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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荷蘭 文 / 朱自清

    荷蘭

    一個在歐洲沒住過夏天的中國人,在初夏的時候,上北國的荷蘭去,他簡直覺得是新秋的樣子。淡檔的天色,寂寂的田野,火車走著,像沒人理會一般。天盡頭處偶爾看見一架半架風車,動也不動的,像向天楂開的鐵手。在瑞士走,有時也是這樣一勁兒的靜;可是這兒的肅靜,瑞士卻沒有。瑞士大半是山道,窄狹的,彎曲的,這兒是一片廣原,氣象自然不同。火車漸漸走近城市,一溜房子看見了。紅的黃的顏色,在那灰灰的背景上,越顯得鮮明照眼。那尖屋頂原是三角形的底子,但左右兩邊近底處各折了一折,便多出兩個角來;機伶裡透著老實,像個小胖子,又像個小老頭兒。

    荷蘭人有名地會蓋房子。近代談建築,數一數二是荷蘭人。快到羅特丹(rotterdam)的時候,有一家工廠,房屋是新樣子。房子分兩截,近處一截是一道內曲線,兩大排玻璃窗子反射著強弱不同的光。接連著的一截是比較平正些的八層樓,窗子也是橫排的。「樓梯間」滿用玻璃,外面既好看,上樓又明亮好走,比舊式陰森傻的樓梯間,只在牆上開著小窗戶的自然好多了。整排不斷的橫窗戶也是現代建築的特色;靠著鋼骨水泥,才能這樣辦。這家工廠的橫窗戶有兩個式樣,窗寬牆窄是一式,牆寬窗窄又是一式。有人說這種牆和窗子像麵包夾火腿;但那是麵包那是火腿卻弄不明白。又有人說這種房子彷彿滿支在玻璃上,老教人疑心要倒塌似的。可是我只覺得一條條連接不斷的橫線都有大氣力,足以支撐這座大屋子而有餘,而且一眼看下去,痛快極了。

    海牙和平宮左近,也有不少新式房子,以鋪面為多,與工廠又不同。顏色要鮮明些,裝飾風也要重些,大致是清秀玲瓏的調子。最精緻的要數那一座「大廈」,是分租給人家住的。是不規則的幾何形。約莫居中是高聳的通明的樓梯間,界劃著黑鋼的小方格子。一邊是長條子,像伸著的一隻胳膊;一邊是方方的。每層樓都有欄干,長的那邊用藍色,方的那邊用白色,襯著淡黃的窗子。人家說荷蘭的新房子就像一隻輪船,真不錯。這些欄干正是輪船上的玩意兒。那梯子間就是煙囪了。大廈前還有一個狹長的池子,淺淺的,盡頭處一座雕像。池旁種了些花草,散放著一兩張椅子。屋子後面沒有欄干,可是水泥牆上簡單的幾何形的界劃,看了也非常爽目。那一帶地方很寬闊,又清靜,過午時大廈滿在太陽光裡,左近一些碧綠的樹掩映著,教人捨不得走。亞姆斯特丹(amsdterdam)的新式房子更多。皇宮附近的電報局,樣子打得巧,斜對面那家電氣公司卻一味地簡樸;兩兩相形起來,倒有點意思。別的似乎都趕不上這兩所好看。但「新開區」還有整大片的新式建築,沒有得去看,不知如何。

