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懷念喬木 文 / 季羨林
喬木同志離開我們已經一年多了。我曾多次想提筆寫點懷念的文字，但都因循未果。難道是因為自己對這一位青年時代的朋友感情不深、懷念不切嗎？不，不，絕不是的。正因為我懷念真感情深，我才遲遲不敢動筆，生怕褻瀆了這一份懷念之情。到了今天，悲思已經逐步讓位於懷念，正是非動筆不行的時候了。
我認識喬木是在清華大學。當時我不到二十歲，他小我一年，年紀更輕。我念外語系而他讀歷史系。我們究竟是怎樣認識的，現在已經回憶不起來了。總之我們認識了。當時他正在從事反國民黨的地下活動（後來他告訴我，他當時還不是黨員）。他創辦了一個工友子弟夜校，約我去上課。我確實也去上了課，就在那一座門外嵌著「清華學堂」的高大的樓房內。有一天夜裡，他摸黑坐在我的床頭上，勸我參加革命活動。我雖然痛惡國民黨，但是我覺悟低，又怕擔風險。所以，儘管他苦口婆心，反覆勸說，我這一塊頑石愣是不點頭。我彷彿看到他的眼睛在黑暗中閃光。最後，聽他歎了一口氣，離開了我的房間。早晨，在盥洗室中我們的臉盆裡，往往能發現革命的傳單，是手抄油印的。我們心裡都明白，這是從哪裡來的，但是沒有一個人向學校領導去報告。從此相安無事，一直到一兩年後，喬木為了躲避國民黨的迫害，逃往南方。
此後，我在清華畢業後教了一年書，同另一個喬木（喬冠華，後來號「南喬木」，胡喬木號「北喬木」）一起到了德國，一住就是１０年。此時，喬木早已到了延安，開始他那眾所周知的生涯。我們完全走了兩條路，恍如雲天相隔，「世事兩茫茫」了。
等到我於１９４６年回國的時候，解放戰爭正在激烈進行。到了１９４９年，解放軍終於開進了北京城。就在這一年的春夏之交，我忽然接到一封從中南海寄出來的信。信開頭就是：「你還記得當年在清華時的一個叫胡鼎新的同志嗎？那就是我，今天的胡喬木。」我當然記得的，一縷懷舊之情驀地縈上了我的心頭。他在信中告訴我說，現在形勢頓變，國家需要大量的研究東方問題、通東方語文的人才。他問我是否同意把南京東方語專、中央大學邊政系一部分和邊疆學院合併到北大來。我同意了。於是有一段時間，東語系是全北大最大的系。原來只有幾個人的系，現在頓時熙熙攘攘，車馬盈門，熱鬧非凡。
記得也就是在這之後不久，喬木到我住的翠花胡同來看我，一進門就說：「東語繫馬堅教授寫的幾篇文章……毛先生很喜歡，請轉告馬教授。」他大概知道，我們不習慣於說「毛主席」，所以用了「毛先生」這一個詞兒。我當時就覺得很新鮮，所以至今不忘。
到了１９５１年，我國政府派出了建國後第一個大型的出國代表團：赴印緬文化代表團。喬木問我願不願參加，我當然非常願意。我研究印度古代文化，卻沒有到過印度，這無疑是一件憾事。現在天上掉下來一個良機，可以彌補這個缺憾了。於是我暢遊了印度和緬甸，留下了畢生難忘的印象，這當然要感謝喬木。
但是，我是一個上不得台盤的人，我很怕見官。兩個喬木都是我的朋友，現在都當了大官。我本來就不喜歡拜訪人，特別是官，不管是多熟的朋友，也不例外。解放初期，我曾請南喬木喬冠華給北大學生做過一次報告。記得送他出來的時候，路上遇到艾思奇。他們倆顯然很熟識。艾說：「你也到北大來老王賣瓜了！」喬說：「只許你賣，就不許我賣嗎？」彼此哈哈大笑。從此我就再沒有同喬冠華打交道，同北喬木也過從甚少。
說句老實話，我這兩個朋友，南北二喬木都沒有官架子。我最討厭人擺官架子，然而偏偏有人愛擺。這是一種極端的低級趣味的表現。我的政策是：先禮後兵。不管你是多麼大的官，初見面時，我總是彬彬有禮。如果你對我稍擺官譜，從此我就不再理你。見了面也不打招呼。知識分子一向是又臭又硬的，反正我絕不想往上爬，我完全無求於你，你對我絕對無可奈何。官架子是抬轎子的人抬出來的。如果沒有人抬轎子，架子何來？因此我憎惡抬轎子者勝於坐轎子者。如果有人說這是狂狷，我也只等秋風過耳邊。
