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四章 身處險境 文 / 理查德·伊文思
1927－1931年鄧小平回到了內戰紛紜的祖國。這以後四年的大部分時間裡，他一直是在有生命危險之中度過的，其中相對安全的一段時間是他剛回國之後，在西安馮玉祥的國民軍中作政治工作的四個月。
在西安，鄧小平身兼三職，兩個職務是公開的，一個是秘密的。他擔任了中山軍事政治學院的政治處處長。該學院是由劉伯堅（後來成為鄧的領導）創建的一所培訓學校。劉伯堅＊是該校政治教員及共產黨地下組織的書(應為鄧小平——譯注)記。鄧小平的公開工作有兩項：一是向軍官們講解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當然著重宣傳的是孫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另外一項工作是發現和交結進步學員，發展他們加入共產黨，他的秘密任務是主持共產黨一個地下組織的日常工作。這個組織不斷發展壯大，至少有幾十名軍校學生入了黨，鄧的工作之一想必是把他們分派到馮玉祥的各基層部隊中去，經他輸送出去的軍官中，一些人1928年在西安附近的農村領導了起義，其餘一些人則成了紅軍小股部隊的領導人。這些紅軍部隊建立的根據地後來接納了1935年和1936年長征結束後的紅軍主力部隊。
鄧小平在西安的時候，國民革命運動隨著孫中山的去世，內部矛盾日益加劇，終於分裂成兩派。最主要的一個原因是軍隊中大多數軍官都來自地主家庭，因此堅定地反對農村的社會革命。第二個原因是蔣介石和相當一大批國民黨政治家反對抵制外國勢力的活動，認為這些活動會妨礙國際社會及早承認新生的國民政府。如果還有其他原因的話，那就是他們像斯大林和托洛斯基在l926年初那樣，想極力避免冒犯各國列強，尤其害怕冒犯日本。
分裂是蔣介石蓄意挑起的。1927年3月，蔣開始採取分裂行動，整個春天和夏天，他在其所控制的省份（他的軍隊已經佔領了除湖北、湖南和江西部分地區以外的所有長江以南的省份）展開了一連串殘酷無情的清洗運動，所有正式或非正式的共產黨組織和左翼國民黨組織都受到襲擊。3月，在贛南的重鎮贛州，一名軍事指揮官拘捕了共產黨的工會領袖並將他處死，從而揭開了蔣介石分裂活動的序幕。4月份，他開始在上海公開地、有組織地進行分裂活動。國民黨軍隊和地方上的黑幫匪徒，有的偽裝成工人，肆意破壞市總工會在港口和產業工人心目中的威信。在巷戰和大搜捕中，數以百計的人被打死。有傳聞說，鐵路工人波活活地推進燃燒著的火車鍋爐中。這也許並不真實。但毫無疑問的是有很多被捕的工會組織者和普通工人被公開處死，而且一旦群眾聚集在一起示威抗議，軍隊就向手無寸鐵的人群開槍。很多共產黨員犧牲了，其中就有工會的頭頭王壽華（他是在一個青幫頭目家哈完飯出來時被捕的）、鄧小平的馬克思主義導師趙世炎。當時上海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周恩來倖免於難。他雖然被捕了，但他運氣好，在被送到軍部時被一名熱心的軍官釋放了。
大屠殺在南京、廣州以及長江三角洲其它一些小工業城鎮蔓延開來，而在國民黨左翼或工農武裝控制的地風，也隨即舉行了抗議活動，在武漢，十幾個反共工頭被掉。在政治上，國民黨左派把蔣介石開除出黨。蔣介石更在南京另立政府。4月底，左右兩派最終正式分裂。
