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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 鄉鎮寫真 故鄉雜記 文 / 茅盾

    第一一封信

    年青的朋友:

    這算是我第一次寫信給你。寫幾千字的長信,在我是例外之例外;我從來沒有寫過一千字以上的長信,但此刻提起了筆,我就覺得手下這封信大概要很長,要打破了向來的記錄。原因是我今天忽然有了寫一封長信的興趣和時間。

    朋友!你大概能夠猜想到這封信是在怎樣的環境下寫起來的罷?是在我的故鄉的老屋,更深人靜以後,一燈如豆之下!故鄉!這是五六萬人口的鎮,繁華不下於一個中等的縣城;這又是一個"歷史"的鎮,據《鎮志》,則宋朝時"漢奸"秦檜的妻王氏是這鎮的土著,鎮中有某寺乃梁昭明太子蕭統偶居讀書的地點,鎮東某處是清朝那位校刊《知不足齋叢書》的鮑廷博的故居。現在,這老鎮起形衰落了,農村經濟破產的黑影沉重地壓在這個鎮的市廛。

    可是現在我不想對你說到老鎮的一切,我先寫此次旅途的所見。

    朋友,我勸你千萬莫要死釘住在上海那樣的大都市,成天價只把幾條理論幾張統計表或是一套"政治江湖十八訣"在腦子裡倒去顛來。到各處跑跑,看看經濟中心或政治中心的大都市以外的人生,也頗有益,而且對於你那樣的年青人,或者竟是必要的。我向來喜歡旅行,但近年來因為目疾胃病輪流不斷地作怪,離不開幾位熟習了的醫生,也使我不得不釘住在上海了。所以此次雖然是一些不相干的事,我倒很願意回故鄉走一遭。

    朋友,你猜想來我是帶了一本什麼書在火車中消遣?"金聖歎手批《中國預言七種》"!

    這是十九路軍退出上海區域前後數日內,上海各馬路轉角的小報攤所陳列,或是小癟三們釘在人背後發狂地叫賣的流行品之一!我曾經在小報攤上買了好幾種版式的《推背圖》和《燒餅歌》,但此部《中國預言七種》卻是離開上海的前夕到棋盤街某書局買來,實花大洋八角。朋友,也許你覺得詫異罷?我帶了這惟一的書作為整整一天的由火車而小輪船而民船的旅途中的消遣!

    我們見過西洋某大預言家對於一九三二年的預言。路透社曾使這個預言傳遍了全世界。這個"預言"宣稱一九三二年將有大戰爭爆發,地球上一個強國將要覆滅,一種制度(使得全世界感到不安,有若芒刺在背的一種制度),將在戰爭的炮火下被掃除。路透社鄭重聲明這位預言家曾經"預言"了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戰,所以是"權威的"預言家。不妨說就是西洋的劉伯溫或袁天罡,李淳風罷?然而資本主義國家的"預言家"畢竟和封建中國的劉伯溫等等有點不同。資本主義國家預言家的"使命"是神秘地暗示了帝國主義者將有的動作,而且預先給這將有的動作準備意識,——換言之,就是宣傳,就是鼓動。因此,它的作用是積極的。封建中國的"傳統的"預言家如劉伯溫等等及其《燒餅歌》,《推背圖》,卻完全是消極作用。取例不遠,即在此次上海的戰事。二月二十左右,日本援軍大至,中國卻是"後援不繼",正所謂"勝負之數,無待蓍龜"的當兒,大批的《燒餅歌》和《推背圖》就出現於上海各馬路上了。《燒餅歌》和《推背圖》原是老東西,可是有"新"的註解,為悲憤的民眾心理找一個"定命論"的發洩和慰安。閘北的毀於炮火既是"天意",那就不必歸咎於誰何,而且一切既系"天意",那就更不必深痛於目前的失敗,大可安心睡覺,——或者是安心等死了:這是消極的解除了民眾的革命精神,和緩了反帝國主義的高潮。這是一種麻醉的藝術品,特種的封建式的麻醉藝術品!

    朋友!我發了太多的議論,也許你不耐煩罷?好,我回到我的正文:我在三等客車中翻閱那本《中國預言七種》。突然有一個聲音在我耳邊叫道:

    「喂,看見麼?將軍頭上一棵草!真不含糊!"

    我轉過頭去看了一眼,原來是坐在我旁邊的一位商人;單看他那兩手捏成拳頭,端端正正放在大腿上,挺直了腰板正襟危坐的那種姿勢,就可以斷定他是北方人。朋友,你知道,我對於"官話",雖說程度太差,可是還能聽得懂,但眼前這位北方人的一句話,我簡直沒有全懂;「將軍——什麼?」我心裡這樣猜度,眼珠翻了一翻,就微微一笑。朋友,我有時很能夠——並且很喜歡微笑;我又常常讚美人家的"適逢其會"的微笑。但是那時我的微微一笑大概時機不對,因為那位北方人忽然生氣了;他的眉毛一挺,大聲說:

    「他媽的!將軍頭上一棵草!真怪!"

    我聽明白了。我雖不是金聖歎,也立刻悟到所謂"將軍頭上一棵草"是指的什麼,我又忍不住微笑了。我立刻斷定這是《推背圖》或《燒餅歌》上的一句。我再看手裡的《預言》。

    「不錯。萬事難逃一個數。東洋兵殺到上海,火燒閘北——蔡廷鍇,蔣光鼐,《燒餅歌》裡都有呢!——上年的水災,也應著《燒餅歌》裡一句話……"

    在我左邊,又一個人很熱心地說。這是一位南方人了,看去是介於紳而商中間的場面上人;他一面說,一面使勁地搖肩膀。我的眼睛再回到手裡的書頁上。

    忽然一隻焦黃而枯瘦的手伸到我面前來了;五個手指上的爪甲足有半寸長,都填滿了垢污,烏黑黑地發光;同時,有一條痰喉嚨發出的枯燥的聲音:

    「對勿住。借來看一看。"

    我正要抬頭來看是什麼人,猛又聽得一聲長咳,呸的一口黃痰落在地板上,隨即又看見一隻穿了"國貨"橡皮套鞋的腳踏在那堆痰上抹了一下。不知道為什麼,我最怕這種隨地吐痰而又用腳抹掉。我趕快抬起頭來,恰好我手裡的那本《預言七種》也被那只烏黑爪甲的枯黃手"搶"——(容我說是搶罷)——了去,此時這才看明白原來是坐在我對面的一位老先生,玳瑁邊破眼鏡而瓜皮皮帽。他架起了腿,咿唔唔念著書中的詞句;曾經抹過那堆黃痰的一隻橡皮套鞋微微擺動,鞋底下粘著的黃痰掛長為麵條似的東西,很有彈性的,跳著。

    朋友,我把這些瑣屑的情形描寫出來,你不覺得討厭麼?也許你是。然而朋友,請你試從這些小事上去理解"高等華人"用怎樣特殊的他們自己的方式接受了西洋的"文化"。他們用鞋底的隨便一抹就接受了"請勿隨地吐痰"的西洋"文化"。這種"中國化"的方法,你在上海電車裡也許偶爾看到,但在內地則隨時隨地可以看到。他們覺得這樣"調和"中西的方法很妥當。至於為什麼不要隨地吐痰的本意,他們無心去過問,也永遠不打算花心力去瞭解。

    可是我再回到這位老先生罷。他把那本《預言》翻來翻去看了一會兒,就從那玳瑁邊的眼鏡框下泛起了眼珠對我說:

    「人定不能勝天。你看十九路軍到底退了!然而,同人先笑而後號,東洋人倒灶也快了呀!"