但是，喬木卻絕不屬於這一類的官。他的官越做越大，地位越來越高，被譽為「黨內的才子」、「大手筆」，儼然執掌意識形態大權，名滿天下。然而他並沒有忘掉故人。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以後，我們都有獨自的經歷。我們雖然沒有當面談過，但彼此心照不宣。他到我家來看過我，他的家我卻是一次也沒有去過。什麼人送給他了上好的大米，他也要送給我一份。他到北戴河去休養，帶回來了許多個兒極大的海螃蟹，也不忘記送我一筐。他並非百萬富翁，這些可能都是他自己出錢買的。按照中國老規矩：來而不往，非禮也。投桃報李，我本來應該回報點東西的，可我什麼吃的東西也沒有送給喬木過。這是一種什麼心理？我自己並不清楚。難道是中國舊知識分子，優秀的知識分子那種傳統心理在作怪嗎？
１９８６年冬天，北大的學生有一些愛國活動，有一點「不穩」。喬木大概有點著急。有一天他讓我的兒子告訴我，他想找我談一談，瞭解一下真實的情況。但他不敢到北大來，怕學生們對他有什麼行動，甚至包圍他的汽車，問我願不願意到他那裡去。我答應了。於是他把自己的車派來，接我和兒子、孫女到中南海他住的地方去。外面剛下過雪，天寒地凍。他住的房子極高極大，裡面溫暖如春。他全家人都出來作陪。他請他們和我的兒子、孫女到另外的屋子裡去玩，只留我們兩人，促膝而坐。開宗明義，他先聲明：「今天我們是老友會面。你眼前不是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而是６０年來的老朋友。」我當然完全理解他的意思，把我對青年學生的看法，竹筒倒豆子，和盤托出，毫不隱諱。我們談了一個上午，只是我一個人說話。我說的要旨其實非常簡明：青年學生是愛國的。在上者和年長者唯一正確的態度是理解和愛護，誘導與教育。個別人過激的言行可以置之不理。最後，喬木說話了：他完全同意我的看法，說是要把我的意見帶到政治局去。能得到喬木的同意，我心裡非常痛快。他請我吃午飯。他們全家以夫人谷羽同志為首和我們祖孫三代圍坐在一張非常大的圓桌旁。讓我吃驚的是，他們吃得竟是這樣菲薄，與一般人想像的什麼山珍海味、燕窩魚翅，毫不沾邊兒。喬木是一個什麼樣的官，也就一清二楚了。
有一次，喬木想約我同他一起到甘肅敦煌去參觀。我委婉地回絕了。並不是我不高興同他一起出去，我是很高興的。但是，一想到下面對中央大員那種逢迎招待、曲盡恭謹之能事的情景，一想到那種高樓大廈、扈從如雲的盛況，我那種上不得台盤的老毛病又發作了，我感到厭惡，感到膩味，感到不能忍受。眼不見為淨，還是老老實實地待在家裡為好。
最近幾年以來，喬木的懷舊之情好像愈加濃烈。他曾幾次對我說：「老朋友見一面少一面了！」我真是有點驚訝。我比他長一歲，還沒有這樣的想法哩。但是，我似乎能瞭解他的心情。有一天，他來北大參加一個什麼展覽會。散會後，我特意陪他到燕南園去看清華老同學林庚。從那裡打電話給吳組緗，電話總是沒有人接。喬木告訴我，在清華時，他倆曾共同參加了一個地下革命組織，很想見組緗一面，竟不能如願，言下極為怏怏。我心裡想：這次不行，下次再見嘛。焉知下次竟沒有出現。喬木同組緗終於沒能見上一面，就離開了人間。這也可以說是抱恨終天吧。難道當時喬木已經有了什麼預感嗎？
他最後一次到我家來，是老伴谷羽同志陪他來的。我的兒子也來了。後來谷羽和我的兒子到樓外同秘書和司機去閒聊，屋裡只剩下了我同喬木兩人。我一下回憶起幾年前在中南海的會面。同一會面，環境迥異。那一次是在極為高大寬敞、富麗堂皇的大廳裡。這一次卻是在低矮窄小、又髒又亂的書堆中。喬木仍然用他那緩慢低沉的聲調說著話。我感謝他簽名送給我的詩集和文集。他讚揚我在學術研究中取得的成就，用了幾個比較誇張的詞兒。我頓時感到惶恐，觳觫不安。我說：「你取得的成就比我大得多而又多呀！」對此，他沒有多說什麼話，只是輕微地歎了一口氣，慢聲細語地說：「那是另外一碼事兒。」我不好再說什麼了。談話時間不短了，話好像是還沒有說完。他終於起身告辭。我目送他的車轉過小湖，才慢慢回家。我哪裡會想到，這竟是喬木最後一次到我家裡來呢？
