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哭馮至先生 文 / 季羨林

    對我來說，真像是晴空一聲霹靂：馮至先生走了，永遠永遠地走了。

    要說我一點都沒有想到，也不是的。他畢竟已是達到了米壽高齡的人了。但是，僅僅在一個多月以前，我去看他。我看他身體和精神都很好，心中暗暗欣慰。他告訴我說，他不大喜歡有一些人去拜訪他，但我是例外。他再三想把我留住，情真意切，見於辭色。可是我還有別的事，下了狠心辭別。我同他約好，待到春暖花開之時，接他到燕園裡住上幾天，會一會老朋友，在園子裡漫遊一番，賞一賞他似曾相識的花草樹木。我哪裡會想到，這是我們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友誼的最後一次談話。如果我當時意識到的話，就是天大的事，我也會推掉的，陪他談上幾個小時。可是我離開了他。如今一切都成為過去。晚了，晚了，悔之晚矣！我將抱恨終天了！

    我認識馮至先生的過程，現在回想起來，彷彿已經成了歷史。他長我６歲，我們不可能是同學，因此在國內沒有見過面。當我到德國去的時候，他已經離開那裡，因此在國外也沒有能見面。但是，我在大學唸書的時候，就讀過他的抒情詩，對那一些形神俱臻絕妙的詩句，我無限嚮往，無比喜愛。魯迅先生讚譽他為中國最優秀的抒情詩人，我始終認為這是至理名言。因此，對抒情詩人的馮至先生，我真是心儀已久了。

    但是，一直到１９４６年，我們才見了面。這時，我從德國回來，在北京大學東語系任教，馮先生在西語系，兩系的辦公室挨著，見面的機會就多了。

    在這期間，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不是北大的北樓，而是中德學會所在地，一所三進或四進的大四合院。這裡房屋建築，古色古香。雖無曲徑通幽之趣，但迴廊重門也自有奇趣。院子很深，「庭院深深深幾許」，把市聲都阻擋在大門外面，院子裡靜如古寺，一走進來，就讓人覺得幽寂怡性。馮至先生同我，還有一些別的人，在這裡開過許多次會。我在這裡遇到了許多人，比如畢華德、張星、袁同禮、向達等等，現在都已作古。但是，對這一段時間的回憶，卻永遠不會消逝。

    很快就到了１９４８年冬天，解放軍把北京團團圍住。北大一些教授，其中也有馮先生，在沙灘孑民堂裡慶祝校慶，城外炮聲隆隆，大家不無幽默地說，這是助慶的鞭炮。可見大家並沒有身處危城中的恐慌感，反而有所期望，有所寄托。校長胡適乘飛機倉皇逃走，只有幾個教授與他同命運，共進退。其餘的都留下了，等待解放軍進城。馮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過去，我常常想，也常常說，對中國舊社會的知識分子來說，解放是一場嚴峻考驗，是大節虧與不虧的考驗。在這一點上說，馮至先生是大節不虧的。但是，我想做一點補充或者修正。由於政治信念不同，當時離開大陸的也不見得都是大節有虧的。在這裡，標準只有一個，就是看他愛不愛國。只要愛我們偉大的祖國，待在哪裡，都無虧大節。愛國無分先後，革命不計遲早。這是我現在的想法。

    總之，在這考驗的關頭，馮至先生留下來了，我也留下來了，許許多多的教授都留下來了。我們共同度過一段歡喜、激動、興奮、甜美的日子。

    跟著來的是長達４０年的漫長的開會時期。記得５０年代在一次會上，周揚同志笑著對我們說：「國民黨的稅多，共產黨的會多。」馮至先生也套李後主的詞說：「春花秋月何時了？開會知多少！」他們二位並沒有什麼惡意，但是從他們的苦笑中也可以體會出一點苦味，難道不是這樣嗎？

