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二十三章 諾貝爾的個性略考 文 / 埃裡克·伯根格倫
一個矛盾的人
要想對阿爾弗裡德·諾貝爾的複雜個性，作出恰如其分而又簡短扼要的描述，並且透過六十多年來出現在印刷品中的那些一成不變和通常錯誤的觀點去發現真正的阿爾弗裡告德·諾貝爾，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由於真正瞭解他的人，現在尚在人世的已經寥寥無幾，這就更加困難了。加上他非常謙虛，不願談論自己，從來沒有留下一本私人的日記。然而，在他的一生中，他的確寫下了大量談論各種事務的信件。能夠留下這麼充分多樣的文件和如此豐富多采的材料的人，恐怕為數不多；這浩翰的文件和材料，現在都保存在諾貝爾基金會的檔案室裡，或者存放在親友們的手裡。
認真地研究這些材料，就會有一種如入金礦的感覺。通過與那些上了年紀的人談話與通信，可以對他瞭解得更清楚些；而摘錄像享裡克·舒克教授等阿爾弗裡德·諾貝爾的傳記作家，以及諾貝爾最後的至親好友、他的助手和執行人拉格納·索爾曼的著作，又可以彌補某些不足。如果再加上這方面或那方面專家們的意見，那麼，人們就至少可以指望對這位發明家和捐贈人得出一個客觀和相當正確的印象：他看來是一位非常多才多藝的人。
如果有人僅僅通過羅列好與壞、光明與陰暗適當的形容詞來描述他的話，那麼，這倒沒有什麼難處，因為對一個聰明的諾貝爾研究者來說，並不需要費勁就可以找到那些適當的形容詞。但是，在準備使用的那些形容詞之間卻有著許多疙瘩需要解開和重系，很多錯誤的判斷需要拋棄，很多謎需要解；只有將這副項鏈仔細查看和重新穿連之後，才能說它上面的每一顆寶石都是真正有價值的。即使在這種情況下，還心須允許不同的專家用不同的方法來鑒別它的真實性。
在本書的引言中已經講過，所有的證明表明，阿爾弗裡德·諾貝爾有很大程度上，是一位絕然矛盾的人。
在他的整個一生中，他身體虛弱、健康不佳，但他卻能夠在工作中建樹驚人的功績。從早年的貧困與憂慮，他通過但卻喜愛偏遠的地方和安靜的生活。儘管作為一個炸藥和武器方面的發明家和工業家，他卻厭惡暴力與戰爭，並且是一名忠誠的和平之友。請注意，這並不是從他的晚期，例如從他在一八七六年會見了伯莎·馮蘇特納或者自一八九五年他決定建立和平獎金才開始的，而是從他青年時代的早期，就一直是這樣，在他一生的言語文字中，始終流露著這種感情。
一方面由於也許是被他那糟糕的健康引起的顯著不安靜的癖性，另一方面則由於他廣泛分佈的活動，他變成一位從早年起就把整個世界作為自己工作場所的徹底世界主義者。他雖然是他那個時代最大的資本家之一，但卻持有某種社會主義觀點。他天性謙讓溫順，可是在形勢的逼使下，他也曾違心地捲進激烈的糾紛與對立之中。他表露出富於想像力的詩人和作家的很多品質，但同時又具有一個天生的商人那種清醒的現實與預見感及籌劃能力。他在日常生活中，一向對陌生人採取緘默和迴避的作法，但他在當時卻起了巨大的影響，他的鼓舞和他在思想與工作中的結果，曾在全世界引起過共鳴。
作為一名機警的觀察者，他甚至從年輕的時候起，就對他所看到的一切時常表示不滿與懷疑。這個世界包含著很多他所不能接受的事物：「現實曾無情地挫傷了我年輕時心中的理想。」這種世界觀無疑是來源於他早期的童年時代，根據前面引用過的他那首自傳詩裡的話，他多病的身體曾使他成為「他那個小世界裡的一個陌生人，他的同伴幸福玩耍時的一個憂鬱和沉思的小觀眾」。後來，對他同夥的掃興經歷，又加深了這種態度。這個籠罩著憂鬱的孩子，變成了實驗室裡的一名害羞的思想家，對很多東西感到有興趣，但對什麼都不感到奇怪。在很多事情上，他一方面是一個不能為自己取得幸福與安寧的懷疑的悲觀主義者；另一方面，又是一位體諒人間弱者人類之友，一位對人類的進步和前途充滿信心的慷慨貢獻者。但最主要的，他是一個探索者、理想主義者和創始者。
將他工作和文字中的證據，與那些熟識他或部分瞭解他的活動的人在他們的言論與文字中不帶傾向性地談到他的材料結合起來，這是可以辦到的事。這樣，就可以提供一幅有著最大根據的關於他的表現和個性的圖畫。
他沒有繼承他父親那種潔白的膚色和強壯的體形，也沒有繼承他那種自信和相當粗暴的性格。他年輕時的形象，同他母親瘦小的臉龐一模一樣。他像他媽媽那樣長得又黑又瘦。從現有的他二十五至三十歲期間拍下的照片上——那裡他生活中的一些大事還沒有發生，他也還沒有留起那遮了部分面孔的鬍子——可以看出他是一名相當英俊的青年，他那雙深深凹陷的眼睛，流露出一種專注、聰明卻充滿憂鬱的神采。
但是，如果有人在阿爾弗裡德·諾貝爾五十五歲那年看到他，當時他正處於名聲和活動的鼎盛時期，並在巴黎住了很久，那麼，就會發現他是一位踏著短小而堅定的腳步，為了達到明確目標而匆忙奔走的人；一位低於中等身材、略微駝背的活躍而又嚴肅的矮個子的人。他有著高大的腦門，蓄著整齊的黑中帶有灰紋的短鬍子，掛在他那蒼白面孔上的鬍子，更多地表現出他的性格，而不單是好看。在他的臉上充滿著緊張和憂慮的表情，但又被他那雙在濃眉下慈祥閃爍的藍色眼睛變得柔和了些。當他的近視眼需要的時候，他就將繫著一條黑帶兒的夾鼻眼鏡夾在高凸的鼻樑上。他的修飾非常好，他的服裝式樣不是最新的，但卻像他周圍的一切東西那樣，總是保持著簡單、適用和高質量的傳統。沒有任何一件東西能夠表現出他是一位大名鼎鼎或者非常有錢的人，乍一看來，很多生人還會把他當成一個遲鈍、陰鬱和無足輕重的人。
