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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國王鞠躬,國王殺人(2) 文 / 赫塔·米勒

    一個人消失的後面,只有沉寂,只有親人和朋友圓睜的雙眼。城市王不會暴露自己的弱點,他蹣跚時人們以為他在鞠躬,他鞠躬時卻在殺人。我的王不會隨便說說,我愛你們大家所有。他尖尖嘴的皇家犬,身著草綠華美制服,佩戴波紋的鐵項圈。夜晚提燈下雪花飄揚,犬的跳躍與呼吸一樣,像某人盡失人間之愛,清晨躺在狗腹中安身。村莊國王「微微鞠躬」,他搖晃著,彷彿周邊的一切都在搖晃。我們生活的地方自我蠶食,直到連人一起吃掉,直到人們死在自己手上。只有城市國王踐約著「國王鞠躬國王殺人」的後半部分。城市國王的手段是恐怖,不是村人與生俱來的害怕,而是有計劃的、貫穿神經的、冷酷地強加於我們的恐懼。我從村莊花邊來到城市的柏油路地毯,這裡雖然沒有死亡之日的陳列館,但國家製造的死亡卻爬上腳踝。頭幾年,這些恐怖的場景只發生在陌生人身上,我只在一般意義上感到害怕。離得近,為的是不看見,遠遠躲開,想搞明白它針對誰。本能的同情一時攫住我的神經,然後又離我遠去。我站在那兒,看著圍觀的人群中有人被逮捕、被毆打、被踩踏,我攥緊拳頭,緊閉雙唇,指甲深深嵌入掌心,直到疼痛為止。然後我繼續前行,上顎乾燥,喉嚨冒火,步伐僵硬,彷彿胃和雙腿充滿腐臭的氣體。內心充滿因無力阻止而帶來的軟弱的犯罪感,夾雜著沒有發生在自己身上的卑劣的幸運感。實際上,每個圍觀的人都可能是下一個目標。因為除了呼吸,沒有什麼還被允許。要想找借口整人,放眼望去,比比皆是。

    幾年後,我的一些朋友也被跟蹤,被審問,住所被搜查,手稿被沒收,被大學開除,被抓捕。之前只是隱約感到的壓抑氣氛,這時變成了具體的恐懼。朋友們在什麼地方被如何折磨,我都很清楚。我們經常在一起商量,在詼諧與恐懼之間,魯莽而煩亂地尋找出路。但既然不想改變初衷,就不可能有出路。迫害就這樣一步步走近我的生活,幾年後終於落到我自己身上——他們讓我刺探工廠的同事並向他們報告,被我拒絕了。於是,發生在朋友們身上的審問、搜家、死亡威脅,我開始逐一經歷。一段時間之後,我大致能判斷出,下一次審問時,下一個工作日,或下一個街角,會有什麼樣的陷阱在等待著我。

    我知道,目光因恐懼而放大,不論說話還是寫作,大腦的迷失離所有現存的語詞遠去,但對於兩個朋友的死,我還是有義務寫點什麼。像當年在寬廣而碧綠得放肆的山谷為乳飛廉找名字一樣,我也為我們共同擁有的恐懼尋找適當的詞。我想告訴大家,在今晚、明早、或是下個星期,當生命不再理所當然地存在的時候,我們彼此賦予了怎樣的友情。「因為害怕,埃德加、庫爾特、喬治和我天天待在一起。即便一起坐在桌邊,恐懼依舊和我們來時一樣,在每人心中獨立存在著。為了掩飾,我們不停地笑,但恐懼還是會離開預定軌道。控制了表情,它會溜進聲音,將表情和聲音牢牢掌控,它又會離開手指,衝出皮膚。它附著在周圍所有的物品,我們能看見各自的恐懼停在了哪裡。深刻的瞭解和依賴讓我們彼此常常難以忍受。」

