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 關於魯迅 學習魯迅翻譯和介紹外國文學的精神 文 / 茅盾
一
魯迅在他戰鬥的一生中，為翻譯、介紹外國文學所耗費的精力和時間，是多得驚人的。在這樣繁重的介紹工作中，魯迅表現了始終一貫的高度的革命責任感和明確的政治目的性。
魯迅的介紹、翻譯外國文學的活動，開始於他在日本留學的時期。"風雨如磐暗故園"，那時清王朝以及當權的洋務派崇洋媚外，出賣國家主權；以振興實業，引進西洋科技知識為名，實際上為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與文化侵略大開方便之門，同時又為中國第一代的大地主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成長，準備了溫床。洋務派又以"中國國粹"的衛道者自居，打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招牌，推行野蠻的封建文化專制主義；他們頑固地鼓吹中國數千年封建文化的一切糟粕，視為神聖不可侵犯，妄圖借此錮蔽人民的思想，禁止人民任何反抗封建禮教、封建秩序的言行。
此與同時，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主張武力推翻清王朝，建立"五族共和"的民主共和國；他們不但對賣國喪權的清王朝進行了多次的武裝起義，也同主張君主立憲的保皇派進行了大論戰。保皇派主張君主立憲，但立憲是假的，保皇是真的，他們是投降派。魯迅在政治上屬於革命派，但他主要是從介紹西方文化與西方文學方面參加了對洋務派和保皇派的鬥爭。而這個思想意識領域的重要性卻正是當時革命派所忽略了的。
二
一九○七年前後，魯迅發表了幾篇重要論文，投入革命派對洋務派和保皇派的大論戰。其中《文化偏至論》和《摩羅詩力說》是反映他這時期政治思想和文化思想的代表性著作。
《文化偏至論》簡要地敘述了歐洲宗教改革運動以後直至所謂世紀末的各種混亂、頹廢思潮，而結論為：今所注重者，「止於二事：曰非物質，曰重個人。"他所謂"非物質"即是「反對其重物質文明"；所謂"重個人"即是"要求思想解放"。魯迅在此文中痛論"西方物質文明的流弊"，即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後階級鬥爭的激化，馬克思主義運動的廣泛深入以及帝國主義列強間爭奪勢力範圍的激烈已經爆發了多次的武裝衝突。由於時代的限制，魯迅當時論述十九世紀後期的歐洲思潮時，還看不到這些混亂、頹廢思潮的社會根源，也沒有提到指引人類解放的馬克思主義，而只是籠統地認為這是其重物質文明的流弊。又因為他強烈要求思想解放（這在"五四"運動時才在"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下正式提上日程），以至只看到尼采超人哲學的"偶像破壞"的一面，而忽略其極其反動的一面。然就其主要者而言，《文化偏至論》所提出的問題在當時是一聲驚雷，可惜這雷聲在曠野中自行消失了。魯迅在論文結尾說：「是故將生存兩間，角逐列國是務，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假不如是，槁喪且不俟夫一世。"此所謂"立人"即現在所謂"人民的覺悟"。魯迅這結論作於七十年前，在當時是少見的，幾乎是惟一的有遠見的呼聲。
《摩羅詩力說》象普羅米修斯偷天火給人類一樣，給當時的中國知識界運輸了革命的精神食糧。
《摩羅詩力說》介紹了十九世紀歐洲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文藝思想，熱烈歌頌了代表這種文藝思想的若干"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的叛逆詩人（摩羅詩人，惡魔詩人），如拜倫、裴多菲、密茨凱維支等等。魯迅當時沒有可能翻譯這些詩人的充滿著火焰般叛逆精神的作品，而只能介紹他們的作品的內容以及他們的投身於民族解放運動（甚至幫助別的被奴役的民族），不畏艱險，以身殉之的英雄氣概。這在當時，起了鼓舞革命派的士氣的作用。
同一時期，魯迅又翻譯並印行了《域外小說集》。這個短篇小說集是繼續《摩羅詩力說》的主旨，介紹了俄國、北歐、波蘭等國的反映人民痛苦和民族解放運動的作品。這是第一次把反映被壓迫的人民和被奴役的民族的叛逆和反抗的作品，介紹到中國。其用意和《摩羅詩力說》是相同的。
三