    「哦——"我又微笑,只能用這一個聲音來回答。

    「不過,中原人大難當頭,今年這一年能過得去就好!今年有五個初一是火日呀!今年八月裡——咳,《燒餅歌》上有一句,——咳,記不明白了,你去查考罷。總而言之,人心思亂。民國以來,年年打仗。前兩年就有一隻童謠:『宣統三年,民國二十年,共產五年,皇帝萬萬歲!要有皇帝,才能太平!"

    「可不是宣統皇帝已經坐了龍庭!"

    我右邊坐的那位北方人插進來說。

    但是那老先生從玳瑁眼鏡的框邊望了那北方人一眼,很不以為然地哼了一聲。又過一會兒,他方才輕聲說:

    「宣統!大清氣數已盡,宣統將來要有殺身之禍。另是一個真命天子,還在田里找羊草!"

    於是前後左右的旅客都熱心地加進來談論了。他們轉述了許許多多某地有"真命天子"出世的傳說。他們所述的"未來真命天子"足有一打,都是些七八歲以至十三四歲的孩子,很窮苦的孩子。

    朋友,在這裡就有了中國的封建小市民的政治哲學:一治一亂,循環反覆,亂極乃有治;然而撥亂反正,卻又不是現在的當局,而是草野蹶起的真命天子。《推背圖》和《燒餅歌》就根據了此種封建小市民的政治哲學而造作。中國每一次的改朝換代,小市民都不是主角,所以此種"政治哲學"就帶了極濃厚的定命論色彩。在現今,他們雖然已經感到了巨大的變動就在目前,然而不瞭解這變動的經濟的原因,他們只知道這變動是無可避免,他們在畏懼,他們又在盼望;為什麼盼望?因為亂極了乃有太平可享!

    十一點三十分,到了K站,我就下車了。

    第二內河小火輪

    從火車上就看見"歡迎國聯調查團"的白布標語,橫掛1在月台的簷下。這是中英文合璧的標語,今天清晨離開上海時,曾見到處張貼著此類標語,不料行了四小時,而此類標語,早已先我而在!中國統治階級辦事的手腕,有時原也很敏捷的。據各報消息,國聯調查團將於明晨到達上海,而且將來經行滬杭路與否,尚不可知;然而這裡車站上卻已先期歡迎。於此又見中國統治階級辦事的手段有時異常精細而周到了。

    1國聯調查團一九三二年四月,國際聯盟派英國貴族李頓(V.Lytton)率調查團來我國東北調查"九一八"事件。

    車站大門上又有一條白紙黑字的招紙:「稅警團後方傷兵醫院招待處"。

    於是我忽然由"稅警團"聯想到鼎鼎大名的王賡,又聯想到了陸小曼女士和故詩人徐志摩。更想到志摩在《猛虎集》序文中所反覆自悼的"詩情枯窘"了。記得前年秋天在上海遇見他時,他也有同樣的悲感——雖然他說話的態度永遠是興高采烈而且詼諧。那時我曾經這麼發問:「你推求過你這近年來詩思枯窘的原因麼?"他聳聳肩膀微笑。過了一會兒,他吐露這樣的意思:詩題盡有,但不知怎地,猛烈的詩情不能在他胸中燃燒。現在,經過了火與血的上海"一二八",假使徐志摩尚在,不知他還依舊感到詩情枯窘不?

    這麼胡亂想著,想著,我已經離開了車站,雜在一群各色人等皆有的雜牌旅客軍中,衝開了人力車和腳夫的包圍——還有連聲喚問"南湖去餵?"的船娘,走到內河小火輪的埠頭上了。這是個混雜的埠頭。所有往來蘇湖一帶"內地"各市鎮的輪船全都麇集在這裡,卸下了旅客,又裝上了旅客。我擠上了一條"無錫快",問明白是經過我的故鄉的,我就從叫賣著"花生酥"、「荸薺"等等小販的圓陣內跑進船艙裡去了。

    已經是滿艙的人,都是故鄉的土白。這條船雖則要經過不少"碼頭",但照例十之八九是我的故鄉的旅客;十年前如此,現在仍然如此,就不知道再過十年將怎樣。

    船,已經不是十年前那條船,但船中的佈置,形形色色的旅客,擠來擠去的小販,都和十年前沒有什麼兩樣。只多了一兩位剪髮時裝的女郎算是一九三二年的記號。

    船頭上仍舊掛著一塊"水板",淡墨的字是沿途所到各市鎮的名兒,並肩排作一列;另一行大書"准一點半開船",卻是照例不"准",照例要延遲。

    我看自己的表,還只有十二點鐘;我只好耐心坐在那裡等候了。

    漸漸兒從嘈雜的人聲中辨出兩三個人的對話來。一望而知都是小商人,很熱心地在談論上海戰事的將來。他們以為中日間的"不宣而戰",還要繼續與擴大,而結果一定是日本軍的敗北。他們中間一位剃了和尚頭的四十多歲的人,很肯定地說:

    「定規還要打!不打,太嘸交代。東洋小鬼就是幾隻飛機兵船厲害,東洋兵是怕死的!東洋兵笨手笨腳,不及中國兵靈便,引他們到裡廂,東洋的兵船開勿進來,飛機不認識路,東洋兵一定要吃敗仗!"

    「蠻對!要引他們進來。松江造好一個飛機場了。火車來時,你看見鐵路旁邊掘戰壕麼?松江落來,一連有四道戰壕已經掘好了!"

    另一個三十多歲的瘦長子接著說;並且意外地對我看了一眼,似乎要我出來證實他的"軍事發見",我又微笑了。松江左近新築飛機場,當車過松江時,已經聽得人們在那裡說。至於"一連四道的戰壕"呢,我是目擊的;但我就有點懷疑於那樣短短而簡陋的壕溝能有多大的防禦能力。從前我看見軍官學校學生打野操時掘的戰壕,就還要長,還要複雜。可是我並沒把這疑問提出來叫那兩位"主戰的"小商人掃興,我只是微笑。

    坐在我旁邊的第三位"老鄉",五十多歲的小商人(後來我知道他就是故鄉某綢緞鋪的經理),覺得我的微笑裡有骨頭,就很注意地望了我一眼,同時他摸著下巴很苦悶的自言自語著:

    「定規是還要打。不過,一路來總不見兵,奇怪!——"

    立刻那位三十多歲的瘦長子跳起來糾正了,險一些碰翻了站在旁邊仰臉呆看的江北小孩子的荸薺籃。瘦長子雖然清瘦,聲音卻很大:

    「啊,老先生,你弄錯了。中國兵不是沿鐵路駐紮的,都藏在鄉下。——為啥?避避國聯調查員的眼睛呀!你不相信,去看!嘉興城裡也不扎兵。不過,落去到陶家涇,就駐紮了兩萬多兵,全是駐紮在繭廠裡——"

    他的話在此一頓,伸手抓一下頭起,然後轉身把嘴巴湊近了那位剃光和尚頭的同伴的耳邊,又用左手掌掩在嘴邊,顯然有幾句更重要更"機密"的話將要說出來;卻不料他身旁那位仰臉呆看的賣荸薺的江北小孩子猛然覺醒過來似的本能地喊賣起來:

    「荸薺呀!拴白荸薺呀!"