    審我的人輕蔑地說道:「你以為你是誰!」這不是問句,正因為不是問句,我更要抓住機會:「我是和你一樣的人。」這很有必要,對我很重要,因為他跋扈得似乎已經忘了這一點。在暴風驟雨般的審問中,他罵我狗屎、垃圾、寄生蟲、母狗,平靜點的時候叫我妓女或敵人。在審問間隙,他需要我填補他當班的時間,我像一塊被揉來揉去的破抹布,只為展示他的敬業和權力而存在。離下班還早,他就在我身上做疲勞實驗,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反芻著他已經咆哮了無數遍的廢話。我不能走,否則鐘錶的滴答就失去了意義,否則他就失去了折磨人的對象。每次咆哮過後,他會在我身上玩獵「人」遊戲。練習不能中斷,這是他愜意的休閒方式。審問者的每一種情緒都有固定模式。童年時有關「生命意義」的問題於此顯得陳腐,這樣的問題只能發自內心,擺到桌面上,會給人逆反的感覺。人天性中的固執使他熱愛生命,學會喜歡生活,使每一天都擁有價值。告訴自己我活著,尤其這一刻我要活著,這就夠了,這比想像的更具有生命意義。它是經過檢驗的生命價值,和呼吸一樣有效。生長於內心,抵禦所有外部形態的生命慾望也是王,一個難以駕馭的國王。我瞭解它,所以從來沒有嘗試用詞語去表達,我把它的名字藏了起來。後來我想出了一個詞叫「心獸」,這樣可以不必直接說出就能稱呼它。多年後,當這段時光離我遠去,我才從「心獸」走到那個真正的詞——「(國)王」。王微微躬身,夜如常步行而來。廠房屋頂倒映在河裡的,是兩隻反穿的鞋,早早就閃爍著霓虹的慘白。一隻鞋踢向我們的嘴將它封殺,另一隻將我們的肋骨踢軟。霓虹鞋在清晨熄滅,野蘋果詼諧槭樹羞紅了臉,天邊的星星一如爆米花行進。國王鞠躬國王殺人。方言中的韻律很早就將我引向國王:allein-wenig-koenig(獨自—少—國王),我在山谷放牛時就開始把玩韻律與祖父象棋裡的王:alleinig-wenig-Kenig。我熟悉方言中押韻的牆報、經文和天氣諺語,小時候對它們很認真。等到了城市,少年的我開始嘲笑這些玩意兒。高中的歲月都消耗在歌德和席勒的長篇敘事詩中,重音放在最後一個音節,像敲地毯一樣沒頭沒腦地打著節拍:「穿過夜和風?/父親與孩子」,還有,「雷諾蕾迎著朝霞出發/從沉沉的夢境醒來:/『威廉,你是不忠,還是死了?/你還要猶豫多久?』」更糟的是那些頌歌:「我愛這片土地,它托付給了我/托付給了你,還有你,和所有的勞動人民/她的話語親如母親/為著和平,為著社會主義,為著幸福和力量。」韻律在這裡磕磕絆絆,敲地毯也敲不出節奏來。如果連續朗誦六七段,聽起來像頭上被打了洞,令人感到一種難忍的韻律噁心。

    後來接觸到特奧多爾·克拉默(TheodorKramer)和英格·米勒(IngeMueller)的天才詩句,我在其中感到一種小心翼翼的、敏感的節奏,彷彿詩人在創作時,他的呼吸在太陽穴的盒子裡輕叩。我沉迷其中,不用特意學習,就可以倒背如流。這些詩句注視著我的生活,它們就是我的生活,在和我說話,能自行走進我的大腦。我過於鍾愛這些詩,以至於我不敢去探究它們是如何產生的。我到今天依然認為,如何下功夫都無法使我們接近這兩位作家的獨特之處。我開始從報紙上剪下需要的詞語,起初並沒想到拼成詩歌,只是因為經常出門旅行,想給朋友們捎個信兒,往信封裡塞點自己的東西,而不是本位主義攝影師鏡頭下的明信片。在火車上看報時,我把殘缺的圖片和詞語一起粘在一張白色卡片上,或者拼成一兩個句子,比如:「由此可見這個執拗的詞」,或「如果一個地方是真實的,它就會輕觸渴望」。起初我為報紙上鬆散的詞也能有所作為感到詫異,接著韻律就自然流淌出來。我在家剪報的習慣由來已久,我隨意把它們鋪在桌上,看著看著,它們自己就組成了詩。基於對特奧多爾·克拉默和英格·米勒的詩句的信任,我接納了那些未經加工、在桌面上偶然組成的詩句。這些詞彼此相識,因為它們必須共同分享一小塊地方。我無法把它們趕走,詩興就這樣漸次濃厚起來。從一開始我就會剪下所有見到的「國王」字樣,絕不會把它留在報紙上。有一次,在拼貼之前,我數了一下,桌上並排擺著二十四個「國王」。我把第一個「國王」放進句子裡,韻律也隨之飄然而至。這說明通過詩歌能夠接近國王。我們可以請他出場,詩韻將國王逼到他引發的心跳節奏,然後劃一條光滑的弧線進入他製造的驚惶。韻律盤旋而起,整齊劃一。整個詩句換步行進,與其他詩行協同一體。我們也可以逆向梳理韻律,把它們藏在句子中間,然後看它們如何將丟掉的再吞回去。句末的韻律可以濃墨重彩,立體地展現,但閱讀時不宜強調,要隱藏在聲音裡。