他幾乎是倔強地迴避大批吵嚷的人群，但當與可靠的朋友和同事們在一起時，他又完全是另外一個人，表現輕鬆，善於傾聽別人的意見，對所有人都彬彬有禮，並且不分朋友們社會地位的貴賤。人們喜愛他，是因為他不擺架子，但卻不能不注意到他是一束緊張的神經，必須通過約束自己的辦法來防止觸犯他。
他那略微粗魯的聲音，有時帶著憂鬱，有時帶著諷刺的語調，而且無論談到什麼題目，他都要作出有趣的評論。他精通五種語言，在談話時往往非常自在地從一種語言變換成另一種語言。當他提出一種反對意見的時候，這種情況是經常發生的，從他列舉的論據中，可以看出他學識淵博、消息靈通，而且意見非常新穎。顯然，他並不在乎會衝撞別人。有時他會帶著閃亮的眼神，說出一些粗暴的話來，顯然是想「敲打一下資產階級」，並且為這些話的效果感到高興。
那些通過訪問或信件尋求開導的蒙昧的人將會受到歡迎；但對於那些來擺架子、吹牛皮的自負的人，或者來奉迎拍馬的人，在客氣地、但卻堅決地請他滾蛋之前，總要當場訓斥他一頓。
當他四十歲到五十八歲在巴黎生活期間，阿爾弗裡德·諾貝爾是一個能夠為所欲為的非常有錢的人。但是，他卻幾乎從不參與這座都會的輕浮生活。青年時代，他曾把這座城市描繪成「一個淫樂的海洋，在那裡，放蕩和情慾的風暴折斷的難船殘骸，比狂暴的鹹水大海歷來所摧毀的船隻還要多；那裡的一派情景只能使人帶著厭惡的心情扭頭走開。」隨著年代的消逝，他改變了年輕時對巴黎的意見；但在他的整個一生中，他始終討厭那種非常有害於社會的環境，而這種環境，則是在任何社會階層都可能由於懶惰、不負責任、不道德和貪圖色情樂趣而發生的。在人性中的那種卑鄙和自大，在政治中的黑暗交易，在商業生活中的欺詐，以及任何用譁眾取寵的庸俗手腕，對他來說都是格格不入的。
他在各方面都是一位謙虛的人，他不時地參加知識分子和科學家們的友好聚會，但他卻避免出頭露面，並且從內心裡厭惡社會活動。
在馬拉可夫大街他那座漂亮的房子裡，很多人為著各種不同的使命來找他。這些拜訪有時使他高興，但在更多的情況下，那些無益的訪問或打攪，使他感到厭煩。他在那裡舉行過很多大型晚宴，招待他從瑞典和俄國來的親屬，招待他的私人朋友，招待來自歐洲各個角落、有著不同國籍的公司頭頭和商界相識。包括從倫敦來的亨利·德莫森索爾、阿迪爾工廠的經理喬治·麥克羅伯特和倫德霍爾姆以及從漢堡來的古斯塔夫·奧弗施拉格在內的一些人，曾經品嚐到這位單身漢的家庭中所充滿著的那種文化與歡樂的氣氛，盡然缺少的是一位女主人。其中有人曾說過：這位主人自己「非常節儉，但待客慇勤，對餐桌上的豐餚美酒感到巨大的驕傲」。他的日常生活很簡樸，而對客人的招待卻很周到；從留下的文字指示和他的家庭開支帳簿上，可以明確地看到這一點。阿爾弗裡德·諾貝爾一生堅持規定的飲食，既不抽煙，也不喝酒，並且不玩牌或賭錢。他什麼樂器都不會玩，也從不跳舞。同他的哥哥們一樣，他對音樂沒有欣賞興趣。然而，他卻是一位最能體諒人的主人，對待男客，他消息靈通、照顧周到；對待女客，則彬彬有禮、慇勤相待，並且總要為光臨的每位女賓準備一份禮物或一朵鮮花。
他在斯德哥爾摩老家的親屬和他們的孩子，每逢聖誕節、結婚紀念日和生日，不管當時他在那裡，他總要給他們寄一份漂亮的禮物，加上一封表達他深切思鄉之情的信件，特別是當他媽媽在世時的聖誕節期間，情況更是這樣。
在他心情良好、孤獨感全然消失的時候，他就會成為談笑風生的主角。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與他在巴黎和別地相處的某些同代人，曾這樣描述過他：「他講故事的時候，總用那種有趣的哲學推理的方式，使入迷的聽眾神魂顛倒，興高采烈。」
但也有著另外的一個諾貝爾，即被逆境傷害和多病折磨的諾貝爾；他曾把自己說成是「一個無用的思考工具，以任何人都想像不到的沉重思想，孤零零地漂泊於世。」
他經常患心絞痛，呼吸困難，頭痛嚴重，然後就引起反覆無常、坐立不安和嚴厲尖刻等現象。有時感到無家可歸。他就消失幾天或幾周，誰也不知道他到哪裡去了。當病魔打擊過去後，如果他不是帶著少而精的行李跑到阿迪爾、漢堡或者維也納，就會很快看到他戴著一副墨鏡，頭上纏著一塊壓定布，充滿了憂鬱和厭惡自己與生活的情緒，回到他那座實驗室禁地。他沒有休息的能力，不用多久，他的那位有耐心的助手費倫巴克，就會聽到他那些最奇異的計劃，而且不管是白天吃飯或晚上睡覺的時間，都必須刻不容緩地開始執行。在這種情況下，阿爾弗裡德·諾貝爾通過緊張的工作，使疼痛和憂慮消失；這些工作包括試驗、寫信，間或寫一些小的文學作品，有時還將草稿寫在實驗日記簿上。起草一些小的文學作品，特別是當他處於憂慮而不是生病的時候，就更加司空見慣。
阿爾弗裡德·諾貝爾作為一個非常寂寞的人，經常給人留下一種明顯的印象。儘管整天忙碌，並且在經濟和社會事務方面完全獨立，他仍然終生處於無法治癒的孤寂狀態。這部分是，也許主要是由於「腐蝕性潰瘍」型的內在憂鬱症；部分是由於他的生活鬥爭；而另一部分，則是因為他自己沒有一個真正美滿的家庭。
我們能夠找到很多關於他失望心情的例證，但是，從一封給路德維格的妻子埃德拉·諾貝爾的信裡，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他寫道：「我們之間的對比是多麼懸殊啊！在您周圍，環繞著愛情、歡樂、喧騰和跳動的生活，關懷別人和被人關懷；愛撫別人和被人愛撫；因此，您是在心滿意足中安定地生活著。而我則好像一隻被命運撞壞的無用的破船，在沒有羅盤和舵輪的情況下到處漂流，沒有對過去的甜蜜回憶，沒有對未來的虛幻但卻美妙的憧憬，沒有儘管粗俗但卻有助於自我美化的狂想，沒有作為我們未來生活源泉的家庭，沒有自然陶冶心靈的朋友，也沒有為之憤怒的敵人；與此相反的是，只有一種在暗淡的光線中揭示那些沒有洗淨的污點和失敗的自我批評。以這種輪廓劃成的一幅肖像，對於一個歡樂幸福的家庭來說，是很不適宜的，而只配把它扔進字紙簍裡。」
