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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思想鬥爭 文 / 季羨林

    我在這裡講的「思想鬥爭」,不是後來我們所理解的那一套廢話,而是有關我的學術研究的。我曾多次提到,在印度學領域內,我的興趣主要在印度古代及中世佛典梵文上,特別是在「混合梵文」上。上述我的博士論文以及我在哥廷根寫的幾篇論文可以為證。然而做這樣的工作需要大量的專業的專著和雜誌。哥廷根大學圖書館和梵文研究所圖書室是具備這個條件的。在哥廷根10年,我寫論文用了上千種專著和雜誌,只有一次哥廷根缺書而不得不向普魯士國家圖書館去借,可見其收藏之富。反觀我國,雖然典籍之富甲天下,然而,談到印度學的書刊,則幾乎是一片沙漠。這個問題,我在離開歐洲時已經想到了。我的所謂「思想鬥爭」就是圍繞著這個問題而開始萌動的。

    我雖少無大志,但一旦由於天賜良機而決心走上學術研究的道路,就像是過河卒子,只能勇往向前,義無反顧。可是我要搞的工作,不是寫詩,寫小說,只要有靈感就行,我是需要資料的,而在當時來說,只有歐洲有。而我現在又必須回國,顧彼失此,顧此失彼,「我之進退,實為狼狽」。正像哈姆萊特一樣,擺在我眼前的是:走呢,還是不走?Thatisaquestion。在激烈的思想鬥爭之餘,想到祖國在災難中,在空前的災難中,我又是親老、家貧、子幼。如果不回去,我就是一個毫無良心的、失掉了人性的人。如果回去,則我的學術前途將付諸東流。最後我想出了一個折中的方案:先接受由G.Haloun先生介紹的英國劍橋大學的聘約,等到回國後把家庭問題處理妥善了以後,再返回歐洲,從事我的學術研究。這實在是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想出來的一個辦法。

    一回到祖國,特別是在1947年暑假乘飛機返回已經離開12年的濟南以後,看到了家庭中的真實情況,比我想像的還要嚴重得多,我立即忍痛決定,不再返回歐洲。我不是一個失掉天良的人,我為人子、為人夫、為人父的責任,必須承擔起來。我寫信給Haloun教授,告訴了他我的決定,他回信表示理解和惋惜。有關歐洲的「思想鬥爭」,就這樣結束了。

    然而新的「思想鬥爭」又隨之而起。我既然下定決心,終生從事研究工作,我的處境已如京劇戲言中所說的:「馬行在夾道內,難以回馬」。研究必有對象,可是我最心愛的對象印度古代混合梵文已經渺如海上三山,可望而不可即了。新的對象在哪裡呢?我的興趣一向駁雜,對好多學問,我都有興趣。這更增加了選擇的困難。只因有了困難,才產生了「思想鬥爭」。這個掂一掂,那個稱一稱,久久不能決定。我必須考慮兩個條件:一個是不能離開印度,一個是國內現成的資料充足。離開了印度,則我十年所學都成了無用之物。資料不夠充足,研究仍會遇到困難。我的考慮或者我的「思想鬥爭」,都必須圍繞著這兩個條件轉。當時我初到一個新的環境中,對時間的珍惜遠遠比不上現在。「鬥爭」沒有結果,就暫時先放一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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