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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社教運動 文 / 季羨林

    據我看,社教運動實際上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曲。我現在就把這兩場運動擺在一起來講。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北大是試點,先走了一步,運動開始後不久學校裡就涇渭分明地分了派:被整的與整人的。我也懵懵懂懂地參加了整人的行列。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也想不通,解放後第一次萌動了一點「反動思想」:學校的領導都是上面派來的老黨員、老幹部,我們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並起不了多大作用,為什麼上頭的意思說我們「統治」了學校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後來北京市委進行了干預,召開了國際飯店會議,為被批的校領導平反,這裡就伏下了「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1965年秋天,我參加完了國際飯店會議,被派到京郊南口村去搞農村社教運動。在這裡我們真成了領導了,黨政財文大權統統掌握在我們手裡。但是要求也是非常嚴格的:不許自己開火做飯,在全村輪流吃派飯,魚肉蛋不許吃。自己的身份和工資不許暴露,當時農民每日工分不過三四角錢,我的工資是四五百,這樣放了出去,怕農民吃驚。時隔三十年,到了今天,再到農村去,我們工資的數目是不肯說,怕說出去讓農民笑話。撫今追昔,真不禁感慨系之矣!

    這一年的冬天,姚文痞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敲響了「文化大革命」的鐘聲。所謂「三家村」的三位主人,我全認識,我在南口村無意中說了出來。這立即被我的一位「高足」牢記在心。後來在「文革」中,這位高足原形畢露。為了出人頭地,頗多驚人之舉,比如說貼口號式的大字報,也要署上自己的名字,引起了轟動。他對我也落井下石,把我「打」成了「三家村」的小夥計。

    我於1966年6月4日奉召回校,參加「文化大革命」。最初的一個階段,是批所謂「資產階級學術權威」。這次運動又是針對知識分子的,是再明顯不過的了,我自然在被批之列。我雖不敢以「學術權威」自命,但是,說自己是資產階級,我則心悅誠服,毫無怨言。儘管運動來勢迅猛,我沒有費多大力量就通過了。

    後來,北大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頭子就是那位所謂寫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老佛爺」。此人是有後台的,廣通聲氣,據說還能通天,與江青關係密切。她不學無術,每次講話,必出錯誤;但是卻驕橫跋扈,炙手可熱。此時她成了全國名人,每天到北大來「取經」朝拜的上萬人,上十萬人。弄得好端端一個燕園亂七八糟,烏煙瘴氣。

    隨著運動的發展,北大逐漸分了派。「老佛爺」這一派叫「新北大公社」,是抓掌大權的「當權派」。它的對立面叫「井岡山」,是被壓迫的。兩派在行動上很難說有多少區別,都搞打、砸、搶,都不懂什麼叫法律。上面號召:「革命無罪,造反有理。」這就是至高無上的法律。

    我越過第一陣強烈的風暴,問題算是定了。我逍遙了一陣子,日子過得滿愜意。如果我這樣逍遙下去的話,太大的風險不會再有了。我現在無異是過了昭關的伍子胥。我是一個膽小怕事的人,這是常態;但是有時候我膽子又特別大。在我一生中,這樣的情況也出現過幾次,這是變態。及今思之,我這個人如果有什麼價值的話,價值就表現在變態上。

    這種變態在「文化大革命」又出現過一次。

    在「老佛爺」仗著後台硬為所欲為無法無天的時候,校園裡殘暴野蠻的事情越來越多。抄家,批鬥,打人,罵人,脖子上掛大木牌子,頭上戴高帽子,任意污辱人,放膽造謠言,以至發展到用長矛殺人,不用說人性,連獸性都沒有了。我認為這不符合群眾路線,不符合什麼人的「革命路線」。放著安穩的日子不過,我又發了牛脾氣,自己跳了出來,其中危險我是知道的。我在日記裡寫過:「為了保衛什麼人的革命路線,雖粉身碎骨,在所不辭。」這完全是真誠的,半點虛偽也沒有。

    同時,我還有點自信:我頭上沒有辮子,屁股上沒有尾巴。我沒有參加過國民黨或任何反動組織,沒有干反人民的事情。我懷著冒險、僥倖又還有點自信的心情,挺身出來反對那一位「老佛爺」。我完完全全是「自己跳出來」的。

    沒想到,也可以說是已經想到,這一跳就跳進了「牛棚」。我在群眾中有一定的影響,我起來在太歲頭上動土,「老佛爺」恨我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我被抄家,被批鬥,被打得頭破血流,鼻青臉腫。我並不是那種豁達大度什麼都不在乎的人。我一時被鬥得暈頭轉向,下定決心,自己結束自己的性命。決心既下,我心情反而顯得異常平靜,簡直平靜得有點可怕。我把歷年積攢的安眠藥片和藥水都裝到口袋裡,最後看了與我共患難的嬸母和老伴一眼,剛準備出門跳牆逃走,大門上響起了雷鳴般的撞門聲:「新北大公社」的紅衛兵來押解我到大飯廳去批鬥了。這真正是千鈞一髮呀!這一場批鬥進行得十分激烈,十分野蠻,我被打得躺在地上站不起來。然而我一下得到了「頓悟」:一個人忍受挨打折磨的能力,是沒有極限的。我能夠忍受下去的!我不死了!我要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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