    這一聲叫賣雖然是職業的地響亮而且震耳,但在此嘈雜的"無錫快"中卻也並不見得出眾地討厭;然而我那位三十多歲的瘦長子老鄉驀地生氣了。他不說話了,反手將賣荸薺的江北小孩子一推,就喊道:

    「討厭!賣荸薺的出去!江北人頂惹厭!上海要捉江北人,江北漢奸!"

    同船的人都哄然大笑,也一疊聲喊著:「江北人出去,出去!"那邊房艙裡的客人也被驚動了。有一位剪髮的女郎探出頭來看望。她穿一件灰色法蘭絨的春大衣,毛葛長旗袍,旗袍的跨縫也開的很高,露出那長而且大的褲管,粗看就彷彿像一條裙子似的晃著晃著。小江北人提起荸薺籃怔了片刻,就慌慌張張跑到後艄去了。另一個賣花生酥的黃臉男子,門牙都落在嘴唇皮外,又怪樣地留著一抹黃須的,就填補了那個小江北人遺下來的地盤。

    不知道是何因緣,那賣花生酥的黃臉漢子認定了我是一個好主顧,用了蒼蠅叮血那樣的韌精神來向我兜售他的貨品了。他翹其他那烏黑的長爪甲的手指,從他的托盤內取出一盒花生酥打開來,拈了一塊直送到我的鼻子尖,一面誇獎他的貨色:

    「聞聞看,噴香,鮮甜,時新貨!你先生是吃慣用慣!上一趟你交易了十盒去,送送朋友,大家稱讚!今回還是十盒罷?另外買一盒,船裡消消閒!"

    我真有點窘了,碰見這樣生意經爛熟的小販。居然硬派我是他的老主顧,並且上一趟還交易過十盒。已有十年之久,我不曾坐過這條船!何來"上一趟"的交易呀!但是這位黃臉漢子,當真有些兒面熟。哦,想起來了,前年五月我送母親回家,曾到這輪埠來過,許就是那時見過這賣花生酥的黃臉漢。至於時新貨的花生酥,我在上海棋盤街商務印書館發行所門前,時常碰到,我實在很不喜歡此類甜點。可是被他這一糾纏,我不能再靜聽老鄉們議論軍國大事了;我只好逃開,也是往船艄上一鑽。

    經過了那房艙時,我看見裡面塞滿了人,三個男的兩個女的,另外一個將近三歲的小孩子。剛才探頭出來張望的時裝剪髮女郎坐在那裡吃甘蔗。另一位女郎(看後影也是很時髦的),則在船窗口買進了大批的水浸去皮的荸薺來。那浸荸薺的水就是從河裡汲的,太陽照著微微閃著金綠色;不遠的地方就有人在河灘洗衣,淘米,甚至於傾倒垃圾。

    我們故鄉一帶的河道,負的任務可真不少呀!它是交通的脈絡,它又是人民飲水之庫,它又兼任了垃圾桶的美差!

    當下我爬上後艄,立刻又被另一批小販所包圍了。我應付不開,便取了不理的態度,一面在口袋裡掏出捲煙來。哪知道當即有人劃著火柴送到我眼前。我一怔,就站起來了;還沒有看清是什麼人送火來,卻已經聽得那人帶笑說:

    「客人,請坐罷!——便的,便的!交易幾包瓜子大王罷?船裡消消閒!"

    我這才明白又是一位小販。我忍不住微笑了,但心裡卻是一陣酸。艱難的生活鬥爭把他們磨煉成這種習慣了!雖然我素來不喜歡咬瓜子"消閒",此時卻覺得不交易幾包似乎太對不起人了。我便買了幾包所謂"瓜子大王",塞在衣袋裡,轉身去找船上的茶房攀談:

    「客人已經塞滿了,還等什麼呢?」

    「等郵政包封呀!"

    是異常不客氣的回答。

    我又微笑了。我以為船上茶房之類大概是不大會客氣的。但是我這決定立即被推翻。又來了一個中年灰皮色臉的男子,那位不客氣的茶房立即就變成異常"君子之風",——簡直可以說是過分的巴結。他撩起身上的"作裙",在一張凳上抹了又抹,陪笑地請那位灰皮色臉的男子坐下,又趕快找出話來報告道:

    「四先生,你看!前面兩隻裝米的杭州船被兵營裡扣住了,裝了子彈!四先生,你看船腳多少重呀!"

    灰皮色臉的男子微微一頷首,從牙縫裡哼出幾個字來:「還要打呢!造伊拉娘個東洋烏龜!"

    我向河裡望,果然有兩條木船並肩泊著,船裡有一些木箱子,有兩三個丘八坐在箱子上吸煙。我想:沿鐵路有些玩意兒的"戰壕",離鐵路沿線鄉下有兵,而這裡又扣船運彈藥,這一切,在嘉湖一帶的小商人看來,當然是很濃厚的戰時空氣了。然而他們又有一個古怪的思想:一星期內尚不至於開火,因為國聯調查團在上海。這一個不知何所見而云然的理解,立即又由那所謂四先生者表示出來:

    「喂,阿虎,今天上來時看見斗門有兵麼?造伊拉格娘,外國調查員一走開,就要開火呢!火車勿通,輪船行不得,造伊拉格娘,東洋烏龜勿入調!"

    我忍不住又微笑了。他們把"東洋人"和大中華民國看成為兩條咬打的狗似的,有棒子(國聯調查團)隔在中間時,是不會打起來的,只要棒子一抽開,立刻就會再打。而國聯調查團也就被他們這麼封建式的理解作三家村的和事老阿爹。他們的見解是這樣:和事老阿爹永遠不能真正制止紛爭,但永遠要夾在兩造中間作和事老,讓打得疲倦了的兩造都得機會透回一口氣來。

    小販們的兜賣不絕地向我下總攻擊。好像他們預先有過密約,專找我一人來"傾銷"。並且他們又一致稱我為"老主顧"。可是我實在並沒"異相"可以引其他們的注意,而且自從上船以來除買了瓜子而外,也沒撒手花過半個錢。而何以我成了他們"理想中"的買主呢?後來我想得了一個比較妥當的解釋:因為其餘的旅客大都常乘這班船,小販們已經認得,已經稔知他們不肯買時就硬是不買;而我呢,則是生客,又且像是一個少爺,——所謂吃慣用慣,因而就認為是有縫可鑽的蛋,拚命的來向我咷賣了。而也因為是生客,所以雖得小販們的熱烈包圍,卻不能得到船上茶房的較為客氣的接待。