大概是在前年，我忽然聽說：喬木患了不治之症。我大吃一驚，彷彿當頭挨了一棍。「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難道天道真就是這個樣子嗎？我沒有別的辦法，只能寄希望於萬一。這一次，我真想破例，主動到他家去看望他。但是，兒子告訴我，喬木無論如何也不讓我去看他。我只好服從他的安排。要說心裡不惦念他，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六十多年的老友，世上沒有幾個了。
時間也就這樣過去，去年八九月間，他委託他的老伴告訴我的兒子，要我到醫院裡去看他。我十分瞭解他的心情：這是要同我最後訣別了。我懷著沉重的心情，同兒子到了他住的醫院裡。病房同中南海他的住房同樣寬敞高大，但我的心情卻無論如何也不能同那一次進中南海相比，我這一次是來同老友訣別的。喬木仰面躺在病床上，嘴裡吸著氧氣。床旁還有一些點滴用的器械。他看到我來了，顯得有點激動，抓住我的手，久久不鬆開。看來他知道，這是最後一次握老友的手了。但是，他神態是安詳的，神志是清明的，一點沒有痛苦的表情。他仍然同平常一樣慢聲慢氣地說著話。他曾在《人物》雜誌上讀過我那《留德十年》的一些篇章，不知道為什麼他現在又忽然想了起來，連聲說：「寫得好！寫得好！」我此時此刻百感交集，我答應他全書出版後，一定送他一本。我明知道這只不過是空洞的謊言。這種空洞縈繞在我耳旁，使我自己都毛骨悚然。然而我不說這個又能說些什麼呢？
這是我同喬木最後一次見面。過了不久，他就離開了人間。按照中國古代一些知識分子的做法，《留德十年》出版以後，我應當到他的墳上焚燒一本，算是送給他那在天之靈。然而，遵照喬木的遺囑，他的骨灰都已撒到他革命的地方了，連一個骨灰盒都沒有留下。他是「赤條條來去無牽掛」。然而，對我這後死者來說，卻是極難排遣的。我面對這一本小書，淚眼模糊，魂斷神銷。
平心而論，喬木雖然表現上很嚴肅，不苟言笑，他實則是一個正直的人，一個正派的人，一個感情異常豐富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６０年的宦海風波，他不能無所感受，但是他對我半點也沒有流露過。他大概知道，我根本不是此道中人，說了也是白說……
我同喬木相交６０年。在他生前，對他我有意迴避，絕少主動同他接近。這是我的生性使然，無法改變。他逝世後這一年多以來，不知道是為什麼，我倒常常想到他。我像老牛反芻一樣，回味我們６０年交往的過程，頓生知己之感。這是我以前從來沒有感到過的。現在我越來越覺得，喬木是瞭解我的。有知己之感是件好事。然而它卻加濃了我的懷念和悲哀。這就難說是好是壞了。
隨著自己的年齡的增長，我現在越來越覺得，在人世間，後死者的處境是並不美妙的。年歲越大，先他而走的親友越多，懷念與悲思在他心中的積澱也就越來越厚，厚到令人難以承擔的程度。何況我又是一個感情常常超過需要的人，我心裡這一份負擔就顯得更重。喬木的死，無疑又在我心靈中增加了一份極為沉重的負擔。我有沒有辦法擺脫這一份負擔呢？我自己說不出。我悵望窗外皚皚的白雪，我想得很遠，很遠。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２８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