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50章 南方亂局 文 / 碧巖

    時間進入了1936年，在《巴黎和約》簽訂後的6年內，大明並沒有被協約所拖跨。在大明皇室動用皇室資產償還了戰爭賠款後，大明北方在朱啟睿的指揮下，開始了臥薪嘗膽。在經過五年後，大明北方的富俗，已達世界之冠。同比美國於1929年開始的經濟大蕭條，可說是天地之別。

    朱啟睿於1928年，在毛士英離任後，正式登上了大明的政治權力巔峰，成為了大明共和國的國家元首。他普一登位，便立下了5年歸劃，對內服助農工，對外加緊出口大明工農業製品。這樣，雖然在美國大蕭條的景況影響下，還是為明共和國創造了巨大財富。同時，他瞅準美國國內經濟蕭條的影響，大力進口美國的機械，農產品，並大力吞購美國資產。在1935年，他將在美國所購得的資產轉售給德國，這也使他贏得了很大一筆錢財。

    在這十幾年間，朱啟睿趁大明南方各軍閥內戰期間，大力收攏原大明在北方各省的勢力，1928年至1930，分別迫降了晉系閻百川，西北馮煥章，陝西劉茂業，山東韓向方和四川的劉元勳，然後又分別誘降了新彊楊增新，甘肅的馬仲英，四川的劉文輝，楊森，鄧錫侯。分化瓦解並趕走了寧夏的馬鴻賓、馬鴻逵，青海的馬麒、馬麟、馬步芳、馬步青一家。這些被驅趕而去的人，因為都是回族，他們不約而同都奔阿拉伯而去了。在經歷了這些事件後，朱啟睿剛剛年滿50歲。而在大明長江以南，國社黨在孫傑克病死後，由蔣中正繼任國社黨領袖。在蔣中正斷承孫傑克後，開始了對周邊軍閥的收買與滲透，他先後吞併了湘系的何芸樵、黔系王家烈，粵系陳炯明。壓服了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後，現在正進一步的向滇系的龍雲施壓。

    而大明勞動黨在與國社黨的蜜月期過後，由於勞動黨有著一種從心理上而生的優越感，認為他們是因俄國革命而生，在中國也必須進行一次俄國式的革命，進而大肆拉攏國社黨員加入勞動黨，並開始攪亂國社黨政府統治。

    在孫傑克在世時，孫傑克認為中國的勞動黨人其實只不過是一班「自以為是」的「中國少年學生」，「一時崇拜俄國革命過當」罷了；他們詆毀自己和國社黨，也只是「欲包攬俄國交際，並欲阻止俄國不與吾黨往來，而彼得以獨得俄助，而自樹一幟與吾黨爭衡也。」孫中山滿懷信心地認為，這些勞動黨人以個人身份加入國社黨後，遲早會服膺在自己的三民主義之下。

    但事情顯然沒有這麼簡單。隨著與蘇俄的合作關係的建立，「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這樣的政治話語開始在國社黨內廣泛流行，勞動黨以領導世界革命的共產國際的支部自居，較之領導中國革命的國社黨，長期懷有一種心理上的優越感，這種優越感並沒有隨著勞動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社黨而消失，反而更加被強化。

    1926年國社黨召開二屆二中全會，蔣中正態度激烈地提出抗議，要求「勞動黨應訓令其黨員，改善對於國社黨之言論態度，尤其對於總理三民主義，不許加以懷疑或批評」——很顯然，就是針對勞動黨人的這種優越感而言的。

    勞動黨人針對國社黨人的這種優越感，不僅僅因為大明勞動黨是負責世界革命的國際黨支部，而國社黨只是一個致力於國民革命的國內黨；更主要的原因在於：在大明勞動黨乃至蘇俄的一套理論體系裡，國社黨被定性為資產階級政黨，而大明勞動黨則自居為無產階級政黨。1926年蔣中正派勞動黨人邵力子出使共產國際，曾就這一問題提出嚴重抗議。邵力子在報告中控訴說：「部分年輕勞動黨人」在工農群眾中說：國社黨是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政黨，是動搖的政黨，將來會壓迫工農。」

    孫傑克看不起勞動黨這一班「自以為是」的「中國少年學生」，所以不願

    看、^書」/;*網網游）與鄉紳、掠奪者結成**產主義、反農民的戰線」。如夏斗寅的十四師，軍官們很多是湖北地主出身，也是湘鄂一帶地主土劣的避難所，夏斗寅則成了他們政治上的代理人。所以他叛變時，打著聯合城鄉中等階級——中小商人、小地主、手工業者、知識分子的旗幟，喊著「為民請願，班師東下」的口號。中國勞動黨在5月18日的《告民眾書》中，特別揭露了夏斗寅的這一陰謀，並指出中國勞動黨「不但不是反對中等階級，反而是和他們結合聯盟。」「反對在鄉村沒收小地主及革命軍官和士兵的土地，更主張沒有土地的軍官及兵士分得土地，沒有反革命行為的小地主得享完全公民權利，並得參加鄉村自治機關」。「城市商人得享有完全參政權和公民權」。