《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和《域外小說集》在當時是曠野的呼聲；此後十年間，世界發生了空前的變化，蘇聯十月革命的炮聲給中國送來了馬列主義，而且由於中國本身的社會矛盾在激化，階級鬥爭在發展，爆發了震撼中國社會的"五四"運動，並接著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魯迅屬於"五四"運動的左派。他十年前提出的要求人們思想解放，掃蕩一切錮蔽人們耳目的舊傳統、舊文化，和被壓迫人民與被奴役民族都得到解放的革命呼聲，在這時候不再是曠野的呼聲而引起了千百萬知識青年的熱烈響應。
在這時期，魯迅翻譯、介紹世界進步的文學，其數量也比過去多得多了。重點仍在反映被壓迫人民和被奴役民族的痛苦和鬥爭。十年前，《域外小說集》在東京和上海兩地各只賣出了二十冊，現在，範圍擴大而數量增多的新譯的世界進步文學作品的讀者，就不是以千計，以萬計，而應該以十萬計了，其影響之深遠是空前的。
魯迅當時主張文學應當"為人生"。他認為十九世紀以來的俄國文學"就是為人生的，無論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決，或者墮入神秘，淪於頹唐，而其主流還是一個：為人生。"（《南腔北調集》：《〈豎琴〉前記》）他當時翻譯介紹的安特萊夫和阿爾志跋綏夫就是兩個"墮入神秘，淪於頹唐"的作家。魯迅站在革命民主主義的立場，批判這些作品所表現的悲觀厭世思想，指出這些作品的可取之處只是在某種程度上暴露了沙俄社會的黑暗現實，而且其中"許多事情竟和中國很相像"。因此，翻譯這些作品，也意在由彼及此，揭露那時中國反動統治者（北洋軍閥）及其幫閒文人對於改革者的迫害。魯迅那時以為首要之務是喚醒人民，使其知道病根何在，至於用什麼藥方，應由人民自己選擇。
那時魯迅的翻譯中還有不少童話，其中就有俄國盲詩人愛羅先坷的一部童話集和一部童話劇。愛羅先坷並非世界上赫赫有名的詩人，是在一九二一年他被日本政府驅逐出日本之後，魯迅這才"留心到這位漂泊的失明的詩人"。愛羅先坷被日本政府放逐時，還遭到了"辱罵與毆打"。魯迅說，"如一切被打的人們往往遺下物件或鮮血一樣，愛羅先坷也遺下東西來，這是他的童話集"。（《〈狹的籠〉譯後附記》）魯迅認為愛羅先坷的童話"只是夢幻，純白，而有大心"。（《〈池邊〉譯後附記》）正因為愛羅先坷的童話表現有對於被壓迫者的同情，魯迅所以熱情地翻譯、介紹給中國讀者。
魯迅此時還翻譯了日本評論家廚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鶴見祐輔的《思想、山水、人物》。魯迅並不是全部贊成這兩個人的論點，而只是以為可以作為中國的"借鑒"，因為這些書中所揭露的日本思想界的矛盾、腐化與無所作為，「多半切中我們現在大家隱蔽著的痼疾"。
魯迅還譯過廚川白村的文藝理論著作《苦悶的象徵》。廚川白村根據弗洛伊特的"精神分析學"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學，認為"生命力受了壓抑而生的苦悶懊惱乃是文藝的根柢"。魯迅翻譯時，還沒有識破這種唯心主義理論的荒謬性。
這一時期魯迅的思想正處於新舊交替時期。「五四"以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農革命運動蓬勃開展，反帝反封建的鬥爭日益高漲，導致了北伐戰爭初期的偉大勝利，然而即在此時，作為"五四"運動右翼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已經轉向反動。這使魯迅思想產生了矛盾的波瀾，他感覺到自己原來掌握的進化論等舊的思想武器日益顯得不能適應新的鬥爭要求，而新的階級力量又還沒有充分認識到。這種彷徨求索的矛盾心情反映在這一時期的翻譯工作中，就像上面簡單敘說的那樣，他所翻譯介紹的作品中的消極成分或者未能進行批判，或者雖然批判了而不夠有力。
四
一九二六年，在廣州，代表大地主買辦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如何投降帝國主義而出賣革命，而血腥屠殺當年手無寸鐵的共產黨員，魯迅是目睹的，是萬分憤慨的。當票時，同是青年而或者投靠國民黨反動派，賣友求榮；或者慷慨就義，寧死不屈，魯迅也是目睹，是萬分憤慨的。這些血的教訓，最終轟毀了他多年來據以觀察、分析事物的進化論思想，轉而求索那解決人類命運的普遍真理，他開始閱讀、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
