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盤點李澤厚 上 文 / 易中天
盤點李澤厚，決非趕時髦。
李澤厚已經不時髦了。去年冬天，——也許正所謂「世紀末」吧，李澤厚南下應邀作客一家開在大學附近的民營書店。書店老闆是個做事低調的人，對此並未大事張揚，只不過在店門口貼了一張不起眼的小告示，卻也引得一群青年學子注目。他們興高采烈地指指點點奔走相告：太好了！李澤楷要來了！
李澤楷？有沒有搞錯？！
實在地說，當我聽到這個真實的「笑話」時，卻有些笑不起來。沒錯，李澤楷與李澤厚，只不過一字之差，看走了眼也不足為奇。問題是，他們當真是看走了眼嗎？未必。說白了，這些學生之所以把「李澤厚」看成「李澤楷」，只因為他們心目中根本就沒有李澤厚。於是，在那一瞬間，我感到了世事的蒼涼。
想當年，李澤厚是何等了得啊！80年代的大學生、研究生，有幾個不知道李澤厚的,就連他那本其實沒多少人讀得懂的《批判哲學的批判》，也是許多青年學子的架上之書。枕邊之物。有人甚至宣稱以七七、七八級本科生和七八、七九級研究生為代表的一撥人是「讀膝隴詩和李澤厚長大的一代」。這話也許說得「過」了一點。但不管怎麼說，當年李澤厚的知名度，決不亞於今日之李澤楷。然而今天的大學生，已大多不知李澤厚為何許人也了。老話說，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白雲蒼狗，本是當然。但，從80年代初到如今，不過二十年光景，李澤厚就「過」了「氣」，無乃過速乎？
我終於沒敢把這個真實的故事告訴李澤厚。畢竟他是我所敬重的前輩，何況我也是所謂「讀膝隴詩和李澤厚長大的一代」中之一員。面對面的，實在難以啟齒。但我還是忍不住要把這個真實的故事講出來。因為這已不是李澤厚或李澤楷個人的事。正如現在的年輕人只知道比爾(蓋茨)不知道保爾(柯察金)，並非比爾或保爾個人有什麼是或不是，實在是時勢所使然。何況這個並不好笑的笑話背後，也不乏耐人琢磨的東西。
其實，就連我們這些人，現在也不讀李澤厚了。李澤厚出了新書，《世紀新夢》、《論語今讀》、《己卯五說》等等，也買，但未必讀，讀也不激動，更沒有當年那種如饑似渴先睹為快的感覺。我們買李澤厚的書，毋寧說是「懷舊」的成分多於「求新」。也就是說，李澤厚在我們這一代人這裡也已經「過」了「氣」。我不敢大言不慚地說我們已經「超越」了李澤厚，但對他不再感興趣，卻也是事實。這和現在的年輕一代倒是沒什麼兩樣。不同的僅僅在於，我們不否認李澤厚對我們影響，無論我們當年或現在是否贊同他的那些觀點(事實上也從來就沒有全部同意過)。畢竟，對於我們這一代人來說，李澤厚是重要的，他的影響也是抹都抹不掉的。
這樣一個整整影響了一代人的人物，為什麼轉眼之間就成了明日黃花？是李澤厚變了，還是我們變了，或者是時代變了結果李澤厚和我們都變了？這倒是應該也值得弄清的問題。
因此，我決定「盤點」李澤厚。為我自己，也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思想文化。
二、機遇
所謂「盤點」，其實也就是「反思」(實際上我並不可能對李澤厚進行「全面」的盤點).反思是哲學家愛說的話愛做的事。哲學家在教會了別人反思的同時，也使自己變成了反思的對象。這是沒有法子的事，就像歷史學家也可能變成歷史研究的對象一樣，原本不過是他們的「宿命」。
李澤厚成為一個有影響的人物，有多方面的原因。
李澤厚成名很早。早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李澤厚就因一場美學論爭而嶄露頭角名重京城，競成了一個美學學派的「領袖」和『宗師」。那時，1930年出生的李澤厚也還是個「小年輕」，年紀和現在名噪一時的「新青年」余傑差不太多吧(可惜余傑的成色卻差了很多，這可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想那時也真是個天真爛漫的年代。許多現在看來實屬低層次的問題，被朝氣蓬勃地討論著，並因此而人才輩出。李澤厚那個美學觀點——美是客觀性與社會性的統一更可謂紅杏一枝，很是領了好些年的風騷。不過，李澤厚的影響超出學科範圍，真正成為一代青年學人的精神偶像，卻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而他的崇拜者、追隨者、贊同者、欣賞者和心儀者，則主要是七七、七八級本科生和七八、七九級研究生，以及他們的同齡人。
