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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高中時代 文 / 季羨林

    初中讀了兩年半,畢業正在春季。沒有辦法,我只能就近讀正誼高中。年級變了,上課的地址沒有變,仍然在山(假山也)奇水秀的大明湖畔。

    這一年夏天,山東大學附設高級中學成立了。山東大學是山東省的最高學府,校長是有名的前清狀元山東教育廳長王壽彰,以書法名全省。因為狀元是「稀有品種」,所以他頗受到一般人的崇敬。

    附設高中一建立,因為這是一塊金招牌,立即名揚齊魯。我此時似乎也有了一點雄心壯志,不再像以前那樣畏畏縮縮,經過了一番考慮,立即決定捨正誼而取山大高中。

    山大高中是文理科分校的,文科校址選在北園白鶴莊。此地遍佈荷塘,春夏之時,風光秀麗旖旎,綠柳迎地,紅荷映天,山影迷離,湖光瀲灩,蛙鳴塘內,蟬噪樹巔。我的叔父曾有一首詩,讚美北園:「楊花落盡菜花香,嫩柳扶疏傍寒塘。蛙鼓聲聲向人語:此間即是避秦鄉。」可見他對北園的感受。我在這裡還驗證了一件小而有趣的事。有人說,離開此處有幾十里的千佛山,倒影能在湖中看到。有人說這是海外奇談。可是我親眼在校南的荷塘水面上清晰地看到佛山的倒影,足證此言不虛。

    這所新高中在大名之下,是能副其實的。首先是教員隊伍可以說是極一時之選,所有的老師幾乎都是山東中學界赫赫有名的人物。國文教員王玉先生家學淵源,學有素養,文宗桐城派,著有文集,後為青島大學教師。英文教員是北大畢業的劉老師,英文很好,是一中的教員。教數學的是王老師,也是一中的名教員。教史地的是祁蘊璞先生,一中教員,好學不倦,經常從日本購買新書,像他那樣熟悉世界學術情況的人,恐怕他是惟一的一個。教倫理學的是上面提到的正誼的校長鞠思敏先生。教邏輯的是一中校長完顏祥卿先生。此外還有兩位教經學的老師,一位是前清翰林或進士,由於年邁,有孫子伴住,姓名都記不清了。另一位姓名也記不清,因為他忠於清代,開口就說:「我們大清國如何如何。」所以學生就管他叫「大清國」。兩位老師教《詩經》、《書經》等書,上課從來不帶任何書,四書、五經,本文加注,都背得滾瓜爛熟。

    中小學生都愛給老師起綽號,並沒有什麼惡意,此事恐怕古今皆然,南北不異。上面提到的「大清國」,只是其中之一。我們有一位「監學」,可能相當於後來的訓育主任,他經常住在學校,權力似乎極大,但人緣卻並不佳。因為他禿頭無發,學生們背後叫他「劉禿蛋」。那位姓劉的英文教員,學生還是很喜歡他的,只因他人長得過於矮小,學生們送給他了一個非常刺耳的綽號,叫做「X亙」,X代表一個我無法寫出的字。

    建校第一年,招了五班學生,三年級一個班,二年級一個班,一年級三個班,總共不到二百人。因為學校離城太遠,學生全部住校。伙食由學生自己招商操辦,負責人選舉產生。因為要同奸商鬥爭,負責人的精明能幹就成了重要的條件。奸商有時候夜裡偷肉,負責人必須夜裡巡邏,辛苦可知。遇到這樣的負責人,伙食質量立即顯著提高,他就能得全體同學的擁護,從而連續當選,學習必然會受到影響。

    學校風氣是比較好的,學生質量是比較高的,學生學習是努力的。因為只有男生,不收女生,因此免掉很多麻煩,沒有什麼「緋聞」一類的流言。「劉禿蛋」人望不高,雖然不學,但卻有術,統治學生,胡蘿蔔與大棒並舉,拉攏與表揚齊發。除了我們三班因細故「架」走了一個外省來的英文教員以外,再也沒有發生什麼風波。此地處萬綠叢中,遠挹佛山之靈氣,近染荷塘之秀麗,地靈人傑,頗出了一些學習優良的學生。

    至於我自己,上面已經談到過,在心中有了一點「小志」,大概是因為入學考試分數高,所以一入學我就被學監指定為三班班長。在教室裡,我的座位是第一排左數第一張桌子,標誌著與眾不同。論學習成績,因為我對國文和英文都有點基礎,別人無法同我比。別的課想得高分並不難,只要在考前背熟課文就行了。國文和英文,則必須學有素養,臨陣磨槍,臨時抱佛腳,是不行的。在國文班上,王玉老師出的第一次作文題是「讀《徐文長傳》書後」,我不意竟得了全班第一名,老師的評語是「亦簡練,亦暢達」。此事頗出我意外。至於英文,由於我在上面談到的情況,我獨霸全班,被尊為「英文大家」(學生戲譯為greathome)。第一學期,我考了個甲等第一名。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榮登這個寶座,雖然並非什麼意外之事,我卻有點沾沾自喜。

