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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胜利了。傷寒沒有能奪走保爾的生命。保爾已經是第四次跨過死亡的門檻，又回到了人間。臥床一個月之后，蒼白瘦削的保爾終于站起來，邁著顫巍巍的雙腿，扶著牆壁，在房間里試著走動。母親攙著他走到窗口，他向路上望了很久。 積雪融化了，小水洼閃閃發光。外面已經是乍暖還寒的早春天气了。 緊靠窗戶的櫻桃樹枝上，神气十足地站著一只灰胸脯的麻雀，它不時用狡猾的小眼睛偷看保爾。 “怎么樣，冬天咱們總算熬過來了吧？”保爾用指頭敲著窗戶，低聲說。 母親吃惊地看了他一眼。 “你在那儿跟誰說話？” “跟麻雀……它飛走了，真狡猾。”他無力地笑了笑。 百花盛開的春天到來了。保爾開始考慮回基輔的問題。他已經康复到能夠走路了，不過体內還潛伏著別的什么病。有一天，他在園子里散步，突然感到脊椎一陣劇痛，隨即摔倒在地上。他費了好大勁，才慢慢挪到屋里。第二天，醫生給他做了詳細的檢查，摸到他脊椎上有一個深坑，惊訝地叫了一聲，問：“這儿怎么有個坑？” “大夫，這是公路上的石頭給崩的。在羅夫諾城下，一顆三吋炮彈在我背后的公路上炸開了花……” “那你是怎么走路的？沒什么影響嗎？” “沒有。當時我躺了兩個來鐘頭，接著又繼續騎馬了。這是頭一回發作。” 醫生皺著眉頭，仔細地檢查了那個坑。 “親愛的，這可是非常討厭的事情。脊椎是不喜歡這种震動的。但愿它以后別再發作了。穿上衣服吧，柯察金同志。” 醫生掩飾不住自己的憂慮，同情地看著這個病人。 阿爾焦姆住在他老婆斯捷莎的娘家，斯捷莎年紀不大，長得很丑。她家是貧窮的農民。有一天，保爾順路去看阿爾焦姆。在肮髒的小院子里，有一個邋遢的斜眼小男孩在跑著玩。 他一看見保爾，就毫不客气地用小眼睛瞪著他，一面專心致志地摳鼻子，一面問：“你要干什么？是來偷東西的吧？最好快走，我媽媽可厲害啦！” 這時，破舊的矮木房的小窗戶打開了，阿爾焦姆在叫他：“進來吧，保夫魯沙！” 一個臉黃得像羊皮紙的老太婆，手里拿著火叉子，在灶邊忙著。她冷冷地瞧了保爾一眼，讓保爾走過去，接著把鍋勺敲得丁當亂響。 兩個留短辮子的大女孩，急忙爬到爐炕上，像沒有見過世面的野蠻人，好奇地探頭打量著客人。 阿爾焦姆坐在桌子旁，有點難為情。他的婚事，母親和保爾都不贊成。他是個血統工人，不知道為什么竟跟相處了三年的石匠女儿、美麗的被服厂女工加莉娜斷絕了關系，同難看的斯捷莎結了婚，入贅到這個沒有男勞動力的五口之家。 每天從机車庫下工以后，他的全部精力都花在犁杖上，重整那份衰敗的家業。 阿爾焦姆知道，保爾不贊成他，曾說他投入了“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的怀抱，因此，他觀察著弟弟，看他對這里的一切有什么反應。 兄弟倆坐了一會儿，說了一陣見面時常說的那些沒有什么意思的寒暄話，保爾就要起身告辭。阿爾焦姆不讓他走。 “等一等，跟我們一起吃點東西吧，斯捷莎這就拿牛奶來。 這么說，你明天就要走？你身体還很弱呢，保爾。” 斯捷莎走進房里，同保爾打過招呼，就叫阿爾焦姆到打谷場幫她搬東西。屋子里就剩下保爾和那個不愛答理人的老太婆了。窗外傳來了教堂的鐘聲，老太婆放下火叉子，不滿意地嘟噥著：“啊！我主耶穌，我成天忙這些鬼事情，連禱告都沒工夫了！”她摘下脖子上的披巾，斜眼看著客人，走到屋子的一個角落，那里挂著年久發黑、面帶愁容的圣像。她捏著三個瘦骨嶙峋的手指，在胸前划了一個十字。 “我們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為圣……”她嚅動著干癟的嘴唇，小聲說。 院子里，小男孩一下子騎到一只耷拉著大耳朵的黑豬身上。他雙手緊緊抓住豬鬃，兩只赤腳拼命踢它，高聲吆喝著，弄得那只豬團團打轉，哼哼亂叫。 “駕！駕！走啊，開步走！吁！別胡鬧！” 豬馱著孩子滿院亂跑，想把他甩下來，可是那個斜眼的調皮鬼卻騎得很穩當。 老太婆停止了祈禱，把頭探出窗外，喊道：“我叫你騎，摔不死你！快下來，你怎么不瘟死呢！給我滾開！你這小瘋子。” 那只豬到底把騎手甩下來了。老太婆滿意了，她又回到圣像跟前，做出滿臉虔誠的樣子，繼續祈禱：“愿你的國降臨……” 男孩哭哭啼啼，滿臉淚痕，走到門口，用袖子揩著摔傷的鼻子，疼得哼哼唧唧地喊：“媽媽呀——我要奶渣餃子！” 老太婆轉過身來，惡狠狠地罵道：“你這個斜眼鬼，連禱告也不讓我做。狗崽子，我這就讓你吃個夠！……”說著，就從凳子上抓起一根皮鞭。男孩立刻跑得無影無蹤了。那兩個女孩子在爐灶后面扑哧一聲，偷偷地笑了。 老太婆又第三次去祈禱。 保爾沒有等哥哥回來，就站起身來走了。他關柵欄門的時候，看見老太婆從靠邊的小窗戶探出頭來。她在監視他。 “什么鬼迷住了哥哥的心竅，把他勾引到這儿來了？現在他到死也擺脫不掉了。斯捷莎每年給他生一個孩子，他會像甲虫掉在糞堆里，越陷越深，弄不好連机車庫的工作也會丟掉。可我原來還想吸引他參加政治活動呢。”保爾走在小城闃無人跡的街道上，悒悒不樂地想。 但是，他想到明天就要离開這里，回到那個大城市去，那里有他的朋友和心愛的人們，他又高興了。那個大城市的雄偉的景象，蓬勃的生气，川流不息的人群，電車的轟隆聲，汽車的喇叭聲都使他為之神往。然而最吸引他的，還是那些巨大的石頭厂房和熏黑了的車間，机器，還有那滑輪的輕微的沙沙聲。他向往那巨輪飛速旋轉、空气中散發著机油气味的地方，向往那已經習慣了的一切。可是在這里，在這個僻靜的小城里，保爾漫步街頭，心里卻有一种難言的悵惘。難怪保爾覺得這個小城變得陌生和無聊了。連白天出去散散步，都會惹得人心里不痛快。比如說，當他從那些坐在台階上閒扯的長舌婦跟前走過的時候，常常听到她們急促地這樣議論：“瞧，姐妹們，哪儿來的這么個丑八怪？” “看樣子，是個癆病鬼。” “那件皮上衣倒挺闊气，准是偷來的……” 還有許多諸如此類令人厭惡的事情。 他跟這些早就一刀兩斷，對他來說，那個大城市變得更親切、更可愛了。那里有朝气蓬勃、意志堅強的階級弟兄，有勞動。 保爾不知不覺走到松林跟前，在岔路口停住了。右邊是陰森森的老監獄，有一道高高的尖頭木柵欄，把它和松林隔開。監獄后面是醫院的白色樓房。 就是在這里，在這空曠的廣場上，瓦莉亞和她的同志們被絞死了。保爾在原來設置絞架的地方默默地站了一會儿，然后走向陡坡，順坡下去，到了埋葬烈士的墓地。 不知道是哪個有心人，在墳墓周圍擺上了用云杉枝編的花圈，像給這塊小小的墓地修了一道綠色的圍牆。陡坡上挺拔的松樹高高矗立，峽谷的斜坡上綠草如茵。 這里是小城的邊緣，寂靜而冷清。松林在低語，春天的大地在复蘇，散發著潮濕的泥土气息。同志們就是在這里英勇就義的。他們為那些出生即貧賤、落地便為奴的人能過上美好的生活，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保爾慢慢地摘下了帽子。悲痛，巨大的悲痛，充滿了他的心。 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每個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回首往事，他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為卑鄙庸俗而羞愧；臨終之際，他能夠說：“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獻給了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解放全人類而斗爭。”要抓緊時間赶快生活，因為一場莫名其妙的疾病，或者一個意外的悲慘事件，都會使生命中斷。 保爾怀著這樣的思想，离開了烈士墓。 家里，母親在給儿子收拾出門的行裝，她很難過。保爾看著媽媽，發現她在偷偷地流淚。 “保夫魯沙，你別走啦，行嗎？我歲數大了，孤零零的一個人過日子多難受啊。不管養多少孩子，一長大就都飛了。那個城市有什么可留戀的呢？這儿一樣可以過日子嘛。是不是看中了哪個短尾巴的小鵪鶉了？唉！你們什么也不跟我這個老太婆說。阿爾焦姆成親，一句話也沒說。你呢，更不用說了。總要等你們生病了，受傷了，我才能見到你們。”