國民黨的分裂使共產黨人面臨抉擇：是與國民黨分道揚鑣；還是繼續與左翼國民黨合作以爭取和控制他們。共產黨的一些領導人，包括毛澤東在內，認為，湖南（毛的家鄉）的數百萬農民已準備就緒，可以舉行革命暴動，因而主張採取激烈的行動。但另一些人，如總書記陳獨秀，則傾向於妥協，儘管他們對長遠的國共關係也持悲觀的看法。而當時的斯大林正在批判托洛斯基，由於托洛斯基的思想與毛澤東的不無一致，斯大林便指示左派統(托洛斯基的觀點與毛洋東的思想並不一致——譯注)一戰線維持現狀。鮑羅廷當時認為國民黨人即使冒與共產國際鬧僵的危險也會抵制農村的社會革命。在5月下旬召開的一次共產國際常委會上，斯大林雖然引用了鮑羅廷的觀點，但仍然堅持共產黨應該與國民黨"周旋"而不應該與之分裂。會議最後決定共產黨繼續與左翼國民黨直接合作１。這些指示隨後下達給了鮑羅廷和陳獨秀。
從那以後，共產黨的處境越來越糟了。6月，新到任的共產國際代表羅易給當時最有影響的左翼國民黨領袖汪精衛看了斯大林本人發來的電報，電報指示陳獨秀和他的同事發動武裝的農民奪取土地，並採取行動阻止反革命軍官的"過激行為"。這一舉動激怒了支持共產黨的關鍵人物。同月，馮玉祥在北方的一次會議上對汪精衛美言了幾句，然後宣佈要與蔣介石合作，並告訴一群記者說，他要"根除"共產主義和軍國主義。幾位本來忠於國民黨左翼的擁有實權的將軍也開始公開要求把共產黨員清除出國民黨。
7月，共產國際指示中共從武漢政府中撤出，但仍作為國民黨員留在國民黨內，"從基層"設法影響它的領導層和政策。但已為時太晚。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已經開始考慮正式結束國共合作，政治委員會則正式作出關於"分共"的決定，命令兩黨的黨員互從對方組織中退出。幾天之後，武漢頒布了戒嚴令，國民黨軍隊開始搜捕共產黨員。
陳獨秀在整個夏天一直處於困惑之中。一方面來自共產國際的指令根本不切實際，另一方面他本人也很不情願實行社會革命（毛澤東後來說他是因為害怕）。這時，他辭去了共產黨總書記的職務，但仍在武漢逗留了一段時間。其他一些共產黨的高層領導人或出走江西，因為那裡的軍事領導人同情共產黨，或躲進漢口的外國租界。
為了躲避馮玉祥將要發動的清共運動，鄧小平於6月份離開西安來到武漢，他先到長江南岸的武昌，向周恩來領導的共產黨軍事委員會報到。但很快他又受命到北岸的漢口陳獨秀主持的黨中央擔任中央委員會的秘書，這是他第一次在黨中央工作。
出於工作之便，鄧得以有機會看到了中國國民黨和蘇聯合作的壽終正寢。鮑羅廷帶著失職的沮喪於7月7日離開了漢口。他和他的俄國同事們乘坐的火車裝滿了行李，另外火車上還載有卡車和載重旅行車，這是準備穿越戈壁沙漠時用的。就斯大林的個性來講，鮑羅廷在中國的失敗本應受到譴責和懲罰。然而他當時並未受到排擠，只是被凋任到次要的職位上，並平安地度過了30年代。最後給他帶來災難的不是中國的使命，而是反猶太運動。1949年他和許多猶太血統的黨員一起被捕。1951年死在一所監獄裡，享年近七十歲。
大約就是在這一時期，鄧改用鄧小平這一名字，這一定是出於安全的考慮。一旦被捕，他可以在審訊時使用化名，不至於被查出真實身份。有很多著名的共產黨人都曾在不同階段使用不同的化名。對王明、博古等回國留學生來說，採用化名則是因為布爾什維克有使用假名的習慣，而其他許多人，像周恩來，他們使用化名都是出於地下工作者的安全考慮。而鄧小平在選擇化名時與眾不同，這個名字並不十分隱蔽，保留了原姓，而且在以後不再必要時，仍一直繼續使用。