    荷蘭人又有名地會畫畫。十七世紀的時候,荷蘭脫離了西班牙的羈絆,漸漸地興盛,小康的人家多起來了。他們衣食既足,自然想著些風雅的玩意兒。那些大幅的神話畫宗教畫,本來專供裝飾宮殿小教堂之用。他們是新國,用不著這些。他們只要小幅頭畫著本地風光的。人像也好,風俗也好,景物也好,只要「荷蘭的」就行。在這些畫裡,他們親喬切切地看見自己。要求既多,供給當然跟著。那時畫是上市的,和皮鞋與蔬菜一樣,價錢也差不多。就中風俗畫(genrepicdture)最流行。直到現在,一提起荷蘭畫家,人總容易想起這種畫。這種畫的取材是極平凡的日常生活;而且限於室內,采的光往往是灰暗的。這種材料的生命在喬切有味或滑稽可喜。一個賣野味的鋪子可以成功一幅畫,一頓飯也可能成功一幅畫。有些滑稽太過,便近乎低級趣味。譬如海牙毛利丘司(mauritshuis)畫院所藏的莫蘭那(molenaer)畫的《五覺圖》。《嗅覺》一幅,畫一婦人捧著小孩,他正在拉矢。《觸覺》一幅更奇,畫一婦人坐著,一男人探手入她的衣底;婦人便舉起一隻鞋,要向他的頭上打下去。這畫院裡的名畫卻真多。陀(dou)的《年輕的管家婦》,瑣瑣屑屑地畫出來,沒有一些地方不熨貼。鮑特(potter)的《牛》工極了,身上一個蠅子都沒有放過,但是活極了,那牛簡直要從牆上緩緩地走下來;佈局也單純得好。衛米爾(vermeer)畫他本鄉代夫脫(delft)的風景一幅,充分表現那靜肅的味道。他是小風景畫家,以善分光影和精於佈局著名。風景畫取材雜,要安排得停當是不容易的。荷蘭畫像,哈司(hals)是大師。但他的好東西都在他故鄉哈來姆(haorlem),別處見不著。亞姆斯特丹的力克士博物院(ryksmuseum)中有他一幅《俳優》,是一個彈著琵琶的人,神氣頗足。這些都是十七世紀的畫家。

    但是十七世紀荷蘭最大的畫家是冉伯讓(rembrandt)。他與一般人不同,創造了個性的藝術;將自己的思想感情,自己這個人放進他畫裡去。他畫畫不再伺候人,即使畫人像,畫宗教題目,也還分明地見出自己。十九的浪漫運動只承認表現藝術家的個性的作品有價值,便是他的影響。他領略到精神生活裡神秘的地方,又有深厚的情感。最愛用一片黑做背景;但那黑是活的不是死的。黑裡漸漸透出黃黃的光,像壓著的火焰一般;在這種光裡安排著他的人物。像這樣的光影的對照是他的絕技;他的神秘與深厚也便從這裡見出。這不僅是浮泛的幻想,也是貼切的觀察;在他作品裡夢和現實混在一塊兒。有人說他從北國的煙雲裡悟出了畫理,那也許是真的。他會看到氤氳的底裡去。他的畫像最能表現人的心理,也便是這個緣故。

    毛利丘司裡有他的名作《解剖班》《西面在聖殿中》。前一幅寫出那站著在說話的大夫從容不迫的樣子。一群學生圍著解剖台,有些坐著,有些站著;毛著腰的,側著身子的,直挺挺站著的,應有盡有。他們的頭,或俯或仰,或偏或正,沒有兩個人相同。他們的眼看著屍體,看著說話的大夫,或無所屬,但都在凝神聽話。寫那種專心致志的光景,維妙維肖。後一幅寫殿宇的莊嚴,和參加的人的聖潔與和藹,一種虔敬的空氣瀰漫在畫面上,教人看了會沉靜下去。他的另一傑作《夜巡》在力克士博物院裡。這裡一大群武士,都拿了兵器在守望著敵人。一位爵爺站在前排正中間,向著旁邊的弁兵有所吩咐;別的人有的在眺望,有的在指點,有的在低檔地談論,右端一個打鼓的,人和鼓都只露了一半;他似乎焦急著,只想將槌子敲下去。左端一個人也在忙忙地伸著右手整理他的槍口。他的左胳膊底下鑽出一個孩子,露著驚惶的臉。人物的安排,交互地用疏密與明暗;乍看不勻稱,細看再勻稱沒有。這幅畫裡光的運用最巧妙;那些濃淡渾析的地方,便是全畫的精神所在。冉伯讓是雷登(leyden)人,晚年住在亞姆斯特丹。他的房子還在,裡面陳列著他的腐刻畫與鋼筆毛筆畫。腐刻畫是用藥水在銅上刻出畫來,他是大匠手;鋼筆畫毛筆畫他也擅長。這裡還有他的一座銅像,在用他的名字的廣場上。

