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八章 換代交接（1985及1985年之後） 文 / 大衛·古德曼
鄧本人和其他的領導人的隱退，並以此使黨的領導恢復活力，在1985年和1985年後一直是鄧所最關心的問題。1980年鄧拒絕擔任黨主席的職務，已經表明他認為自己太老了，不適合再擔任任何新的職務了。總的看來他關心的是確保領導層中換代交接的進行。鄧本人在1985年9月使自己擺脫了日常的行政事務，在黨的十三次代表大會上退出了政治局，在1989年11月辭掉了他的最後一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高級職務。儘管身為至高無上的領導人，似乎不存在著退休問題，也就是說他在國家的政治和軍事的決策方面仍在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然而不管怎樣，他的隱退在某種程度上脫離了日常的政治活動，這確是毋庸置疑的。
實施鄧所期望的換代交接，沒有取得太大的進展。鄧在1992年縱觀全局回顧整個改革進程時，對緩慢的換代交接步伐感到有點不滿，他說：「只要我們老一輩革命家還健在……敵對勢力知道要改變中國是辦不到的。但誰能保證一旦老一輩革命家不在了，將會怎樣呢？」１
鄧所提及的這個問題一直是普遍而又典型的。在他看來，整個領導層仍然是相當老化的。隨著八十年代的結束，起用更年輕的更有才能的幹部仍然是當務之急，然而鄧卻對八十年代的兩位總書記胡耀邦和趙紫陽進行了尖銳的批評。鄧認為他倆都不能勝任新一代黨的領袖的接班人，其主要原因是他倆不能夠旗幟鮮明地與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挑戰進行鬥爭。1985年的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
1985年9月共產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召開之前所進行的政治和經濟上的改革，從總體來看是相當成功的。然而，在此之後，由於面臨著若干重大的經濟和政治問題，改革的進程開始喪失它原有的勢頭。建立在鄧長期所倡導的黨的民主基礎之上的政治穩定是八十年代初的特色之一。儘管「文化大革命」中的派性活動在八十年代末消失了，然而在領導層內政治上的分歧卻越來越尖銳了，特別是在1988年和1988年之後。
隨著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全面地應用於城市的經濟改革中，由此產生了許多問題。儘管三中全會後的共產黨領導層對若干重大問題達成了絕對一致的共識，但在制定未來進一步發展的大政方針時，這種共識顯得特別脆弱。關於中國需要外國技術，需要成為國際經濟秩序的一個組成部分，需要把市場機制引入經濟中，需要根據經濟規律而非政治標準制定計劃，需要調整政治結構和下放權力，對這些雖然達成廣泛的共識，但對實現這些目標所採用的方式和速度卻存在著很大的分歧，這些分歧所產生的困難，從長遠觀點來看是不容忽視的。
由於一系列直接的問題引起了小的經濟危機，1984年10月，在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上，公佈了經濟改革原則的決定，特別是對城市的企業給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權，由於企業利用了他們所獲得的自主權，在1984年末導致了大規模的通貨膨脹和由此引起的經濟增長。那幾年，鄧沒有參加經濟發展細節的制定，經濟的管理主要是靠陳雲和從1980年10月以來擔任總理的趙紫陽。然而，在1986年制定第七個五年計劃時，陳雲和趙紫陽的分歧變得更大更加明顯。
鄧本人已經全力以赴對人民解放軍和共產黨的領導進行了改革，以便使其恢復活力。鄧對八十年代中期解放軍的改革計劃的決定在政治上是難以進行的。解放軍在七十年代中和末，特別是在葉劍英的領導下，一直是鄧的改革政策的強有力的支持者。儘管解放軍不想完全放棄它在政治上的作用，但很想使其武器裝備現代化並成為一支專業化的技術軍隊。２鄧小平作出解放軍必須改革的決定很可能是在1979年對越戰爭之後，那次軍事行動沒有得到令人滿意的結果。確切地說，鄧是在1980年3月３和1984年11月提出軍隊改革的４。
