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萬里投荒第二人 文 / 季羨林
此時政局是非常緊張的。蔣介石在拚命「安內」,日軍已薄古北口,在東北興風作浪,更不在話下。「九·一八」後,我也曾參加清華學生臥軌絕食,到南京去請願,要求蔣介石出兵抗日。我們滿腔熱血,結果被滿口謊言的蔣介石捉弄,鎩羽而歸。
美麗安靜的清華園也並不安靜。國共兩方的學生鬥爭激烈。此時,胡喬木(原名胡鼎新)同志正在歷史系學習,與我同班。他在進行革命活動,其實也並不怎麼隱蔽。每天早晨,我們洗臉盆裡塞上的傳單,就出自他之手。這是一個公開的秘密,盡人皆知。他曾有一次在深夜坐在我的床上,勸說我參加他們的組織。我膽小怕事,沒敢答應。只答應到他主辦的工人子弟夜校去上課,算是聊助一臂之力,稍報知遇之恩。
學生中國共兩派的鬥爭是激烈的,詳情我不得而知。我算是中間偏左的逍遙派,不介入,也沒有興趣介入這種鬥爭。不過據我的觀察,兩派學生也有聯合行動,比如到沙河、清河一帶農村中去向農民宣傳抗日。我參加過幾次,記憶中好像也有傾向國民黨的學生參加。原因大概是,儘管蔣介石不抗日,青年學生還是愛國的多。在中國知識分子中,愛國主義的傳統是源遠流長的,根深蒂固的。
這幾年,我們家庭的經濟情況頗為不妙。每年寒暑假回家,返校時籌集學費和膳費,就煞費苦心。清華是國立大學,花費不多。每學期收學費四十元;但這只是一種形式,畢業時學校把收的學費如數還給學生,供畢業旅行之用。不收宿費,膳費每月六塊大洋,頓頓有肉。即使是這樣,我也開支不起。我的家鄉清平縣,國立大學生恐怕只有我一個,視若「縣寶」,每年津貼我五十元。另外,我還能寫點文章,得點稿費,家裡的負擔就能夠大大地減輕。我就這樣在頗為拮据的情況中度過了四年,畢了業,戴上租來的學士帽照過一張相,結束了我的大學生活。
當時流行著一個詞兒,叫「飯碗問題」,還流行著一句話,是「畢業即失業」。除了極少數高官顯宦、富商大賈的子女以外,誰都會碰到這個性命交關的問題。我從三年級開始就為此傷腦筋。我面臨著承擔家庭主要經濟負擔的重任。但是,我吹拍乏術,奔走無門。夜深人靜之時,自己腦袋裡好像是開了鍋。然而結果卻是一籌莫展。
眼看快要到1934年的夏天,我就要離開學校了。真好像是大旱之年遇到甘霖,我的母校濟南省立高中校長宋還吾先生,托人邀我到母校去擔任國文教員。月薪大洋一百六十元,是大學助教的一倍。大概因為我發表過一些文章,我就被認為是文學家,而文學家都一定能教國文,這就是當時的邏輯。這一舉真讓我受寵若驚,但是我心裡卻打開了鼓:我是學西洋文學的,高中國文教員我當得了嗎?何況我的前任是被學生「架」(當時學生術語,意思是「趕」)走的,足見學生不易對付。我去無疑是自找麻煩,自討苦吃,無異於跳火坑。我左考慮,右考慮,終於舉棋不定,不敢答覆。然而,時間是不饒人的。暑假就在眼前,離校已成定局,最後我咬了咬牙,橫下了一條心:「你有勇氣請,我就有勇氣承擔!」
於是在1934年秋天,我就成了高中的國文教員。校長待我是好的,同學生的關係也頗融洽。但是同行的國文教員對我卻有擠兌之意。全校三個年級,十二個班,四個國文教員,每人教三個班。這就來了問題:其他三位教員都比我年紀大得多,其中一個還是我的老師一輩,都是科班出身,教國文成了老油子,根本用不著備課。他們卻每人教一個年級的三個班,備課只有一個頭。我教三個年級剩下的那個班,備課有三個頭,其困難與心裡的彆扭是顯而易見的。所以在這一年裡,收入雖然很好(一百六十元的購買力約與今天的三千二百元相當),心情卻是鬱悶。眼前的留學杳無蹤影,手中的飯碗飄忽欲飛。此種心情,實不足為外人道也。
但是,幸運之神(如果有的話)對我是垂青的。正在走投無路之際,母校清華大學同德國學術交換處簽訂了互派留學生的合同,我喜極欲狂,立即寫信報了名,結果被錄取。這比考上大學金榜題名的心情,又自不同,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積年愁雲,一掃而空,一生幸福,一錘定音。彷彿金飯碗已經捏在手中。自己身上一鍍金,則左右逢源,所向無前。我現在看一切東西,都發出玫瑰色的光澤了。
然而,人是不能脫離現實的。我當時的現實是:親老、家貧、子幼,我又走到了我一生最大的一個歧路口上。何去何從?難以決定。這個歧路口,對我來說,意義真正是無比地大。不向前走,則命定一輩子當中學教員,飯碗還不一定經常能拿在手中;向前走,則會是另一番境界。「馬前桃花馬後雪,教人怎敢再回頭?」
經過了痛苦的思想矛盾,經過了細緻的家庭協商,決定了向前邁步。好在原定期限只有兩年,咬一咬牙就過來了。
我於是在1935年夏天離家,到北平和天津辦理好出國手續,乘西伯利亞火車,經蘇聯,到了柏林。我自己的心情是:萬里投荒第二人。
在這一段從大學到教書一直到出國的時期中,我的心鏡中照見的是:蔣介石猖狂反共,日本軍野蠻入侵,時局動盪不安,學生兩極分化,這樣一幅十分複雜矛盾的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