媽媽一面低聲訴說著，一面把儿子的几件簡單衣物裝到一個干淨的布袋里。 保爾抱住母親的肩膀，把她拉到自己怀里。 “好媽媽，那儿沒有什么鵪鶉！你老人家不知道嗎？只有鵪鶉才找鵪鶉做伴。照你那么說，我不也成鵪鶉了嗎？” 他的話把母親逗得笑起來。 “媽媽，我發過誓，只要全世界的資產階級還沒消滅光，我就不找姑娘談情說愛。什么，你說要等很久？不，媽媽，資產階級的日子長不了啦……一個人民大眾的共和國就要建立起來，將來你們這些勞動了一輩子的老頭老太太，都送到意大利去養老。那個國家可暖和了，就在海邊上。那儿根本沒有冬天，媽媽。我們把你們安頓在資本家住過的宮殿里，讓你們在溫暖的陽光底下晒晒老骨頭。我們再到美洲去消滅資產階級。” “孩子，你說的那种好日子，我是活不到了……你爺爺就是這個樣子，脾气特別古怪。他是個水兵，可是真像個土匪，愿上帝饒恕我這么說！那年他在塞瓦斯托波爾打仗，回到家里，只剩了一只胳膊一條腿。胸口倒是戴上了兩個十字獎章，還有挂在絲帶上的兩個五十戈比銀幣，可是到后來老頭還是窮死了。他性格可倔強了。有一回他用拐棍敲了一個官老爺的腦袋，為這事蹲了差不多一年大牢。十字獎章也沒幫上忙，人家照樣把他關了起來。我看你呀，跟你爺爺一模一樣……” “怎么啦？媽媽，咱們這回分別，干嗎要弄得愁眉苦臉的呢？把手風琴給我，我已經好久沒拉了。” 他低下頭，俯在那排珠母做的琴鍵上，奏出的新鮮音調使母親感到惊奇。 他的演奏和過去不一樣了。不再有那种輕飄大膽的旋律和豪放不羈的花腔，也不再有曾使這個青年手風琴手聞名全城的、令人如醉如痴的奔放情調。現在他奏得更和諧，仍然有力量，比過去深沉多了。 保爾獨自到了車站。 他勸母親留在家里，免得她在送別的時候又傷心流淚。 人們爭先恐后地擠進了車廂。保爾占了一個上舖，他坐在上面，看著下面過道上吵嚷的激動的人群。 還是和以前一樣，人們拖上來很多口袋，拼命往座位底下塞。 列車開動之后，大家才靜下來，并且照老習慣辦事，狼吞虎咽地吃起東西來。 保爾很快就睡著了。 保爾要去的第一所房子，坐落在市中心，在克列夏季克大街。他慢慢蹬著台階走上天橋。周圍的一切都是熟悉的，一點也沒有變。他在天橋上走著，一只手輕輕地撫摩著光滑的欄杆。快要往下走的時候，他停住了腳步——天橋上一個人也沒有。在深不可測的高空，展現出宏偉壯觀的夜景，令人看得入迷。黑暗給地平線蓋上了墨色的天鵝絨，無數星星在燃燒，恰似磷火閃閃發光。下面，在天地隱約相接的地方，是万家燈火，夜色中露出一座城市…… 有几個人迎著保爾走上橋來。他們激烈地爭論著，打破了黑夜的寂靜。保爾不再去看城市的燈火，開始走下橋去。 保爾到了克列夏季克大街軍區特勤部，傳達室值班的警衛隊長告訴他，朱赫來早就不在本市了。 他提出許多問題來盤問保爾，直到弄清楚這個年輕人确實是朱赫來的熟人，才告訴他，朱赫來兩個月以前調到塔什干去了，在土耳其斯坦前線工作。保爾非常失望，他甚至沒有再詳細打听，就默默地轉身走了出來。疲倦突然向他襲來，他只好在門口的台階上坐一會儿。 一輛電車開過去，街上充滿了轟隆轟隆的聲音。人行道上是不盡的人流。多么熱鬧的城市啊：一會儿是婦女們幸福的歡笑聲，一會儿是男人們低沉的交談聲，一會儿是年輕人高亢的說笑聲，一會儿是老年人沙啞的咳嗽聲。人來人往，川流不息，腳步都是那樣匆忙。電車上燈火通明，汽車前燈射出耀眼的光芒，隔壁電影院的廣告周圍，電燈照耀得如同一片火光。到處是人，整條街上都是不絕的人聲。這就是大城市的夜晚。 大街上的喧嚷和繁忙多少減輕了他因為朱赫來的离去而產生的惆悵。但是，上哪里去呢？往回走，到索洛緬卡去嗎——那里倒有不少朋友，就是太遠了。离這里不遠是大學環路，那里的一所房子自然而然地浮現在眼前。他現在當然應該到那里去。本來嘛，除了朱赫來之外，他首先想看望的同志不就是麗達嗎？到了那里，他還可以在阿基姆房間里過夜。 他遠遠地就看到了樓角窗戶上的燈光。他盡力使自己不要激動，拉開了那扇柞木大門。他上了樓梯，在門外站了几秒鐘，听到麗達房間里有人談話，還有人在彈吉他。 “呵！這么說，連吉他也讓彈了？規矩放松了。”保爾心里想，一面用拳頭輕輕地敲了敲門。他感到心情激動，赶忙咬緊了嘴唇。 開門的是一個不認識的青年女子，兩鬢垂著鬈發。她上下打量著保爾，問：“您找誰？” 她沒有關門，保爾掃了一眼房內陌生的陳設，就什么都明白了，不過他還是問了一句：“我找烏斯季諾維奇，她在嗎？” “她不在這儿了，一月份就到哈爾科夫去了，听說又從哈爾科夫到了莫斯科。” “那么，阿基姆同志還住在這儿吧？他也搬走了嗎？” “阿基姆同志也搬走了。他現在是敖德薩省團委書記。” 保爾無可奈何，只好轉身走了。回到這個城市的喜悅心情已經暗淡了。 現在要認真考慮一下在哪里過夜的問題了。 “照這樣一家家找下去，走斷了腿也找不到一個人。”保爾克制著內心的苦惱，悶悶不樂地咕噥著。不過，他還是決定再碰碰運气——找潘克拉托夫去。他就住在碼頭附近，找他總比到索洛緬卡近得多。 保爾已經走得精疲力竭，總算到了潘克拉托夫家門口。他敲了敲曾經油成紅褐色的門，暗暗下了決心：“要是他也不在，我就不再跑了，干脆鑽到小船底下睡一宿。” 一個老太太開了門，她頭上扎著一塊朴素的頭巾，這是潘克拉托夫的母親。 “大娘，伊格納特在家嗎？” “他剛回來，您找他嗎？” 她沒有認出保爾，回頭喊道：“伊格納特，有人找你！” 保爾跟她走進房里，把口袋放在地上。潘克拉托夫一面嚼著面包，一面從桌子旁邊轉過身來，對客人說：“既然是找我，你就坐下談吧，我得先把這碗湯灌下去。 從大清早到現在，只喝了點白開水。”潘克拉托夫拿起了一把大木勺。 保爾在他旁邊的一張破椅子上坐下來，摘下帽子，習慣地用帽子揩了揩前額，心想：“難道我變得這么厲害，連伊格納特都認不出我來了？” 潘克拉托夫喝了兩勺湯，沒有听到客人說話，又轉過頭來，說：“說吧，你有什么事？” 他拿著一塊面包，正往嘴里送，突然手在半路上停了下來。他一下愣住了，眨著眼睛說：“啊！……等一等……呸！你真會胡鬧！” 保爾看見潘克拉托夫緊張得滿臉通紅，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 “是你，保爾！我們還以為你死了呢！……等一等，你到底是誰？” 潘克拉托夫的母親和姐姐听到他的喊聲，從隔壁房間跑了過來。他們三個人一起，終于認出了站在他們面前的确實是保爾。 家里人早都睡了，潘克拉托夫還在給保爾講四個月來發生的各种事情。 “扎爾基、杜巴瓦和什科連科去年冬天就到哈爾科夫去了。這三個家伙不是去干別的，而是上了共產主義大學。扎爾基和杜巴瓦進的是預科，什科連科上一年級。我們一共十五個人參加考試。我是心血來潮，也跟著報了名。心想，肚子里淨是稀湯，也得裝點干貨進去。哪知道，考試委員會卻把我推上了沙灘，讓我擱淺了。” 潘克拉托夫气呼呼地哼了一聲，又接著說：“開頭事情倒挺順當。一切條件我都合格，党證有，團齡也夠，經歷和出身更不成問題，雞蛋里挑不出骨頭來。但是一到政治考試，我就倒霉了。 “我讓考試委員會的一個同志給卡住了。他問了我這么一個小問題：‘請您說說，潘克拉托夫同志，您對哲學有什么認識？’你知道，我對哲學是一竅不通。可是我馬上想起來，我們那儿有過一個裝卸工，上過中學，是個流浪漢。他當裝卸工是為了做做樣子。有一回，他對我們說：從前，天曉得是什么時候，在希腊有那么一些自以為了不起的學者，人們都管他們叫哲學家，其中有那么一個寶貝，名字我記不清了，好像叫伊杰奧根〔這里是指第奧根（約公元前４０４—前３２３年），古希腊哲學家。——譯者〕，他一輩子都住在木桶里，還有一些別的怪毛病……他們當中最有能耐的一個，能夠用四十种方法證明黑的就是白的，白的就是黑的。一句話，他們都是些胡說八道的家伙。你瞧，我一下子想起了那個中學生講的故事，心想：‘這位考試大員竟想從右翼包抄我。’他狡猾地看著我。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放了一炮。我說：‘哲學就是空口說白話，故弄玄虛。同志們，我才不想學這种胡說八道的玩意儿呢。更說党史嘛，我可滿心喜歡學。’他們一听，就刨根問底，讓我講講我的這些新見解是從哪儿來的。我把中學生的話添油加醋地說了一遍，考試委員們全都哈哈大笑起來。我气坏了。 “‘怎么著，你們把我當傻瓜嗎？’說完，我抓起帽子就回家了。 “后來，我在省委碰到了那位考試委員，他跟我談了三個多鐘頭。原來，是那個中學生胡說八道。