鄧小平決定領導改組解放軍的另一個可能是他意識到了他比別人更有可能和資格實施對軍隊的改革計劃。他曾是一位驍勇善戰的軍隊將領並長期和軍隊保持著聯繫，在七十年代，他兩次官復原職，都是擔任解放軍的總參謀長，在1977年時，有一次他接待有元帥軍銜的葉劍英，葉對他說：「你也是一位老資格的元帥，實際上你是我們這些元帥的帶頭人。」５1980年鄧不再擔任總參謀長了，但是在那以後不久，他又被任命為中央軍委主席。此外，為了確保軍隊的有力支持，鄧小平利用後來的這個職務提拔了許多他原來的部下，特別是在抗戰期間來自太行區的老部下，楊得志就是這些人中的一個，他取代了鄧擔任了總參謀長。
那時軍隊改革的目標是設法使解放軍的經費得到控制，提高軍隊的效率，使軍隊幹部年輕化，建設一支更加專業化技術化的軍隊。他提出了解放軍裁軍100萬；大部分的軍隊幹部退休；把11個軍區減少為7個軍區；解放軍的各部隊改編成合成兵種的軍隊，不應再是四十年代那種以陸軍為主的戰鬥序列。
鄧小平主要是依靠他原先的那些老部下——特別是在太行區曾和他共事的人，一二九師的人及後來第二野戰軍的領導們，最終克服了來自解放軍內各級領導的牴觸意見。這次改編後，截至1985年底，解放軍中的17個最高級將領中有10個曾經是鄧以前的老部下。６中央軍事委員會既是國家的機構也是黨的機構，其成員完全是同一套班子，而且完全受鄧小平以前的同事所控制，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班子，除鄧之外的8個委員中有5個在抗日戰爭中就開始和鄧共事了。７1982年中國共產黨的十二大之後，鄧小平使領導年輕化的改革進展相對順利，然而仍有眾多的老幹部包括一些軍隊幹部抵制退休，所以展開了討論。自1984年10月以來，就計劃將領導幹部年輕化和經濟改革問題列為1985年9月召開的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議事日程，儘管有一些意見分歧，但這次代表大會終於取得了一致意見，表明了黨的團結。８在經濟上所做的修補的折衷方案，其本質就是不穩定的。這次會議在制定1986年開始的第七個五年計劃時，雖然所有的發言都一致表示贊成，但他們對他們所贊成的那些要點是有不同意見的，比如陳雲對實施計劃經濟下的市場經濟發出了嚴重警告；陳雲還特別強調應確保糧食的高產；他還對一些黨員喪失了共產主義理想表示關注。９鄧對後一點容易接受，而對前一點持有保留意見，並確信政府部門和國有資產的優勢在經濟改革過程中佔有主導地位。十
這次會議對領導幹部年輕化的問題，儘管有很大阻力，但也得到通過。⑾其中包括象葉劍英這樣一些軍隊的高級將領也離開了領導崗位，他們被那些更年輕的受過更好教育和具有較強專業技術職稱的領導所代替。最突出的例子是當時新增補的三位政治局成員：李鵬、喬石和胡啟立，他們在當年的年齡都是60歲左右，李鵬在原蘇聯受到教育，是工程學院畢業生，在電力工業方面有豐富的理論經驗。喬石長期在鋼鐵工業部門工作，後來成為政府的國際關係方面的專家。胡啟立也是學工程的大學畢業生，對共青團工作有豐富的領導經驗，並參加了教育體制的改革。然而僅僅在道理上說服了那些資深的老幹部，就像在六十年代初一樣，共產黨的領導被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從政治局日常工作中退居二線的但仍保留政治局委員資格的鄧小平和其他一些老幹部；另一部分是擔負起黨和國家日常領導工作的黨的總書記胡耀邦和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等人。
胡耀邦和趙紫陽
1985年之後，共產黨的領導層圍繞改革中的兩種不同觀點開始向兩極分化了。一種觀點是在共產黨領導下，政治上相對開放的以市場為主導的經濟；另一種是較少政治自由的、共產黨和政府繼續對經濟和社會進行絕對控制的、由市場政策進行調節的計劃經濟。前者更加自由的觀點強調的是經濟和政治的改革同時並舉；後者較保守的觀點強調的是緩慢漸進的經濟改革，極不情願進行政治改革。辯論的焦點是：引進價格體系改革的時間和性質問題，還有黨政分離的問題。