這位苦惱的發明家對自己那種遺傳性的火爆脾氣是清楚知道的，因此，當與外界發生磨擦時，他總要設法盡力控制它，特別是每當發火之後，他的健康總要受到損害。他曾宣稱，當他憤怒的時候，「諾貝爾式的血液就會沸騰，我自己的炸藥多得很，而生我非常生氣的時候，就會冒出火花來，然而，這不過是只能維持半個鐘頭的事。」從他的信件中判斷，如果他作為一名發明家的榮譽和名聲受到攻擊的干擾時，他就會變得很兇猛。
諾貝爾經常被那些要求資助這樣或那樣事務的、以及各種可以想像到的乞求信件所折磨。它們通常是以討好和可憐的語氣來表述這些要求，但有時是以達到難以相信程度的厚顏無恥來寫的。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末期，他在計算之後說：他發現「郵局每天至少送來兩打申請和乞求的信件，提出的要求總共至少有兩萬克朗，這就是說，一年至少達七百萬克朗。因此，我必須聲明說，與其落得個肯幫助人的好名聲，還不如乾脆讓人去講壞話好了」。
他當然要大量回拒這些要求，但是，像他那樣肯幫助別人的人，大概為數不多。對於那些雄心勃勃的年輕人，當他們的計劃使他感到興趣時，他就會誠心樂意地慷慨解囊相助。毫無疑問，他對自己年輕時代為取得勉強的必需品而進行的艱苦鬥爭，記憶猶新；因為他曾寫過：「記憶裡沒有海綿而只有石板。」「我不問他們的父親生在哪裡，也不管他們崇拜哪個小人國的神，因為正當的施捨，是不分國界和勿需表白信仰的。」
諾貝爾對於決定手段的目的，有他自己的觀點。在一位奮鬥中的青年或一家科學企業真正有需要的情況下，他很少說個「不」字，但對於為立雕像、設紀念晚宴等活動而提出的資助要求，他則從不為之動心。他曾寫道：「作為一條規矩，我喜歡為活人的肚皮幫忙，而不願為死人的紀念碑出力……我的天生癖性是，不要去過於尊敬崇拜死人，他們對我們的大理石獻品，既感覺不到，也一定會有不同意見，還不如去幫助那些有所需要的活人。」
現在保存的用幾乎所有的語言寫來的懇求和感謝的信件，以及諾貝爾提出明智勸告的覆信，在檔案室裡足足有幾大卷。明顯的是沒有人認為他所接到的技術或者精神方面的一紙勸導太低賤，因為有時是相當寶貴的。他是怎麼找到時間來作這些事的，仍然是一個不解之謎。儘管他有警惕，仍有不少被巧妙的騙子詐取過的事例，雖然這並沒有妨礙他的大方，但卻肯定是造成他經常以厭世觀點看待人類的原因之一。然而，初步的調查又給他帶來很多麻煩；他討厭給施捨以這種不名譽的形式，喜歡把問題談清楚，從而經常給予那些需要幫助的人以精神的鼓舞和支持。
這位孤獨的人在做過好事之後，並非沒有忘恩負義的事情使他感到幻滅。他給一位朋友寫道：「你提到我的『很多朋友』。他們在哪裡呢？是在蒸發乾燥的幻想的泥底子上，還是在嘩拉作響的水銀柱旁邊？請相信我，你只能在用別的動物肉來豢養的一群狗中間，或者用你自己的肉來喂肥的一些蟲子裡面，才能找到『很多』朋友。愉快的肚皮和感恩的心靈是雙生胎，阿門。」
諾貝爾在給一位被他認為對人吝嗇的猶太朋友的信中，曾經寫道：「不曉得你能否僅僅學會懂得，確實有人能夠不帶私利，或說不出動機去幫助別的人。在猶太人中間，恐怕只有一個人，即基督，曾經發現過這種思想；正因為少得可憐，所以他才被授與神的證書。」
宗教觀點
阿爾弗裡德·諾貝爾受過洗禮和堅信禮，是一名路德派教徒。舒克教授指出，諾貝爾真正的博愛，是他宗教態度的重要部分。「只有當一種宗教對人類表示出熱愛，對於他來說才是有價值的宗教。但是，他的所謂無神論，則是一種特別的類型。作為一個年輕人，他曾受到雪萊的很大影響，他同雪萊對生活的態度在主要方面是一致的。從哲學的觀點來說，這種態度無疑是相當混亂的，那位詩人比這位思想家更加混亂些，但是，持續的思想則是它的高度理想主義。它反對主要宗教的神聖信仰，因為它們的上帝是世界上一位暴虐和不正義的統治者，他要為所有的宗教戰爭和對其它信仰的一切迫害而受到譴責。但在這種否定之後，可以看到一個不對另外一個上帝的過錯負責的上帝，這就是那位和平的、對人類滿懷愛情的上帝。實際上，雪萊和諾貝爾的無神論，與基督教和柏拉圖主義很相近。」
諾貝爾對內森·索德布羅姆的教區工作，經常給予金錢支持。索德布羅姆後來成為瑞典的大主教，但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初，他是巴黎瑞典教堂的牧師。他曾給諾貝爾寫了下面幾行很有啟發性的話：「我們在宗教觀點上的分歧也許是形式上的而不是實質上的，因為我們兩人都同意，我們應該對我們的鄰居，做一些我們希望他為我們做的那種事情。坦白地說，我有一位繼父，而我只厭惡自己，卻一點也不厭惡我的鄰居。但是；就我的理論宗教觀點來說，我承認它們在相當程度上是從常軌上分離出來的。由於這些問題遠在我們之上，我拒絕承認它們是通過人們理解的辦法解決的，在宗教方面，要想知道人們應該相信什麼，就好像將圓形變成方形那樣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去弄清人們不能相信什麼，卻完全是在可能範圍之內的事情。我沒有越過這些範圍。任何曾經想過這一切的人，都一定會認識到，我們正被一個永恆的啞謎所纏繞著，而所有真正的宗教，都是建立在那上面的。人們透過上帝的面紗，什麼東西也看不到。人們以為自己所看到的東西，只不過是來自個人的想像，因此應該被拘限於個人的直覺。」
諾貝爾在覆信中，遠非作為一個宗教的敵人出現，像他那樣對生活的精神價值有著強烈感的人，也許為數很少。他所不能接受的，只是圍繞這些精神價值的教條和裝飾。