本來魯迅反帝反封建的戰鬥目標，同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戰鬥綱領是一致的；他的英勇無畏的鬥爭精神，反映了廣大人民要求革命、要求解放的強烈願望。魯迅思想中這一主導力量，決定了他思想中的進化論思想和唯心主義成分必然會隨著中國革命的發展而被克服。果然，在一九二六年以後，短短數年內，魯迅通過勤奮的學習和英勇的鬥爭實踐，終於完成了從革命民主主義者到共產主義者的飛躍。
由於認識到中國革命不能離開中國無產階級的領導，魯迅對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先鋒隊——中國共產黨的忠誠是一貫的，堅定的。而在他弄通並掌握了馬列主義這一思想武器的過程中，他又銳敏地感覺到中國共產黨內的路線鬥爭將決定共產黨的未來，亦即中國革命的未來。雖然他是黨外布爾什維克，可是他對黨內的路線鬥爭已能辨明平方向，而自覺地堅決擁護正確的一邊，這表現為他對領導正確路線的毛主席的無限忠誠與熱愛。
一九二八年革命文藝隊伍內部關於革命文學的激烈爭論，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論問題，急待依據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作出科學的論斷，以便澄清思想上的混亂。那年八月，魯迅曾在回答一個讀者的信中說：「希望有切實的人，肯譯幾部世界上已有定評的關於唯物史觀的書——至少，是一部簡單淺顯的，兩部精密的——還要一兩本反對的著作。那麼，論爭起來，可以省說許多話。"（《三閒集》：《文學的階級性》）這裡，魯迅提出"還要一兩本反對的著作"，意思是，如果要對唯物史觀有真正的理解，化為自己的思想的血肉，則除了鑽研正面教材以外，還得閱讀反面教材。而在那時，一些自稱唯物史觀的評論家其實連正面教材也沒有看過原版，只從一些稗販者手裡間接弄來了若干公式。因此，魯迅要求有「切實的人"認真做運輸精神食糧的工作。這個工作，魯迅不久就自己來動手做了。
他翻譯了普列漢諾夫的《藝術論》，盧那察爾斯基的《藝術論》、《文藝與批評》以及日本人輯譯的《文藝政策》（這是根據俄羅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於一九二四年五月九日召開的關於文藝的黨的政策討論會的記錄等材料編譯的）。這幾部書，可以說是把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著作和十月革命後俄國文藝界的論爭和結論等等，第一次介紹到中國來。雖然其中並非完全都是馬克思主義的，但這無疑有助於解決我國當時革命文藝隊伍內部的爭論，並推進革命文藝的健康發展。
魯迅又熱情地翻譯、介紹了反映蘇聯國內革命戰爭的作品。他自己翻譯了法捷耶夫的長篇小說《毀滅》，並為綏拉維摩維支的《鐵流》（曹靖華譯）的出版，費盡了心血。他讚揚這兩部小說寫了"鐵的人物和血的戰鬥"。在當時中國的革命鬥爭中也充滿著"鐵的人物和血的戰鬥"。因而這兩部小說的翻譯，不但鼓舞了當時在共產黨領導下浴血戰鬥的革命群眾的士氣，也使廣大讀者從書本聯繫到自己國家的現實，堅定了對革命的信仰。
此外，魯迅又翻譯了高爾基的作品以及沙俄時代批判現實主義的作品，如契訶夫的短篇小說和果戈理的長篇小說《死魂靈》等。同時他和從前一樣，熱情於介紹、翻譯被壓迫人民和民族的艱苦卓絕的鬥爭的文學作品。魯迅介紹那些反映了被壓迫人民和民族英勇地求解放的作品，不光是出於同情，而是因為它們"和我們的世界更接近"。中國和它們的「境遇"相當近似，不但都受帝國主義的侵略，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而且都有長期堅強反抗的歷史，讀了這些作品，易於"心心相印"，互相支持，互相鼓舞。這就把翻譯、介紹被壓迫人民、民族解放鬥爭作品的工作，提到了全球性的革命戰略的高度。在這裡，魯迅的翻譯、介紹工作，是緊密地配合了各個時期中國革命的需要的。
魯迅不把翻譯方法看作單純的技術問題，而是提高到政治鬥爭的原則問題來處理的。