    幸乎？不幸乎？他們兩位的話並沒有錯，在我同馮至先生長達四十多年的友誼中，我對他的回憶，幾乎都同開會連在一起。

    常言道：「時勢造英雄。」解放這一個時勢，不久就把馮至先生和我都造成了「英雄」。不知怎樣一來，我們倆都成了「社會活動家」，甚至「國際活動家」，都成了奔走於國內外的開會的「英雄」。我是一個性格內向的人，最怕同別人打交道。我看，馮先生同我也是「伯仲之間見伊呂」，他根本不是一個交際家。如果他真正樂此不疲的話，他就不會套用李後主的詞來說「怪話」。這一點是用不著懷疑的。

    開會之所以多，就是因為解放後集會結社，名目繁多。什麼這學會，那協會；這理事會，那委員會；這人民代表大會，那政治協商會議，種種稱號，不一而足。馮先生和我既然都是「社會活動家」，那就必須「活動」。又因為我們兩個的行當有點接近，在社會上所處的地位，又有點相似，因此就經常「活動」到一起來了。我有時候胡思亂想：馮先生和我如果不是「社會活動家」的話，我們見面的機會就會減少百分之八九十，我們的友誼就會向另外一個方向發展了。僅僅為了這一點，我也要感謝「會多」。

    我們倆共同參加的會，無法一一列舉，僅舉其犖犖大者，就有《世界文學》編委會、中國作家協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文學卷》編委會、中國外國文學研究會、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外國文學研究所學術委員會，等等，等等。我們的友誼就貫穿在這些五花八門的會中，我的回憶也貫穿在這些五花八門的會中。

    我不能忘記那奇妙的莫干山。有一年，《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文學卷》編委會在這裡召開。馮先生是這一卷的主編，我是副主編，我們倆都參加了。莫干山以竹聞名，聲震神州。我這個向來不作詩的「非詩人」，忽然得到了靈感，居然寫了四句所謂「詩」：「莫干竹世界，遍山綠琅Ｑ齬づ碭齦觶┤游ㄍ磐擰！笨杉褡癰業撓∠籩睢Ｔ誚粽諾厴蟾逯啵彝胂壬惺焙蛞駁繳繳先к咦摺０滋焯テ排艿鬧裼埃亂棺叩椒路鵡苊雎躺撓捏蚶錚揮惺焙蛟諳贛曛校惺焙蛟諳ρ糲隆Ｎ頤撬嬉散缸嘔埃械撓肷蟾逵洩兀械氖巧鹹煜碌兀匏惶浮?

    這一段回憶是美妙絕倫的，終生難忘。

    我不能忘記那令人發思古之幽情的西安丈八洵國賓館。西安是中國古代幾個朝代的都會，到了唐代，西安簡直成了全世界的文化、政治和經濟的中心，大量的外國人住在那裡。唐代詩歌又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個黃金時期的產品。今天到了西安，只要稍一留意，就會到處都是唐詩的遺跡。誰到了灞橋，到了渭水，到了那一些什麼「原」，不會立刻就聯想到唐代許多膾炙人口的詩句呢？西安簡直是一座詩歌的城市，一座歷史傳說的城市，一座立即讓人發思古之幽情的城市。丈八洵這地方，杜甫詩中曾提到過。馮至先生本人是詩人，又是研究杜甫詩歌的專家。他到了西安，特別是到了丈八洵，大概體會和感受應該比別人更多吧。我們這一次是來參加中國外國文學研究會的年會的，工作也是頗為緊張的。但是，同在莫干山一樣，在緊張之餘，我們也間或在這秀麗幽靜的賓館裡散一散步。這裡也有茂林修竹，荷塘小溪。林中，池畔，修竹下，繁花旁，留下了我們的足跡。

    這一段回憶是美妙絕倫的，終生難忘。

    夠了，夠了。往事如雲如煙。像這樣不能忘記的回憶，真是太多太多了。像這些不能忘記的地方和事情，也真是太多太多了，多到我的腦袋好像就要爆裂的程度。現在，對我來說，每一個這樣的回憶，每一件這樣的事情，都彷彿成了一首耐人尋味的抒情詩。