哲學其實是一門很不簡單的大學問。 “杜巴瓦和扎爾基都考上了。當然，杜巴瓦念過不少書，可扎爾基并不比我強多少。不用說，這是他的勳章起了作用。一句話，我落了一場空。后來。叫我在碼頭上抓業務，代理貨運主任。我以前總是為了青年的事跟那些頭頭們發生沖突。現在我自己也管起生產來了。有時候，要是有人偷懶或者馬虎大意，我就同時以主任和共青團書記的身份對付他。對不起，他什么也別想瞞過我。好了，我自己的事，以后再談吧。還有什么新聞沒跟你說呢？阿基姆的情況你已經知道了。團省委的老熟人，只有圖夫塔還在老地方沒動。托卡列夫在索洛緬卡區當党委書記，你們那個公社的社員奧庫涅夫在團區委會。塔莉亞主管政治教育部。在鐵路工厂里，你原來的工作由茨維塔耶夫擔任了；這個人我不太了解，有時候在省委碰到，看樣子，小伙子挺机靈，就是有點自負。你也許還記得安娜·博哈特，她也在索洛緬卡，是區党委的婦女部長。其他人的情況，我已經對你說過了。保夫魯沙，党把許多人送去學習了。原先那些骨干都在省党政干部學校學習。他們答應明年也把我送去。” 直到后半夜，他們才睡覺。早晨，保爾醒來的時候，潘克拉托夫已經不在家，上碼頭去了。他的姐姐杜霞身体健壯，長得很像弟弟，一面招待保爾吃早點，一面興致勃勃地向他講著各种瑣事。潘克拉托夫的父親是輪船上的司机，隨船出航了。 保爾收拾好東西打算上街，杜霞囑咐他：“別忘了，我們等您吃午飯。” 團省委還跟從前一樣熱鬧。大門總也關不上。走廊上，房間里，人來人往，辦公室里不斷傳出啪嗒啪嗒的打字聲。 保爾在走廊上站了一會儿，看看能不能碰到熟人，結果一個也沒有，于是他走進了書記辦公室。團省委書記穿著藍色斜領襯衫，坐在一張大寫字台后面。他匆匆瞥了保爾一眼，又埋頭寫他的東西了。 保爾在他對面坐下來，仔細觀察這個接替阿基姆的人。 “有什么事？”穿斜領藍襯衫的書記寫完一頁紙，在下面打了個句號，然后問保爾。 保爾把自己的情況說了一遍。 “同志，現在我需要恢复組織關系，回鐵路工厂去。請指示下面辦一辦。” 書記往椅背上一仰，躊躇地說：“團籍當然要恢复，這是不成問題的。不過再派你回鐵路工厂，就不太好辦了。那儿的工作已經有茨韋塔耶夫在做，他是這一屆的團省委委員。我們派你到別的地方去吧。” 保爾皺了皺眉頭。 “我到鐵路工厂去，并不會妨礙茨韋塔耶夫工作。我是要求到車間去干本行，而不是去當共青團書記。請不要派我做別的工作，因為我現在身体還很弱。” 書記同意了，他在一張紙上草草寫了几個字。 “把這個交給圖夫塔同志，他會把這件事辦妥的。” 登記分配部里，圖夫塔正在痛罵一個負責團員登記的助手。他們倆吵得難解難分，保爾听了一會儿，看他們一時吵不完，就打斷了正喊得起勁的登記分配部部長，說：“圖夫塔，你等一會儿再接著跟他吵吧。這是書記給你的條子，先把我的證件辦一辦。” 圖夫塔一會儿看看字條，一會儿看看保爾，看了半天才明白過來。 “啊，這么說，你沒死！現在怎么辦呢？你已經被除名了。 是我親自把卡片寄到團中央的。再說，你也錯過了全俄團員登記。根据團中央指示，凡是沒有重新登記的，一律取消團籍。所以，你只有一條路好走——重新履行入團手續。”圖夫塔用一种沒有商量余地的腔調說。 保爾皺起了眉頭。 “你還是那個老樣子？年輕輕的小伙子，連檔案庫的老耗子都不如。圖夫塔，你什么時候才能有點長進呢？” 圖夫塔一下子跳了起來，好像被跳蚤咬了一口。 “我的工作我負責，用不著你來教訓我。上面發指示，是要我照辦，不是要我違抗。你罵我是耗子，我要控告你。” 圖夫塔一面用這樣的話威脅保爾，一面示威似的拿過一堆沒有拆開的信件，那副神气表示：用不著再談下去了。 保爾不慌不忙地走到門口，他想起了什么事情，又走回桌旁，拿起放在圖夫塔面前的字條。登記分配部部長注意地瞧著保爾。這個長著兩只大招風耳朵的年輕小老頭，气呼呼地坐著，擺出一副一絲不苟的樣子，真是又可气又可笑。 “好吧！”保爾用一种譏諷的口吻冷冷地說。“當然，你可以給我扣上‘破坏統計工作’的帽子。不過，我倒要請問你，要是有人事前沒向你申請，自己一下子就死了，你有什么高招治他呢？這种事誰都會攤上，說病就病了，說死就死了。關于這方面的條文指示，大概沒有吧。” “哈！哈！哈！”圖夫塔的助手再也無法保持中立，忍不住放聲大笑起來。 圖夫塔的鉛筆尖一下子折斷了。他把鉛筆摔到地上，但是還沒有來得及回擊保爾，就有几個人說說笑笑地涌進了房間。其中有奧庫涅夫。大家見了面，又是惊又是喜，問長問短，簡直沒有個完。過了几分鐘，又進來一群青年，其中有一個是奧莉加·尤列涅娃。她簡直有點不知所措了，惊喜地握住保爾的手，久久不放。 后來的人又逼著保爾把他的情況從頭到尾說了一遍。同志們出自內心的喜悅，真摯的友誼和同情，熱烈的握手，親切而有力的拍肩打背，使他一時忘記了圖夫塔。 說到最后，保爾把他和圖夫塔的談話告訴了同志們。大家都气憤地嚷了起來。奧莉加狠狠地瞪了圖夫塔一眼，到書記辦公室去了。 “走，找涅日達諾夫書記去！他會叫他開竅的。”奧庫涅夫說著，一把摟住保爾的肩膀，和大伙一起跟在奧莉加的后面，找書記去了。 “應該把圖夫塔撤職，送到潘克拉托夫那儿去，在碼頭上當一年裝卸工。他純粹是個死摳公文的官僚！”奧莉加忿忿地對書記說。 團省委書記寬容地微笑著，傾听著奧庫涅夫、奧莉加還有其他同志提出的撤換圖夫塔的要求。 “恢复柯察金團籍的事，沒什么問題，馬上就發給他團證。”涅日達諾夫安慰他們說，接著又表示：“我也同意你們的看法，圖夫塔是個形式主義者。這是他的主要缺點。不過，也得承認，他那攤子工作搞得相當不錯。凡是我工作過的團委机關，統計和報表工作都搞得一塌胡涂，沒有一個數字是可靠的。可是咱們這個登記分配部門，統計工作一清二楚。你們自己也知道，圖夫塔有時在辦公室一直干到半夜。我想，撤換他隨時都可以。不過，要是換上一個小伙子，人也許挺痛快，就是對統計工作一竅不通，到那時候，官僚主義倒是沒有了，可統計工作也沒有了。還是讓他干吧。我好好克他一頓。這能管一陣子，以后看情況再說。” “好吧，去他的！”奧庫涅夫同意了。“走，保夫魯沙，咱們到索洛緬卡去。今天我們在俱樂部開積极分子大會。還沒有人知道你活著，我要突然宣布：‘現在請柯察金同志講話！’保爾，你真行，沒死就對了。真的，要是你死了，對無產階級還有什么用處呢？”奧庫涅夫開玩笑地結束了他的話，接著就摟住保爾，推著他一起到走廊上去了。 “奧莉加，你來嗎？” “一定來。” 潘克拉托夫一家等保爾吃午飯，沒有等著，他直到晚上也沒有回去。奧庫涅夫把保爾帶回自己住處去了。他在蘇維埃大樓有一間房子。他傾其所有，款待保爾，然后又拿出一堆報紙和兩本厚厚的共青團區委會會議記錄，放在保爾面前，說：“這些東西你看看吧。你在家養病，耽誤了不少時間。翻翻這些東西，了解一下過去和現在的情況。我晚上回來，咱們一起到俱樂部去。累了，你就躺下睡一會儿。” 奧庫涅夫把一大沓文件、證明、公函分別塞進几個衣袋里——這位團區委書記根本不用公事包，一直把它扔在床底下——最后，又在房里兜了一個圈子，走出去了。 傍晚，他回來的時候，屋里滿地都是打開的報紙，床底下的一大堆書也拖了出來，有一部分就放在桌子上。保爾坐在床上，讀著中央委員會最近的几封指示信。這些信是他在奧庫涅夫的枕頭底下翻出來的。 “你這個強盜，把我房間弄成什么樣子了！”奧庫涅夫裝作生气的樣子喊道。“喂，等一等，你怎么偷看机密文件呢？ 唉，真是開門揖盜啊！” 保爾微笑著把信放在一邊。 “這正好不是什么机密文件，你當燈罩用的那張才是地地道道的密件呢。它的邊都烤焦了，看見沒有？” 奧庫涅夫拿過那張烤焦了邊的紙，看了看標題，拍了一下前額，惊叫道：“哎呀，這個鬼玩意儿！我一連找了它三天，連個影子也沒有。現在我想起來了，是沃倫采夫前天用它做了燈罩，后來他自己也找得滿頭大汗。”奧庫涅夫小心翼翼地把文件疊起來，塞在褥子下面。“過些時候都會收拾好的。”奧庫涅夫自我安慰地說。“現在先吃點東西，再到俱樂部去。保夫魯沙，坐到桌子這邊來吧。” 奧庫涅夫從衣袋里拿出一條用報紙包著的干鱒魚，又從另一個衣袋里掏出兩塊面包。他把桌子上的文件往邊上推了推，在空出來的地方舖上一張報紙，然后抓住魚頭，在桌子上摔打起來。 樂天派的奧庫涅夫坐在桌沿上，起勁地嚼著，有說有笑地把最近的新聞告訴了保爾。 奧庫涅夫從通勤口把保爾領到了后台。在寬敞的大廳里，靠舞台右側的鋼琴旁邊，坐著一群鐵路上的共青團員，塔莉亞·拉古京娜和安娜·博哈特跟他們擠在一起。安娜對面的椅子上是沃倫采夫。