    1926年國社黨二大上，蔣中正提出了著名的「整理黨務案」，希望通過法定程序，來限制蘇聯顧問和國社黨人的權力，尤其注重後者。

    該提案針對蘇聯顧問的有兩條：一、「不得把持要職」；二、「辭去行政官職權」。

    針對勞動黨權力過大的有六條：一、「對於勞動黨員之入本黨者，須守本黨紀律，實行三民主義之工作，更不許對總理之人格加以誣蔑，對於總理之歷史有意抹煞，對於三民主義，尤不准其有批評與懷疑之行動。如有運動本黨黨員加入勞動黨者，一經檢舉，則處以嚴律」；二、「勞動黨員在國社黨內一切秘密團體及一切秘密行動，完全取消」；三、「勞動黨對其黨員一切訓令及其策略，應通過國社黨最高幹部」；四、「在國社黨之勞動黨員，其名冊應通知國社黨最高幹部」；五、「勞動黨在國社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內之人數不得過三分之一」；六、「國社黨與勞動黨應設聯席會議，處置一切困難間題」。

    蘇聯顧問鮑羅廷不願與蔣中正決裂，而蔣中正也深信勞動黨人對大革命必不可少。雙方最終就該提案達成了妥協。勞動黨的權

    力至少在制度層面受到了約束，而國共合作的路線也再次得到了重申和堅持。但蔣中正顯然很清楚，《整理黨務案》缺乏可操作性，即便是勞動黨員從國社黨中央大幅度退出，國社黨的中下層黨組織也仍然在勞動黨的控制之中，因為國社黨並不能掌握跨黨的勞動黨員的具體數據。無奈之餘，蔣中正只能如此諄諄勸說勞動黨員：「如果我是一個勞動黨員，在現時紛糾的環境中，因為要求革命勢力統一，早日成功，我必退出勞動黨，做一個純粹的國社黨員，以謀革命勢力的集中」；「這並不是要鼓動大家一律退出勞動黨，而是希望諸位不要離開了環境和事實來革命」；「所以我現在主張，凡是中國國社黨裡的勞動黨同志，暫時退出勞動黨，做一個純粹的國社黨黨員」；「如果黨籍不純粹，就一定會自相殘殺」；「等到國民革命成功，再加入勞動黨，並不會遲」。

    這些告誡雖然苦口婆心，但收效甚微是可以想見的，畢竟兩黨的政治信仰完全不同。為謀徹底解決，蔣中正想出了一個國社黨加入共產國際的辦法。蔣很清楚地意識到：共產國際才是一切問題的關鍵，假如國社黨成為了共產國際的成員，直接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那麼，勞動黨員徹底加入國社黨，也就不存在任何問題了，「跨黨」所引發的一切矛盾都將消失。

    1926年9月，同時擁有國社、勞動兩黨黨員身份的邵力子，受蔣中正派遣抵達莫斯科。邵氏此行的任務，正是為了說服共產國際接納國社黨為其成員。

    但共產國際最終沒有接納國社黨成為其成員，因為邵力子沒有完整地傳達蔣介石的意圖。離開中國前，蔣介石曾面囑他向斯大林轉達：要第三國際直接領導中國國社黨，不要通過中國勞動黨。但這位老同盟會會員似乎更傾向於維護大明勞動黨的利益，他反駁道：「勞動黨是第三國際的直接組成分子啊！」結果，見到斯大林的時候，邵力子沒有完整轉達蔣介石的囑咐，他只是說：希望第三國際加強對國社黨的領導。共產國際答應了這個要求。而到了11月的時候，蔣介石還在給邵氏寫信詢問事情進展

    如何，甚至表示願意親為此事自前往莫斯科。但即便邵力子完整轉達了蔣中正的要求，共產國際也不可能接受國社黨。一個最直接的證據就是：邵氏此行為國社黨爭取到了與共產國際互派代表的權利；但自始至終，共產國際只接受了國社黨派來的代表，卻沒有向國社黨派出自己的代表。共產國際很謹慎地不願意承認國社黨。

    與蔣中正試圖進入共產國際，進而「溶化」勞動黨不同，陳獨秀希望勞動黨員全部退出國社黨。

    1927年4月15日共產國際機關刊物《共產國際》發表了題為《大明勞動黨「五大」和國社黨》的社論。這份社論披露了陳獨秀的這個計劃，並對其作了嚴厲的批評和否定。

    社論不指名地批評陳獨秀做出了一個「錯誤的決定」。社論說：該決議案共有四條，即四項決定。這四項決定是：「第一，以黨外聯盟取代黨內合作；第二，採取一定的獨立的政治策略；第三，竭力使城市小資產階級成為國社黨的基礎；第四，建議國社黨不要成為一個有組織的黨，而成為地方組織，可以採取俱樂部形式。」

    社論說：「所有這些決定都必須改變。第一項決定以勞動黨退出國社黨為前提條件，這是同共產國際執委第七次擴大全會相牴觸的，國際譴責這種行動為嚴重的政治錯誤。從這一觀點出發建議組織作為分裂集團的左派國民黨，這也是錯誤的。建議組織左派國民黨集團，只能把國社黨分裂為兩個國社黨。……所以，我們的任務不是組織一個新的左派國社黨，而是指導整個國社黨向左轉，並保證它的左傾政策的執行。」

    鑒於南方的亂向，世界各國將此時的大明政府稱為「北明政府」和「南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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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這一章引用了大量的《國共分裂》裡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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