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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雍正:四 如此朋友 文 / 易中天

    雍正也會和人交朋友?會的。他最欣賞的君臣關係,是「義固君臣,情同契友」。只不過,他這個「朋友」不好交。誰要是辜負了他這一番「好意」,那麼,翻起臉來,就要比一般的朋友反目厲害得多。

    雍正這個人,無論在當時,還是在後世,都頗受誤解。他乾綱獨斷,剛毅刻薄,雷厲風行,不講情面,出了名的「冷面王爺」和「鐵血皇帝」。加上他沒日沒夜地處理政務,沒有什麼個人嗜好和娛樂,因此不少人都把他想像成一個古板寡味的老頭,心理變態的暴君,甚或一架冷冰冰的殺人機器。其實不是這樣。他刻薄是真刻薄,但不寡恩;冷酷是真冷酷,但非無情。豈止有情,甚至感情用事。而且,正因為感情用事又尖酸刻薄,因此,他損起人來,就特別讓人受不了。

    其實雍正也有溫存的一面。他常常會在臣下請安的折子上批上一句:「朕躬甚安好,卿好麼?」或「朕安,你好麼?」話雖不多,但語氣中透著親切,不是一般的官樣文章。他也會和臣下說閒話,拉家常,絮絮叨叨,拉拉雜雜。興起時,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比如:「好事好事!讀此奏書之後而不高興嘉獎的,除非不是皇帝。」或「李枝英真不是個人!大笑話!真笑話!」「傳口諭給他,朕笑得了不得,真武夫也!」他還會在奏折上連批四個該字:「該!該!該!該!」真是愛憎好惡溢於言表,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完全不擺皇帝架子,故作聖人狀。難怪史家公認,讀雍正御批,尤有趣味,可以讀出一個真實的雍正來。

    有時雍正甚至還會向臣下發牢騷。比如「朕之苦衷何待言喻」,或「朕之憤懣氣鬱,其苦亦不可言語形容也,奈何」。最嚴重的一次,是在得知了曾靜的「誹謗」之後。他對鄂爾泰說:「卿看竟有如此可笑之事,如此可恨之人。雖系匪類逆言,覽其言語不為無因。似此大清國皇帝做不得矣!還要教朕怎麼樣?」一副滿肚子委屈無處訴說的樣子。皇帝發起牢騷來本來就不得了,而把話說到「皇帝做不得」的程度,則大約要算作歷史上最大的牢騷。這樣的牢騷也能向臣僚發,可見是朋友。

    雍正也能體諒寬容臣下。台灣總兵藍廷珍因自己名字中「珍」字與胤的「」字同音,請求改名避諱,雍正說不必,還說「你的名字朕甚喜歡」。石文焯受命審理程如絲貪污案,因前次沒把事辦好,這回牽扯的人事又複雜,因此心存顧慮,惶恐不安,雍正也說不必,「朕諒汝彼時原有許多不得已之處」。兩廣總督孔毓曾為年羹堯代買代運紫檀木,年倒台後,孔上折請罪。雍正說:「此等小過,朕豈有不諒之理?朕不怪爾也。」而且,雍正還進一步說:年羹堯的得勢和跋扈,「皆朕識人不明,誤寵匪人。朕自引咎不暇,何顏累及無辜也?」竟把責任攬在自己身上。同樣令人感動的是解脫陝西興漢總兵劉世明。劉世明因親弟弟劉錫瑗通匪被捕,上折請罪,說:「不能正己,豈能正人,面對屬員,愧報極矣。」雍正寬慰他說,朕也有阿其那、塞思黑那樣的弟弟麼,哪能讓你劉世明保證沒有劉錫瑗這樣的弟弟?

