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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葉聖陶的短篇 小說 文 / 朱自清

    葉聖陶的短篇小說

    聖陶談到他作小說的態度,常喜歡說:我只是如實地寫。這是作者的自白,我們應該相信。但他初期的創作,在「如實地」取材與描寫之外,確還有些別的,我們稱為理想,這種理想有相當的一致,不能逃過細心的讀者的眼目。後來經歷漸漸多了,思想漸漸結實了,手法也漸漸老練了,這才有真個「如實地寫」的作品。彷彿有人說過,法國的寫實主義到俄國就變了味,這就是加進了理想的色彩。假使這句話不錯,聖陶初期的作風可以說是近於俄國的,而後期可以說是近於法國的。

    聖陶的身世和對於文藝的見解,顧頡剛先生在《隔膜》序裡說得極詳。我所見他的生活,也已具於另一文。這裡只須指出他是生長在一個古風的城市——蘇州——中的人,後來又在一個鄉鎮——甪直——裡住了四五年,一徑是做著小學教師;最後才到中國工商業中心的上海市,做商務印書館的編輯,直至現在。這二十年來時代的大變動,自然也給他不少的影響;辛亥革命,他在蘇州;五四運動,他在甪直;五卅運動與國民革命,卻是他在上海親見親聞的。這幾行簡短的歷史,暗示著他思想變遷的軌跡,他小說裡所表現的思想變遷的軌跡。

    因為是「如實地寫」,所以是客觀的。他的小說取材於自己及家庭的極少,又不大用第一身,筆鋒也不常帶情感。但他有他的理想,在人物的對話及作者關於人物或事件的解釋裡,往往出現,特別在初期的作品中。《不快之感》或《啼聲》是兩個極端的例子。這是理智的表現。聖陶的靜默,是我們朋友裡所僅有;他的「愛智」,不是偶然的。

    愛與自由的理想是他初期小說的兩塊基石。這正是新文化運動開始時的思潮;但他能用藝術表現,便較一般人為深入。他從母愛性愛一直寫到兒童送一個小蜆回家,真算得博大周詳。母愛的力量在犧牲自己;顧頡剛先生最愛讀的《潛隱的愛》(見顧先生《火災》序),是一篇極好的代表。一個孤獨的蠢笨的鄉下婦人用她全部的心與力,偷偷摸摸去愛一個鄰家的孩子。這是透過一層的表現。性愛的理想似乎是夫婦一體,《隔膜》與《未厭集》中兩篇《小病》,可以算相當的實例。但這個理想是不容易達到的;有時不免來點兒「說謊的藝術」(看《火災》中《雲翳》篇),有時母愛分了性愛的力量,不免覺得「兩樣」;夫婦不能一體時,有時更免不了離婚。離婚是近年常有的現象。但聖陶在《雙影》裡所寫的是女的和男的離了婚,另嫁了一個氣味相投的人;後來卻又捨不得那男的。這是一個怪思想,是對夫婦一體論的嘲笑。聖陶在這問題上,也許終於是個「懷疑派」罷?至於廣泛地愛人愛動物,聖陶以為只有孩子們行;成人是只有隔膜與冷酷罷了。《隔膜》,《游泳》(《線下》中),《晨》便寫的這一類情形。他又寫了些沒有愛的人的苦悶,如《歸宿》裡的青年,《春光不是她的了》裡被離棄的婦人,《孤獨》裡的「老先生」都是的。而《被忘卻的》(《火災》中)裡田女士與童女士的同**,也正是這種苦悶的另一樣寫法。

    自由的一面是解放,還有一面是尊重個性。聖陶特別著眼在婦女與兒童身上。他寫出被壓迫的婦女,如農婦,童養媳,歌女,妓女等的悲哀;《隔膜》第一篇《一生》便是寫一個農婦的。對於中等家庭的主婦的服從與苦辛,他也有哀矜之意。《春遊》(《隔膜》中)裡已透露出一些反抗的消息;《兩封回信》裡說得更是明白:女子不是「籠子裡的畫眉,花盆裡的蕙蘭」,也不是「超人」;她「只是和一切人類平等的一個『人』」。他後來在《未厭集》裡還有兩篇小說(《遺腹子》,《小妹妹》),寫重男輕女的傳統對於女子壓迫的力量。聖陶做過多年小學教師,他最懂得兒童,也最關心兒童。他以為兒童不是供我們遊戲和消遣的,也不是給我們防老的,他們應有他們自己的地位。他們有他們的權利與生活,我們不應嫌惡他們,也不應將他們當作我們的具體而微看。《啼聲》(《火災》中)是用了一個女嬰口吻的激烈的抗議;在聖陶的作品中,這是一篇僅見的激昂的文字。但寫得好的是《低能兒》,《一課》,《義兒》,《風潮》等篇;前兩篇寫兒童的愛好自然,後兩篇寫教師以成人看待兒童,以致有種種的不幸。其中《低能兒》是早經著名的。此外,他還寫了些被搾取著的農人,那些都是被田租的重負壓得不能喘氣的。他憧憬著「藝術的生活」,藝術的生活是自由的,發展個性的;而現在我們的生活,卻都被撳在些一定的模型或方式裡。聖陶極厭惡這些模型或方式;在這些方式之下,他「只覺一個虛幻的自己包圍在廣大的虛幻裡」(見《隔膜》中《不快之感》)。

