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的戰爭與戰爭的鴉片 二、逼出來的謊話 文 / 易中天

    伊裡布原本是可以不撒謊的。

    伊裡布不是等閒之輩。他血統高貴，其家世可追溯到努爾哈赤的父親塔克世；出身正途，是嘉慶六年的二甲進士，滿族官員中少有的科班出身；官運亨通，四年間陞遷七次；聖眷正隆，是道光皇帝最為看重的四大總督之一（其餘三人是兩江總督陶澍、直總督隸琦善和湖廣總督林則徐），並已由雲貴總督遷任兩江總督，且被看作善於鎮撫邊務之才，在雲南對付「蠻夷」很是得心應手。更重要的是，他的想法一開始和道光皇帝一樣，也是主「剿」的。君臣一心，他用不著做手腳。相反，在他看來，以欽差大臣的身份由兩江而至浙閩主持軍務，正是他揚名立萬的好機會。

    然而一到浙江前線，伊裡布就發現情況不對。不但此時非彼時，此地非彼地，而且此夷非彼夷。挾堅船利炮渡海東來的「英夷」，和本國的「蠻夷」（雲南少數民族）根本不是一回事，完全不是他連哄帶嚇就能鎮得住的。渡海舟山，收復定海，就更是談何容易！作為長期在一線工作的封疆大吏，伊裡布以其聰明狡黠很快就意識到，浙江戰事絕無可為，萬歲爺交給他的任務，根本就完不成！

    可是這些話他不能說。不但不能對皇上說，也不能對滿朝文武說。但又不能什麼都不說，什麼都不做，也就只能打馬虎眼，做小動作。《天朝的崩潰》一書詳盡地記述了伊裡布的這些煞費苦心的小動作。他一方面對皇帝虛與委蛇，一方面和英軍討價還價，甚至不惜放下「天朝大吏」的身份，把敵方當作同朝官僚來講價錢：「我們辦事，必令你們下得去，亦必令你們回得國，復得命。你們辦事須教我們下得去，教我們奏得大皇帝，教我們大皇帝下得去。」這就簡直等於說：你也不要打了，我也不要打了，我們兩個私下裡講個價錢，大家都讓點步，也都得點好處，各人回去糊弄自家皇帝好了！

    這就使我想起廣州戰役中大黃窖炮台守軍將領戰前和英軍的講價：「你也不要放炮，我也不要放炮，誰都不要放炮。我可以放六次沒有炮彈的炮，給皇帝留面子，然後走掉。」

    可惜洋鬼子不吃這一套，萬歲爺也不像想像的那麼好糊弄，其他官員更並非都是吃素的。浙江巡撫劉韻珂、江蘇巡撫裕謙、閩浙總督顏伯燾等人紛紛上奏言兵，京城裡的言官更是奏章不斷。終於，1841年2月10日，道光皇帝下詔，免去伊裡布欽差大臣差使，任命主戰最力的江蘇巡撫裕謙接任，「專辦攻剿事宜」！

    這下子伊裡布方寸大亂。他知道自己已經失寵，亟欲親手收復定海，以為補救。碰巧，天上掉下來一個大餡餅，英軍居然主動同意撤兵。這樣的大功豈有讓給裕謙之理？於是伊裡布就立即由司令員變成了小說家，也就有了前面的那個故事。按照伊裡布的想法，萬歲爺聽到企盼已久的「捷報」、「佳音」，總應該是「龍心大悅」吧？

    誰知這個自以為是的小動作卻反倒激怒了道光皇帝：朕早就要你進剿，早就要你進剿，你他媽的卻遲遲按兵不動，總說時機未到準備不足。現在好嘛，讓這一小股本可「盡數全殲」的「逆夷」逃之夭夭，你伊裡布不是混蛋是什麼！

    對此，茅海建先生總結說：「在其開始，伊裡布還是誠實的。後來奏報與英方交涉，雖不乏『天朝』的大話，但大體情節仍為可靠。隨著道光帝一道道攻克舟山的嚴旨，他的奏折越來越言不由衷，而獲知其已被免差後，竟滿紙謊言。」伊裡布自然有伊裡布自己的帳，但那種「容不得半點不同意見、強求一致的政治體制和君主作風」，難道不正是謊言的催化劑嗎？從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伊裡布的撒謊，其實是逼出來的。

    楊芳和奕山也一樣。

    楊芳和奕山被派到廣州之前，琦善已被罷免。這當然是楊芳和奕山的前車之鑒。何況同時還有一道「明發上諭」。在這道諭旨中，道光皇帝痛斥琦善的「辜恩負國」和「喪失天良」。道光皇帝說，琦善「被人恐嚇，奏報粵省情況，妄稱地利無要可扼，軍械無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堅。摘舉數端，危言要挾，更不知是何肺腑！」事情很清楚，既然如實陳詞是「危言要挾」，實事求是是「辜恩負國」，實話實說是「喪失天良」，那麼，楊芳和奕山除了撒謊、編謊、捏謊，又還能有什麼別的選擇呢？

    因此，楊芳和奕山幾乎是一到前線就撒謊。不像伊裡布，挨到最後才撒起謊來，效果當然不好。楊芳和奕山的撒謊可以說是有計劃有步驟有預謀的，至少，也做到了穩紮穩打步步為營。事實上楊芳剛到廣州，清軍就打了一個敗仗，琶洲、獵德、二沙尾炮台淪陷。然而楊芳卻在奏折裡隻字不提，僅虛筆帶過，道是英軍前哨「探至省城相距十餘里游奕」。然後筆鋒一轉，大談自己如何佈防，宣稱「可以仰慰聖廑」。遠在北京的道光皇帝哪裡知道「省城相距十餘里」是什麼概念？又哪裡知道「游奕」是什麼意思？只是感覺情況尚好，於是在上諭中稱「覽奏稍紓憂念」。

    這是1841年3月6日的事。3月12日和3月17日，楊芳又再次上奏，謊稱清軍「大捷」，殺敵無數，弄得道光皇帝興奮莫名，諭令正在途中的「靖逆將軍」奕山「一俟大兵齊集，即設法斷其歸路，痛加剿洗」。道光皇帝的上諭是4月2日發出的，而事實是，早在3月18日，英軍便肆虐於省河，廣州城岌岌可危。於是，楊芳便只好在3月22日和廣州將軍阿精阿、廣東巡撫怡良聯名上奏，請求道光皇帝批准恢復通商，理由是「逆夷」在我痛擊之下，「今俱不敢妄圖」，只不過「希冀照常貿易」而已。因此不妨「將計就計，冀其墮入術中，於剿辦或有把握」。4月3日，等得心焦的楊芳、怡良又再次上奏，請求批准通商，「暫作羈縻，以便從容佈置，可期計出萬全」。在楊芳等人看來，我軍既然打了那麼多勝仗，萬歲爺該給個面子了。

    誰知道光皇帝覽奏勃然大怒。他的憤怒也不是沒有道理的：「若貿易了事，又何必將帥兵卒如此徵調？又何必逮問琦善？」是啊，何必呢？

    楊芳等人沒有話說。因為他們不能說：「我們根本就打不贏。不同意通商，別無出路。」

    於是只好接受處分：革職留任，以觀後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