政治觀點
諾貝爾總是盡可能地站在政治活動之外。不管他是在家裡還是外出旅行，他讀的東西都很多，並且通過各種政治色彩的報紙，他對世界政治狀況顯然是精通的。他在文字中所表達的觀點，使我們可以對他在這方面的思路得出一個近似的看法。
他把強權政治看作是口是心非和陰謀詭計，始終帶有不可告人的動機；這種強權政治影響他的國際活動，並且總是同他所憎惡的官僚主義結合在一起。在他那些沒有寫完的短篇小說中，他以戲弄的方式無情地鞭笞了政府機構、官僚作風和陳腐法律等。由於這些私人寫作在他惱怒和生病時起著一種安全閥的作用，所以這些批評有時走得很遠。他對現存的社會秩序，幾乎全都看不慣。他的批評態度不僅是前後一貫的，而且是對所有人的。
阿爾弗裡德·諾貝爾是個激進分子，但卻是以一種特殊方式出現的。舒克教授認為，諾貝爾無疑是受了在他年輕的時候俄國流行的文學和無政府主義的影響，他用自己的一切氣質，來反對沙皇這類專制政治。然而，他決不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他對群眾的政治常識沒有信心，對普遍的選舉權和議會制度不表同情，反而認為一個開明的政府，應該擁有廣泛的權利，當他還是一個孩子時，他強烈懷疑給婦女選舉權或讓婦女參加政府的政策，他說：「東奔西走地受差遣，好像肯定是男人的事。」
諾貝爾在他的晚年認為，他是「一種社會民主派，不過卻有點變形。」但是，索爾曼並不同意這一點。他的意見是：「諾貝爾在立場、言論和行動方面，表明他同社會民主黨的觀點不同。他甚至很難作為一名民主派。他對在他工廠裡的工人抱有好感，並且照顧他們的利益，但卻從來沒有時間去進行個人接觸。對他自己的僕人來說，他是一位最隨便的主人，但是，他卻拘守禮儀，任何私人接近都是不可思議的，即使當他生病、痛苦或者感到缺乏它的時候，也從不這樣。」
他熱烈支持平等機會和大眾教育的原則，他曾說過：「普及教育就是普及繁榮。」他對別人的人格尊嚴、自由和個人信仰，表示極大的尊重。
作為一個大規模的發明家、工業家和資本家，阿爾弗裡德·諾貝爾經常要同各國的高級政府機構進行接觸和爭論。由於他對當時的政府和國家當局以及它們的司法和經濟機構持有眾所周知的批評態度，因此，看來他絕不可能會對社會民主黨廣義的基本原則例如生產資料的國有化表示讚賞。另一方面，他又認為大量的私人財產不應該被繼承或者留給親屬，其理由正像他說的那樣：「它們將由於幫助懶惰，並且因此而助長損傷人類的元氣，從而帶來災難。」他自己的遺囑，就是他這種觀點的證明。
有那麼一兩種對他作出的判斷，因為它們簡潔有力，而曾被輕率地引用和存留在文學傳記裡，因此必須予以澄清。例如，阿爾弗裡德·諾貝爾經常被稱為「歐洲最富有的流浪漢」，這個富有色彩的提法的唯一錯誤是，這個稱呼對他來說不夠恰當。他的確很富有，而且不倦地到處旅行，對於行動的獨立和自由，有著急迫的需要。從這些方面來看有點相似，但人們熟悉的流浪漢的另外一些特徵，他卻一點也沒有，他並不放蕩不羈，從不懶散，也從不無目的地行事。他不管是在貧窮的年輕時代，麻煩的成年時代，還是在晚年多病的黑暗時期，在他的一生中，他從來沒有一分鐘成為任何別人的一個包袱。他總是目的明確地行事，並且以頑強的毅力，堅持不懈地奮鬥。他的確是一個不同的流浪漢。似乎可以給他另外一個稱號——「當時最不擺架子的大富翁。」
在一九四七年出版的一本曾為很多人引用的廣泛傳記中，諾貝爾曾被稱為「使用炸藥的歹徒、作惡分子和軍火商」，說他一生的工作主要是「破壞力量的典型」。他可能發現並且從事過致命的東西，大半是在他死後，他的某些發現，逐漸發展成為用於生產軍火的整個工業。但是，在諾貝爾自己的精神和性格裡，在他的行動、文字和目的中，卻絕對沒有那種自利自利和殘酷無情地從死屍身上掠取金錢的冷酷剝削者的跡象，沒有任何一件東西能夠證明這種無恥的讕言。不幸的是，正是這些陳詞濫調，在那些不動腦筋的讀者腦子裡，留下了長久的印象，而那些更正確但卻並不聳人聽聞的其它論斷，則早就被忘光了。
社會觀點
在試圖解釋阿爾弗裡德·諾貝爾對社會事務的態度時，人們又一次遇到了他性格中的很多矛盾。人們發現他的觀點是來自固執的癖性，同樣也是來於自己的知識和經驗的影響。他童年時代在瑞典的家庭儘管貧窮，但給了他一種影響其終生的良好道德教育。由於生病和家庭的貧困狀況，他被剝奪了很多東西。他後來給予很多人的各種幫助，表明他希望別人能有一個更好的開端，一種更好的命運。作為一種完全是新的和不尋常的領域裡的一名開創者，他遇到了多種多樣的挫折和失望。堅毅勤勉和不停息的活動，是他克服逆境的手段。他有一種超脫於貪婪和愛財的雄心壯志。他的願望是「要存在，但是不要受人注意」，自己要在和平中活著，也要讓別人在和平中活著。他說：「我比那些競爭者有兩個長處：賺錢和讚揚都使我完全無動於衷。」他有著科學家的銳利的眼睛和對於事物的自然懷疑，但是，一旦當他在自己的隱居地方弄清了他們的情況，他就毫不裝模作樣，並且忠於他的夥伴。所有那些真誠努力工作的人，不管他們的職務高低，也不管他們的努力成果大小，他都一視同仁地相待；那些勤奮的人在缺錢的時候，總會得到幫助。這就是阿爾弗裡德·諾貝爾的思想狀況，這從他的行為和通信裡看得出來：而他的社會立場正是建築在這些基礎上的。