    聖陶小說的另一面是理想與現實的衝突。假如上文所舉各例大體上可說是理想的正面或負面的單純表現,這種便是複雜的糾紛的表現。如《祖母的心》(《火災》中)寫親子之愛與禮教的衝突,結果那一對新人物妥協了;這是現代一個極普遍極葛籐的現象。《平常的故事》裡,理想被現實所蠶食,幾至一些無餘;這正是理想主義者煩悶的表白。《前途》與此篇調子相類,但寫的是另一面。《城中》寫**社會對於一個理想主義者的疑忌與陰謀;而他是還在準備抗爭。《校長》與《搭班子》裡兩個校長正在高高興興地計劃他們的新事業,卻來了舊勢力的侵蝕;一個妥協了,一個卻似乎準備抗爭一下。但《城中》與《搭班子》只說到「準備」而止,以後怎樣呢?是成功?失敗?還是終於妥協呢?據作品裡的空氣推測,成功是不會的;《城中》的主人公大概要失敗,《搭班子》裡的大概會妥協吧?聖陶在這裡只指出這種衝突的存在與自然的進展,並沒有暗示解決的方法或者出路。到寫《橋上》與《抗爭》,他似乎才進一步地追求了。《橋上》還不免是個人的「浪漫」的行動,作者沒有告訴我們全部的故事;《抗爭》卻有「集團」的意義,但結果是失敗了,那領導者做了祭壇前的犧牲。聖陶所顯示給我們的,至此而止。還有《在民間》是衝突的別一式。

    聖陶後期作品(大概可以說從《線下》後半部起)的一個重要的特色,便是寫實主義手法的完成。別人論這些作品,總側重在題材方面;他們稱讚他的「對於城市小資產階級的描寫」。這是並不錯的。聖陶的生活與時代都在變動著,他的眼從村鎮轉到城市,從兒童與女人轉到戰爭與革命的側面的一些事件了。他寫城市中失業的知識工人(《城中》裡的《病夫》)和教師的苦悶;他寫戰爭時「城市的小資產階級」與一部分村鎮人物的利己主義,提心吊膽,瑣屑等(如茅盾先生最愛的《潘先生在難中》,及《外國旗》)。他又寫戰爭時兵士的生活(《金耳環》);又寫「白色的恐怖。」(如《夜》,《冥世別》—《大江月刊》三期)和「目前**的黑暗」(如《某城紀事》)。他還有一篇寫「工人階級的生活」的《夏夜》(《未厭集》)(看錢杏村先生《葉紹鈞的創作的考察》,見《現代中國文學作家》第二卷)。他這樣「描寫了廣闊的世間」;茅盾先生說他作《倪煥之》時才「第一次描寫了廣闊的世間」,似乎是不對的(看《讀〈倪煥之〉》,附錄在《倪煥之》後面)。他誠然「長於表現城市小資產階級」(錢語),但他並不是只長於這一種表現,更不是專表現這一種人物,或側重於表現這一種人物,即使在他後期的作品裡。這時期聖陶的一貫的態度,似乎只是「如實地寫」一點;他的取材只是選擇他所熟悉的,與一般寫實主義者一樣,並沒有顯明的「有意的」目的。他的長篇作品《倪煥之》,茅盾先生論為「有意為之的小說」,我也有同感;但他在《作者自記》裡還說:「每一個人物,我都用嚴正的態度如實地寫」,這可見他所信守的是什麼了。這時期中的作品,大抵都有著充分的客觀的冷靜(初期作品如《飯》也如此,但不多),文字也越發精煉,寫實主義的手法至此才成熟了;《晨》這一篇最可代表,是我所最愛的。—只有《冥世別》是個例外;但正如魯迅先生寫不好《不周山》一樣,聖陶是不適於那種表現法的。日本藏原惟人《到新寫實主義之路》(林伯脩譯)裡說寫實主義有三種。聖陶的應屬於第二種,所謂「小布爾喬亞寫實主義」;在這一點上說他是小資產階級的作家,我可以承認。

    我們的短篇小說,「即興」而成的最多,注意結構的實在沒有幾個人;魯迅先生與聖陶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他們的作品都很多,但大部分都有謹嚴而不單調的佈局。聖陶的後期作品更勝於初期的。初期裡有些別體,《隔膜》自頗緊湊,但《不快之感》及《啼聲》,就沒有多少精彩;又《曉行》,《旅路的伴侶》兩篇(《火災》中),雖穿插頗費苦心,究竟嫌破碎些(《悲哀的重載》卻較好)。這些時候,聖陶愛用抽像觀念的比喻,如「失望之淵」,「煩悶之淵」等,在現在看來,似乎有些陳舊或浮淺了。他又愛用駢句,有時使文字失去自然的風味。而各篇中作者出面解釋的地方,往往太正經,又太多。如《苦菜》(《隔膜》中)固是第一身的敘述,但後面那一個公式與其說明,也太煞風景了。聖陶寫對話似不頂擅長。各篇中對話往往嫌平板,有時說教氣太重;這便在後期作品中也不免。聖陶寫作最快,但決非不經心;他在《倪煥之》的《自記》裡說:「斟酌字句的癖習越來越深」,我們可以知道他平日的態度。他最擅長的是結尾,他的作品的結尾,幾乎沒有一篇不波俏的。他自己曾戲以此自詡;錢杏村先生也說他的小說,「往往在收束的地方,使人有悠然不盡之感。」

    1930年7月,北平清華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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