    雍正對於臣下,確實不乏關懷愛護之處,真正是循循善誘,體貼入微。元年八月,他特批福建布政使黃叔琬有密折專奏權(關於這一特權,詳後)。黃上折謝恩,雍正便叮囑他說:特權是你的了,但不能亂用。第一不要拿這個挾制上司,第二不能向人聲張,第三不可頻頻上奏。奏得多了,上司會對你起疑心,對你沒有好處(於爾無益)。田文鏡被破格提拔為河南巡撫,感恩戴德至極。雍正便叮囑他說:「天下事過猶不及,適中為貴。」不要因為報恩心切,把事情做過頭,就不好了。後來,田文鏡因推行雍正的改革,弄得四面楚歌,雍正又安慰他說:「小人之流言何妨也,不必氣量狹小了。」皇帝提拔大臣,沒有一個不希望臣下感恩圖報的,雍正也一樣。但雍正在田文鏡報效心切時能戒其驕躁,可謂知人;在他遭受攻擊時能寬其心懷,亦可謂善用。

    雍正不但酬勞能臣,也重獎諫臣,而且並不計較他們是否犯顏抗上,或者所言是與不是。雍正即位之初,一個名叫孫嘉淦的翰林院檢討便上書言事,要求雍正親骨肉、停捐納、罷西兵。如果說停捐納(停止賣官)尚可討論,其餘兩件事則沒有一件是雍正愛聽的。翰林院官員原本是文學侍從之臣,不該來管閒事;孫嘉淦的官位又很低,只有七品。七品的檢討居然跳出來找皇上的茬,議論的又都是國家的大政方針,簡直無異於找死。因此雍正龍顏大怒,責問翰林院的掌院學士(院長)是幹什麼吃的,居然容此狂生!太子太傅朱軾在旁邊說,這個人雖然狂妄,但臣很佩服他的膽量。雍正瞪著眼睛看朱軾,想了一下,撲哧一笑說:便是朕,也不能不佩服他的膽量。於是立即提升孫嘉淦為國子監司業。以後,孫嘉淦又不斷提意見。意見雖不被採納,他的官卻步步高陞。

    不過,誰要是不把國家制度、君臣禮儀當回事,雍正對他也不客氣。二年四月,雍正因平定青海一事受百官朝賀。刑部員外郎李建勳、羅植二人君前失禮,被言官彈劾,屬大不敬,依律應該斬首。雍正說,大喜的日子,先寄下這兩人的腦袋。後面的儀式,再有人出錯,就殺了他們。那時候,可別說是朕要殺人,而是不守規矩的人要殺他們。也就是說,這兩個人死不死,取決於別人犯不犯錯誤,而犯錯誤的人不但自己要受處分,還要承擔害死別人的責任。如此「出奇料理」,也是只有雍正才想得出來的。

    一方面是細語溫存循循善誘,另方面是尖刀剜心狗血噴頭;一方面是小不如意便課以大罪名,另方面是大觸霉頭卻備受賞識,許多人將其歸於雍正的「喜怒無常」,鄂爾泰卻深知其中的奧秘。鄂爾泰也是摸過雍正老虎屁股的。鄂爾泰,字毅庵,姓西林覺羅,滿洲鑲藍旗人,世襲貴族。他很有才,二十歲就中了舉人,二十一歲就當了御前侍衛,但因為人剛直,不肯趨炎附勢,所以到四十歲才是個內務府員外郎。他寫詩自況說:「看來四十還如此,雖至百年亦枉然。」這時,還是親王的雍正讓人給他捎話,托他辦事,其意當然是拉他入伙,不料卻被鄂爾泰嚴詞拒絕。鄂爾泰說:「皇子宜毓德春華,不可交結外臣」,意思是說要雍親王放尊重點,自尊自律。雍正碰了這個軟釘子,不但不忌恨鄂爾泰,反倒十分欣賞敬佩這個竟敢以郎官之卑對抗親王之尊的直臣和漢子。即位之後,立即委以重任。一年升藩司,三年升總督,十年後升首輔,成了僅次於允祥而被雍正高度信任的人。