8月7日，中央委員會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會議選舉了新的臨時政治局，並通過四個文件，但未選出新的總書記。共產國際代表貝索·羅米那茲在其中的一份文件中譴責了前任黨的領導的"機會主義"；其它三份文件號召全黨推翻在南京和武漢的國民政府，組織武裝起義，建立地方和省的蘇維埃政府。但出於策略上的考慮，起義仍將打著國民黨左派的旗幟。鄧小平以黨中央秘書的身份參加了會議，從而親身經歷了共產黨從慘敗轉向全新戰略的過程。
共產黨人是在完全沒有把握的情況下開始實行新的戰略的。整個夏天，斯大林和共產國際都在強迫共產嘗維持與國民黨左派合作，現在他們又要求共產黨加快取得革命勝利，而這恰恰是共產黨所不可能達到的。在城市，共產黨的工會領導人不是犧牲就是轉入地下。在農村，農民的武裝鬥爭在許多積極分子遭屠殺後轉入低潮。在軍隊裡，共產黨人及其同情者倒是擁有一些軍團，並且在其他武裝力量的政治部門有很強的勢力，但他們都是以國民黨軍官的身份執行任務的。另外，陳獨秀下台後，一些毫無軍事經驗的人掌握了領導權。政治局的代理書記翟秋白是作家，而其他十名委員中無一名軍人（作為中央候補委員的毛澤東，倒是穿過軍裝，那是1912年在一個湖南軍閥的軍隊當兵，但從沒有當過軍官）。
在八七會議召開之前，已經舉行過一次起義。這次起義是江西首府南昌附近駐紮的兩個兵團發動的。起義者佔領了南昌，並建立起第一支由共產黨直接領導的擁有一萬五干人的軍隊。但勝利並沒有維持多久。這支新建的隊伍在向廣州以東海岸的長征途中，士兵不斷逃跑，還有一名師長率部叛變，致使兵力銳減，最終被國民黨軍隊打散，弄到無法整編的地步。起義部隊的大部分領導人逃往香港或上海。領導整個起義的周恩來，抵達香港時身患重病，在九龍住了很長一段時間醫院。後來的紅軍總司令末德，留下來繼續帶領他的部隊，最後率領著僅存的六百人於1928年4月與毛澤東在井岡山根據地匯合。
隨後的秋收起義也失敗了，在湖北，拼湊起來的農民軍隊很快就被原以為是盟友的國民自衛隊解除了武裝。毛澤東是湖南農民起義的組織者，他率領著由起義士兵、礦工、農民和士匪組成的四個"團"。他接到的命令是攻佔長沙，經過了一番苦戰，他手下的兩個團之間還發生了內訌。毛澤東認為自己手下的這支軍隊根本無法完成任務。於是，毛澤東在遠離長沙的一個小鎮集合起剩餘的兵力，勸說其中的大部分人跟他上了井岡山。井岡山位於湖南、江西兩省交界處，地理位置偏僻，地勢險峻，自古以來土匪出沒。當時有兩伙土匪佔領著井岡山，毛澤東說服了他們的首領與他結成同盟並駐紮下來，在這個中國南方最易守難攻的峭壁密林深處，度過了一個極其艱苦但相對安全的冬天。
當年的第三次起義12月份在廣州爆發，也以慘敗告終。起義者計劃利用共產黨領導的當地軍隊和武裝工人佔領城市，建立蘇維埃市政府（公社），開闢一個長久的紅色區域。但經過幾天激戰，結果共產黨組織被徹底摧毀。幾位全國著名的領導人犧牲，數以千計的工人遭屠戮，其中許多人手無寸鐵。斯大林認為，廣州起義還有另一筆損失：國民黨軍隊在街上打死了幾名俄國人並襲擊了蘇朕領事館。斯大林竭力將派往中國的共產國際顧問和蘇聯外交官區別開來，但廣州慘案表明國民黨的軍官並沒有對他們加以區別。自此，蘇聯與中國國民黨之間的合作，在這個孫中山和鮑羅廷曾為之牽線搭橋的城市，劃上了一個蘸滿鮮血的句號。
那年秋天，瞿秋白決定將共產黨中央遷回上海。仍然擔任黨中央秘書的鄧小平於9月底或10月初到了上海。和他一起去的是李維漢。李與鄧早在法國時就已相識，當時李剛被提開到政治局工作。現在，鄧小平轉了一圈之後，又回到了闊別七年的上海。