這位机車庫團支部書記微微搖晃著身子，一本正經地坐在那里。他臉色紅潤，好像八月的苹果，頭發和眉毛都是麥黃色的，身上穿著一件十分破舊的褪了色的黑皮夾克。 他旁邊是茨韋塔耶夫，懶洋洋地用胳膊肘拄在鋼琴蓋上。 茨韋塔耶夫是一個長著栗色頭發、嘴唇線條分明的漂亮青年。 他的襯衫領子敞開著。 奧庫涅夫走近這群青年的時候，听到安娜說的最后兩句話：“有的人總是千方百計把吸收新團員的工作搞得复雜化，茨韋塔耶夫就是這樣。” “共青團可不是隨便進出的大雜院。”茨韋塔耶夫固執地用粗魯而輕慢的語气反駁說。 “你們瞧，你們瞧！尼古拉今天容光煥發，多神气，活像一個擦亮的銅茶壺。”塔莉亞一見到奧庫涅夫，就大聲喊了起來。 奧庫涅夫被拉進人群，大家七嘴八舌地向他提出了問題：“你到哪儿去了？” “快開會吧。” 奧庫涅夫伸出一只手，要大家安靜下來：“弟兄們，別著急，托卡列夫馬上就來，他一到咱們就開會。” “瞧，他來了。”安娜說。 果然，區委書記正向他們走來。奧庫涅夫快步迎了上去。 “走，大叔，到后台去，我讓你看一個熟人。你一定會大吃一惊。” “又出了什么新鮮事？”老人咕噥了一句，使勁抽了一口煙。奧庫涅夫抓住他的手，把他拖走了。 奧庫涅夫把手里的鈴搖得震天響，連那些最愛說話的人也赶緊閉上了嘴。 托卡列夫身后挂著《共產党宣言》的偉大作者的畫像，看上去像雄獅。畫像周圍飾著青松扎成的框子。奧庫涅夫宣布開會的時候，托卡列夫一直注視著站在后台過道上的保爾。 “同志們，有一位同志要求在討論當前團的任務以前，先說几句話，我和托卡列夫都同意，認為應該讓他發言。” 會場里響起了贊成的喊聲。于是奧庫涅夫立刻宣布：“現在請保爾·柯察金發言，向大家表示問候！” 大廳里一百個人當中，至少有八十個認識保爾，所以當大家熟悉的這個面色蒼白的高個子青年出現在舞台上，并且開始講話的時候，會場里立即響起了熱烈的掌聲和歡呼聲。 “親愛的同志們！” 保爾的聲音是平和的，但是卻掩蓋不住他內心的激動。 “朋友們，我又回到你們中間來了，又回到自己的戰斗崗位上來了。回到這里，我感到非常幸福。我在這里看到了許多老朋友。奧庫涅夫給我看了一些材料，咱們索洛緬卡區增加了三分之一的新團員，鐵路工厂和机車庫再也沒有人做打火机之類的私活了，已經報廢的机車，又從廢鐵堆里拖了出來，進行徹底修理。這些都表明，我們的國家正在复興，正在強大起來。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是大有可為的。你們說，在這樣的時候，我怎么能死呢！”說到這里，保爾臉上現出了幸福的笑容，兩眼射出了炯炯的光芒。 保爾在一片歡迎聲中走下舞台，向安娜和塔莉亞坐的地方走去。他很快和几個人握了手。朋友們擠出一個位子，讓他坐下。塔莉亞把手放在保爾手上，緊緊地握著。 安娜睜圓了眼睛，睫毛微微顫動著，露出惊喜的神情。 日子飛一樣的過去了，沒有一天是平平淡淡的，每天都有新的內容。保爾早上起來，安排一天的工作，總苦于時間不夠用，計划要做的事總有一些做不完。 保爾跟奧庫涅夫住在一起。他在鐵路工厂工作，當電工的助手。 保爾同奧庫涅夫爭論了好久，奧庫涅夫才同意他暫時不擔任領導工作。 “咱們現在人手不夠，可你倒想躲到車間去圖清閒。你別拿病當借口。我也得過傷寒，好了以后，有一個月的時間是拄著棍子到區委會上班的。我知道你，保爾，根本不是為了這個。你跟我講實話，到底是什么原因？”奧庫涅夫追問保爾。 “尼古拉，原因就是我想學習。” 奧庫涅夫得意地喊了起來：“啊，原來是這樣！你想學習，那么照你說，我就不想嗎？ 老兄，你這是個人主義。這就是說，讓我們大家都忙得團團轉，你卻坐著讀書。這可不行啊，親愛的，你明天就到組織部上班去吧。” 經過好一番爭論，奧庫涅夫終于讓步了。 “好吧，給你兩個月的時間，算是對你的特殊照顧。不過，你跟茨韋塔耶夫一定合不來，那個人很自高自大。” 對于保爾的回厂，茨韋塔耶夫确實是怀有戒心的。他認為保爾一回來，一定會跟他爭奪領導權，于是這個自命不凡的人就准備著進行反擊。但是沒過几天，他就認識到自己估計錯了。當保爾听說厂團委打算叫他參加團委工作的時候，他立即跑到書記辦公室，擺出他和奧庫涅夫達成的“協議”，說服茨韋塔耶夫把這個問題從議事日程上撤銷。在車間團支部，保爾也只負責領導一個政治學習小組，并沒有想在支委會擔任什么工作。盡管他正式表示不參加領導工作，但是他對工厂團組織的全部工作的影響還是能夠感覺得出來的。有好几次，他都以同志的態度，不聲不響地幫助茨韋塔耶夫擺脫了困境。 有一次，茨韋塔耶夫走進車間，不禁吃了一惊。這個支部的全体團員和三十几個非團青年正在擦洗窗戶和机器，刮去多年積在上面的污垢，往外清除廢物和垃圾。保爾正用一個大拖布使勁擦著滿是油污的水泥地面。 “干嗎這樣下工夫大清掃？”茨韋塔耶夫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這樣問保爾。 “我們不愿意在肮髒的地方工作。這儿已經有二十年沒打掃了。我們要在一周之內讓車間煥然一新。”保爾簡單地回答他說。 茨韋塔耶夫聳了聳肩膀，走開了。 這些電气工人并不滿足于清掃車間，他們又動手收拾院子。這個大院子很久以來就是個堆垃圾的地方，那里什么東西都有。几百個輪軸、堆積如山的廢鐵、鋼軌、連接板、軸箱等等——成千上万吨鋼鐵就放在露天里生銹、腐爛。但是，他們的行動后來被厂領導制止了，理由是：“還有比這更重要的工作，清理院子先不用著急。” 于是他們在自己車間門口用磚舖了一小塊平地，上面安了一個刮鞋泥用的鐵絲网墊，這才住手。但是車間內部的清掃工作并沒有停，晚上下班以后一直在干。一星期后，當總工程師斯特里日來到這里的時候，整個車間已經面目一新了。 由于擦掉了多年的油垢，陽光透過帶鐵欄的大玻璃窗，射進了寬敞的机器房，照得柴油机上的銅件閃閃發亮。机器的大部件都刷上了綠油漆，有人還精心地在輪輻上畫了几個黃箭頭。 “嗯……好……”斯特里日惊奇地說。 在車間遠處的角落里，有几個人就要干完活了。斯特里日朝他們走去。保爾恰好提了滿滿一罐調好的油漆迎面走來。 “等一等，親愛的。”總工程師叫住了他。“你們這樣做，我倒是很贊賞，不過，是誰給你們的油漆？我規定過，不經我批准，是不許動用油漆的。現在這种材料非常缺。油漆机車的部件，比你們現在做的事情要重要得多。” “油漆是我們從扔掉的空油漆筒里刮下來的。我們刮了兩天，攢了二十五六磅。這完全不違反規章制度，總工程師同志。” 總工程師又嗯了一聲，他已經有些難為情了。 “既然這樣，你們就干吧。嗯……不過這倒很有意思……你們這种……怎么說好呢？這种搞好車間衛生的主動精神該怎么解釋呢？這些活你們不是在業余時間干的嗎？” 保爾從總工程師的語气里覺察出，他确實是不大理解，便回答說：“當然羅。可您是怎么想的呢？” “是呀，我也是這樣想的，不過……” “您的問題就在這個‘不過’上，斯特里日同志。誰跟您說過，布爾什維克會放著垃圾不管呢？您等著瞧吧，我們干的范圍還要擴大。那時候會有更多的事情叫您吃惊呢。” 保爾小心地不讓油漆蹭到總工程師身上，從他身旁繞過，朝門口走去。 每天晚上，保爾都到公共圖書館去，待到很晚才走。他和圖書館的三個女館員都混熟了，便向她們展開宣傳攻勢，終于取得了她們的同意，可以隨意翻閱各种書籍。他把梯子靠在高大的書櫥上，一連几小時坐在上面，一本一本翻閱著，尋找有意思的和有用的圖書。這里大部分都是舊書。只有一個不大的書櫥里放著少量新書。其中有偶然收到的國內戰爭時期的小冊子，有馬克思的《資本論》和杰克·倫敦的《鐵蹄》〔美國作家杰克·倫敦（１８７６—１９１６）的長篇小說，描寫資本家對工人階級的壓迫。——譯者〕，還有几本別的書。在舊書里，保爾找到了一本叫《斯巴達克》〔意大利作家拉·喬万尼奧里（１８３８—１９１５）的長篇小說。斯巴達克是公元前７４—前７１年意大利最大規模奴隸起義的領袖。——譯者〕的小說，他花了兩個晚上的時間把它讀完，放到另一個書櫥里，同高爾基的作品擺在一起。他總是把那些最有意思的和內容相近的書放在一起。 他這樣做，圖書館那三個館員從來不過問，她們反正無所謂。 一件乍看起來無關緊要的事情，突然打破了共青團組織那种單調的平靜。中修車間團支部委員科斯季卡·菲金，一個麻臉、翹鼻子、動作遲緩的小伙子，在給鐵板鑽孔的時候，弄坏了一個貴重的美國鑽頭。造成事故的原因是他的极端不負責任，甚至可以說是故意破坏。這件事發生在早上。中修車間工長霍多羅夫讓菲金在鐵板上鑽几個孔。