改革的開明觀點似乎是由趙紫陽和胡耀邦提出的，至少也是得到鄧小平支持的。在八十年代中到1986年底以前，他們似乎掌握著主動權，討論並起草了引進價格改革的計劃。
1986年4月深化政治改革，特別是黨政分離的試點工作在進行，在這時候，鄧小平和胡耀邦之間的關係彷彿出現了裂痕。
像毛澤東一樣，鄧小平經常提到他退休的可能性，可能他的真正打算是在八十年代分階段地退休。的確他至少在1980年8月就提出了這個問題供大家討論。⑿1986年8月初他告訴一位日本客人悅：大家不讓他退休。⒀在9月初，一家更自由的報紙刊登了一篇督促鄧小平退休的文章，該文說基於兩點原因鄧應退休：一是有助於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二是有助於建立一個更加民主的制度；⒁這篇文章和一些提倡政治改革的文章引導人們提出了更加廣泛的民主要求，使鄧小平極為關注。在9月下旬召開的十二屆六中全會上，看不出鄧小平有退休的可能性。⒂
1986年底爆發了學生的示威遊行，要求得到更大的民主，這次學潮提供了要求胡耀邦提前在1987年1月下台的借口。鄧小平提出，胡是由於政治原因而非個人原因離職的，並提出保留胡一定的領導職務，胡雖然不是黨的十三大政治局常委了，但他仍然是中央整黨指導委員會主任，一直到他1989年4月去世。
隨著胡耀邦的離職，趙紫陽立即被任命為黨的代理總書記，萬里成為代總理，這是八十年代以來鄧小平第三次開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政治運動。然而在1987年10月黨的十三大召開時，在鄧的影響下，黨內的政治氣氛似乎又傾向於改革的觀點，這部分原因是由於鄧的干涉：因幾個月來鄧目睹了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對改革產生的消極影響，決定重新發起政治改革運動。十三大召開前的5月份，作為黨的學習文件，重新發表了鄧小平在1980年關於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講話，這預示著即將召開的十三大將以此為指導思想。在十三大上，趙紫陽在報告中陳述了中國仍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這個階段中發展生產力是黨的首要任務，而沒有直接提及那些有關社會主義的模式和社會主義概念化的東西。
在選舉中央委員會的過程中，人們第一次有了真正的選擇，一些黨代表們對那些反對政治改革的人投了否決票。鄧小平正式退出了政治局，陳雲和彭真也退出了政治局。另外十三大的新領導班子似乎正式地把鄧小平認作至高無上的領導。
1987年底和1988年初，趙紫陽準備進一步推進經濟改革，特別是價格體系的改革，因引進的市場機制與計劃經濟制度的並存，使經濟陷入了困境，其主要原因是由於兩種結構中價格體系的差異。為了確定價格體系，趙紫陽尋求引進完整的市場機制，然而趙紫陽的反對者們指出這樣做在政治上是有危險的，它不僅削弱了黨對經濟的控制能力，而且可能導致通貨膨脹，會在廣大群眾中產生消極影響。
雖然在1988年上半年進行了價格改革的試驗，但是在同年7月底，共產黨的決策者們無限期推遲了這種具有積極意義的嘗試。當時黨的領導們最擔心的事情發生了，中國陷入了通貨膨脹的危機，價格飛漲，商品積壓，向銀行擠提存款。此後更加自由的改革被較保守的經濟政策所取代，大量地削減了信貸和基建投資。
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
首先是由於通貨膨脹和隨之帶來的經濟緊縮；接著是遊行示威的大學生們的民主激情受到挫傷，這兩件事導致了爆炸性局勢的產生。此外，共產黨領導層內分歧意見的存在，所有這些在1989年都給政權帶來了嚴重的危機。危機開始產生於4月份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的示威遊行，5月底危機發展到最高潮。鄧在回憶中說：這場危機是不可避免的。
位於北京市中心的天安門廣場，對中國和共產黨的歷史具有很重要的象徵意義。⒃從傳統上講，天安門是中國兩種文化——封建統治階級的上層文化和人民大眾文化的彙集點。尋求正義和要求申冤的中國人經常來到位於紫禁城入口處的天安門向皇帝請願。1919年5月4日，民族主義者在這裡舉行了遊行，最終導致了五四運動的發生。五四運動對中國共產黨的建立產生了作用。
