病床混五年’。愛惜人這件事,看來只有等社會主義建成之后才能做到了。”
  “他說得對。我也贊成干一年,反對混五年,不過我們還是常常隨便浪費人力,這等于犯罪。現在我才明白,這樣做与其說是英雄行為,不如說是任性和不負責任。直到現在我才開始懂得,我沒有權利這樣糟蹋自己的健康。原來這并不是什么英雄行為。要不是因為蠻干,我也許還可以再堅持几年。一句話,對我來說,‘左派’幼稚病是一個主要的危險。”
  “也就說得好听罷了,真讓他下床干起來,早就什么都不顧了。”沃利梅爾心里這樣想,但是沒有說出來。
  第二天晚上,別爾謝涅夫來看保爾,一直談到半夜才走。
  別爾謝涅夫离開新朋友的時候,心情就像剛剛見到了失散多年的弟弟一樣。
  早晨,有几個人爬上屋頂,架起了天線。別爾謝涅夫在房里一面安裝收音机,一面講著他經歷過的最有意思的事情。
  保爾看不見他,根据達雅的描述,知道他長著淡黃色的頭發,淺藍色的眼睛,体格勻稱,動作敏捷,也就是說,他的模樣跟保爾剛同他見面時想象的完全一樣。
  天黑的時候,三只小燈亮了,別爾謝涅夫庄重地把耳机遞給保爾。太空中傳來一片雜音。港口的莫爾斯電報机像小鳥一樣啁啾地叫著,輪船上的無線電台正在某個地方(看樣子是在近海)發報。一片嘈雜聲中,可變電感器的線圈突然收到了沉著而自信的聲音:“注意,注意,這里是莫斯科廣播電台……”
  小小的收音机,通過天線,可以收听到世界上六十個電台的播音。疾病割斷了保爾同生活的聯系,現在生活穿過耳机的膜片,又沖了進來,他又重新摸到了生活的強有力的脈搏。
  疲勞的別爾謝涅夫看見保爾兩眼閃爍著光芒,微微地笑了。
  家里的人全睡了。達雅在睡夢中不安地嘟噥著。她每天很晚才回家,又冷又累。保爾很少見到她。她越是一心扑在工作上,晚上空閒時間就越少,于是保爾想起了別爾謝涅夫的話:“如果一個布爾什維克的妻子也是党員,他們就不能常見面。這有兩個好處:一是彼此不會嫌棄,二是沒有時間吵嘴!”
  他怎么能反對呢?這本來是預料中的事。過去,達雅把她的每個晚上都給了他。那時候比現在有更多的溫暖,更多的体貼。不過,那時候她僅僅是個朋友、妻子,而現在則是他的學生和党內的同志。
  他懂得,隨著達雅的成長,她照顧他的時間會越來越少,他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
  保爾接受了輔導一個小組的任務。
  晚上,家里又熱鬧起來。保爾每天同青年人在一起度過几個小時,就會獲得新的活力。
  其余的時間他都听廣播,母親喂他吃飯,要費很大勁才能摘掉他的耳机。
  失明奪去的東西,無線電又給了他——他又可以學習了。
  他以無堅不摧的頑強意志進行學習,忘記了一直在發燒的身体,忘記了肉体的劇烈疼痛,忘記了兩眼火燒火燎的炎腫,忘記了嚴峻無情的生活。
  在馬格尼托戈爾斯克鋼鐵企業建筑工地上,繼保爾那一代共青團員之后,青年們高舉青年共產國際的旗幟,建立了功勳,當電波把這個消息傳來的時候,保爾感到無比幸福。
  他想象中出現了暴風雨——像狼群一樣猖獗的暴風雪和烏拉爾的嚴寒。狂風怒號,大雪舖天蓋地而來,就在這樣的黑夜里,由第二代共青團員組成的突擊隊,在明亮的弧光燈下,在龐大的建筑物頂上安裝玻璃,從冰雪嚴寒中搶救那個舉世聞名的聯合企業剛建成的第一批車間。基輔第一代共青團員頂風冒雪舖設的森林鐵路同它相比就顯得微不足道了。
  國家壯大了,人也成長了。
  在第聶伯河上,大水沖垮鋼閘,洶涌澎湃,淹沒了机器和人。又是共青團員們頂住天災,顧不上睡眠和休息,苦戰兩晝夜,終于把河水赶進了閘門。在這場艱巨的搶險斗爭中,走在前面的是新一代的共青團員。在英雄模范人物的名單中,保爾高興地听到了一個熟悉的名字——伊格納特·潘克拉托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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