起初他不干，后來工長堅持要他干，他才拿起鐵板，開始鑽孔。霍多羅夫這個人對別人要求過嚴，有些吹毛求疵，在車間里大家都不喜歡他。他以前還是個孟什維克，現在什么社會活動也不參加，對共青團員總是側目而視。但是他精通業務，對本職工作認真負責。他發現菲金沒有往鑽頭上注油，在那里“干鑽”，就急忙跑到鑽床跟前，把它關了。 “你瞎了，還是昨天才來干活？！”他大聲責問菲金。他知道這樣干下去，鑽頭非坏不可。 但是，菲金反倒罵了工長一頓，并且又開動了鑽床。霍多羅夫只好到車間主任那里去告狀。菲金想在領導到來之前把一切都弄妥帖，他沒有停下机床，就赶緊跑去找注油器。可是等他拿了注油器回來，鑽頭已經坏了。車間主任打了一份報告，要求把菲金開除出厂。團支部公開袒護他，說這是霍多羅夫打擊青年積极分子。車間領導還是堅持要開除他，于是這件事就提到了工厂的團委會上討論。事情就這樣鬧開了。 團委會的五個委員，有三個主張給菲金申斥處分，并調動他的工作。茨韋塔耶夫就是這三個委員中的一個。另外兩個委員干脆認為菲金沒有錯。 團委會是在茨韋塔耶夫的房間里舉行的。屋里有一張大桌子，上面舖著紅布，還有几個長凳和小方凳，是木工車間的青年自己做的。牆上挂著領袖像，還有一面團旗，挂在桌子后邊，占了整整一面牆。 茨韋塔耶夫是個“脫產干部”。他本來是個鍛工，由于最近四個月表現出來的才干，被提拔擔任共青團的領導工作，當上了團區委常委和團省委委員。他原先在机械厂工作，新近才調到鐵路工厂來。一到職，他就把權緊緊抓在自己手里。他是一個獨斷專行的人，一下子就把大伙的積极性壓下去了，他什么都一手包辦，但是又包辦不過來，于是就對其他委員大發脾气，責備他們無所事事。 就連這個房間也是在他的親自監督下布置的。 茨韋塔耶夫主持會議，他仰靠在唯一的一把從紅色文化室搬來的軟椅上。這是一次內部會議。當党小組長霍穆托夫要求發言的時候，外面有人敲了敲扣著的門。茨韋塔耶夫不滿意地皺了皺眉頭。外面又敲了几下。卡秋莎·澤列諾娃站起來開了門。門外站著的是保爾，卡秋莎讓他進來。 保爾已經在朝一只空凳子走過去，茨韋塔耶夫把他叫住：“柯察金！我們現在開的是內部會議。” 保爾的臉紅了，他慢慢朝桌子轉過身來。 “我知道。我希望了解一下你們對菲金事件的意見。我想提出一個跟這件事有聯系的新問題。怎么，你反對我參加會議嗎？” “我并不反對，但是你自己也知道，團委內部會議只有團委委員才能參加，人多了不便于討論。不過你既然來了，就坐下吧。” 保爾第一次受到這樣的侮辱。他的兩道眉毛中間現出了一條深深的皺紋。 “干嗎來這套形式主義呢？”霍穆托夫不以為然地說。但是保爾擺擺手不讓他說下去，一面在方凳上坐下來。“我要說的是，”霍穆托夫談到了正題。“大家對霍多羅夫有看法，這是無可非議的，他确實不合群，不過咱們的紀律也夠糟的。要是所有的團員都這么隨便弄坏鑽頭，咱們還拿什么干活？這會給團外青年造成很不好的影響。我認為應該給菲金警告處分。” 茨韋塔耶夫沒容他說完，就開始反駁。保爾听了大約十分鐘，已經了解了團委對菲金事件的態度。快要進行表決的時候，他要求發言。茨韋塔耶夫勉強同意了。 “同志們，我想就菲金事件跟你們談談我的意見。” 出乎他自己的意料，保爾的聲音竟是那樣嚴厲。 “菲金事件僅僅是一個信號，主要的問題并不在他身上。昨天我搜集了一些數字。”保爾從口袋里掏出一個記事本。 “這些數字是考勤員給我的。請你們注意听一听：百分之二十三的共青團員每天上班遲到五分鐘到十五分鐘。這已經成了常規。百分之十七的共青團員每月照例曠工一天到兩天，但是團外青年曠工的卻只有百分之十四。數字比鞭子還要厲害。我順便還記了另外一些數字：党員每月曠工一天的有百分之四，遲到的也是百分之四。非党的成年工人每月曠工一天的占百分之十一，遲到的占百分之十三。損坏工具的有百分之九十是青年工人，其中剛參加工作的是百分之七。從這里可以看出，咱們團員干活遠遠不如党員和成年工人。不過情況并不是各處都一樣。鍛工車間就很好，電工車間也還可以，其他車間的情況就大同小异了。依我看，關于紀律問題，霍穆托夫同志只講了四分之一。我們現在的任務就是要縮小差距，赶上先進。我不想在這里高談闊論，講空話，我們必須毫不留情地向不負責任和不守紀律的現象發起進攻。老工人說得很直率：從前我們給老板干活，給資本家干活，干得倒要好些，認真些，現在呢，成了主人，卻不像個主人的樣子。這過錯主要不在菲金或是別的什么人身上，而在咱們這些人身上，因為咱們不僅沒有同這种不良傾向進行堅決的斗爭，相反，卻常常尋找各种借口，袒護像菲金那樣的人。 “剛才薩莫欣和布特利亞克發言說，菲金是自己人，像大家常說的，是個‘地地道道的自己人’，因為他是積极分子，又擔負著社會工作。至于他弄坏了鑽頭嘛，那有什么了不起的？誰還不弄坏點東西。況且，小伙子是自己人，而霍多羅夫工長卻是外人……雖然，從來也沒人對他進行過工作……不錯，他愛挑剔，可他已經有了三十年的工齡！我們暫且不說他的政治立場，在這件事上，他現在做得對。他這個外人愛護國家財產，而我們卻隨便糟蹋進口的貴重工具。這樣的怪現象，該怎么解釋呢？我認為，咱們現在應該打響第一炮，從這里開始，發起進攻。 “我建議把菲金作為懶惰成性、工作不負責任、破坏生產的人從共青團里開除出去。要把他的事情登在牆報上，同時，把上面那些數字寫在社論里，公布出去，不要怕任何議論。我們是有力量的，我們是有后盾的。共青團的基本群眾是优秀的工人。他們當中有六十個人在博亞爾卡筑路工地經受過鍛煉，那是一次最好的考驗。有他們參加和幫助，我們一定能夠消除落后現象。不過，應當永遠拋棄現在這樣的工作方法。” 保爾一向沉靜，不愛講話，這一席話卻說得激烈而尖銳。 茨韋塔耶夫初次看到保爾的本色。他意識到保爾是正确的，但是，他對保爾怀有戒心，不肯同意保爾的意見。他認為保爾的發言是針對團組織的全盤工作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是在破坏他茨韋塔耶夫的威信，所以，他決定進行反擊。他指責保爾，頭一條就是偏袒孟什維克霍多羅夫。 激烈的辯論持續了三個小時。天已經很晚了，會議才得出結果：大家都轉而同意保爾的意見，茨韋塔耶夫被大量無情的事實所擊敗，失去了多數的支持。這時，他竟采取了壓制民主的錯誤行動，在最后表決之前，要保爾离開會場。 “好吧，茨韋塔耶夫同志，我就走，不過這并不能給你增添什么光彩。我還是要提醒你，如果你仍然堅持己見，明天我就把這件事提交全体大會討論。我相信，多數人是不會支持你的。茨韋塔耶夫，你錯了。霍穆托夫同志，我認為，你有責任在全体大會召開之前，把這個問題先提到党的會議上去討論。” 茨韋塔耶夫气勢洶洶地喊道：“你有什么可嚇唬人的？不用你說，我也知道該怎么辦，我們還要討論一下你的所作所為呢。要是你自己不工作，就別妨礙別人。” 保爾帶上門，用手擦了擦發熱的前額，穿過空無一人的辦公室，向門口走去。到了外面，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點著煙，朝拔都山上托卡列夫住的那座小房子走去。 保爾到托卡列夫家的時候，正赶上他在吃晚飯。 “你們那儿有什么新聞？講給我們听听。達麗亞，給他盛碗飯來。”托卡列夫一面讓保爾坐下，一面說。 托卡列夫的妻子達麗亞·福米尼什娜和她的丈夫正相反，又高又胖。她把一盤黃米飯放在保爾面前，然后用白圍裙揩揩濕潤的嘴唇，溫厚地說：“吃吧，親愛的。” 以前，當托卡列夫在鐵路工厂工作的時候，保爾經常到他家串門，坐到很晚才走。這次回城以后，他還是第一次來看老人。 老鉗工用心地听著保爾講的情況。他自己什么也沒有說，只是一邊忙著用勺吃飯，一邊嗯、嗯地答應著。吃完飯，他用手帕擦了擦胡子，又清了清喉嚨。 “你當然是對的。我們早就該把這件事認真地抓一抓了。 鐵路工厂是這個區的重點單位，應該從這個厂下手。這么說，你跟茨韋塔耶夫鬧翻了？這不好。那個小伙子是很自傲，不過你不是挺會做青年人的工作嗎？正好，我要問你，你在鐵路工厂干什么工作？” “我在車間。沒什么特別的，反正什么都干點。在團支部里領導一個政治學習小組。” “在團委擔任什么工作呢？” 保爾有點不好開口了。 “我身体不太好，還想多學習點東西，這一段沒正式擔任領導工作。” “你看，問題就出在這儿！”托卡列夫帶點責備的口气大聲說。“孩子，只有身体不好這一條，還算個理由，要不然真得說你一頓。現在身体怎么樣，好點了嗎？” “好點了。” “那么這樣吧，你馬上把工作好好抓起來。