1949年毛澤東登上了天安門城樓，莊嚴宣佈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他一起登上城樓的還有共產黨的其他領導人——包括從南方軍事行動中專程趕來的鄧小平。在大躍進期間，天安門前的廣場加寬了，在廣場兩側分別建起了人民大會堂和革命歷史博物館。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親自登上天安門城樓檢閱了數百萬紅衛兵。1976年，周恩來去世時，為了紀念周恩來和反對「四人幫」，舉行遊行的那些人們聚集在天安門廣場。這次天安門「反革命事件」成為迫使鄧小平1976年4月下台的借口。1989年4月，大學生們為了紀念4月15日去世的胡耀邦（他是大學生心目中在1986年底所進行的民主運動的英雄），⒄又一次雲集天安門廣場進行了示威遊行。後來，4月26日的《人民日報》社論對這些遊行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並說這些遊行是妄圖使全國陷入混亂的一個陰謀。
顯然，鄧認為這次遊行是罪惡陰謀的表現——敵對勢力正在幕後控制著學生。
4月27日，作為對《人民日報》這篇社論的反響，在天安門廣場導致了反政府遊行。
在戈爾巴喬夫5月11日到達北京的這一天，沒有發生什麼事情，在外界看來北京所舉行的中蘇最高級會談，沒有引起新聞媒體的太大注意，人們卻把注意力集中在天安門廣場。
5月20日，開始實施戒嚴。
鄧小平在戒嚴後所發生的事情中的作用，直到現在也不太清楚。戒嚴的實施遇到了極大困難。奉命進京的部隊要麼被圍困，要麼被說服到別的地方去，要麼互相處於僵持局面。在有些地方局面亂成一團。因此做出了調入大量的荷槍實彈的軍隊進城的決定。
6月9日，鄧小平在評論他所說的這場反革命暴亂時，對所發生的一切顯得異常的平靜。鄧小平說，這場風暴之所以肯定要發生，主要就是因為缺乏政治工作和政治教育。鄧小平認為改革的措施和「四項基本原則」是正確的。但是以前沒有得到徹底的執行，沒有把它們作為基本的觀念教育人民，教育大學生，教育各級幹部和所有的共產黨員。鄧小平接著表揚了解放軍在平息暴亂中對共和國的忠誠和所做出的巨大犧牲。鄧說：「他們沒有忘記人民，沒有忘記黨的教導，沒有忘記國家利益……這個軍隊還是我們的老紅軍的傳統……我們這個軍隊永遠是黨領導下的軍隊，永遠是國家的捍衛者，永遠是社會主義的捍衛者，永遠是人民利益的捍衛者。」⒅這是當時所有的報刊雜誌和新聞媒體中反覆重複的一段話。在電視中看到鄧小平親自慰問參加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戒嚴部隊。
後來有跡象表明，對鄧具體參與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可能有一種更為複雜的解釋。在1989年9月，鄧小平在會見美籍華裔學者李政道時，談到了天安門事件，雖然他又一次強調了中國需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但是鄧小平又說：「平息暴亂中盡量避免傷害人民，特別是學生，這是我們的方針。」接著他又特別批評了趙紫陽，他說：「在這次動亂中趙紫陽暴露出來，明顯地站在動亂一邊，實際上在搞分裂。好在有我在，處理不難。當然也不是我一個人的作用。」⒆幾個月後，據報導鄧小平又進一步批評了趙紫陽，並且提出要在某種程度上給學生平反。據說鄧小平在會見西德前總理斯密特的談話中說：「不應該過多地指責學生——問題的根源在黨的領導層中。」⒇
退休與歷史
1989年6月初的事件，給中國共產黨帶來許多問題。政治上，需要恢復被破壞了的黨的傳統；經濟上，必須繼續實行緊縮政策。國際上對天安門事件的反應，不僅使中國在國際政治中受到孤立，而更重要的是將會失掉自改革開放以來從外國獲得的資金與技術。因此需要制定一個調整政策，鄧小平毫不猶豫地支持了這一政策。(21)