    不用說,在等候船開的一個半鐘頭內,我這位生客很叫那些擁上前來又擁向後去的小販們失望了;和不客氣的船上茶房卻成立了一筆生意,我泡了一壺茶。

    一點半又過二十分,拖帶我們這"無錫快"的柴油引擎小輪方才裝足了燃料,發出了第一次的馬達聲,和第一聲的汽笛。

    我鬆了一口氣。為的終於要開船,而且為的小販們都紛紛上岸了。

    拖了我們那"無錫快"的柴油引擎小輪船氣喘喘地發怒似的全身震動著,從各式各樣的大小船隻的亂陣中鑽過,約莫有半小時之久,方始繞到了北門。在這裡,又有"片刻"的停泊,又湧來了最後一批的搭客。實在我們那"無錫快"早已"滿座",並且超過了船裡所掛的煌煌"船照"上規定的乘客人數了;但最後下來的十多人也居然如數收納,似乎人們所佔的面積是彈性的,愈壓緊就愈縮小。而"船照"上所規定的限制人數三十位卻是彈性最大限度的標準罷了。我這理論,立刻又被證實。因為一注"意外的收入"又光降我們這條"無錫快"了。有一條"差船"和十來個武裝同志要求拖在我們後面。他們要到陶家涇,正是我們那輪船所必經的"碼頭"。那"差船"是鄉下人用的"赤膊船",光景是征發來的;船裡彷彿就只有十來個兵。

    我不能不說這些武裝同志委實是十二分客氣。因為他們僅僅要求"附拖",並沒把施之於鄉下赤膊船的手段加在我們那輪船上。雖然這一來附拖,輪船局裡將多費了毫無代價的幾加侖柴油,然而隨輪的帳房先生也知道"愛國",毫沒難色地就允許了。實在也是不由他不答應,因為"差船"早已靠上來,十幾個武裝同志早已跳在柴油小輪和"無錫快"上,沿著船舷,像覓食的螞蟻似的不斷地來來往往。

    「那邊好!那邊好!"

    他們叫喚著,招呼著。立即有五六位跳到船頭上,把身子一矬,就打算往艙裡鑽。艙裡實在擠得太滿了,探頭在艙門口的兩三位也顯得躊躇了。於是他們將就在船頭上蹲著。他們都是徒手,湖南口音。

    這時候,另外有五六位實行了"包抄"的戰略,從船艄侵入到艙裡來了。他們在那狹得只容人側身而過的孔道中(實在就是人縫中)擁來擁去,嘈嘈雜雜叫喊些不知什麼。

    忽然船窗外的舷板上有一個人品急地高聲吆喝:

    「出來!出來!裡邊不准去,不准去!"

    一面這麼說,一面這人就也跑到船頭上了。這是一位掛武裝帶的官長(我猜他是一個排長),灰布的軍衣和馬褲,卻沒有綁腿,腰間是一支盒子炮,並沒那木盒,很隨便地倒插在武裝帶裡,另用一根南貨店裹紮貨包的細麻繩一端拴住了那盒子炮口的準頭,又一端就吊在斜皮帶近肩頭的孔內。所以雖則是一支盒子炮,卻不是取了"佩"的方式,而是像長槍那樣"背"起來了。這位官長到了船頭上,就用手裡的一根細竹梢敲著自己的皮鞋,帶幾分口吃的樣子對他的弟兄們說:

    「裡邊不准,不准去!這裡,這裡,也不能蹲!老百姓要做生意!"

    他接連說了幾遍,弟兄們方才懶洋洋地起來,分做兩支,又沿著船舷,橐橐地往後艄那方面跑,因為他們那"差船"就泊在「無錫快"的後面。那官長探頭向艙裡一望,剛好看見先已在艙中的五六位像癡人似的在那裡亂鑽亂拱,於是他也鑽進艙來,在人堆裡揚其他的細竹梢,滿口嚷著湖南白,也要趕那五六位出去。好容易把這五六位趕到船頭上,又也沿著船舷,橐橐地往後艄跑,這位官長已經累得滿臉汗珠了。他自己倒並不想坐這"無錫快",他重複跑到船頭上,也沿著船舷往後走,不料剛才被他從艙裡趕出來的五六位又早盤踞在船艄上,而最初蹲在船頭的幾位則已經由船艄而中艙,又蹲在船頭上了。

    這一個新式的捉迷藏,引得滿船的旅客都哄然笑起來了。站在後艄舷板上的那位官長卻笑不出來,只是把臉漲紅。大概他覺得在許多老百姓前暴露了自己的沒有威嚴是太丟臉罷?他下了決心了。他發急地用細竹梢敲著船板,對後艄上的弟兄們說:

    「對你們說,這裡不得蹲,不得蹲!何該?——這裡是老百姓要做生意的!到差船上去!那邊是一個空船,沒得人,蹲在這裡不——"

    他的呼吸急促了,臉更漲得紅,手裡的細青竹梢不住地呼呼地揮著。

    弟兄們垂著頭裝瞌睡,完全不理這位官長的命令。

    而小輪上的老大恰又拉起回聲來,是催促這些武裝同志趕快安排好,船是不能再多延挨時光了。

    後來幸而老百姓也來"說話",這才總算把後艄上的五六位弄到了那只"差船"上,那時蹲在船頭上的幾位卻在那裡吃花生,唱"打倒列強"的老調子。那位官長也就"善刀而藏",他自己也擠到船頭上蹲在那裡。

    陶家涇是沿途所過的第一個碼頭。這是極小的鄉鎮,總共不過十來家小鋪子,但現在卻連這十來家小鋪子都關著門,只有兵在岸上彳亍。附拖的"差船"在這裡放下,兵們都上了岸。此時方才看見"差船"裡原來還有東西,是幾把青菜和油豆腐,一個兵提了,笑盈盈地走到一座草房後去了。

    此時已有三點鐘,而橫在我們前面的路程卻還有三分之二強。近來內河小輪常常遭匪劫掠,天黑後行船是非常冒險的;有幾位旅客因此很表示了焦灼了。他們惟一的希望是此去別無延擱,可以開足了速率走。然而不幸,在陶家涇開船後走不到兩三里路,船又忽然停了。看岸上時,是一座停業中的繭廠,現在卻借作兵營,沿繭廠左近的矮小平房也都駐了兵,其中有一間平房的門口站著門崗,立一桿幡形的長旗,大書陸軍第某師某團某營營本部。軍用電話的鈴聲在那間平房裡急令令地響。

    同船的旅客都忙亂起來了,交頭接耳地紛紛詢問:「船又停了,為什麼呀?難道要扣去裝兵麼?"

    沒有一個人能夠給確實的回答。但船是停住了,聲音最大的柴油引擎小輪船此時默然不響,簡直是不打算再趕路的模樣。

    「機器壞了!"

    有一個茶房從船頭上跑來說。原來不過是機器壞!於是大家都鬆一口氣。雜亂的議論跟著就起來了。在先那位喜歡談談軍國大事的瘦長子老鄉就很得意地在大腿上拍一下說:

    「我說不是捉差,果然呀!他們白天裡不調動兵隊。——為啥?恐防東洋人在飛機裡看見擲炸彈呀!"