關於他巨大的商業交易，他曾寫道：「我認真地，但卻不是熱情地從事它們。」在他給經理和工程師們的信中，有很多例子表明他對工人注意給予社會關心，並且堅持採取嚴格的安全措施，因為他認為在這種生意的全部過程中，只要有一點錯誤或蠻幹，都可能造成災難性的結果。無論花費有多麼大，都決不因此而妨礙這種關心和注意。在他的一座工廠裡的老工頭和工人們說，他們聽了很多關於他們老闆的傳說故事，他是這個行業中所有突然出現的新產品的根源。他們懷著敬意地把「諾貝爾」這個詞的概念，看作是一種擁有巨大財富的神話式人物；從他們所聽到的一切，這個人幾乎能作超自然的事情。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從來沒有見過他，因為他只在星期天訪問工廠，以便平靜地來進行研究。經理和工程師們相互交換的信件表明，他們把這位矮個子的大人物看成是一位不擺架子的正直公道的人，一位不知疲倦和鼓舞人心的人，他經常突然地來呆一會兒，並且總要引起很多改變和帶來巨大的忙碌。
諾貝爾同他每個大大小小的同夥之間的團結，有著許多範例。他曾寫道：如果那些沒有幹好工作的部門被認為應予關閉，而這一步意味著解雇工人的話，「那麼，我們應該避免採取這種痛苦的措施。」
當他的一座工廠將要慶祝一次週年紀念的時候，有人要求諾貝爾送張照片給一份週年紀念出版物。他的回答是：「只要我的助手們和每個工人也都被要求把他們的肖像送去；那麼，我將把我那單身漢的醜陋的大鼻子像複製一份送去收藏；
但在這之前，我可不幹。」
奧地利諾貝爾工廠職工的後代們說，在十九世紀的七、八十年代，諾貝爾公司的工資和勞動條件「非常優越，很多年輕人常把他們的名字登記在招工的候補名冊上。它還實行一種制度：在那裡工作了若干年之後，每個工人就可以每月領到大約三十個奧地利先令的獎金。」現代的報紙，也顯然以某種驚奇的口吻說：「這些公司有免費治療的工廠醫生和免費供藥製度，並且有著事實上一整套社會福利，其目的是防止諾貝爾公司的退休工人出現死在廠房裡或大街上的現象。」
早在一八七九年，諾貝爾就對未來有預見地寫道：「當某一天世界真的變得文明時，那些尚不能工作的兒童和那些不能繼續工作的老人，將會毫無疑問地享受一種普遍的國家補助金。這自然是非常公平的，而且實現這種計劃，肯定會比人們想的要容易得多。」
這些就是這個人的行動和思想。與此同時，他給一名申請工作的人寫了下面一段關於他自己的情況：「我是一個厭世者，然而卻非常善良，有很多怪毛病，而且是一個耕種哲學比耕種糧食更在行的超級理想主義者。」
文學興趣
阿爾弗裡德·諾貝爾的主要興趣是科學和文學。他在沒有上過任何大學的情況下，獲得了技術和人文學的教育，因此，它既有其局限性，也有它的自由性。他那個藏書很多、他在裡面刻苦攻讀過的圖書室裡，有著用各種主要語言寫的技術著作和文學書籍。他認為，對自然科學的征服，是為子孫後代創造幸福的材料；而文學的理想主義使命，則將在這方面起著它的作用。
當他孜孜不倦地學習各種語言時，他不斷將好的外國文學作品（通常是伏爾泰的作品），翻譯成瑞典文。隨著興趣的增長，他自己也變得有點像個作家。舒克教授說：諾貝爾「有著成為一名反映性詩歌作家的各種希望，因為他具有巨大的敏感和想像力，這可以從他年輕時受雪萊影響和用英文寫詩歌的嘗試中看出來。」
但是，在他後來的生活現實中，有著世界性的商業事務、科學試驗，自然地把他從詩歌方面吸引開；在他晚年的時候，他想再次拿起筆來試試短篇小說的創作手法，但已經為時過晚。他的想像力起伏不平，他曾把自己說成是在摸索中前進，就好像是他清楚知道自己似的。他的小說草稿，例如一八六一年寫的《在最明亮的非洲》和一八六二年寫的《姊妹們》這兩部抒發他對社會改革觀點的作品，或者在相當後期的一八九五年寫的喜劇草稿《桿菌發明專利權》，儘管它們的確包含著對於人物性格的敏銳觀察，但卻有點天真和造作。他對一般生活越來越多的批評態度，使得這些作品充滿了挖苦和奇妙的內容。因此，對於從來沒有發表它們，人們也就不會感到奇怪了。
他唯一的一部戲劇創作是在一八九五年寫作，於一八九六年在巴黎印刷的悲劇《復仇的女神》。正好當這部劇作出版的時候，他就死了。他的家族成員們認為：「像這麼一部可憐的劇作，不能給一位偉人帶來榮譽的紀念。」因此只留下三本保存，其餘的全部銷毀。舒克教授說：「這件事做得對，因為公眾從這部他寫出的唯一被印刷了的劇作中，肯定將會對諾貝爾得出一種錯誤的印象。阿爾弗裡德·諾貝爾的確是位詩人，他有著詩人那種現實的概念，作為一個年輕人，能夠以詩的形式把它再現出來。但這種能力已經同歲月一道消失了。」
然而，儘管他肩負巨大的工作負擔，他卻保持了自己對詩的喜愛。他注意跟蹤包括斯堪的納維亞在內的文學潮流，並且從中看到了它在他所夢想的人類向更好的生活發展中，能夠成為一種使人振奮精神的源泉。他的遺囑的條款，告訴了我們這一點。
在他的信件裡，他經常引用莎士比亞和其他英國作家的話，並使之變得滑稽風趣；這些信件還流露出他曾仔細讀過並且珍惜與他同時代的一些哲學著作，例如赫伯特·斯潘塞，他的思想在很多方面與諾貝爾自己的思想相吻合。正如我們所知，諾貝爾在詩歌方面的嘗試，是模仿拜倫和雪萊的，他顯然對古今著名和無名作家的基本思想傾向相當熟悉。對於他所研究過的作家，他曾表示過明確的愛憎，看來他喜歡那些帶有理想主義傾向的作品，而不喜歡當時的自然主義作品。在他所崇拜的法國作家中，包括他親身相識的維克托·雨果，以及莫泊桑、巴爾扎克和拉馬丁，但他認為左拉是「一個骯髒的作家。」在象果戈裡、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和屠格涅夫等偉大的俄國作家中，他說他最喜歡的是屠格涅夫。他愛好並在給朋友的信件裡經常討論的斯堪的納維亞作家中，有易卜生、比約恩森、喬納斯·李、加博格、基蘭、維克托·賴德伯格和賽爾馬·拉格爾洛夫。在給瑞典朋友的信中，他對易卜生的《皮爾·金特》寫過一段熱情的評論。他認為維克托·賴德伯格的作品「表現了貴族的靈魂和佳人的形象」；認為在拉格爾洛夫的《古期塔·柏靈斯的傳說》中，「事件的起因不合乎邏輯，但風格具有魅力，因此不能評價過高。」諾貝爾的一些朋友在信件中曾說過，甚至在老年時期，他仍然平靜與靈敏地朗誦出蒂格涅的《弗裡特約夫的傳說》，和拜倫的《哈羅德公子》中的大段詩文。他在書信裡，經常引用古典作家和伏爾泰、席勒和漢斯·安德森那些智慧的詞句。