    可事情還沒有完。王狀元不知從哪裡得來的靈感,他規定:凡是甲等第一名平均成績在九十五分以上者,他要額外褒獎。全校五個班當然有五個甲等第一;但是,平均分數超過九十五分者,卻只有我一個人,我的平均分數是九十七分。於是狀元公親書一副對聯,另外還寫了一個扇面,稱我為「羨林老弟」,這實在是讓我受寵若驚。對聯已經佚失,只有扇面還保存下來。

    虛榮之心,人皆有之;我獨何人,敢有例外。於是我真正立下了「大志」,決不能從寶座上滾下來,那樣面子太難看了。我買了韓、柳、歐、蘇的文集,苦讀不輟。又節省下來僅有的一點零用錢,遠至日本丸善書店,用「代金引換」(C.O.D.)的辦法,去購買英文原版書,也是攻讀不輟。結果是「皇天不負有心人」,兩年四次考試,我考了四個甲等第一,大大地滿足了自己的虛榮心。我不願意說謊話,我絕不是什麼英雄,「懷有大志」,我從來沒有過「大丈夫當如是也」一類的大話,我是一個十分平庸的人。

    時間到了1928年,應該上三年級了。但是日寇在濟南製造了「五三慘案」,殺了中國的外交官蔡公時,派兵佔領了濟南。學校停辦,外地的教員和學生,紛紛逃離。我住在濟南,只好留下,當了一年的准亡國奴。

    第二年,1929年,奉系的土匪軍閥早就滾蛋,來的是西北軍和國民黨的新式軍閥。王老狀元不知哪裡去了。教育廳長換了新派人物,建立了全省惟一的一所高中:山東省立濟南高中,表面上頗有「換了人間」之感,四書、五經都不念了,寫作文也改用了白話。教員陣容仍然很強,但是原有的老教員多已不見,而是換了一批外省的,主要是從上海來的教員,國文教員尤其突出。也許是因為學校規模大了,我對全校教員不像北園時代那樣如數家珍,個個都認識。現在則是迷離模糊,說不清張三李四了。

    因為我已經讀了兩年,一入學就是三年級。任課教員當然也不會少的;但是,奇怪的是英文、數學、歷史、地理等課的教員的姓名我全忘了,能記住的都是國文教員。這些人大都是當時頗有名氣的作家,什麼胡也頻先生、董秋芳(冬芬)先生、夏萊蒂先生、董每戡先生等等。我對他們都很尊重,儘管有的先生沒有教過我。

    初入學時,國文教員是胡也頻先生。他根本很少講國文,幾乎每一堂都在黑板上寫上兩句話:什麼是「現代文藝」?「現代文藝」的使命是什麼?「現代文藝」,當時叫「普羅文學」,現代稱之為無產階級文學。它的使命就是革命。胡先生以一個年輕革命家的身份,毫無顧忌,勇往直前。公然在學生區擺上桌子,招收現代文藝研究會的會員。我是一個積極分子,當了會員,還寫過一篇《現代文藝的使命》的文章,準備在計劃出版的刊物上發表,內容現在完全忘記了,無非是一些膚淺的革命口號。胡先生的過激行動,引起了國民黨的注意,準備逮捕他,他逃到上海去了,兩年後就在上海龍華就義。

    學期中間,接過胡先生教鞭的是董秋芳先生,他同他的前任迥乎不同,他認真講課,認真批改學生的作文。他出作文題目,非常奇特,他往往在黑板上寫上四個大字:隨便寫來,意思就是讓學生願意寫什麼,就寫什麼。有一次,我寫了一篇相當長的作文,是寫我父親死於故鄉我回家奔喪的心情的,董老師顯然很欣賞這一篇作文,在作文本每頁上面空白處寫了幾個眉批:「一處節奏,又一處節奏。」這真正是正中下懷,我寫文章,好壞姑且不論,我是非常重視節奏的。我這個個人心中的愛好,不意董老師一語道破,誇大一點說,我簡直要感激涕零了。他還在這篇作文的後面寫了一段很長的批語,說我和理科學生王聯榜是全班甚至全校之冠,我的虛榮心又一次得到了滿足。我之所以能畢生在研究方向迥異的情況下始終不忘舞筆弄墨,到了今天還被人稱作一個作家,這是與董老師的影響和鼓勵分不開的。恩師大德,我終生難忘。

    我不記得高中是怎樣張榜的。反正我在這最後一學年的兩次考試中,又考了兩個甲等第一,加上北園的四個,共是六連貫。要說是不高興,那不是真話;但也並沒有飄飄然覺得自己有什麼了不起。

    到了1930年的夏天,我的中學時代就結束了。當年我是19歲。

    如果青年朋友們問我有什麼經驗和訣竅,我回答說:沒有的。如果非要我說點什麼不行的話,那我只能說兩句老生常談:「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勤」、「苦」二字就是我的訣竅。說了等於白說;但白說也得說。

    1998年8月25日寫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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