    於是他就屈著指頭,歷數某日某時東洋人的飛機曾經飛過院,飛過桐鄉,飛過某某地方。他已經忘記只在兩小時前他還同意過他那位光頭同伴的"東洋人飛機不認識路"的論調。

    光頭的同伴努力附和著。他又稱讚這兵調來得真快;前三天他"上去"時經過這裡,還沒看見有兵哪。但是五十多歲的綢緞店經理卻在一旁搖頭,——誰也不能猜透他這搖頭是什麼意思;他的臉色依舊是那樣苦悶,他不說話,只把左手的四個爪甲很長的指頭在桌子邊輕輕地有節奏似的敲著。過一會兒,他轉臉對那個瘦長子同伴說:

    「吉兄,打到裡邊來,連裡邊的市面都要吵光羅。上海北頭,橫直是燒光末,要打就在北頭打!伊拉兵隊調動得快,為啥勿早點調到上海,同十九路軍一淘打?總歸是勿平心,自淘伙裡七支八搭!"

    叫做"吉兄"的瘦長子於是也皺一下眉頭,覺得無話可答,就伸一個懶腰急急地咒罵那輪船了:

    「觸霉頭格輪船!半路上插蠟燭!今朝到埠勿過七點鐘,算我的東道!"

    說著,他就擠到船頭上看"野眼"去了。

    這時船既停下來,就沒有了風,塞滿了四十多人的船艙就更加悶熱,空氣也很惡濁。小孩子們啼哭,老太婆談家常,又談到某處廟裡的菩薩滿身是血,兩眼流淚,所以"世界不太平"了。

    我爬在船窗口看岸上的兵。聽口音都是兩湖人。態度異常"寫意",毫沒有摩拳擦掌準備廝殺的神氣。有二十來個兵拿了鏟子和土畚在那裡填其他們的"營本部"門前的泥路。他們的工作就像唱昆曲的戲子似的一搖一擺,十分從容。離"營本部"右方一箭之遠就是那停業中的繭廠,惟一的高樓房,也住著兵,可是既沒有門崗,也沒放步哨,兵們是三三兩兩的在繭廠前的空場上開玩笑。有幾位脫下了衣服,蹲在地下捉虱子。他們不打綁腿,穿的是綠帆布的橡皮底"跑鞋"。他們都是徒手,空場上也不見他們搭的槍架。

    只有四個兵全身武裝,在相離"營本部"左右五六丈的泥路上來回彳亍,——大概他們就是步哨。

    河灘上有許多兵在那裡洗衣服。他們利用了老百姓家裡的春凳,把水淋淋的衣服在春凳上拍拍的打。打過後就提著衣服跳上泥岸,抖開了起在小桑樹上曬。這一帶的桑樹全掛滿了灰色軍服。

    忽然在灰色中顯現出鮮明的一點來了!那是在作為"營本部"那間平房的東間壁。也是同樣的平房,看樣子本來是雜貨鋪子,但現在當然只有兵。我所說的"鮮明一點"就在這間平房裡飛快地一晃。我看得很明白,是一位剪了頭髮的女子踅到門前對我們那輪船看了一眼。雖然不是都市女子的服裝,但也不像鄉村女子,只看她一頭短髮剪的何等"入時"呀!一路來,常見竹籬茅屋畔探露出剪了頭髮的女子的上半身,可是無論如何我一眼就能判定她們是真正的村姑,和眼前這一閃就不見了的一位有很大的不同。我很盼望她再出來一次,但是使我失望;那平房的沒有門窗的外邊半間裡始終只有兵們走進走出,一張破桌子旁坐著幾位像是什麼"值日官"之類的斜皮帶者,不住地在那裡吸香煙。

    隨軍一定有幾位"女同志",想來於今是慣例了罷?

    離這平房再往東些,又有七八個"鄉下人"圍坐在一張板桌邊,他們身上各有一條白布符號,可惜相隔遠了,看不清楚白布上寫的是什麼字。在兵們中間,他們顯得十分拘束,而且垂頭喪氣很苦惱。後來聽船上人說,這七八位就是拉來的丁子。

    有位掛斜皮帶的官長從東邊的小橋岔道處跑了來(那邊不見有散散落落彳亍的兵),到得"營本部"的平房門外,就喊了一聲:

    「報告!"

    門開了,當門站著一個衛兵,門邊泥牆上掛著三四頂軍帽和一套軍衣。不多一會兒,就聽見電話鈴響,又有高朗的說話聲音。又過了一會兒,就看見先前進去的那位官長跑出來了,手裡拿著一封公文,仍舊向來路走去。

    時間已經過去了一小時許,我們那條柴油小輪依舊沒有活動的徵兆;據說那損壞的一部分機件已經修好了裝上去,但是不靈,現在又拆下來重新修理。旅客們都等得不耐煩了;有幾位要在第二站的院下船的,就說早知如此,船停時就上岸走,現在早已到家了。那位最得茶房歡迎的灰皮色臉四先生死洋洋地對茶房說:

    「喂,阿虎,看來要在船裡吃夜飯羅,米夠麼?"

    茶房阿虎咧開嘴巴笑,停一會兒,方才回答道:

    「快哩,快哩!修修機器,蠻便當的。"

    當真岸上的兵們搬出夜飯來了。兩個也穿灰布軍衣的人先抬出一籮飯來放在路口,接著又抬出一隻大銅鍋,鍋身上的黑煤厚簇簇地就和絨毛相似。鍋裡是青菜和豆腐混合燒成的羹。抬鍋的人把這青菜豆腐羹分盛在許多小號臉盆似的洋鐵圓盒裡,都放在泥地上。於是五六個兵一組捧一盆青菜豆腐羹,團團圍住了,就蹲在泥地上吃。飯是白米飯,但混雜的砂石一定不少,因為兵們一面大口地往嘴裡送,一面時時向地上吐唾沫。

    我們船上的人總有一半爬在窗口看兵們吃飯。忽然那位三十多歲的瘦長子老鄉鑽進艙裡來,看著五十多歲的綢緞店經理說:

    「當兵真苦。你看他們吃點啥東西呀!東洋兵每頓是大魚大肉,還有好酒,嬌養慣哩,故所以勿會打仗!再打羅,東洋兵必敗!"

    綢緞店經理苦著臉,還沒回答,突然從船頭上送來了卜卜卜的一陣響,柴油小輪的機起終於修好,船又動了。

    以後的水程算是沒有意外的阻擱。柴油小輪以每小時十八華里的速率向前走著。謎一樣的未來中日之戰又成為旅客們談論的題材。我不能不說他們那談論還只是"消閒"的性質,正和他們咬瓜子"消閒"相彷彿;但是一種焦灼和憤慨,卻也常在話意中透露出來。雖然同是小商人,然而他們的意識情感又和滬杭車中我所接觸的小商人很有些不同了。封建的內地鄉鎮的小商人的他們似乎比大都市內的小商人更為"盲目",更為"樂觀",同時亦更為容易受"欺騙"。因為是更"盲目",他們不感知大地震似的劇變即在不遠的將來,他們只認眼前的"不太平"是偶然;也是因這"盲目",他們比大都市裡的小商人較少些頹廢的氣分,而成為"樂觀"。

    而這"樂觀"又是迷信的,拜物教的。叫做"吉兄"的三十多歲的小商人就時常流露了這樣的"樂觀"。他安慰他的常常苦著臉的同伴說:

    「陶家涇落來,紮了兩萬多兵呢!東洋兵路勿熟,包管沖勿過來。你看,到處裝好軍用電話,東洋兵有點動靜,答答地方全曉得,東洋兵想偷營也勿會成功的。"