這是一個特殊的群體。
沒有比這一代人更倒霉的了。長身體的時候吃不飽飯，長知識的時候沒有書讀，最該有所作為的時候去了農村(據說在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歷盡了千辛萬苦好不容易找回了自己的位置，其時已是「老大徒傷悲」。以後的情況也十之八九不如意。「好事」未必有份，「壞事」件件攤上：生孩子要有計劃了，提職位要看文憑了，評職稱要考外語了，分房子要掏鈔票了。好容易熬出頭來，弄不好又要下崗了。真是步步緊跟時代變化，步步趕不上趟。只有極少數「運氣好」的，總算能夠在已為人妻人夫甚至已為人父人母時，才又重新回到課堂。這就是七七、七八級本科生和七八、七九級研究生的主要組成部分。
然而，我們這一代人又是幸運的。中等教育是在「文革」前完成或接受的，那時學校裡推行的還不是或不完全是「應試教育」。升學的壓力沒有現在這麼大，有時間閱讀大量的課外書(這是其中許多人能夠以「同等學力」在恢復高考後的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的原因之一)。在「文革」中，在農村裡，我們經風雨見世面，滾打跌爬，歷盡磨難，有如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爐裡狠狠折騰了一番。有的煉就「金剛不壞身」，有的使遍「十八般武藝」，有的已學會「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有的則更加是「天不怕地不怕」。反正「有媽這碗酒墊底，什麼樣的酒我都能對付」！
更重要的是，我們趕上了「思想解放」的好時代。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相號召的思想解放運動，雖然是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高層領導發動的，卻和我們這些剛剛從社會底層浮出水面的大齡學生心心相印，息息相通，一拍即合。陳舊的知識早已不能滿足我們的需求，陳腐的說教更讓我們頓生厭惡。心有餘悸戰戰兢兢回到講台上的大學老師們，立馬就發現自己面對的是一群「不好對付」的學生。
這時，李澤厚來了。
李澤厚來得很滯灑。
和一般意義上的專家、學者不同，李澤厚毋寧說是一個「思想家」。他擁有的財富不是「知識」而是「智慧」，他從事的工作也不是「治學」而是「思考」。他甚至沒有什麼「專業」。哲學、美學、社會、心理，都是他涉足的領域；歷史、政治、文學、藝術，都是他研究的範圍。當然，他最擅長的還是思想文化史。他的三部思想史論(《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影響深遠，而他的《批判哲學的批判》也意義非凡。相比較而言，他的《美學四講》。《美學論集》反倒顯得單薄了。只有《美的歷程》是不朽的，儘管他自己更偏愛《華夏美學》。
思想家和學問家的區別之一，就在於學問家什麼時候都能有，思想家卻不是任何時候都能產生的。如果「生不逢時」，就算產生了也沒有用，或等於沒有產生。因為學問家的工作是傳承知識，當然總得有人一代一代傳下去，也就總要有人當學問家。思想家的任務卻是對人類社會的歷史進程進行反思，總結過去，指導現在，設想未來。因此，思想家往往產生於社會歷史發生重大變革的時期，而20世紀80年代便正是這樣一個關頭。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是ZO世紀中國的第三次偉大變革，其意義並不亞於孫中山領導的第一次變革和毛澤東領導的第二次變革。這就為李澤厚這樣的思想家提供了「用武之地」。李澤厚常常不無自得地說起他和鄧小平的「一致」。但正如駱玉明教授所言，當時真正起到思想解放作用的，還是政治領導層發動的真理標準討論以及其他宣傳，李澤厚用學術詞語表達的意見遠非舉足輕重(《近二十年文化熱點人物述評》)。他和鄧小平的「一致」，充其量不過只能說明他「運氣」很好罷了。