經濟和政治的調整，顯然是由共產黨所掌握和決定的。政治上的調整主要是加強政治思想教育，首先是把1989年6月的事件向中國其它省份進行解釋，然後即以通常一貫的做法進行更全面的政治思想教育。經濟上的調整，主要是緩慢經濟發展的速度，採取了比較保守的經濟政策，使中國較少地依賴外援。特別是在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會上通過了《優化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和深化改革的決議》。(22)儘管國際舞台上的政策不是由中國共產黨單獨制定的。但在1989年6月之後，中國通過改變經濟模式的調整，大大加速了經濟的發展。1989年前半年中國一直期望從發達的西方和經濟與合作發展組織的國家進行貿易和得到投資，但是，中國不得已放棄了這種願望。部分原因是由於東亞和東南亞經濟的發展變化；另外是由於北京中央政府的鼓勵。所以從1989年後半年起，中國與近鄰國家經濟關係的發展速度一直增長，在某些方面，香港和台灣是最明顯的——這兩個地區在很短時間形成了高度的經濟一體化。在1990年以後，為中國的經濟和該地區的經濟發展提供了巨大的幫助。(23)毫無疑問，由於需要進行政治思想教育和加強共產黨的領導，鄧在1989年後半年成了官方傳播媒體更為重要的人物，頻繁地報導鄧會見訪問中國的客人。其中有11月份對北京進行非官方訪問的北朝鮮的金日成，據悉這次來訪主要就共產主義在世界的發展問題進行了討論。(24)在三個月內出版了鄧小平的三本書——《鄧小平文選》（1938—1965）和兩本論文學和藝術的文集。9月份，發行了一個描寫鄧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在廣西作為政治組織者的一部電影——《百色起義》。(25)
11月份舉行的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會正式同意了鄧小平的退休，至少可說批准了鄧辭去最後一個正式職務。
1989年11月8日，中央委員會接受了鄧小平辭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請求。鄧對出席五中全會的人發表了離職講演。(26)
據說他對自己的退休私下進行了慶祝。11月13日，他在北京的人民大會堂接待最後一批官方的客人——日本工商業代表團時說：我借此機會正式告別我的政治生涯。(27)這僅是一種偉大的姿態，因為就在那個月底鄧接見了非官方身份訪問中國的坦桑尼亞前總統朱利葉斯·尼雷爾，又一次成為各報紙的頭條新聞。(28)
不管怎樣，作為至高無上領導人的鄧小平，從那時到後來是不可能退休的。迄今為止，人們還不清楚在八十年代共產黨在重大決策的過程中，中央的其他領導人是否認為需要有最後的仲裁人，還是出於他本人的意願。鄧作為至高無上的領導人，在一些重大事情的決策過程中或多或少起最終的仲裁人。從1987年鄧退出政治局後，他不再像過去那樣參加政治局會議了，但似乎是所有重要的政策性的文件和報告都要理所當然地送到他那裡獲得批准或徵求意見。(29)解放軍調入北京甚至是北京軍區司令部的人事任命顯然仍需要經過鄧的親自批准。(30)此外，正如人們所想像的那樣，就某些特別棘手的事情必須達成妥協時，另外一些領導人就會求助於鄧小平出面解決。
鄧小平這種非正式的超越了政治的、作為一個退了休的「至高無上的領導人」更有效地發揮他在1985年全國黨代會之後，退居二線以來所形成的激進的作用。在1992年，似乎鄧對進一步加速改革的步伐在起更決定性的作用。顯然1991年底鄧認為1989年保守思想的調整持續的時間太長了。由於共產黨的十四大定於1992年後半年召開，因此很有必要採取立即的行動，儘管很明顯當時88歲高齡的鄧小平身體欠佳，體力較弱，有時說話也不清楚，但是鄧開始了他對南方某些經濟發展速度較快、對外經濟聯繫密切的地區進行了引人注目的巡視，這些地區主要是上海、武漢、珠海、深圳。(31)這次南巡，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確保了制定進一步的經濟政策和繼續加快改革的計劃，成為12月召開的共產黨的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主旋律。有趣的是，當時鄧所巡視的南方許多地區的經濟發展如此之快和如此之穩定，因此，鄧對當地的領導在過去幾年中往往是在未經中央批准的情況下，並且是在一種政府和共產黨不能直接控制的經濟模式中所做的一切加以肯定和支持。(32)顯然鄧小平南巡的報導，對中國的其他省份可能產生了更大的作用。(33)