別再拖了。站在一邊，不伸手就能把事情辦好，哪有這樣的事！再說，誰都會批評你是逃避責任，你根本就沒法辯解。明天你就要糾正過來，至于奧庫涅夫，我也得狠狠訓他一頓。”托卡列夫結束了他的話，語气里有點不滿意。 “大叔，你可別怪他，是我自己要求他別給我安排工作的。”保爾這樣替奧庫涅夫說情。 托卡列夫嘲笑地噓了一聲，說：“你要求他，他就答應你，是這樣嗎？好吧，好吧，對你們這幫共青團員簡直沒辦法……來吧，孩子，你還是照老規矩給我念段報紙吧……我這兩只眼睛越來越不中用了。” 党委同意了團委大多數人的意見，向党團員提出了重要而艱巨的任務——人人以身作則，模范地遵守勞動紀律。會上，茨韋塔耶夫受到了嚴厲的批評。開頭他還挺著脖子，不肯認錯，后來党委書記洛帕欣發了言，這位因為患肺結核而面色蒼白的老同志把他問得啞口無言，他才軟下來，承認了一半錯誤。 第二天，鐵路工厂的牆報上登出几篇文章，吸引了工人們的注意。他們大聲地朗讀著，熱烈地討論著。晚上，召開了團員大會，出席的人特別多。這些文章成了大家議論的中心。 菲金被開除了，團委會增加了一名新委員，由他負責政治教育工作。這個人就是保爾·柯察金。 在會上，人們异常肅靜，認真地听著省團委書記涅日達諾夫的講話。他談到目前的任務，談到工厂現在進入了新階段。 散會之后，保爾在外面等著茨韋塔耶夫。 “咱們一道走吧，有些事要跟你談談。”他走到茨韋塔耶夫跟前說。 “談什么？”茨韋塔耶夫悶聲悶气地問。 保爾挽住他的胳膊，跟他并排走了几步，到一條長凳子跟前站住了。 “咱們坐一會儿吧。”保爾首先坐了下來。 茨韋塔耶夫的香煙一會儿亮一會儿暗。 “茨韋塔耶夫，你說說，干嗎你總把我看作眼中釘呢？” 他們沉默了好几分鐘。 “你要談的原來是這個呀，我還以為是談工作呢！”茨韋塔耶夫故作惊詫，不自然地說。 保爾堅定地把手放在茨韋塔耶夫的膝蓋上。 “別裝糊涂了。只有外交家才來這一套呢。你干脆回答我，為什么我總不合你的心意？” 茨韋塔耶夫不耐煩地動了一下身子。 “你干嗎纏著我？哪有什么眼中釘！是我親自建議讓你擔任工作的嘛。你當時拒絕了，現在倒成了我在排擠你。” 保爾听出他的話里沒有一點誠意，仍然把手放在他的膝蓋上，激動地說：“既然你不想說，那我就說。你認為我在擋你的道，認為我想搶你的書記當，是不是？如果你不是這樣想的，就不會因為菲金的事吵起來。這种不正常的關系會使咱們的整個工作受到損失。如果只對你我兩個人有影響，那就算不了什么，管它呢！你愛怎么想，就怎么想好了。可是明天咱們還要在一起工作，這會產生什么樣的后果呢？你听我說，咱們之間沒有什么根本的利害沖突。你我都是工人。如果你認為咱們的事業高于一切，那就請你把手伸給我，從明天起，咱們做個好朋友。要是你不把那些烏七八糟的念頭扔掉，還是一味地鬧無原則的糾紛，給事業造成損失，那么，我就要為每一個損失向你展開無情的斗爭。這里是我的手，握住它吧，現在這還是你的同志的手。” 保爾非常滿意地感覺到，茨韋塔耶夫那只骨節粗大的手，放在他的手掌里了。 一個星期過去了。正是下班的時間，區党委各個辦公室逐漸靜下來了。托卡列夫還沒打算走，他坐在靠椅上，聚精會神地看著新收到的材料。外面有人敲門。 “進來！”托卡列夫應了一聲。 保爾走了進來，把兩張填好的表格放在書記面前。 “這是什么？” “大叔，這是我要消滅不負責任的現象。我認為是時候了。如果你同意的話，請你給我支持。” 托卡列夫看了看表格的名稱，又凝視了這個青年几秒鐘，然后默默地拿起鋼筆。表格里有一欄要填寫保爾·安德列耶維奇·柯察金加入俄國共產党（布）的介紹人的党齡。他用剛勁的筆跡在這一欄里填上了“一九○三年”几個字，又在旁邊一絲不苟地簽了名。 “寫好了，孩子。我相信你是永遠不會叫我這個滿頭白發的老頭子丟臉的。” 屋子里又悶又熱，大家只有一個念頭：赶快离開這里，到火車站那里的索洛緬卡區林蔭路去，在栗子樹底下乘涼。 “別學了，保爾，我再也受不了啦。”茨韋塔耶夫熱得汗流浹背，央求保爾說。卡秋莎和其他人也都附和他。 保爾合上書，小組的學習就結束了。 正當大家起身要走的時候，牆上那架老式的埃里克松電話机焦躁地響起來。茨韋塔耶夫提高嗓門，竭力壓過屋子里的談話聲，同對方交談著。 他挂上听筒，轉過身來對保爾說：“車站上有兩節專車，是波蘭領事館外交人員的，他們的電燈坏了。列車過一小時開，得把電燈修理好。保爾，你帶上工具箱，去一趟吧。任務挺緊急。” 兩節漆得亮光光的國際客車停在車站的第一站台上。有一節作客廳用的車廂，窗戶很大，里面燈火通明，另一節車廂里卻是黑洞洞的。 保爾走到豪華的客車跟前，抓住扶手，正想走進車廂。 突然，有一個人從站房那邊快步跑了過來，一把抓住他的肩膀：“公民，您到哪儿去？” 這聲音挺熟悉。保爾回頭一看，來人穿著皮夾克，戴一頂大檐制帽，細長的鼻子，高鼻梁，一副戒備的神態。 來人是阿爾秋欣，他這時候認出了保爾，于是，他的手從保爾的肩膀上滑了下來，嚴厲的神情也消失了，不過目光仍然疑惑地盯著工具箱。 “你要上哪儿去？” 保爾簡短地說明了一下。這時，車廂后面又走出一個人來。 “我馬上把他們的列車員找來。” 保爾跟著列車員走進了作客廳用的車廂，那里坐著几個人，都穿著非常考究的旅行服裝。一個女人背朝著門坐在桌子旁，桌上舖著玫瑰花圖案的綢台布。保爾進來的時候，她正和站在她對面的高個子軍官談話。保爾一進來，談話馬上就停止了。 保爾迅速檢查了通到走廊的電線，沒有發現什么毛病，就走出車廂，繼續檢查。那個列車員尾隨著保爾，寸步不离。他又肥又壯，脖子粗得像拳擊師一樣，制服上釘著許多帶獨頭鷹的大銅鈕扣。 “這儿沒毛病，電池也沒坏，咱們到那節車廂去吧。毛病大概出在那儿。” 列車員擰了一下鑰匙，打開了門，他們便走進了黑暗的走廊。保爾用手電筒照著電線，很快就找到了短路的地方。几分鐘后，走廊上的第一盞燈亮了，暗淡的燈光照在走廊上。 “這間包廂得打開，里面的燈泡燒坏了，要換一換。”保爾對跟著他的人說。 “那得把夫人請來，鑰匙在她那儿。”列車員不愿意讓保爾單獨留在這里，就帶他一起去了。 那女人第一個走進包廂，保爾跟在她后面。列車員站在門口，身子堵住了門。保爾首先看到的是壁网里的兩只精致皮箱，一件胡亂扔在沙發上的綢袍，窗旁小桌上的一瓶香水和一個翡翠色的小粉盒。女人在沙發的一角坐下來，一面整理她那淡黃色的頭發，一面看著保爾干活。 “請夫人准許我离開一會儿，少校老爺要喝冰鎮啤酒。”列車員費勁地彎下他那牛脖子，鞠著躬，諂媚地說。 女人像唱歌似的拖著長腔，嬌聲說：“您去吧。” 他們說的是波蘭話。 走廊里的燈光射進來，落在女人的肩上。她穿著巴黎第一流裁縫用最薄的里昂綢精心裁制的連衣裙，肩膀和胳膊都裸露著。耳垂上戴著一顆閃閃發亮的圓鑽石。她的臉背著光，保爾只能看見她的肩膀和胳膊，仿佛都是用象牙雕刻出來的。 保爾用螺絲刀迅速換好了車頂上的燈頭座，不一會儿，包廂里的燈亮了。還需要檢查一下另一盞燈，那盞燈正好在那女人坐的沙發上方。保爾走到她跟前，說：“我要檢查一下這盞燈。” “啊，真的，我妨礙您工作了。”她講的是地道的俄語，說著便輕盈地從沙發上站起來，几乎是和保爾并肩站著。現在可以完全看清她了。那熟悉的尖尖的眉毛，那傲慢的緊閉的雙唇，一點不錯，站在他面前的是涅莉·列辛斯卡婭。這律師的女儿不能不注意到他那惊愕的目光。盡管保爾認出了她，她卻沒有發覺這個電工就是她那不安生的鄰居，四年來，他已經長大了。 她輕蔑地皺了皺眉頭，作為對他那惊訝表情的回答，然后走到包廂門口，站在那里，不耐煩地用漆皮便鞋的鞋尖敲著地板。保爾動手檢查第二盞電燈。他擰下燈泡，對著亮看了看，突然，出乎自己的意料，當然更出乎列辛斯卡婭的意料，脫口用波蘭話問她：“維克托也在這儿嗎？” 保爾講這話的時候并沒有轉過身來，他看不見涅莉的臉，不過長時間的沉默說明，她完全不知所措了。 “難道您認識他？” “不但認識，而且很熟。我們過去還是鄰居呢。”保爾朝她轉過身來。 “您是保爾，您母親是……”涅莉突然停住不說了。 “是老媽子。”保爾替她把話說完。 “您長得多快呀！記得您那時候還是個野孩子。” 涅莉放肆地把他從頭到腳打量了一番。 “您為什么對維克托這么感興趣呢？我記得，您和他并沒有什么交情。”涅莉用她那唱歌似的女高音說，希望這場巧遇能夠給她解解悶。 螺絲刀迅速地把小螺絲釘擰進牆壁。 “維克托有一筆債還沒還，您見到他的時候告訴他，我還指望討回這筆債呢。” “請問，他欠您多少錢，我來代他還。” 