    所有這一些抒情詩都是圍繞著一個人而展現的，這個人就是馮至先生。

    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友誼中，我們雖為朋友，我心中始終把他當老師來看待。借用先師陳寅恪先生的一句詩，就是「風義平生師友間」。經過這樣長時間的親身感受，我發現馮先生是一個非常可愛，非常可親近的人。他淳樸，誠懇，不會說謊，不會虛偽，不會吹牛，不會拍馬，待人以誠，同他相處，使人如坐春風中。我從來沒有見他發過脾氣。前幾天，我到醫院去看他的時候，他女兒姚平告訴我說，有時候她爸爸在胸中鬱積了一腔悲憤，一腔不悅。女兒說：「你發一發脾氣嘛！一發不就舒服了嗎？」他苦笑著說：「你叫我怎樣學會發脾氣呢？」

    馮至先生就是這樣一個平凡而又奇特，這樣一個貌似平凡實為不平凡的人。

    古人說：「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生性內向，懶於應對進退，怯於待人接物。但是，在八十多年的生命中，也有幾個知己。我個人認為，馮至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在漫長的開會歷程中，有多次我們住在一間屋中。我們幾乎是無話不談，對時事，對人物，對社會風習，對藝壇奇聞，我們的意見完全一致，幾乎沒有絲毫分歧。我們談話，從來用不著設防。我們直抒胸臆，盡興而談。自以為人生幸福，莫大於此。我們的友誼之所以歷久不衰，而且與時俱增，原因當然就在這裡。

    兩年前，我的朋友和學生一定要為我慶祝８０誕辰，我提出來了一個條件：凡是年長於我的師友，一律不通知，不邀請。馮先生當然是在這範圍以內的。然而，到了開會的那一天，大會就要開始時，馮先生卻以耄耋之年，跋涉長途，從東郊來到西郊，來向我表示祝賀。我坐在主席台上，瞥見他由人攙扶著走進會場，我一時目瞪口呆，萬感交集，我連忙跳下台階，雙手扶他上來。他講了許多鼓勵的話，優美得像一首抒情詩。全場四五百人掌聲雷動，可見他的話撥動了聽眾的心弦。此情此景，我終生難忘。那一次會上，還來了許多年長於我或少幼於我的老朋友，比如吳組緗（他是坐著輪椅趕來的）、許國璋等等，情誼深重，連同所有的到會的友人，包括我家鄉聊城和臨清的舊雨新交，我都終生難忘。我是一個拙於表達但在內心深處極重感情的人。我所有的朋友對我這樣情深意厚的表示，在我這貌似花樣繁多而實單調、貌似順暢而實坎坷的生命上，塗上了一層富有生機，富於情誼的色彩，我哪裡能夠忘記呢？

    近幾年來，我運交華蓋，連遭家屬和好友的喪事。人到老年，舊戚老友，宛如三秋樹葉，刪繁就簡，是自然的事。但是，就我個人來說，幾年之內，連遭大故，造物主——如果真有的話——不也太殘酷了嗎？我哭過我們全家敬愛的老祖，我哭過我的親生骨肉婉如，我哭過從清華大學就開始成為朋友的喬木。我哪裡會想到，現在又輪到我來哭馮至先生！「白髮人哭黑髮人」，固然是人生至痛。但「白髮人哭白髮人」，不也是同樣的慘痛嗎？我覺得，人們的眼淚不可能像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幾年下來，我的淚庫已經乾涸了，再沒有眼淚供我提取了。

    然而，事實上卻不是這樣，完全不是這樣。前幾天，在醫院裡，我見了馮先生最後一面。他雖然還活著，然而已經不能睜眼，不能說話。我頓感，畢生知己又弱一個。我坐在會客室裡，淚如泉湧，我準備放聲一哭。他的女兒姚平連聲說：「季伯伯！你不要難過！」我調動起來了自己所有剩餘的理智力量，硬是把痛哭壓了下去。臉上還裝出笑容，甚至在淚光中做出笑容。只有我一個人知道：我的淚都流到肚子裡去了。為了馮至先生，我願意把自己淚庫中的淚一次提光，使它成為我一生中最後的一次痛哭。

    嗚呼！今生已矣。如果真有一個來生，那會有多麼好。

    １９９３年２月２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