在一些傳記文學裡，常常說諾貝爾把他大部分年青時代的詩寄給情人。然而，在檔案材料裡，除了那首重要的、討論很多的詩《一則謎語》之外，還有一些關於他嗜好寫詩的寶貴例證。此外，本書作者最近幾年還在實驗室的記錄簿等想不到的地方，發現了他所寫的一些筆記和未完成的詩稿。其中包括《我打算用哲學說明什麼》的提綱，和在那些年代裡他寫的一些詩篇。
在一八九○年寫的題為《擬論述的哲學反映》這份目錄中，他用十二個標題涉獵天下萬物非常深遠的思想。例如：
互相作用的原子
大腦思維和記憶的功能
以太和可衡量的物質
各種宗教的滲透
經濟和稅收研究
化學新的簡化體系
以新思想為基礎的政府組織
爆炸學科的工作
細胞與宇宙的哲學
另外一份目錄的題目是《已經寫完的文學與詩歌》：
1．三姊妹
2．背負死亡
3．疾病與醫療
4．她
5．一則謎語
6．我是否曾經愛過……
7．給與的夢想……
8．森西
9．精神撫育
10．訓誡
11．相信與不相信
12．雙上鞍
13．驚奇
14．我看到兩朵玫瑰蓓蕾
在這些詩作中，現在保存下來的有第一、第五、第六、第七、第八首從這幾首詩中，可以看出阿爾弗裡德·諾貝爾具有相當多詩的靈敏，雖然在晚年由於他所遭受的沉重打擊，這種靈感變得遲鈍，但它卻伴隨了他的整個一生。下面是迄今尚不為人們所知的第六首詩的從瑞典文翻譯出來的一段摘錄：
我是否愛過？
啊，你的質問，
多我記憶的漩渦
喚醒了一幅甜蜜的輪廓，
那夢寐以求的幸福呵，
生活不肯將它賜給我；
那滿腔熱忱的愛情呵，
不待成長就已經凋落。
你不會懂得，
一個年輕心靈的理想世界，
是怎樣遭到現實的折磨，
挫折、幻滅與憂思，
是怎樣捉弄那歡樂的生活，
使一切都喪失燦爛的光澤。
你那年輕的靈魂，
在如意寶鑒中
只看到世界純潔無濁，
呵，但願你永遠不要
看到它的面目赤裸。
阿爾弗裡德·諾貝爾曾在他的一本沒有顏色的實驗室日記簿封面上用鉛筆寫道：「既有感覺的哲學，也有思維的哲學……」他毫無保留地沉醉在這一點上。
諾貝爾在書信中
「如果有人企圖在活動於我們這個運轉的地球拋射體上的十四億兩條腿的、無尾巴的雜色猿猴集團中出人頭地，那似乎是卑鄙的。」諾貝爾通過在一封信裡寫的這段話，提供了一個關於對任何自吹自擂都從內心裡一向表示厭惡的範例。他的這種厭惡與日俱增，以致厭惡在大庭廣眾出頭露面，厭惡對他表示敬意，不喜歡被報刊或參考書提名，不喜歡畫他的肖像或為他拍照，這一切意味著，他在一生中實際上堅持不為世界公眾知曉。只是由於比較徹底地查閱他的書信，才將他多方面的性格弄清楚。篇幅不允許把這種查閱情況全部介紹出來，但是，如果根本不考慮這些信件，那麼這盒積木玩具將會缺少一塊重要的木板。
諾貝爾沒有繼承他父親或其他祖先那種用鉛筆畫圖的靈巧本領，事實上，他繪的畫很難看。但由於他對寫作有著天然的愛好，加上他在語言方面的天才和他的雄心壯志，他成為他父親從來未勝任過的出色的筆桿子。很幸運的是，諾貝爾基金會在它的檔案室裡，幾乎全部收藏著他數千封書信和草稿的副本。它們跨越的時間達四十年之久，從他二十五歲開始從事技術和商業活動起，直到他死的時候為止。諾貝爾基金會後來還取得了幾百件書信和作品的原稿。它們都是用小字、以剛健和清楚的筆跡寫的，而且達到工整美觀的程度。它們總是用收信人自己的語言，分別用瑞典文或其它主要歐洲語言寫成的。在這些信件中，還夾雜著少量的外語，用來表達有著細微差別的感情。甚至哥特文和俄文也出現在某些信件裡。
作為一位富有的經營多種事務的職業人員，諾貝爾需要設法來滿足或者婉拒無數的來信者、技術計劃的建議者和來乞求的人。他從來沒有一名私人秘書，所有信件的書寫、譽抄和登記都是自己幹的，並且對他收到的所有信件顯然都回復過。長期以來，他每天都要發出二、三十封手書；當考慮到他還要處理那麼多別的事情時，不能不說這是一項巨大的功績。他把收到和答覆的私人信件好事地分類包裝存放著，顯然想在每年年底時將它們捆紮起來。他在上面寫道：「男人的來信」、「「女人的來信」和「乞求信件」等，最後一類信件是最多的。
一個明顯的細節是，諾貝爾所選擇的文字和使用的語調，總要根據他所估計的收信人不同類型的精神狀態加以改變。也許只有一種例外，那就是戀愛信，他顯然曾經缺乏精神上的洞察力，以便使這些信件適合那位收信人的口味。在這種信件中，他看來有點像個晚年陷入情海的中學校長，或者像個手持教棍的維多利亞式學校中善良的社會改良家，甚至指出他所收到的來信中那些拼法上的錯誤，就好像是批改作文一樣。不過後來他自己也曾說過：「愛情壓制了對任何別的事情的熱情。」他認為自己長期外出時，有理由留心察看那位維也納小朋友的習慣。在給她的信中，他曾寫道：「很好地關心你自己，好好學習，好好吃飯，好好睡覺——最好是一個人睡。」
他經常使用簡潔有力的比喻。他有一種露骨的、有時也是諷刺的幽默感，而且通常是說得恰到好處。這些信件還表明，他曾涉獵群書，並且有意無意地創造了許多精闢新穎的警句，例如：
「知足是唯一真正的財富。」
「我們在砂土上進行建築，當我們到花甲之年時，這種基礎也就更加適合。」
「扯謊是萬惡之首。」
「誠實的人常被撒謊者擊敗。」
「正義只能在想像中找到。」
「追求被人尊敬的人，是不值得受到尊敬的。」
「心靈中的愛情，不能像肚皮裡的食物那樣，可以通過勸告而消化得更多一些。」
「憂慮是腹中的劇毒。」