除了參加對重大問題的決策外，歷史工作是退休後的鄧小平所關心的主要的一件事。並且有文件表明，他也親自參與了這項工作，尤其是中共黨史和中國革命史。(34)雖然沒有他個人對歷史觀點的記錄，然而他的政治觀點卻是很現實的。以鄧小平的觀點來看，可能是為了對歷史的撥亂反正，又可以為現在和將來提供經驗教訓。鄧鼓勵要以各種不同的方式編寫和出版中共黨史。鄧小平要麼是題詞或為書名題字；要麼是鼓勵更廣泛地徵集黨史、人物傳記、黨史文集、專題報告和回憶錄。例如，1987年5月14日鄧小平為《太行革命根據地史稿》、《太行革命根據地畫冊》兩本書題寫書名，又在1991年6月為三本重要的書題了字：《陳毅傳》、《冀魯豫邊區革命史》和再版的四卷《毛澤東讀集》。(35)
就像已經表明的那樣，鄧對歷史的關心決不是現在才產生的，而是在七十年代中期和末期就已經成為他要求共產黨的領導要完成的主要任務之一。鄧小平對歷史的關心，在他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講話和著作中同樣也能找到。(36)有趣的是1989年11月8日正式退休後，鄧小平與寫他和劉伯承所創建的第二野戰軍史的歷史學家們共同參加了一個慶祝會。
註釋
１《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80頁。
２這些觀點反映在鄧七十年代的講話中。見《軍隊要整頓》，1975年1月25日，英文版《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1頁。《軍隊整頓的任務》，1975年7月14日，英文版《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9頁。《要逐步實現指揮系統的現代化》，1978年5月13日，《鄧小平論國防和軍隊建設》第149頁。《搞人民戰爭不是不要軍隊現代化》1978年7月17日，《鄧小平論國防和軍隊建設》第263頁。《現代戰爭要取得制空權》，1939年1月18日，《鄧小平論國防和軍隊建設》第263頁。《海軍建設要講真正的戰鬥》1979年7月29日，《鄧小平論國防和軍隊建設》第264頁。
３《精減軍隊，提高戰鬥力》，1980年3月12日，英文版《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69頁。
４《軍隊要服從整個國家建設大局》，1984年11月1日。這是鄧小平在中央軍委座談會上的講話。見《當代中國的基本問題》第89頁。
５范碩：《葉劍英在一九七六年》第315頁。
６尤吉和蘭·威爾遜：《中國黨與軍隊中的政治領導：趙紫陽的垮台》見195期工作報告，《戰略與防禦研究中心》澳大利亞國立大學，1989年，詳見第三表，該表列出了高級將領與他們的簡歷。
７這5個人是：徐向前、楊尚昆，張愛萍、洪學智、楊得志。其他三人是葉劍英、聶榮臻、余秋裡。
８在1985年9月30日和10月7日的《北京週報》中可以找到全國黨代會的有關文件。
９陳云：《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1985年9月23日，見《陳雲文選》第303頁。
十《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1985年9月23日，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41頁；另見《中國目前的主要問題》（英文版），第126頁。
⑾大衛·古德曼：《1985年9月中共全國代表大會與中央領導的變動》，載於《中國季刊》1986年3月第105期第123頁。
⑿《答意大利記者奧林埃娜·法拉奇問》，載自《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04—312頁。
⒀洛厄爾·迪特莫特：《1988年的中國：繼續處於困境中的社會主義改革》，見《亞洲概覽》第29卷第1期第20頁。