李澤厚的「幸運」還不止於此。作為一個思想家，他還擁有一大批能夠理解和回應他的人。思想是需要回應的，而智慧也只能靠智慧去啟迪。如果說我們這一代人從李澤厚那裡得到的是智慧的啟迪，那麼，李澤厚則從我們這裡得到了思想的回應。回應不等於贊同，而毋寧說是一種共鳴，一種靈魂與靈魂之間的呼喚與應答。無論是「序齒」(年齡)還是「排輩」學歷)，李澤厚和我們都算「兩代人」。兩代人之間，是會有『代溝」的。而且，通常的情況是，下一代理解老一輩，要超過老一輩理解下一代。比方說，我們看老媽老爸，就比老媽老爸看我們清楚；兒子女兒看我們，又比我們看他們透徹。李澤厚面對『代溝」偏能「馬作的盧飛快」，不能不說他運氣好，——他碰到了特殊的一代。
這實在是歷史給予李澤厚的機遇。
李澤厚抓住了這個機遇。因為他是有備而
來的。
誠如駱玉明教授所言，李澤厚是在「文革」的荒唐年代仍然保持著清醒的思考並且從事著文字撰述的少數知識分子之一，儘管顧准比他尖銳(也比他深刻)，錢鍾書比他博學(也比他精專)。但錢鍾書的影響遠不如李澤厚(錢的著作並沒有多少人真正看得懂)，而顧准的著作在當時還無法面世。而且，沒有前期思想解放運動的鋪墊，顧准也未必能產生後來那麼大的影響。不管怎麼說，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能夠連續地在社會中造成震動，並影響整整一代人的，也就是李澤厚一人而已。
於是，李澤厚便光芒四射地表現出他的魁力。
三、魁力
也許李澤厚不知道，也許他知道了也不以為然，在20世紀80年代初那個春天那個花季，他之所以風靡了神州顛倒了眾生，首先是因為他的思想，而是因為他的文筆。
雖然已事隔二十年，我仍然記得讀李澤厚時的那份心情。那時，李澤厚每有新作發表，朋友間都要奔走相告。我們甚至特別喜歡的那些「小文章」。一句」八十二歲高齡的宗白華老先生的美學結集由我來作序，實在是惶恐之至：藐予小子，何敢贊一言」(宗白華《美學散步》序，1981)，曾讓我們擊節不已；為《美學叢書》所作的那篇短序：「字數可多可少，範圍盡量廣泛，性質、題目、體裁不拘一格，中國外國咸宜，介紹論說均可，或專題，或綜合，或重資料，或談觀點，或理論評述，或文藝欣賞，或高頭講章，或論文彙集。水平不求多高，只要言之有物，實而不空就好」(1980)，則幾乎能整段地背下來。閒篇散章的魁力和影響尚且如此，更不用說他那本《美的歷程》了。
李澤厚的魁力在《美的歷程》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被視為「中國美學史外編」的《美的歷程》一書，起先曾以《關於中國古代藝術的札記》為題，在上海文藝出版社的《美學》(第二期，1980)上發表了前三章。初刊這日，便廣為傳頌，紙貴洛陽。讀者盼其全書，如久旱之望雲霓。次年三月，該書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後，十年之內印了八次，後來又有了多種版本(比如廣西師大社的插圖本)，無疑是學術著作中最暢銷的。即便現在看，它的「含金量」仍然很高。因為它不但跨越五干年歷史，貫通多種藝術門類，而且「兼具歷史意識、哲理深度、藝術敏感，還頗有美文氣質」(駱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熱點人物述評》)。這樣的著作能有多少呢？鳳毛磷角吧，以十幾萬字的篇幅來完成這樣一個"美的歷程」，高屋建領，勢如破竹，且能做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該細密處細密，該留連處留連，絲絲人扣，順理成章，在看似漫不經心的巡禮中觸摸到文明古國的心靈歷史，誠非大手筆而不能為。但最初打動我們的卻不是這些，而是它的氣勢和情調。這就像是欣賞藝術品。當我們剛剛接觸到一件雕塑、一幅繪畫、一個青銅器或一首樂曲時，我們是來不及仔細琢磨它的。我們很難一下子體會到它的深刻含義，也不可能馬上把它的形式結構看清楚。所有這些，都是以後的事，而且也許需要反覆欣賞、反覆體驗、反覆品嚐、反覆咀嚼，才能「品出味來」。而在當初，在與藝術品摔然相遇又怦然心動的那一刻，我們總是「一下子」就被感動和震撼了。我們分明感到有某種「說不清」的東西在吸引和呼喚著我們。《美的歷程》便正是這樣。甚至我們還可以說，它的魁力，正在於它的「說不清」。