    如此君臣際遇,誰不羨慕,因此大家都想知道他得寵的訣竅。鄂爾泰也不隱瞞。他曾對人說,當今皇上用人行政,「無甚神奇」,無非兩個字而已;至誠。也就是說,皇上待臣下以至誠,臣下待皇上也要至誠。其實就連鄂爾泰心裡也明白,他對雍正,也是不能把所有的真話都講出去的。

    雍正這個人,是頗為自信而自視甚高的。有人批評他是「性高傲而又猜忌,自以為天下事無不知無不能者」,有一定道理。雍正一生,有三條頗為自得,也頗為自許。一是自以為一心為公,所作所為都是為了國家社稷;二是自以為洞察幽微,沒有什麼事什麼人瞞得過他;三是自以為一身清白,眼裡揉不進一點沙子,心裡存不得一點塵埃。有這三條,加上自己又是皇帝,對臣僚們當然沒有半點客氣好講。誰要敢在他面前耍點小心眼兒,或被他認為是耍小心眼,那就別怪他不給你面子。

    楊名時倒霉就倒在這上頭。楊名時建議修浚洱海河道,本來是好事,但雍正認為他心術不正。第一,這樣的好事,為什麼早不做晚不做,早不講晚不講,偏偏要在自己即將離任又尚未離任的時候提出來?第二,為什麼不用保密的折本先請示皇上,而用不保密的題本上奏,故意要弄得滿朝上下都知道?第三,為什麼不等新官接任以後再由新官上奏,或聯名上奏?顯然,他是在沽名釣譽。事情明擺著的嘛!修浚洱海河道是何等工程,豈是他離任之前完成得了的?當然只能由後任來做。既然只能由後任來做,為什麼要搶在自己卸任之前發表意見?還不是想著把工作留給別人,名聲留給自己!為了保證天下人都知道自己愛民,竟然和皇帝動起心眼來,不用折本而用題本,什麼意思?怕皇帝不告訴天下是他楊某人的好主意嘛!因此雍正憤怒地斥責他:像你這樣心裡只有自己沒有別人,甚至沒有君父的人,還好意思厚著臉皮自命為讀書人嗎?所以雍正要罰他自己掏錢去修洱海,修不完子孫接著修。雍正說,自己這樣處分,就是要「使天下之人知沽名釣譽之徒不但己身獲罪,而且遺累子孫也。」

    雍正如此苛求於人,他自己又做得怎樣?雍正認為做得很好。他說:「朕之心可以對上天,可以對皇考,可以共白於天下之億萬臣民。」雍正這個人,確實是「一心為公」,誠心誠意地想把國家天下治理好。他朝乾夕惕,宵衣旰食,十三年如一日。乾即乾乾,自強不息的意思。惕即惕若,戒備謹慎的意思。宵即凌晨,旰即深夜。朝乾夕惕,宵衣旰食,就是終日勤勉謹慎,不敢懈怠,清早便穿衣服起床,很晚才吃點東西。這兩個詞,原本是舊時頌揚帝王勤政的套話,雍正卻很認真地做到了。別的不說,光是他批的公文就印行了《上諭內閣》一百五十九卷,《朱批諭旨》三百六十卷,均成巨帙,未刊者還不知幾何。此外,還有大量的其他工作。他的這種敬業精神和勤政精神,幾乎所有歷史學家都不否認。

    雍正的個人生活也很簡單,沒什麼嗜好和娛樂,不愛遊獵,也不算好色。他也喜歡一些小玩藝,但不玩物喪志。有些東西為他所喜愛,還是因為有用,比如眼鏡。雍正因為眼力不好,特別喜歡眼鏡。他曾命令工匠製作了多副眼鏡,各處安放,以便他辦公時隨時取用。他還賜給王公大臣眼鏡,目的是要他們勤勞公事。他甚至下令給揚灰處的工人發放眼鏡,以為勞保用品。在「以天下為己任」方面,雍正確實做到了以身作則。