⒁錢超英：《我贊成鄧小平退休：與魏蔭同志探討》見《深圳青年報》，1986年9月21日。這篇文章是對魏萌的文章《鄧小平，請你不要退休！》的回答。載自《羊城晚報》1986年9月15日。
⒂《在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上的講話》1986年9月28日，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81頁。
⒃傑納森·迪·斯潘西：《天安門》倫敦，1982年。
⒄在許多關於北京的遊行報導中，托尼·塞奇和傑羅米·巴姆的報道是最好的。見托龍·塞奇：《北京人民運動的興衰》和傑羅米·巴姆：《北京的日日夜夜》，均載於吉納森·昂格編的《中國公開的民主抗議》悉尼，艾倫與昂溫出版公司，1991年。
⒅《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的講話》，載自《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02—308頁；BeijingReviewVol．32，no．28，10July1989，p．14．
⒆《我們有信心把中國的事情做得更好》1989年9月16日載自《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24頁。
⒇羅塞爾·斯克爾頓：《鄧把天安門事件歸咎於領導》，載《澳大利亞人》1990年5月24日第1頁。
(21)《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77頁。
(22)摘自《北京週報》1990年2月12日第19頁。
(23)亞洲研究中心：《中國南方的過渡時期》堪培拉，澳大利亞政府出版社，1992年。
(24)《朝鮮領導人對這裡的非官方訪問》見《中國日報》1989年11月13日第1頁。
(25)黃濂江：《歷史體裁電影的成功》見《中國日報》1989年9月15日第5頁。
(26)鄧榕：《我的父親鄧小平》第2—3頁。
(27)《鄧以官方的身份會見最後一位來賓》見《中國日報》1989年11月14日第1頁。
(28)張平：《江和鄧與尼雷爾的會談》見《中國日報》第1頁。
(29)參見林樹春《起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政府工作報告鬥爭的內幕》，見《爭鳴》1992年4月1日。
(30)邁克爾·迪·斯溫：《中國軍隊與政治的繼承者》加利福尼亞·蘭德出版公司。1993年第123頁。
(31)《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70頁。
(32)大衛·古德曼：《地方主義政治：經濟的發展、衝突與談判》見大衛·古德曼和傑拉德·西格爾著的《中國的分裂》第17頁。
(33)鄧的南巡很快變成了神話集和重要文獻，參見冷溶和高迄（音）編的《學習鄧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談話》。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遠尚和韓竹（音）；《鄧小平南巡後的中國》北京，改革出版社，1992年；南方日報社編的《鄧小平在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
(34)溫樂群，《鄧小平與中共黨史研究》，載自《中共黨史研究》第4期，1992年第63頁；成占一：《認真學習貫徹鄧小平同志的重要談話精神；進一步開創我省黨史工作的新局面》載自《山西黨史通訊》第4期，1992年，第1頁。
(35)翟泰豐、魯平和張維慶編的《鄧小平著作思想生平大辭典》第1456頁。
(36)參見鄧小平關於太行根據地的講話，見《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英文版載自《鄧小平文選》第一卷第206頁；或鄧小平關於太行根據地的講話，見《全面細緻地做好工作》1961年英文版載自《鄧小平文選》第一卷第26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