「一個沒有書本和墨水的閒居者，等於是一具有生命的殭屍。」
「受害者最好的辯解是：正義之神自己也是受害者之一。」
「不尊重別人的自尊心，就好像一顆經不住陽光的寶石。」
「除了農業之外，詐騙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行業。」
「希望是掩蓋真理面目的自然面紗。」
他可能有些粗率和缺乏幽默感，但卻從不顯得枯燥乏味和驕傲自大。雖然他是一個掌管無數人員的全權老闆，但卻向來不對他手下的人發號施令，而只是客氣地向他們提出希望和建議。在某些純技術性的信件中，也能發現一些優美的隱語。例如，他在給一名工程師的信中寫道：「你對氯酸鉀的害怕是被誇張了。當它出現硫磺氣味時。它就會像一個患歇斯底里症的女孩子那樣敏感；當它在表面上感到有磷的時候，它將比一千個魔鬼還要壞。但是，它可以被很好地訓服於上帝的撫育和訓誡之中。」
阿爾弗裡德·諾貝爾單一的、在某種程度上又是分裂的性格，使得他的信件出現很多不同的音調。顯然，技術和商務性的信件有它們特別的語調，即就事論事和特別有禮貌：而給親屬、密友和婦女們的私信，也有它們的口氣。在這類私人信件中，他可能更多地注意推敲和令人吃驚地坦白，以生動的言詞口吻來擺脫他那種孤獨感。在他所有的書信裡，有著一兩個共同點：熱愛人類，對所有的人都一視同仁，而不分貧富區別相待。他還對人類各種事業的現狀，不倦地進行批評，並且常常提出一些改進的建議。他有一種深究細問和改革的傾向，而且經常帶有一種反常的和反抗的性質。他雄心勃勃地想使一切事情都盡可能地完美無缺，這在他的科學工作中是很好的，但在日常生活中，不管對他自己還是別人所提出的要求，都未免過於理想化了。
在很多給他寫信的人當中，諾貝爾看來最感興趣的是那些理想家，他們有著自己傑出的計劃，往往在鬥爭之後開始付諸行動。我們從覆信中發現，他與他們討論著一些最不平常的事務，這種討論通常是有價值的，但有時也是徒勞無益的。他對於某些人提出的無法解決的、要求在研究或金錢方面給予幫助以便繼續進行的一些難題和問題，始終感興趣地予以解決。
諾貝爾對於任何世事人情，幾乎從不無動於衷。他有一顆善良的心，既能忍耐，也能寬容；每當對一件事情徹底想過之後，他就立即打定主意。然而，他當然是一位愛走極端的人，對於所有受他尊敬的人，他以周到和尊重的態度說話；但是，當遇到某些使他很不高興的事情時，他又會以難聽和低沉的語調來粗暴地予以譴責。介於兩者之間的情況，是很少見的。在他的書信裡，完全沒有假裝多情的感傷性，但卻經常出現對人對事的某些相當尖酸刻簿的評論。
諾貝爾珍視一切技術事務和它所涉及的問題，但是討厭董事會議、股東會議和經濟會議。因此，在大多數情況下，他首先進行調查，然後通過信件給予指示；這些信件明白、中肯，但顯然有很多是料想不到的，或者在通知很晚的情況下發來的。
從他自身方面來說，諾貝爾終生輕蔑榮譽的頭銜、高貴的獎章和其它正式的稱號。這位偉人在這些方面接受的很少，只是出於內心的善良才接受了幾個，這是他在無法不傷感情而予以回拒的情況下，才勉強接受的，因為有些懷著好意和崇拜心情的授獎人，並不瞭解他的這個癖性。在他的書信裡，可以發現很多事例說明他對「所有這些獎章和勳章，不管它們是掛在胸前、腹部或者背後」，都一律表示挖苦。他要把「所有這些表示寄存到動肝火的地方」，並且懇求「予以保存，免受齒輪和電鍍之苦。」
在另外一個場合，他對授與他以勳章的理由，作過一種調皮但也許並不那麼真實的估計。他寫道：「我的勳章沒有爆炸基礎。對於那枚瑞典的北極星勳章，我要向我的廚師表示感謝，他的烹調手藝，使得那些名門出身的大肚皮感到滿意。我得到的那枚法國勳章，是由於我同一位部長密切相識；巴西的玫瑰勳章，是因為我有機會被介紹給多姆·佩德羅；至少最後那枚著名的博利瓦勳章，則是因為馬克斯·菲利普曾經看過『尼尼徹』一劇，並且想把在那裡授勳的情況用人間的方式加以表演。」
諾貝爾經歷過很多曾留下深刻印象的嚴酷重大事件：赫勒內堡災難和其他更大的硝化甘油事故；塞夫蘭的插曲，石油的蕭條，巴布的醜聞，以及線狀無煙炸藥的訴訟，就是其中的幾起。在諾貝爾的信件中，可以發現大量對這些事件感情激動的評論。然而有幾種傳記文學卻胡說什麼諾貝爾對這些事故的消息，特別是對他早期發明所引起的嚴重損害生命財產的那些事故，似乎無動於衷。在法庭上的一次冷酷的事實性的發言，被人們抓住不放。他在這次發言中曾說過：「不能指望一種爆炸物品能夠在不犧牲性命的情況下被提供出來的普遍使用。從一份簡單的統計材料中將會看出，玩耍用的火器所造成的傷亡事故，比之開發我們的礦業資源所用的這種有著偉大價值的東西，簡直多到難以比較的程度。」
由於他的沉默和他無法在廣大公眾面前表達自己的感情，那些傷亡事故觀察家們很自然地就會以為諾貝爾似乎缺少感情。不斷的辛酸經歷，已經把他鍛煉成能夠不帶感情衝動地來接受命運的打擊。但他在給他的助手和技術人員的信件和電報中，則用另外一種語言說話。在那裡，他那常常是急切和憂慮的思想總在環繞著一個明確的目標而轉動著，這位專家的目的是，立即找出一種解決這些不正常情況的藥方。他認真地宣佈說，由於他的發明，從瓶子裡咒喚出來的那個已為人們掌握的妖魔，不可能通過向公眾訴說衷情而把它再收進瓶子裡去。基於這個理由，他只在他認為是唯一恰當的講壇上講話，這就是同他的科學家和製造商伙友們進行討論。作為一名技術人員和專家，他自然不會像大災難的獵奇者那樣使用恐怖的語調，也不會像新聞工作者那樣，以追求轟動社會的標題等方式來說話，而是冷靜地有知識地探討著從速解決問題的措施。事實上，他曾用了幾十年的時間搞出了一些以確保安全為主要目的小項發明，這些發明不僅僅限於炸藥行業，還包括諸如避免火車事故的裝置、火警裝置、海上救險火箭以及幾種廠礦工人的安全裝置之類的發明。