    雍正也不是糊塗皇帝。他曾對群臣說:朕在藩邸四十餘年,於人情物理熟悉周知,不是那種沒有閱歷的娃娃皇帝,也不是那種只知享樂的紈褲阿哥。所以他自認為有資格也有能力嚴格要求臣下。而且,他認為,只要君臣雙方都相待以誠,臣下不挖空心思討好皇上或欺瞞皇上,皇上也用不著猜忌臣下、防範臣下,則雙方完全可以建立起一種朋友式的關係。

    雍正自己心裡也應該有數。他對群臣說:「君臣之間唯以推誠為貴,朕與卿等期共勉之。」但他自己,能對臣下不猜忌、不防範、不整治嗎?比如雍正暗示大家起來揭批年羹堯時,大家都不揣摩,都不動作,或者傻乎乎地說年羹堯這個人多少還有些功勞,雍正能滿意嗎?顯然,不揣摩是不可能的。而且,說句不好聽的話,揣摩不到位才是糟糕。四年(公元1726年)底五年(公元1727年)初,兩總督三巡撫報告黃河水清。古人云:「黃河清,聖人出。」當然是祥瑞。雍正大喜,給文武百官每人加了一級。這時,有個大理寺卿名叫鄒汝魯的,寫了篇《河清頌》來拍馬屁,內有「舊染維新,風移俗易」兩句,意思是說正因為皇上搞改革,實行新政,黃河才變清了。誰知卻使雍正大為惱怒,質問鄒汝魯「所移者何風?所易者何俗?舊染者何事?維新者何政?」一怒之下,將他革職,罰到荊江工程去修水利。你想,馬屁拍不好都要倒血霉,把真話都講出來豈不更是冒傻氣?

    看來,在雍正手下,拍馬屁也不容易。說得好聽一點,得像一個很有鑒賞力的批評家,由衷地為雍正的領導藝術叫好。這就一要誠心,二要懂行,沒有幾個人做得到。雍正當然也明白這一點。所以心情好的時候,對那些言不由衷的馬屁也就不太計較(心情不好時就該對方倒霉)。因為拍馬屁至少沒有什麼惡意,粉飾太平也總是政治所需。對於批評,雍正的態度就要認真得多。雍正並不是一個批評不得的人。他接受過批評,也獎勵過批評他的人。甚至有時雖然並不接受批評,卻獎勵批評者。比如大學士朱軾一貫是批評雍正的。耗羨歸公、西北用兵這些事,他都不贊成,雍正卻請他給弘歷當老師。後來連朱軾自己也覺得老提意見不是個事,便請求病退。雍正說:「爾病如不可醫,朕何忍留;如尚可醫,爾亦何忍言去。」朱軾感動,再不提退休的事。

    雍正還有一個邏輯,即任何人都不可能真正獨立。如果對君主鬧獨立,那就一定在私下裡結為朋黨。因為「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麼!雍正整治楊名時、李紱等人,就因為視其為朋黨領袖之故。他曾對鄂爾泰說:「朕整理科甲積習(因師生或同年關係結成朋黨的習氣),伊(指楊名時)挺身樂為領袖。」審理謝濟世時,也嚴刑逼供,要他招認是李紱指使(謝濟世的供詞則是「受孔孟指使」)。可見,雍正打擊楊名時等,是一箭雙鵰;不准臣下搞獨立,更不許他們結黨。他最欣賞的是這樣一種人:和誰都沒有私人關係,只和他一人「結黨」,比如田文鏡、李衛都是。

    當然有一種情況是允許並鼓勵的,那就是「奉旨結交」。比如雍正三令五申不准大臣結交王公,卻又指示寵臣們結交怡親王允祥,因為他需要允祥來充當他與臣下溝通私人感情的渠道。他又說,做人臣的,按道理是不能有私交的。但如果「同心體國,互相敬愛」,則朕又唯恐你們不能這樣。這就矛盾。到底是該交朋友還是不該交朋友呢?說穿了,就是不准別人交朋友,只准他一個人交朋友;也不准對別人有感情,只准對他一個人獻忠心。換句話說,他是要和每個臣子單獨「交朋友」。

    阿彌陀佛!這樣的朋友,如何交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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