    「國王」在我小時候就已植根於腦海。他隱身於事物中,即便我一個字都不寫,他也存在著,以一個家喻戶曉的惡人形象存在著,為著掌控生活中出現的新的錯綜複雜。國王現身之處,不會見到仁慈。然而,在生活遠離可表達的範疇時,他可以整理生活,無須詞語就能對付它的雜亂無章。國王一向是需要被經歷的,而不是被說出的詞,靠說話無法接近他。我和他一起度過了很多時光,在那些時日,恐懼或多或少一直伴隨著我。「心獸」與被經歷的「國王」不同,它是一個被寫下來的詞。它在紙上誕生,寫作時用來代替國王。因為我在死亡恐懼中必須為生命渴望找一個詞,一個我當年在恐懼之中無法擁有的詞。我需要一個像國王一樣的雙刃詞,膽怯而專橫,必須能進入身體,成為一個特殊的內臟,一個可以承載周圍一切的內在器官。我想與住在每人身體裡的無常對話,那住在我心裡、也同樣住在那些強勢人物心裡的無常。它不認識自己,被以不同方式填充著。隨著偶然的進程與內心願望對我們的改變,它有時馴順,有時狂野。

    到德國後的第一個除夕夜,午夜時分,國王突然出現在派對上。當時,客人們都在鑄鉛,我注視著勺子裡熔化的鉛在涼水中滋滋冒氣,凝固後成為一個全新的模樣。我心裡清楚,國王也是這麼出來的,心獸亦然。大家讓我也來鑄一個自己的新年幽靈鉛,可我不敢,笑著抽身離開,怕他們看出破綻:神經極度破裂的人最好不要鑄鉛。別人心裡充滿明亮的幻想,而我的顧慮太多太多,我怕幽靈鉛會封鎖我的心獸,讓它整整一年都來煩我,在我想抓它時捆住我的手腳。所以我不要鑄鉛。還有——恐怕這是同一問題的延伸——,我擔心大家從我的勺子裡爬出來的東西上,看到我內心的殘破,看到我如何費勁心機用「心獸」來定義我的內心狀況。

    在弗裡茨·朗格(FritzLang)那令人壓抑的電影《櫥窗中的女人》(中文另譯名:《綠窗艷影》;德語譯名:《危險的相遇》)中有一句台詞:「你走進了一個幾分鐘前還完全不能意料的情境。」我意料到了,我意料到這鑄鉛遊戲會暴露一些我無法意料之事。國王追趕著我,從鄉村來到城市,又從羅馬尼亞來到德國。他是我一些永遠無法明白的事物的反映。當大腦迷失,詞語失靈時,它將這些事物擬人化了。所以每每遇到這種情況,我都喜歡說:啊,國王來了!

    到了德國之後,一個朋友被發現吊死在住所。我知道朋友留下的地方,國王又一次鞠躬殺人了。羅蘭德·基施,年僅二十八歲的建築工程師,寡言少語,話音輕柔,不事張揚,喜歡寫詩和攝影。我被宣佈為國家敵人後,不論我在羅馬尼亞還是在德國期間,他從未像別人一樣與我斷交。我定居柏林後,他明知有危險,還是不斷給我寫卡片。我曾希望他斷絕我們之間的友誼,因為我很擔心他的安全,同時又盼望收到他的來信——這意味著他還活著。他最後的消息,是他死前幾個星期寄來的一張黑白照片,照片上是我們曾經常散步的一條街道,在我走後變化很大:街上新鋪了有軌電車道,軌道上長滿半人高的野胡蘿蔔,開著金邊白傘花,似乎在向我預示朋友身處危險。我從那裡抬腳離開後,我們的距離被拉開,隨性的交往被沒收,無法再直抒胸臆,閱讀來信時要在它的小生境中尋找隱蔽的含意。野胡蘿蔔是我們分離的意象,我想,也許所有注視著人類無望的植物,都可能變成野胡蘿蔔。卡片背面只寫著一行字,字體很小,彷彿不打算把紙上的空白填滿:「有時我只有啃嚙手指,才能感覺到自己的存在。」