    海牙是荷蘭的京城,地方不大,可是清靜。走在街上,在淡檔的太陽光裡,覺得什麼都可以忘記了的樣子。城北尤其如此。新的和平宮就在這兒,這所屋是一個人捐了做國際法庭用的。屋不多,裡面裝飾得很好看。引導人如數家珍地指點著,告訴遊客這些裝飾品都是世界各國捐贈的。樓上正中一間大會議廳,他們稱為日本廳;因為三面牆上都掛著日本的大輻的緙絲,而這幾幅東西是日本用了多少多少人在不多的日子裡特地趕做出來給這所和平宮用的。這幾幅都是花鳥,顏色鮮明,織得也細緻;那日本特有的清麗的畫風整個兒表現著。中國送的兩對景泰藍的大壺(古禮器的壺)也安放在這間廳裡。廳中間是會議席,每一張椅子背上有一個緞套子,繡著一國的國旗;那國的代表開會時便坐在這裡。屋左屋後是花園;亭子,噴水,雕像,花木等等,錯綜地點綴著,明麗深曲兼而有之。也不十二分大,卻老像走不盡的樣子。從和平宮向北去,電車在稀疏的樹林子裡走。滿車中綠蔭蔭的,斑駁的太陽光在車上在地下跳躍著過去。不多一會兒就到海邊了。海邊熱鬧得很,玩兒的人來往不絕。長長的一帶沙灘上,滿放著些籐簍子——實在是些轎式的籐椅子,預備洗完澡坐著曬太陽的。這種籐簍子的頂像一個瓢,又圓又胖,那拙勁兒真好。更衣的小木屋也多。大約天氣還冷,沙灘上只看見零零落落的幾個人。那北海的海水白白的展開去,沒有一點風濤,像個頂聽話的孩子。

    亞姆斯特丹在海牙東北,是荷蘭第一個大城。自然不及海牙清靜。可是河道多,差不多有一道街就有一道河,是北國的水鄉;所以有「北方威尼斯」之稱。橋也有三百四十五座,和威尼斯簡直差不多。河道寬闊乾淨,卻比威尼斯好;站在橋上順著河望過去,往往水木明瑟,引著你一直想見最遠最遠的地方。亞姆斯特丹東北有一個小島,叫馬鏗

    (marken)島,是個小村子。那邊的風俗服裝古里古怪的,你一腳踏上岸就會覺得回到中世紀去了。乘電車去,一路經過兩三個村子。那是個陰天。漠漠的風煙,紅黃相間的板屋,正在旋轉著讓船過去的轎,都教人耳目一新。到了一處,在街當中下了車,由人指點著找著了小汽輪。海上坦蕩檔的,遠處一架大風車在慢慢地轉著。船在斜風細雨裡走,漸漸從朦朧裡看見馬鏗島。這個島真正「不滿眼」,一道堤低檔的環繞著。據說島只高出海面幾尺,就仗著這一點兒堤擋住了那茫茫的海水。島上不過二三十份人家,都是尖頂的板屋;下面一律搭著架子,因為隔水太近了。板屋是紅黃黑三色相間著,每所都如此。島上男人未多見,也許打漁去了;女人穿著紅黃白藍黑各色相間的衣裳,和他們的屋子相配。總而言之,一到了島上,雖在黯淡的北海上,眼前卻亮起來了。島上各家都預備著許多紀念品,爭著將遊客讓進去;也有裝了一大柳條筐,一手抱著孩子,一手挽著筐子在路上兜售的。自然做這些事的都是些女人。紀念品裡有些玩意兒不壞:如小木鞋,像我們的毛窩的樣子;如長的竹煙袋兒,煙袋鍋的脖子上掛著一雙頂小的木鞋,的裡瓜拉的;如手絹兒,一角上絨繡著島上的女人,一架大風車在她們頭上。

    回來另是一條路,電車經過另一個小村子叫伊丹(edam)。這兒的乾酪四遠馳名,但那一座挨著一座跨在一條小河上的高架吊橋更有味。望過去足有二三十座,架子像城門圈一般;走上去便微微搖晃著。河直而窄,兩岸不多幾層房屋,路上也少有人,所以彷彿只有那一串兒的橋輕輕地在風裡擺著。這時候真有些覺得是回到中世紀去了。

    1932年11月17日作。

    (原載1932年12月1日《中學生》第3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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