    他很賣弄似的用手指著徐徐往後退的岸上的桑園。這裡的矮桑樹尚只有極小的嫩芽,矮而粗的樹幹上掛著深綠色的軍用電話線。(後來我知道這裡幾條毫不打緊的軍用電話線很使附近鄉鎮中的土財主慌張了,以為這就是劃成軍事區域,他們帶著大箱小籠就逃難。)

    五十多歲的綢緞店經理點頭表示同意了。但他立即很不放心似的看著他的同伴們提出一個問題來:

    「外國調查員講得攏喂?頂好是講講攏,勿要再打。"

    沒有回答。似乎西洋鬼子畢竟和東洋矮子有點不同,而自信是對於東洋矮子的"鬼心思"頗能灼見而大放議論的瘦長子老鄉碰到關於西洋鬼子的事,也失了把握,不敢妄贊一辭了。他很無聊地舉起茶來喝。

    我忍不住加入了一句問話:

    「再打下去怎樣呢?」

    大家都愕然轉眼對我看,彷彿猛不防竟聽得一個啞子忽然說起話來。並且他們的眼睛裡又閃著懷疑的光彩。我看出這些眼睛彷彿在那裡互相詢問:他不是什麼黨部裡的人罷?但幸而我的口音裡還帶著多少成分的鄉音,他們立即猜度我大概是故鄉的一大批"在外頭吃飯"的人們之一,所以隨即放寬了心了。問過我的"貴姓"以後,他們又立即知道我是某家的人,「說起來都是相熟的"。

    他們反倒先談起我老家裡的事,舉出了許多我所不大記得的本家,親戚,以及"世交"的人名來。這些,我也樂於傾聽,但我到底覷機會又回到我原來的問話:

    「照各位看來,是再打好呢,還是不要打?"

    綢緞店經理歎了一口氣,惟恐被人聽了去似的低聲回答:

    「論理呢,一定要打。不過我們做生意人日子難過:上海開了火,錢莊就不通,帳頭又收不齊,生意上的活路斷得乾乾淨淨了;近年來捐稅忒重,生意本來難做,鄉下人窮,鄉莊生意老早走光;現在省裡又要抽國難捐,照舊捐加二成,聽說就是充做打仗的軍餉,你想,不曾開火,先來做生意人頭上抽捐了!"

    「抽捐去真和東洋人開仗,倒還嘸啥,就恐怕捐是抽了,仗又勿打。"

    光頭的老鄉趕快接口說,鼻子裡哼了一聲。

    三十多歲的瘦長條子卻所見不同。他很有把握地說:

    「一定要打!伊拉勿抵樁打東洋人,調啥格兵!"

    我忍不住又微笑了。我覺得這位"蒙在鼓裡"的主戰熱者未免太可憐了。不問他們是信也罷,不信也罷,我不能不打開天窗說亮話:

    「老百姓儘管一腔熱血主張打,那結果是一定不再打了。老百姓要的事,恰就是當局所勿要。現在的事情就是這麼著。"

    「那末,陶家涇紮下兩萬兵,拉丁,捉船,鄉下人逃光,地方上當差使,小小一個鎮,要分攤到千把只洋,真是活見鬼羅!"

    瘦長子表示了稀有的興奮,一口氣說出來了。我正想回答,忽然那位四十多歲的光頭同鄉又節外生枝的插進一句話:

    「造伊拉格娘!嘉興到蘇州一路扎的兵越多,小火輪倒是三日兩頭搶!——新近出一樁三十萬的大搶案,搶是搶了,失主還不取報官,你想想!"

    「就是伊拉自家做的呀!"

    瘦長子做一個鬼臉,很輕聲地接口說。我明白這是指的什麼,記得俗語有所謂"蟲吃蟲",正就是那件大搶案的註腳。我笑了一笑,又回到老題上:

    「要抽國難捐麼?兵隊調動就不過告訴老百姓有國難,要抽國難捐!"

    「生意是越弄越難做了!"

    三位老鄉同聲說,臉上都是異常失望。

    船上的茶房來收茶壺了。他回答一個旅客的詢問:

    「茶亭到哩!造伊拉,到雙林要在半夜裡羅。"

    這時天已經黑了,我望望外邊,看見不遠的前面有黑簇簇的房屋和幾點燈光。我一眼就認出這是故鄉到了。雖然相隔已有十年之久,但眼前的故鄉還是和我記憶中十年前的故鄉沒有什麼兩樣。

    「大概能夠分別出這確是一九三二年的家鄉的特點,也只是多一些剪髮旗袍的女郎罷?"

    我望著漸近的房屋,心裡這樣想。但後來我知道我這論斷有一半是對的,又一半卻不盡然。一九三二年的中國鄉鎮無論如何不可與從前等量齊觀了。農村經濟的加速度崩潰,一定要在"剪髮旗袍的女郎"之外使這市鎮塗染了新的時代的記號。

    而最最表面的現象是這市鎮的"繁榮"竟意外地較前時差得多了。當我們的"無錫快"終於靠了埠頭,我跳上了那木"幫岸",混入了一群看熱鬧以及接客的"市民"中間的時候,我就直感到只從一般人的服裝上看,大不如十年前那樣整潔了。記得十年前是除了叫花子以外就不大看見衣衫襤褸的市民,但現在卻是太多了。

    街道上比前不同的,只是在我記憶中的幾家大片子都沒有了,——即使尚在,亦是意料外的潦倒。女郎的打扮很摹擬上海的"新裝",可是在她們身上,人造絲織品已經驅逐了蘇緞杭紡。農村經濟破產的黑影重壓著這個曾經繁榮的市鎮了!

    第三半個月的印象

    天氣驟然很暖和,簡直可以穿"夾"。鄉下人感謝了天公的美意,看看米甏裡只剩得幾粒,不夠一餐粥,就趕快脫下了身上的棉衣,往當票裡送。

    在我的故鄉,本來有四個當票;他們的主顧最大多數是鄉下人。但現在只剩了一家當票了。其餘的三家,都因連年的營業連"官利都打不到",就乘著大前年太保阿書部下搶劫了一回的借口,相繼關了門了。僅存的一家,本也"無意營業",但因那東家素來"樂善好施",加以省裡的民政廳長(據說)曾經和他商量"維持農民生計",所以竟巍然獨存。然而今年的情形也只等於"半關門"了。

    這就是一幅速寫:——

    早晨七點鐘,街上還是冷清清的時候,那當票前早已擠滿了鄉下人,等候開門。這夥人中間,有許多是天還沒亮足,就守候在那裡了。他們並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身上剛剝下來的棉衣,或者預備秋天嫁女兒的幾丈土布,再不然——那是絕無僅有的了,去年直到今年賣來賣去總是太虧本因而留下來的半車絲。他們帶著的這些東西,已經是他們財產的全部了,不是因為鍋裡等著米去煮飯,他們未必就肯送進當票,永遠不能再見面。(他們當了以後永遠不能取贖,也許就是當票營業沒有利益的一個原因罷?)好容易等到九點鐘光景,當票開門營業了,這一隊在飢餓線上掙扎的人們就拚命的擠軋。當票到十二點鐘就要"停當",而且即使還沒到十二點鐘,卻已當滿了一百二十塊錢,那也就要"停當"的;等候當了錢去買米吃的鄉下人,因此不能不拚命擠上前。

    擠了上去,抖抖索索地接了錢又擠出來的人們就坐在沿街的石階上喘氣,苦著臉。是"運氣好",當得了錢了;然而看著手裡的錢,不知是去買什麼好。米是頂要緊,然而油也沒有了,鹽也沒有了;鹽是不能少的,可是那些黑滋滋像黃沙一樣的鹽卻得五百多錢一斤,比生活程度最高的上海還要貴些。這是「官"鹽;鄉村裡有時也會到販私鹽的小船,那就賣一塊錢五斤,還是二十四兩的大秤。可是緝私營利害,鄉下人這種吃便宜鹽的運氣,一年內碰不到一兩回的。

    看了一會兒手裡的錢,於是都歎氣了。我聽得了這樣的對話在那些可憐的焦黃臉中間往來:

    「四丈布罷!買棉紗就花了三塊光景;當當布,只得兩塊錢!"