    不久他就離開了這個世界。這句話的份量,比它所有詞加起來所能表達的內容要重得多。它引領我們走到詞語無法忍受自身之處,包括我們引用他的話時需要使用的詞語。不是因為這句話,而是因為這個人,人本不應該像他一樣,待在這樣的一句話裡,但他也是逼不得已。

    他死去的日子和這句話的情況類似,是五一。在勞動節這一天,熱衷於草菅人命和建紀念碑的獨裁者幹掉了一個建築工程師。聽到這個消息時,我感覺國王扼住了我的脖子。讓我們想像一下:晚上你獨自坐在家中,有人敲門,你打開門,然後就被吊死了。鄰居們現在回憶說,當晚他們聽到不止一個人的喊叫,但沒有一個人去幫忙。屍檢也被拒絕了,因為國王不允許別人看他的牌。死亡證明書上,官方的結論是自殺。問題是:原本的計劃就是吊死,他反抗時頭被套進了繩索呢,還是被審訊和拷打致死,劊子手不知如何處理屍體,又把他吊上去的。吊死是預謀好的,還是因事情沒有按計劃進行,只好在匆忙中,在蔑視中,或者只是為了好玩兒,臨時的一個處理辦法。殺人者是職業特工,還是被僱傭或是被脅迫的罪犯?

    死亡帶給我的震驚,屍檢被拒絕的事實,使我想起童年時經歷的另外一件事——村裡的桑椹國王。無可爭議的自殺,卻不得不做屍檢。他在患晚期癌症的最後日子裡,只能得到盤尼西林,因為醫生沒有足夠的嗎啡。在無法忍受的病痛中,他與死亡定了個約會。他的後院有一棵桑樹,上面靠著一架梯子。每年他的雞都學會在樹上睡覺。一到晚上,它們順著梯子爬上樹冠,一排排蹲在樹枝上睡覺。天亮後,再順著梯子下到院子裡來。死者的女兒說,通過幾個星期的訓練,他讓雞們熟悉了他,這樣他在上吊的時候,雞沒有受到驚嚇飛起來,也沒叫一聲。那天夜裡,院子裡非常安靜,悄無聲息。她夜裡三點醒來,起身去看看父親。床上只有睡衣褲,人不見了。櫃子門開著,衣架和他最好的一身西服不見了。她的第一個想法是,他可能想到院子裡走走,減輕一點痛苦,但也不需要禮拜時穿的西裝啊。她大著膽子來到院子。月光如洗,院子從黑暗中浮出,雞像往常一樣蹲在桑樹上。白色的,尤其是那些白色的雞,她強調說,像陳列櫃裡的白瓷餐具一樣泛著光。他就在雞的下面,吊在一根樹枝上。他是我的鄰居。事情發生後,我再看那棵樹時,腦子裡總是發生錯覺,我不斷對自己說:他們用的是同一個梯子,他和他的雞。盤尼西林醫生並不自責,他竟敢懷疑這不是自殺,堅持要做屍檢。他把衣冠整齊的死者的尊嚴從他最好的西裝上扒了下來,在炎炎夏日,在院子正中間,靠著桑樹的梯子架起屠宰桌,扮演起屍檢專家來。死者被解剖,放進他房子裡最漂亮的房間後,棺木的蓋子立刻被蓋上。但我還是覺得自己看見了他脖子上深藍色的勒痕,像樹上桑椹一樣的靛藍。像雞頭上有冠一樣,他脖子上的條紋就是他的冠。死者辭掉了肉身的陪伴,走進另外一種寧靜的物質,逃進了果肉裡。帶著脖子上的勒痕和好西裝,他把自己變成了樹上有史以來最大的一顆桑椹。他是走入地下的桑椹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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