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笑臉 文 / 韓少功

    下鄉的一大收穫，是看到很多特別的笑臉，天然而且多樣。每一朵笑幾乎都是爆出來的，爆在小店裡，村路上，渡船上，以及馬幫裡。描述這些笑較為困難。我在常用詞彙裡找不出合適的詞，只能想像一隻老虎的笑，一隻青蛙的笑，一隻山羊的笑，一隻鰱魚的笑，一頭騾子的笑……對了，很多山民的笑就是這樣亂相迭出，乍看讓人有點驚愕，但一種野生的恣意妄為，一種原生的桀驁不馴，很快就讓我由衷地歡喜。

    相比之下，都市裡的笑容已經平均化了，具有某種近似性和趨同性。尤其是在流行文化規訓之下，電視、校園、街道、雜誌封面、社交場所等都成了表情製造模具。哪怕是在一些中小城鎮，女生們的飛波流盼都可能有好萊塢的尺寸和風格，總是讓人覺得似曾相識。男生們可能咧咧嘴，把姆指和食指往下巴一卡，模擬某個港台明星的代笑動作——我在有一段時間就好幾次見到這種流行把戲。公園裡的一個小孩不幸衝著照相機大笑了，旁邊的母親竟急得跺腳：「怎麼搞的？五號微笑！五號！」

    嚇得小孩趕快收嘴巴縮鼻子，整頓自己的表情。

    山裡人遠離著「五號」或者「三號」，不常面對照相機的整頓要求，而且平日裡聚少散多，缺少笑容的互相感染和互相模仿。各行其是的表情出自寂寞山谷，大多是對動物、植物以及土地天空的面部反應，而不是交際同類時的肌肉表達，在某種程度上還處於無政府和無權威的狀態，尚未被現代社會的「理性化」統一收編，缺乏大眾傳媒的號令和指導。他們也許沒有遠行和暴富的自由，但從不缺少表情的自由。一條條奔放無拘的笑紋隨時綻開，足以豐富我們對笑容的記憶。

    我懷疑，在這裡住過一段時間以後，我在鏡中是否也會笑出南瓜或者石碾石碾的味道，讓自己大感陌生？

    09准制服

    同我一起下鄉的有妻子，還有姐姐和姐夫——他們從四川省一個大企業退休，這次一起來轉業務農。他們雖然沒有當地知青，但在大學時代參加過下鄉「社教」和支農，對農村並不完全陌生。

    村民們對我們的開荒有些好奇，挑剔我們的動作卻讚許我們的工效，懷疑我們的理由卻參與我們的規劃。有的還給我們挑來豬糞和草灰。看到我們腳上的黃鞋子，他們臉上多有驚訝之色。我這才注意到，他們腳下已見不到這種鞋子。哪怕是一位老農，出門也經常踏一雙皮鞋——儘管皮鞋可能蒙有塵灰甚至豬糞，破舊得像一隻隻鹹魚。年輕女子們當然更多一些講究，腳下如果不是高跟鞋，就一定是鬆糕鞋——那種鞋底厚若磚塊的日本樣式。可能要不了多久，她們還會緊緊盯上吊帶裙、露背裝、指甲油、眼睫膏一類，一個個身體全方位裝修升級，隨時準備踏上VIP晚宴的紅地毯。

    西裝成衣眼下太便宜了，已經普及到絕大多數青壯年男人，成了一種鄉村准制服。不過，穿准制服挑糞或者打柴，撒網或者餵豬，衣型與體型總是彆扭，裁線與動作總是衝突。肩墊和袖扣的無用自不用說，以挺刮取代輕便也毫無道理。如果頻頻用袖口來擦汗，用衣角來擦拭煙筒，再在西裝下加一束腰的圍兜，或者在西裝上加一遮陽的斗笠，事情就更加有點無厘頭式了。好在這是一個怎樣都行的年頭。既然城裡人可以把京劇唱成搖滾，可以把死嬰和馬桶搬進畫展，山裡人為什麼不能讓西裝兼容圍兜和斗笠？難道只准小資放火，不准農夫點燈？

    老五就總是穿上這麼一件。一定是好些天沒有換洗，一定是穿得過於多功能，他的西裝已像硬硬的鎧甲，而且是成人鎧甲套在娃娃身上，甲片長得幾可護膝。我問他為什麼買得這麼大。他興沖沖地說：「大號小號都是一個價。我揀大號的買，合算！」

    他不過是買衣時想多謀幾寸布。

    端午節，我應邀去縣城，參加祭祀屈原的大典。到了那裡我才知道，身為陪祭的主賓之一，我必須穿上我家沒有的西裝。主人倒是很熱情，馬上從某照相館給我借來一套，讓我臨時換上。可惜這一套太小，箍在我的身上，不僅把我捆成了一個粽子，而且熱得我滿頭大汗，似乎我一面對屈原就有不可明言的緊張和羞愧。

    身旁的台灣詩人餘光中先生，湖南作家譚談先生，都對我的滿頭大汗都投來同情目光。不知是誰遞給我擦汗的紙巾。

    我只能苦笑：「屈原是一老外吧？不然為什麼大家都穿西裝來見他？」

    他們付之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