她十分清楚保爾要討的是什么“債”。佩特留拉匪兵抓保爾的前后經過，她全知道，但是她想逗弄這個“下人”一番，才這樣嘲諷他。 保爾故意不理睬她。 “告訴我，听說我家的房子給搶得精光，已經快坍了，是真的嗎？涼亭和花壇大概也全糟蹋得不像樣了吧？”涅莉憂郁地問。 “房子現在是我們的，不是你們的了，我們根本不打算毀坏它。” 涅莉尖酸地冷笑了一聲。 “呵，看來您也受過訓啦！不過，這儿是波蘭代表團的專車，在這個包廂里我是主人，而您還和從前一樣，是個奴才。就連您現在干活，也還是為了我這儿能有燈光，好讓我舒舒服服地靠在這張沙發上看小說。過去您母親給我們洗衣服，您給我們挑水。現在見面的時候，您我的地位仍然和從前一樣。” 她得意洋洋，滿怀惡意地這樣說。保爾一面用小刀削電線頭，一面帶著毫不掩飾的輕蔑神情看著這個波蘭女人。 “公民女士，單是為了您，我連一顆銹釘子也不會來釘的，不過，既然資產階級發明了外交官，那我們也就保持著應有的禮儀，我們是不會砍下他們的腦袋的，甚至連粗野一點的話也不說，絕不會像您這樣。” 涅莉臉紅了。 “要是你們奪取了華沙，你們會怎樣對待我呢？把我剁成肉泥，還是拿我去當你們的小老婆呢？” 她站在門口，歪扭著身子，作出嫵媚的姿勢；她那吸慣了可卡因麻醉劑的鼻子輕佻地翕動著。沙發上方的燈亮了。保爾挺直了身子。 “誰要你們？用不著我們的軍刀，可卡因就會要你們的命。就你這樣的，白給我當老婆，我還不要呢！” 他拿起工具箱，兩步就邁到了門口。涅莉赶緊閃開，保爾到了走廊盡頭，才听見她咬牙切齒地用波蘭話罵了一聲：“該死的布爾什維克！” 第二天晚上，保爾到圖書館去，路上遇見了卡秋莎·澤列諾娃。她緊緊抓住保爾工作服的袖口，擋住他的路，開玩笑地說：“你往哪儿跑，大政治家兼教育家？” “到圖書館去，老大娘，給讓條路吧。”保爾也學著她的腔調回答，一面輕輕抓住她的肩膀，小心地把她推到一旁。卡秋莎推開他的手，和他一起并肩走著。 “我說，保夫魯沙！你也不能老是學習呀！……咱們今天參加晚會去吧，你看行不行？大伙今天在濟娜·格拉德什家里聚會。姑娘們早就要我把你帶去，可你光顧搞政治。你就不興去玩玩，高興高興？要是你今天不看書，腦袋准能輕松點。”卡秋莎一個勁地勸他。 “開什么晚會？都干些什么？” 卡秋莎學著他的口吻，嘲笑他說：“都干些什么？反正不是禱告上帝，快快樂樂度時光——就干這個唄。你不是會拉手風琴嗎？我還沒听你拉過呢。你就讓我高興一回吧。濟娜的叔叔有架手風琴，可是他拉得不好。姑娘們都愿意跟你接近，可你光知道啃書本，命都不要。 我問你，哪本書上寫著，說共青團員不應該有一點娛樂？走吧，趁我勸你還沒勸膩煩，要不，我就一個月不跟你說話。” 卡秋莎這個大眼睛的油漆工是個好同志，挺不錯的共青團員，保爾不愿意讓她掃興，因此，雖然感到別扭，還是答應了她的要求。 火車司机格拉德什家里熱熱鬧鬧地擠滿了人。大人為了不妨礙青年人，都到另一個房間里去了。大房間里和通向小花園的走廊上，聚集了十五六個姑娘和小伙子。卡秋莎領著保爾穿過花園踏上走廊的時候，那里已經在玩一种叫做“喂鴿子”的游戲了。走廊正中間，背對背地放著兩把椅子。由一個女孩子發令，她喊兩個名字，一個小伙子和一個姑娘就出來坐在椅子上。接著她又喊：“喂鴿子！”背對背坐著的年輕人便向后扭過頭，嘴唇碰到一起，當眾接起吻來。后來又玩“丟戒指”、“郵差送信”，每一种游戲都少不了要接吻。尤其是“郵差送信”，為了避開大家的監視，接吻的地點從明亮的走廊移到臨時熄了燈的房間里。要是有誰對這些游戲還不滿足，在角落里的一張小圓桌上給他們准備了一套“花弄情”紙牌。保爾旁邊的一個名叫穆拉的女孩子，大約有十六歲，用那雙藍眼睛脈脈含情地覷著他，遞給他一張紙牌，輕聲說：“紫羅蘭。” 几年以前，保爾見到過這樣的晚會，盡管他自己沒有玩，可是他并不認為這是什么不正當的娛樂。可是現在，他同小城市的小市民生活永遠斷絕了關系，在他看來，這种晚會就未免荒唐可笑了。 不管怎么說，一張“弄情”牌已經到了他的手里。 他看見“紫羅蘭”的背后寫著：“我很喜歡您。” 保爾看了看姑娘。她迎著他的目光，并不感到難為情。 “為什么？” 問題提得有點不好回答，不過穆拉早就准備好了答案。 “薔薇。”她遞給他第二張紙牌。 “薔薇”的背面寫著：“您是我的意中人。”保爾面對那個姑娘，盡量使語气溫和些，問她：“你為什么要玩這种無聊的玩意儿呢？” 穆拉難為情了，不知道怎么說才好。 “難道您不高興我的坦率嗎？”她撒嬌地噘起了嘴唇。 保爾沒有回答她的問題。不過他很想知道這個同他談話的姑娘究竟是什么人。于是他提了几個問題，姑娘都很樂意地回答了。几分鐘后，他已經了解到一些情況。她在七年制中學上學，父親是車輛檢查員。她早就認得保爾，并且想跟他做朋友。 “你姓什么？”保爾又問。 “姓沃倫采娃，名字叫穆拉。” “你哥哥是不是机車庫的團支部書記？” “是的。” 現在保爾弄清楚了他在跟誰打交道。沃倫采夫是區里最積极的共青團員之一，他顯然沒有關心妹妹的成長，她漸漸變成了一個庸俗的小市民。最近一年來，她像著了迷似的參加女友們家里舉行的這類接吻晚會。她在哥哥那里見到過保爾几次。 現在，穆拉已經感到她旁邊的這個人不贊成她的行為，所以當別人招呼她去“喂鴿子”的時候，她一看到保爾的嘲笑的表情，就堅決拒絕了。他們又坐了一會儿。穆拉把自己的事情講給他听。這時，卡秋莎走到了他們跟前。 “拿來手風琴，你一定拉嗎？”她調皮地眯起眼睛，看著穆拉：“怎么，你們已經認識了吧？” 保爾叫卡秋莎在身旁坐下，在周圍的一片喊聲和笑聲中對她說：“我不拉了，我跟穆拉馬上就离開這儿。” “哎喲！這么說是玩膩了？”卡秋莎意味深長地拉長了聲音說。 “對，膩了。告訴我，除了你和我，這儿還有別的團員嗎？ 也許只有咱們兩個加入了這個鴿子迷的行列吧？” 卡秋莎和解地說：“那些無聊的游戲已經停止了。馬上就開始跳舞。” 保爾站了起來。 “好吧，老太婆，你跳吧，我和沃倫采娃還是得走。” 一天晚上，安娜·博哈特來找奧庫涅夫。屋里只有保爾一個人。 “保爾，你挺忙嗎？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參加市蘇維埃全体會議去？兩個人做伴走有意思些，要很晚才能回來呢。” 保爾很快就收拾停當了。床頭上挂著他的毛瑟槍，這支槍太重了。他從桌子里取出奧庫涅夫的勃朗宁手槍，放進口袋里。他給奧庫涅夫留了一個字條，把鑰匙藏在約定的地方。 在會場上他們遇見了潘克拉托夫和奧莉加。大家都坐在一起，會間休息的時候一起在廣場上散了一會儿步。不出安娜所料，會議直到深夜才散。 “到我那儿去住吧，怎么樣？已經很晚了，還要走那么遠的路。”奧莉加向安娜建議說。 “不，我跟保爾已經約好一起步了。”安娜謝絕了。 潘克拉托夫和奧莉加沿著大街向下面走了，保爾他們倆則走上坡路，回索洛緬卡。 漆黑的夜，又悶又熱。城市已經入睡。參加會議的人們穿過寂靜的街道，四散走開，他們的腳步聲和談話聲逐漸消失了。保爾和安娜很快走過了市中心的街道。在空曠無人的市場上，巡邏隊攔住了他們。驗過證件之后，他們繼續前行。 他們穿過林蔭道，走上了一條通過曠場的街道，這條街上沒有燈火，也沒有行人。往左一拐，就走上了和鐵路中心倉庫平行的公路。中心倉庫是一長排水泥建筑物，陰森森的，讓人害怕。安娜不由得膽怯起來。她緊盯著暗處，斷斷續續地跟保爾談著話，答非所問。直到弄清楚一個可疑的陰影只不過是根電線杆子的時候，她才笑了起來，并且把剛才的心情告訴了保爾。她挽住他的手臂，肩膀緊靠著他的肩膀，這才安下心來。 “我還不到二十三歲，可是神經衰弱得像個老太婆。你也許會把我當成膽小鬼，那可就錯了。不過我今天精神特別緊張。現在有你在身邊，我就不覺得害怕了，老是這么提心吊膽的，真有點不好意思。” 黑夜、荒涼的曠場、會上听到的波多拉區昨天發生的凶殺案，都使她感到恐懼；但是保爾的鎮定、他的煙卷頭上的火光、被火光照亮的臉龐和他眉宇間剛毅的神情——這一切又把她的恐怖全都驅散了。 倉庫已經落在身后了。他們走過河上的小橋，沿著車站前的公路向拱道走去；這拱道在鐵路的下面，是市區和鐵路工厂區交界的地方。 車站已經落在右面很遠了。一列火車正向机車庫后面的死岔線開去。到了這里，差不多就算到家了。拱道上面，在鐵路線上，亮著各种顏色的指示燈和信號燈，机車庫旁邊，一輛調度机車疲倦地喘著气，夜間開回去休息了。 拱道入口的上方，有一盞路燈，挂在生銹的鐵鉤子上。風吹得它輕輕地來回搖晃，昏暗的燈光不時從拱道的這面牆上移到那面牆上。 