    「再多些也只當得兩塊錢。——兩塊錢封關!"

    「阿土的爺那半車絲,也只喝了兩塊錢;他們還說不要。"

    不要絲呵!把蠶絲看成第二生命的我們家鄉的農民做夢也沒有想到他們這第二生命已經進了鬼門關!他們不知道上海銀錢業都對著受抵的大批陳絲陳繭皺眉頭,是說"受累不堪"!他們更不知道此次上海的戰爭更使那些擱淺了的中國絲廠無從通融款項來開車或收買新繭!他們尤豈不知道日本絲在紐約拋售,每包合關銀五百兩都不到,而據說中國絲成本少算亦在一千兩左右呵!

    這一切,他們辛苦飼蠶,把蠶看作比兒子還寶貝的鄉下人是不會知道的,他們只知道祖宗以來他們一年的生活費靠著上半年的絲繭和下半年田里的收成;他們只見鎮上人穿著亮晃晃的什麼"中山綈",「明華葛",他們卻不知道這些何嘗是用他們辛苦飼養的蠶絲,反是用了外國的人造絲或者是比中國絲廉價的日本絲呀!

    遍佈於我的故鄉四周圍,彷彿五步一崗,十步一哨的那些繭廠,此刻雖然是因為借駐了兵,沒有準備開秤收繭的樣子,可是將要永遠這樣冷關著,不問鄉下人賣繭子的夢是做得多麼好!

    但是我看見這些苦著臉坐在沿街石階上的鄉下人還空托了十足的希望在一個月後的"頭蠶"。他們眼前是吃盡當完,差不多吃了早粥就沒有夜飯,——如果隔年還省下得二三個南瓜,也就算作一頓,是這樣的掙扎,然而他們餓裡夢裡決不會忘記怎樣轉灣設法,求"中"求"保",借這麼一二十塊錢來作為一個月後的"蠶本"的!他們看著那將近"收蟻"的黑霉霉的"蠶種",看著桑園裡那"桑拳"上一撮一叢綠油油的嫩葉,他們覺得這些就是大洋錢,小角子,銅板;他們會從心窩裡漾上一絲笑意來。

    我們家有一位常來的"丫姑老爺",——那女人從前是我的祖母身邊的丫頭,我想來應該尊他為"丫姑老爺"庶幾合式,就是懷著此種希望的。他算是鄉下人中間境況較好的了,他是一個向來小康的自耕農,有六七畝稻田和靠二十擔的"葉"。他的祖父手裡,據說還要"好";帳簿有一疊。他本人又是非常勤儉,不喝酒,不吸煙,連小茶館也不上。他使用他的田地不讓那田地有半個月的空閒。我們家那"丫小姐",也委實精明能幹,粗細都來得。憑這麼一對兒,照理該可以興家立業的了;然而不然,近年來也拖了債了。可不算多,大大小小百十來塊罷?他希望在今年的"頭蠶"裡可以還清這百十來塊的債。他向我的嬸娘"掇轉"二三十元,預備趁這時桑葉還不貴,添買幾擔葉。(我們那裡稱這樣的"欠貨葉"為"賒葉",不過我不大明白是否這個"賒"字。)我覺得他這"希望"是築在沙灘上的,我勸他還不如待價而沽他自己的二十來擔葉,不要自己養蠶。我把養蠶是"危險"的原因都說給他聽了,可是他沉默了半晌後,搖著頭說道:

    「少爺!不養蠶也沒有法子想。賣葉呵,二十擔葉有四十塊賣算是頂好了。一擔繭子的"葉本"總要二十擔葉,可是去年繭子價錢賣到五十塊一擔。只要蠶好!到新米收起來,還有半年;我們鄉下人去年的米能夠吃到立夏邊,算是難得的了,不養蠶,下半年吃什麼?」

    「可是今年繭子價錢不會像去年那樣好了!"

    我用了確定的語氣告訴他。

    於是這個老實人不作聲了,用他的細眼睛看看我的面孔,又看看地下。

    「你是自己的田,去年這裡四鄉收成也還好,怎麼你就只夠吃到立夏邊呢?而且你又新背了幾十塊錢債?"

    我轉換了談話的題目了。可是我這話剛出口,這老實人的臉色就更加難看,——我猜想他幾乎要哭出來。他歎了口氣說:

    「有是應該還有幾擔,我早已當了。鎮裡東西樣樣都貴了,鄉下人田地裡種出來的東西卻貴不起來,完糧呢,去年又比前年貴,——一年一年加上去。零零碎碎又有許多捐,我是記不清了。我們是拚命省,去年阿大的娘生了個把月病,拚著沒有看郎中吃藥,——這麼著,總算不過欠了幾十洋鈿新債。今年蠶再不好,那就——"

    他頓住了,在養蠶這一項上,鄉下人的迷信特別厲害,凡是和蠶有關係的不吉利字面,甚至同音字,他們都忌諱出口的。

    我們的談話就此斷了。我給這位"丫姑老爺"算一算,覺得他的自耕農地位未必能夠再保持兩三年。可是他在村坊裡算是最"過得去"的。人家都用了羨妒的眼光望著他:第一,因為他不過欠下百十來塊錢債,第二,他的債都是向鎮上熟人那裡「掇轉"來,所以並沒花利息。在這一點上,不能不說這位聰明的"丫姑老爺"深懂得"理財"方法,便做一個財政總長好像也幹得下:他仗著鎮上有幾個還能夠過得去的熟人,就總是這裡那裡十元二十元的"掇",他的期限不長,至多三個月,「掇"了甲的錢去還乙,又"掇"了丙的錢去還甲,這樣用了"十個缸九個蓋"的方法,他不會到期拖欠,他就能夠"掇"而不走付利息的"借"那一條路了;可是他的開支卻不能不一天一天大,他的進項卻沒法增加,所以他的債終於也是一年多似一年。他是在慢性的走上破產!也就是聰明的勤儉的小康的自耕農的無可避免的命運了!

    後來我聽說他的蠶也不好,又加以繭價太賤,他只好自己繅絲了,但是把絲去賣,那就簡直沒有人要;他拿到當票裡,也不要,結果他算是拿絲進去換出了去年當在那裡的米,他陪了利息,可是這掉換的標準是一車絲換出六斗米,照市價還不到六塊錢!