的確，這是一部說不清該算什麼的著作。專論？通史?散文？札記？都是，又都不是。它是一隻鴨嘴獸，是獸也是禽；它是一隻貓頭鷹，像貓也像鷹。你還可以說它是個「四不像」非驢非馬，不倫不類。但你無法否認一點，那就是：它是獨一無二與眾不同的。與眾不同，正是《美的歷程》使我們心儀之處，也正是李澤厚使我們心儀之處。
不是隨便什麼人都能做到「與眾不同」的，它需要膽，需要識，還需要才。有膽才敢做，有識才能做，有才，才做得出、做得好。
李澤厚恰恰正是這樣一個才華橫溢的人。《美的歷程》一書真是寫得英姿勃發，才氣逼人。單是標題，便氣度不凡：龍飛鳳舞。青銅暨餐。魏晉風度、盛唐之音，更不用說每過幾頁就有一段華彩樂章了。實際上，《美的歷程》是可以當作藝術品來看待的。它充分地表現著李澤厚的藝術魁力。
但更重要的還是膽與識。
我在《閒話中國人》等多部著作中說過，中國文化的思想內核是群體意識，而要求「大家一樣，人人有份」則幾乎是中國人的「集體文化無意識」。在這樣一種文化氛圍中，標新立異，與眾不同，乃是做人的大忌。只有歷史上數得著的那幾個頂尖級的大英雄大人物才敢如此。但即便英雄如毛澤東，一開始也是受排擠的。受排擠的原因，除路線之爭外，我猜想他的『咄格」也是其中之一。直到後來，毛澤東成了眾望所歸公認的領袖，與眾不同才不再成為問題。
毛澤東可以與眾不同，不等於別人也可以。恰恰相反，到了「文革」期間，六億人民就連衣服都穿得一模一樣了，何況寫文章那更是必須一個模式一個腔調，否則就是大逆不道。他李澤厚是什麼人，也敢與眾不同？顯然，這就必須有足夠的人格精神和人格力量來支持。不少人指責他的許多結論過於武斷，但武斷的背後又何嘗不是自信，以及敢作敢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武斷」也不容易呢！就是借給你一個膽子，只怕也不敢。正是在這裡，在「武斷」和「狂妄」的背後，我們感受到了李澤厚的人格魁力。
但僅僅如此顯然不夠。時間畢竟已進人80年代，敢於標新立異的人多起來了。社會上的那些「問題青年」，就膽敢身著「奇裝異服」，穿喇叭褲，戴蛤螟鏡，提收錄機招搖過市，能說他們也有「勉力」？真正具有人格扭力的人，背後必定有理想和信念來支持。對於一個思想家來說就更是如此。事實上李澤厚之所以會把他的文章著作寫得與眾不同，從根本上講就因為他的思想是與眾不同的。就在1981年，李澤厚在回憶起自己的讀書生涯時，便夫子自道云：「我不喜歡人云亦云的東西，不喜歡空洞、繁瑣的東西，比較注意書籍、文章中的新看法、新發現，比較注意科學上的爭辯討論。」(《走我自己的路》)這其實也就是李澤厚文章著作的特點：決無陳詞濫調，決不人云亦云，新意時見，新說迭出，充滿新鮮氣息。唯其如此，他才在表現出人格魁力的同時，也表現出思想的魁力。
這實在是很不容易的，甚至要冒很大的風險。果不其然，他那篇《走我自己的路》刊出後，「一位標榜人道主義的善良領導」便緊張兮兮地跑到他家裡對他妻子說：「怎麼能用這種標題？這還了得？」
是了不得，因為年輕人聽進去了。五年以後，這句馬克思喜歡的格言成了年輕人最喜歡的格言，到處出現，誰不說誰不夠「品位」。就連小品節目中蔡明扮演的那個歌星都會說，只不過被她說成了「走別人的路，讓自己說去吧」！
是啊，人生其實只有兩種選擇：要麼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說；要麼走別人的路，那就只能讓自己去說了。李澤厚不願意讓自己去說，他選擇了走自己的路。
李澤厚是一個先行者，他走在了前面。
跟在後面的，是崛起的新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