魯迅認為翻譯必須忠實於原作，而且主張在"信」、「達"不可得兼的情況下，"寧信而不達"。當時御用文人梁實秋之流誣蔑魯迅的翻譯是"死譯"、"硬譯"，其背後的陰險用心在於堵塞、摧殘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及革命文學作品的傳播。魯迅對此給以迎頭痛擊，指出這不是個翻譯方法問題，而是由哪個階級來佔領翻譯陣地的問題，亦即運輸精神食糧的渠道掌握在誰手裡的問題。他說：他們妄圖使人民群眾在法西斯的愚民政策下，"由聾而啞"，任其宰割，"非弄到大家只能看富家兒和小癟三所賣的春宮，不肯罷手"。魯迅就是這樣把翻譯工作看成是粉碎反動派的愚民政策，激發人民革命情緒的重要手段。
魯迅稱忠實於原作的翻譯方法為"直譯"，梁實秋之流卻誣蔑為"死譯"、"硬譯"。這裡實質上就是在翻譯方法上反映了階級鬥爭。反動派文人當時自誇為"達"而"雅"的譯品其實是歪曲原作，使之面目皆非，以便達到其"說真方、賣假藥"的罪惡目的。魯迅為了揭露他們的卑劣手段，不但提出"直譯"這一正確主張，而且提出了必須有"復譯"這一在當時絕對必要的主張。在當時，出版商和資產階級文人都視譯品為商品的情況下，粗製濫造的譯品氾濫市場，復譯的必要性也就提到階級鬥爭的高度，而不僅是個忠於原文的問題了。
魯迅當時也極力支持轉譯（重譯），這也是根據當時實際情況出發，惟有轉譯才能迅速傳佈馬列主義及其文藝理論，才能使中國讀者看到被壓迫人民、被奴役民族以及十月革命後蘇聯的無產階級文學作品。
以上的敘述，十分粗糙、簡略，也不免有錯誤，但是大體上可以看出：在魯迅戰鬥生活的最後十年中，貫穿於其早期工作中的高度革命責任感和明確的政治目的性，逐步加強而發展了。
這是我們在外國文學工作中首先要向魯迅學習的。
魯迅對於中外古今的文學遺產，從不採取片面的極端的態度。他是辯證地看待它們的；他主張吸取其精華，化為自己的血肉，主張借鑒，古為今用，洋為中用。他反對誇大一點以概括全面，也反對因有小疵而抹殺其基本上的有益部分。他強烈抨擊那些抱殘守缺、錮蔽耳目的所謂"國粹"，但他也竭力主張中國五千年封建文化的精華應當繼承而發展，而使古為今用。他猛烈抨擊當時所謂"全盤西化"的謬論，並斥之為洋奴思想。但他對於西方文化、文學的優良部分，便熱情地翻譯和介紹。他努力於介紹歐洲十九世紀的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和反映被壓迫人民、民族的文學，但他也重視歐洲古典文學（指古代希臘、羅馬和歐洲資產階級上升期的文學），認為可以借鑒，應當吸收其血肉以滋補我們自己而取其皮毛。他主張文學題材和風格的多樣化，他反對文學評論中的"一言堂"，反對宗派主義。認為這樣才不會故步自封，才可以創造生氣勃勃的新局面，這就暗合了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推陳出新"的方針。我們在介紹世界文學工作方面向魯迅學習，我以為就應當學習這些。
當然，首先要學習並真正弄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然後我們的學習魯迅才不是皮毛，我們的介紹世界文學的工作才不會流於形式主義。
五
反黨集團"四人幫"利用他們竊取的權力，霸佔了文藝陣地，瘋狂地篡改了毛主席的光輝的文藝思想。對待外國文學的介紹，他們推行一條形"左"實右的路線。叛徒江青公然吹捧西方腐朽的、資產階級大加宣揚的《飄》一流的作品，而對於還有進步意義的十九世紀歐洲的批判現實主義文學作品卻橫加誣蔑、歪曲；對高爾基的作品以及蘇聯十月革命後表現無產階級戰鬥精神與革命英雄主義的作品，不分青紅皂白，一棍子打入冷宮。他們打著擁護魯迅的旗號，實際上幹著歪曲魯迅、攻擊魯迅的陰險勾當。他們妄圖復辟封建主義、資本主義，抄襲了當年魯迅所痛斥的國民黨反動派企圖使人民大眾"由聾而啞"的文化專制主義。
英明領袖華主席一舉粉碎了"四人幫"。文藝園地開始呈現一片百花齊放、欣欣向榮的景象。然而"四人幫"的流毒尚待繼續肅清，在介紹世界文學方面，也是如此。為了做好介紹世界文學的工作，就必須繼續認真學習和完整準確地理解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馬列主義文藝理論的總結和發展。掌握了這個強大的思想武器，才能使介紹世界文學的工作，真能為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宏偉事業盡其運輸精神食糧的任務。在這一點上，介紹世界文學的工作就和肅清"四人幫"餘毒的工作有不可分割的關係了。任務是艱巨的，前途是光明的。毛主席光輝的文藝思想在引導著世界文學介紹工作者前進！
1977年7月3日寫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