一位有著許多事情需要經營和衛護的人，把自己放在遭受多方面攻擊的位置，並且醫治著自己的創傷。但在遭到被認為是不公正、背信棄義或者攻擊他作為一名發明家的榮譽的事情時，人們將會遭到完全不同的一個諾貝爾。作為一位心地善良的人，他不通過報刊或當局來發洩他的煩惱，而是用向朋友或技術專家寫信的辦法，來擺脫這些騷擾。看來就好像他對命運的大棒和可怕的爆炸新聞，比對那小的譏諷和針刺更經受得住。這些信件通常有著嚴酷的嘲笑和毫不寬恕的諷刺。在這種時候，是不能輕視他的。他咒罵自己的炸藥「已經淪落為不光彩的殺人犯的工具」；議會被他稱為「牛皮大家的廳院」；他把自己那些討厭的痛苦說成是「魔王的良好祝願」；把為他看病的那些醫生，叫作「骯髒的課稅院」；並且認為「與那些作為兩條腿的瘟疫細菌的新聞記者相比、連虱子都完全應該得到祝福」。他甚至對上帝也發牢騷，並曾氣憤地寫道：「這個老人真的完全沒有和平的朋友，在一切事情中他都起著系統的殘暴作用，並且總要伸出他的魔爪。人們肯定已經感覺到了這一點。」
諾貝爾在他的一生中，有很多事情要同多種國籍的律師們打交道。他曾用四種語言無數次地談過與他們辦事的經歷，說「他們是一批吸血鬼，在對一些毫無意義的含糊不清的法律條文提供某些淺薄解釋之後，就要拚命地吞剝財產」。
在被線狀無煙炸藥這場官司的鼓噪激怒之後，他曾寫道：在聖經的十戒之外，應該加上「你不要去改進」這條第十一戒，因為「問題是，你也許可能成為一個注定要受劫難和被打入地獄的發明家」。
他在拒絕將一艘新輪船用「阿爾弗裡德·諾貝爾號」命名的請求時，曾經寫過這樣一段話：「堅決反對這樣做，主要理由是船隻的第三人稱代詞是『她』，這艘船將被指責為企圖不老實的隱瞞她的性別。此外，由於你指出這是一艘樣子好看的巨輪，因此，用一條老破船的名字為她命名，那似乎是一個不祥之兆。」
關於發明專利權的書信既多又細，這裡只摘引一封寄自一八九四年的典型信件的一部分：「我認為瑞典發明專利權辦公室竟然拒絕給我的新型引線發給專利權，是一件奇怪的事。對迄今沒有解決的問題提供出的任何一種實用的解決辦法，都是一項發明；而對這條基本真理的誤解，使所有的初步調查部門受到蒙蔽，從而作出了最可笑的聲明和拒絕。假如它們存在或盛行於瓦特的時代，那麼，他將永遠不能為他的發明取得一項專利權。他們將會對他說：水是已知的東西，蒸汽是已知的，它的凝結也是已知的事情，所以，它將會荒唐地把一台凝結器放在不同的地方，稱之為一項發明。人們將會嘲笑他在這方面的知識遠遠『超過』了瓦特。」
諾貝爾在巴黎的廚師通知他，說她要辭職去結婚。他善意地詢問她想要件什麼東西作為結婚的禮物，這位機靈的法國姑娘大膽地提出，想要「諾貝爾先生本人一天所掙的錢」。諾貝爾一開始大吃一驚，接受這個要求感到既為難有趣，在對這個腦子裡從來沒有裝過的問題進行了幾天計算之後，他說：「答應過的事情就得照辦。」於是他給了她四萬法郎的賞錢。光靠這筆錢的利息，她就能夠安樂地過上一輩子。E從諾貝爾多年來親手用瑞典文記帳的私人開支帳簿上，可以看出他的謹慎細心。無論花銷大小，他都一絲不苟地記上。像某些非常富有的人那樣，他對別人很大方，而自己的日常開支卻很節省，下面是他在巴黎時記載的私人帳簿上的一頁，從中可以看出這種開支項目的奇妙混合情況：
用途金額（法郎）
為窟神（索菲的假名）買帽子300．00
為自己買手套3．75
一匹新馬8，000．00
為R夫人買花40．00
上衣（賞給一個幫忙的人）0．25
給路德維格匯款2，300，000．00
給奧古斯特（諾貝爾的傳僕）52．00
為窟神買酒600．00
諾貝爾對於那些借錢或者需要錢的人，大多表示慷慨與理解；但是作為一個習慣於數字的商人，他對那些懶惰的人則表示惱火。這位百萬富翁可能訓斥他們說：「我曾有過形勢不利的時候，甚至在金錢方面也是這樣。但無論如何困難，我從來沒有一天出現超支的情況。這使我有理由來要求別人也能像我自己一樣始終遵守這條規矩。」在斯德哥爾摩，有一個處境很好但卻顯然經常利用諾貝爾的恩惠而拖延還帳的貸款者，接到了下面一封寄自巴黎的信：「由於你再次忘記了我的那項小要求，而這項小要求在我看來已經延擱得夠久的了，因此，我只好冒昧地通過大使館或者瑞典慈善會將它收回，以便交給沒錢的同胞使用。」果然，從帳本上看出的這項「小要求」一萬克朗，後來真的被用於照顧在巴黎的瑞典藝術家們的福利。
最後，回到阿爾弗裡德·諾貝爾對撰寫自己傳記的完全冷漠這個題目上來，是很有意思的。一八八七年，他的哥哥路德維格向他要一份詳細材料，以便收入當時正在編寫的家史裡去。他從阿爾弗裡德那裡得到了這樣的回答：
「寫自傳對我來說是件相當難辦的事，除非把它寫得像警察局的人物卡那麼短；依我看，那種寫法是很動人的。例如寫成：『阿爾弗裡德·諾貝爾這個可憐的半生動，應該在他哭著出生的時候，就讓慈悲的醫生把他悶死。
「『最大的優點：保持他的指甲乾淨，對任何人都從不構成負擔。最大的缺點：沒有家庭，缺乏歡樂精神和良好胃口。最大的也是唯一的請求：不要被活埋。最大的罪惡：不拜財神。生平重要事件：無。』
「這些不夠呢，還是多了呢？在我們這個時代，有什麼東西能夠適合『重要事件』這個標題呢？在我們這個被稱為銀河的小小星系中，就有著幾百億顆恆星存在，而這尚且是毫無意義的，如果它們知道整個宇宙範圍的話，它們將因為自己的渺小而感到羞恥。……除了演員和殺人犯，特別是那些在戰場上或屋子裡表演使人嚇呆的絕技的殺人犯之外，誰也不會去讀那些關於任何人物的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