    東南富饒之區的鄉下人生命線的蠶絲,現在是整個兒斷了!

    然而鄉下人間接的負擔又在那裡一項一項的新加出來。上海雖然已經"停戰",可是為的要"長期抵抗",向一般小商人徵收的"國難捐"就來了。照告示上看,這"國難捐"是各項捐稅照加二成,六個月為期。有一個小商人談起這件事,就哭喪著臉說:

    「市面已經冷落得很。小小鎮頭,舊年年底就倒閉了二十多家鋪子。現在又加上這國難捐,我們只好不做生意。」「國難!要是上海還在那裡打仗,這捐也還有個名目!"

    又一個人說;我認識這個人,是雜貨店的老闆。他這鋪子,據我所知,至少也有三十年的歷史;可是三十年來從他的父親到他手裡,這鋪子始終是不死不活,若有若無。現在他本人是老闆,他的老婆和母親就是店員;——不,應該說他之所以名為老闆,無非因為他是一家中惟一的男子,他並不招呼店裡的事情,而且實在亦無須他招呼;他每天的生活就是到處跑,把鎮上的"新聞"或是輪船埠上客人從外埠帶來的新聞,或是長途電話局裡所得的外埠新聞,廣播台似的告訴他所有的相識者,——他是鎮上義務的活動"兩腳新聞報"。此外,他還要替幾個朋友人家幫襯婚喪素事,甚至於日常家務。他就是這麼一位身子空,心腸熱的年青人。每天他的表情最嚴肅的時候,是靠在別家鋪子的櫃檯上借看那隔天的上海報紙。

    當時我聽了他那句話,我就想到他這匆忙而特別的生活,我忍不住心裡這麼想:要是他放在上海,又碰著適當的環境,那他怕不是鼎鼎大名交際博士黃警頑1第二!

    1黃警頑上海市人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所職員。

    「能夠只收六個月,也就罷了;凶在六個月期滿後一定還要延期!"

    原先說話的那位小商人表示了讓步似的又加這一句。我就問道:

    「可是告示上明明說只收六個月?"

    「不錯,六個月!期限滿了以後,我們商會就捏住這句話可以不付。可是他們也有新法子;再來一個新名目,——譬如說『省難捐罷,反正我們的難天天有,再多收六個月的二成!捐加了上去,總不會減的,一向如此!"

    那小商人又憤憤地說。他是已經過了中年還算過得去的商人,六個月的附捐二成,在他還可以忍痛應付,他的憤憤和悲痛是這附捐將要永遠附加。我們那位"兩腳新聞報"卻始終在那裡嘩然爭論這"國難捐"沒有名目。他對我說:

    「你說是不是:已經不打東洋人了,還要來抽捐,那不是太豈有此理?"

    「還要打呢!剛才縣裡來了電話,有一師兵要開來,叫商會裡預備三件事:住的地方,困的稻草,吃的東西!"

    忽然跑來了一個人插進來說。於是"國難捐"的問題就無形擱置,大家都紛紛議論這一師兵開來幹什麼。難道要守這鎮麼?不像!鎮雖然是五六萬人口的大鎮,可是既沒有工業,也不是商業要區,更不是軍事上形勝之地,日本兵如果要來究竟為的什麼?有人猜那一師兵從江西調來,經過湖州,要開到"前線"去,而這裡不過是"過路"罷了。這是最"合理"的解釋,洶洶然的人心就平靜了幾分。

    然而軍隊是一兩天內就會到的;三件事——住的地方,困的稻草,吃的東西,必須立刻想法。是一師兵呢,不是玩的。住,還有辦法;四鄉繭廠和寺廟,都可以借一借;困的稻草,有點勉強了,就是"吃"沒有辦法。供應一萬多人的伙食,就算一天罷,也得幾千塊錢呀!自從甲子年以來,鎮上商會辦這供應過路1軍隊酒飯的差使,少說也有十次了;沒一次不是說"相煩墊借",然而沒一次不是吃過了揩揩嘴巴就開拔,沒有方法去討。向來"過路"的軍隊,少者一連人,至多不過一團,一兩天的酒飯,商店公攤,照例四家當票三家錢莊是每家一百,其餘十元二十元乃至一元兩元不等,這樣就應付過去了。但現在當票只剩一個,錢莊也少了一家(新近倒閉了一家),出錢的主兒是少了,兵卻多,可怎麼辦呢?聽說商會討論到半夜,結果是議定墊付後在"國難捐"項下照扣。他們這一次不肯再額外報效了!

    1甲子年這裡指一九二四年。這年九月,曾發生"平盧戰爭"(或稱江浙戰爭)。

    到第二天正午,「兩腳新聞報"跑來對我說道:

    「氣死人呢!總當做是開出去幫助十九路軍打東洋人,哪裡知道反是前線開下來的。前線兵多,東洋人有閒話,停戰會議要弄僵,所以都退到內地來了。這不是笑話?"

    聽說不是開出去打東洋人,我並不覺得詫異;我所十分驚佩的是鎮上的小商人辦差的手腕居然非常敏捷,譬如那足夠萬把人困覺的稻草在一夜之間就辦好了。到他們沒有了這種咄嗟立辦的能力時,光景鎮上的老百姓也已流徙過半罷?——我這麼想。

    又過了一個下午又一夜,縣裡的電話又來:說是那一師人臨時轉調海寧,不到我們鎮上來了。於是大家都鬆一口氣:不來頂好!

    卻是因為有了這一番事,商會裡對於"國難捐"提出了一個小小的交換條件-—不是向縣裡或省裡提出,而是向本鎮的區長和公安局長。這條件是:年年照例有的"香市"如果禁止,商界就不繳"國難捐"。

    「香市"就是陰曆三月初一起,十五日為止的土地廟的"廟會"式的臨時市場。鄉下人都來燒香,祈神賜福,——蠶好,趁便逛一下。在這香市中,有各式賣要貨的攤子,各式打拳頭變戲法傀儡戲髦兒戲等等;鄉下人在此把口袋裡的錢花光,就回去準備那辛苦的蠶事了。年年當這"香市"半個月工夫,鎮上鋪子裡的生意也帶聯熱鬧。今年為的地方上不太平,所以早就出示禁止,現在商會裡卻借"國難捐"的題目要求取消禁令,這意思就是:給我們賺幾文,我們才能夠付捐。換一句話是:我們可生不出錢來,除非在鄉下人身上想法。而用"香市"來引誘鄉下人多花幾文,當然是文明不過的辦法。

    「香市"舉行了,但鎮上的商人們還是失望。在飢餓線上掙扎的鄉下人再沒有閒錢來逛香市,他們連日用必需品都只好拚著不用了。

    我想:要是今年秋收不好,那麼,這鎮上的小商人將怎麼辦哪?他們是時代轉變中的不幸者,但他們又是徹頭徹尾的封建制度擁護者;雖然他們身受軍閥的剝削,錢莊老闆的壓迫,可是他們惟一的希望就是把身受的剝削都如數轉嫁到農民身上。農民是他們的衣食父母。他們盼望農民有錢就像他們盼望自己一樣。然而時代的輪子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向前轉,鄉鎮小商人的破產是不能以年計,只能以月計了!

    我覺得他們比之農民更趨沒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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