离拱道入口大約十步的地方，緊靠公路，有一所孤零零的小房子。兩年以前，一顆重炮彈擊中了它，內部全都炸坏了，正面的牆也坍了。現在，它露著巨大的窟窿，好像乞丐站在路邊，向行人亮出一副窮相。這時可以看到拱道上面有一列火車開了過去。 “咱們總算快到家了。”安娜松了一口气說。 保爾想悄悄地抽回他的手，但是安娜不肯放。他們從小破房子旁邊走了過去。 突然，后面有什么東西沖了過來。傳來急速的腳步聲，吁吁的喘气聲，是有人在追赶他們。 保爾急忙往回抽手，但是安娜嚇慌了，緊緊抓住不放。等到他終于使勁把手抽出來的時候，已經晚了：他的脖子被鐵鉗似的手掐住了。接著又被人猛然往旁一搡，他的臉就扭了過來，對著襲擊他的人。那人用一只手狠勁扭住他的衣領，勒緊他的咽喉，另一只手拿手槍慢慢畫了半個圓圈，對准了他的鼻子。 保爾的眼睛像中了魔法一樣，极度緊張地跟著手槍轉了半個圓圈。現在，死神就從槍口里逼視著他，他沒有力量，也沒有勇气把眼睛從槍口移開哪怕百分之一秒鐘。他等著開槍，但是槍沒有響，于是保爾那睜得溜圓的眼睛看見了歹徒的面孔：大腦袋，方下巴，滿臉黑胡子，眼睛藏在大帽檐下面，看不清楚。 保爾用眼角一掃，看見了安娜慘白的臉。就在這時，一個歹徒正把她往破房子里拽。歹徒扭著她的雙手，把她摔倒在地上。保爾看見拱道牆壁上又有一條黑影朝這邊奔來。身后的破房子里，正在搏斗。安娜拼命地掙扎著，一頂帽子堵住了她的嘴，從被掐住的脖子里發出的喊叫聲中止了。監視著保爾的那個大腦袋歹徒，顯然不甘心只做這种獸行的旁觀者，他像野獸一樣，迫不及待地要把獵物弄到手。他大概是個頭子，現在這樣的“分工”，他是不能滿意的。眼前，他抓在手里的這個少年太嫩了，看樣子不過是個机車座的小徒工。 這么個毛孩子對他不會有什么危險的。“只消用槍在他腦門上戳几下，讓他到曠場那邊去——他准會撒腿就跑，一直跑到城里，連頭也不敢回。”大腦袋想到這里，松開了手。 “赶快滾蛋……從哪儿來，到哪儿去，你敢吱一聲，就一槍要你的命。”大腦袋用槍筒戳了戳保爾的前額。“快滾！”他嘶啞地低喝了一聲，同時把槍口朝下，免得保爾害怕他從背后開槍。 保爾連忙往后退，頭兩步是側著身子走的，眼睛還盯著大腦袋。歹徒以為他是怕吃子彈，便回身朝那座房子走去。 保爾馬上把手伸進口袋，心想：“千万慢不得，千万慢不得！”他一個急轉身，平舉左臂，槍口剛一對准大腦袋歹徒，啪的就是一槍。 歹徒懊悔已經來不及了。沒等他抬起手來，一顆子彈已經打進了他的腰部。 他挨了這一槍，喑啞地叫了一聲，身子撞在拱道的牆壁上，他用手抓著牆，慢慢地癱倒在地上。這時，一條黑影從小房的牆洞里鑽出來，溜進了深溝。保爾朝這條黑影放了第二槍。接著，又有一條黑影彎著腰，連跑帶跳地向拱道的暗處逃去。保爾又開了一槍。子彈打在水泥牆上，灰土撒落到歹徒身上，他往旁邊一閃，在黑暗中消失了。保爾朝黑影逃走的方向又打了三槍，槍聲惊動了宁靜的黑夜。牆根底下，那個大腦袋歹徒像蛆虫一樣，身体一屈一伸，在作垂死的掙扎。 安娜嚇呆了，她被保爾從地上攙起來，看著躺在那里抽搐的歹徒，不相信自己已經得救了。 保爾用力把她從明亮的地方拉向暗處，他們轉身往城里走，奔向車站。這時候，在拱道旁邊，在路基上，已經有了燈光，鐵路線上響起了報警的槍聲。 當他們好不容易走到安娜的住所的時候，拔都山上的雄雞已經報曉了。安娜斜靠在床上。保爾坐在桌子旁。他抽著煙，聚精會神地凝視著灰色的煙圈裊裊上升……剛才他殺死了一個人，在他一生中，這是第四個了。 到底有沒有總是表現得完美無缺的勇敢呢？他回想著自己剛才的經歷和感受，不得不承認，面對黑色的槍口，在最初几秒鐘，他的心确實是涼了。再說，讓兩個歹徒白白逃走了，難道只是因為他一只眼睛失明和不得不用左手射擊嗎？ 不。只有几步遠的距离，本來可以打得更准些，但是由于緊張和匆忙才沒有命中，而緊張和匆忙無疑是惊慌失措的表現。 台燈的光照著他的頭，安娜正注視著他，不放過他面部肌肉的每一個動作。不過，他的眼睛是安詳的，只有額上那條深深的皺紋說明他在緊張地思索。 “你想什么呢，保爾？” 他一怔，思緒中斷了，像一縷煙從半圓形的燈影里飄了出去。他把臨時產生的一個念頭說了出來：“我應該到衛戍司令部去一趟，報告事情的經過。” 他不顧疲勞，勉強站了起來。 安娜真不愿意一個人待在屋里。她拉著保爾的手，好一會儿才放開。她把他送到門口，直到這個現在對她是這樣可貴可親的人在夜色中走出很遠，才關上了門。 保爾到了衛戍司令部，他們才弄清了鐵路警衛隊剛才報來的無頭案。死尸馬上就認出來了：這是警察局里早就挂了號的一個強盜和殺人慣犯——大腦袋菲姆卡。 第二天大家都知道了拱道附近發生的事件。這件事使保爾和茨韋塔耶夫之間發生了一場意外的沖突。 工作正緊張的時候，茨韋塔耶夫走進車間，把保爾叫到跟前，接著又把他帶到走廊上，在僻靜的角落里站住了。他很激動，一時不知道話從哪里講起，最后，才說了這么一句：“你談談昨天是怎么回事。” “你不是都知道了嗎？” 茨韋塔耶夫心神不安地聳了聳肩膀。保爾不知道，昨天夜里的事對茨韋塔耶夫的震動比對別人強烈得多。他也不知道，這個鍛工雖然表面上淡漠，實際上對安娜·博哈特卻頗為鐘情。對安娜有好感的不止茨韋塔耶夫一個，但是他的感情要复雜得多。他剛才從拉古京娜那里听到了拱道附近的事，思想上產生了一個惱人的、無法解決的問題。他不能把這個問題直接向保爾提出來，可是又很想知道答案。他多少也意識到，他的擔心是出自一种卑鄙的自私心理，但是，內心矛盾斗爭的結果，這次還是一种原始的、獸性的東西占了上風。 “保爾，你听我說，”他壓低聲音說。“咱們倆這次談話，過后別告訴任何人。我明白，為了不讓安娜感到痛苦，你是不會說的，不過，你可以相信我。告訴我，那個歹徒掐住你的時候，另外兩個是不是強奸了安娜？”說到這里，茨韋塔耶夫再也不敢正視保爾，忙把目光移向一旁。 保爾這才開始模模糊糊地明白了他的意思。“如果茨韋塔耶夫對安娜只是一般的感情，他就不會這么激動。可是，如果他真的愛安娜，那么……”保爾替安娜感到受了侮辱。 “你干嗎要問這個？” 茨韋塔耶夫前言不搭后語地說了些什么，當他覺得人家已經看透了他的心思，就惱羞成怒地說：“你耍什么滑頭？我要你回答，可你倒盤問起我來了。” “你愛安娜嗎？” 一陣沉默。然后茨韋塔耶夫挺費勁地說：“是的。” 保爾勉強壓住怒火，一轉身，頭也不回地沿走廊走了。 一天晚上，奧庫涅夫不好意思地在朋友的床旁邊來回踱了一會儿，后來在床沿上坐下來，用手捂住保爾正在讀的一本書。 “保爾，有件事得跟你說一下。從一方面說，好像是小事一樁，從另一方面說呢，又完全相反。我跟塔莉亞·拉古京娜之間弄得怪不好意思的。你看，一開始，我挺喜歡她，”奧庫涅夫抱歉地搔了搔頭，但是看到保爾并沒有笑他，就鼓起了勇气：“后來塔莉亞對我……也有點那個了。總而言之，我用不著把全盤經過都告訴你，一切都明擺著，不點燈也看得見。昨天我們倆決定嘗試一下建立共同生活的幸福。我二十二歲了，我們倆都成年了。我想在平等的基礎上跟塔莉亞建立共同生活，你看怎么樣？” 保爾沉思了一下，說：“尼古拉，我能說什么呢？你們倆都是我的朋友，出身都一樣。其他方面也都相同，塔莉亞又是一個再好不過的姑娘……這樣做是理所當然的。” 第二天，保爾把自己的東西搬到机車庫的集体宿舍里去了。几天之后，在安娜那里合伙舉行了一次不備食物的晚會——慶祝塔莉亞和尼古拉結合的共產主義式的晚會。晚會上大家追述往事，朗誦最動人的作品，一起唱了許多歌曲，而且唱得非常好。戰斗的歌聲一直傳到很遠的地方。后來，卡秋莎和穆拉拿來了手風琴，于是整個房間響徹了手風琴奏出的銀鈴般的樂曲聲和渾厚深沉的男低音和聲。這天晚上，保爾演奏得十分出色，當大個子潘克拉托夫出人意外地跳起舞來的時候，保爾就更是忘怀一切了。手風琴一改時興的格調，像燃起一把火一樣奏了起來： 喂，街坊們，老鄉們！ 坏蛋鄧尼金傷心啦， 西伯利亞的肅反人員， 把高爾察克槍斃啦…… 手風琴的曲調追憶著往事，把人們帶回那戰火紛飛的年代，也歌唱今天的友誼、斗爭和歡樂。可是，當手風琴轉到沃倫采夫手里的時候，這個鉗工馬上使勁奏出了熱烈的“小苹果”舞曲，跟著就有一個人旋風似的跳起舞來，這個人不是別人，正是保爾。他跺著腳，瘋狂地跳著，這是他一生中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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