鄧小平到上海不久就被任命為中央秘書長，負責處裡中央機關的文書、機要、交通、財務等工作２。在平常時期，這類工作原本就很繁瑣，在當時的工作環境下就更繁重了。共產黨在當時是非法組織，其黨員隨時都有被捕的危險。國民黨的軍隊和警察逮捕到嫌疑犯後，會使用一切手段逼供，一個人若是叛變了，會牽連到許多人。在共產黨人要積極重建黨的影響的產業界，很多勞工組織都屬於青幫或其他反共黑社會組織，到處都有密探。公共租界的巡捕、法國租界的警察和國民黨的警察一樣仇視共產主義和共產黨人。他們經常主動搜捕共產黨人，然後再把抓到的嫌疑犯引渡給國民黨警察。
共產黨的中央機關及其下屬部門在上海分佈很廣。中央委員會的大多數部門集中在上海市中心；江蘇省委機關設在閘北和虹口的工業區內；青年團的部分單位則設在法租界。周恩來當時負責中央機關的安全工作，他規定，政治局開會時，政治局委員不必全到，要有一至二人留外，以防警察局一旦突襲時不致於全體被捕。政治局會議常常在公共場所比如醫院內的安全地點召開。據周恩來的傳記記載，鄧小平經常前往市中心威海衛路的一家醫院開會。1929年8月，大約就是在鄧小平離開上每去西南的同一時間，兩名政治局委員被出賣後遭到逮捕和殺害。總的來講，在鄧小平做地下工作的兩年之中，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安全工作一直做得很出色。
在1928年或1929年年初的某一時間，鄧小平結婚了。他的妻子張錫瑗是一名共產黨員，曾經在江西、福建交界的山區某個小根據地任過職。鄧小平是什麼時候、怎麼為她相識的不得而知，很有可能是在她奉命到上海送信時兩人相遇的。
不管鄧小平和張錫瑗是在什麼情形之下結婚的，他們的婚姻只持續了很短的一段時間便悲劇性地結束了。張錫援死於難產。關於她去世的時間有不同的說法，但有一點是一致的，即當時鄧小平不在上海。有關他在1928年和1929年間活動的記錄很少。但作為中央的一名重要官員，他不可能經常離開上海。因此，合理的結論是，張錫援去世時，鄧小平已離開了上海、凋任新的工作了。鄧小平對自己的私生活一直保持沉默，他從不對外人談他的感情，在他的官方傳記裡甚至沒有提及到這次婚姻。
對共產黨人來說，1928年主要的政治事件是召開了第六屆黨代表大會。由於在中國境內沒有一個安全的地方允許幾十名中共代表集中在一起，該次會議選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所舊式莊園舉行。中國共產黨的大多數政治局委員參加了這次會議。但李維漢留在上海沒有參加，鄧小平也和他一起留在上海。大會上布哈林作為共產國際常務委員會的主席出盡風頭。布哈林曾與斯大林一起批判托洛斯基的對華政策，但不久就因其"右傾"，和"富農路線"受到攻擊。他性情怪異，有時身穿獵裝出現在主席台上，甚至手腕上還站著一隻獵鷹。在他的主持下，大會通過的決議與2月份共產國際會議的決議口徑一致。
經過整個6月份的爭論，大會總結認為，中國革命尚處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不屬於社會主義革命），全國的形勢處於兩次"革命高潮"之間。大會譴責了"機會主義"（即所謂陳獨秀執行的路線。陳未到會），但同時也譴責了"盲動主義"（即由瞿秋白下令發動的那種盲目的軍事行動）。大會通過了十大綱領，其中的三大任務是推翻"國民黨軍閥政府"，沒收地主階級的一切土地，"聯合世界無產階級和蘇聯"。十六年以後，當毛澤東自己(此處有誤。毛澤東是在1939年和1940年對中國革命的性質做出完整的總結的——譯注)總結出一口整套關於中國革命性質的理論時，肯定了這一綱領的正確性，但應該強調革命的持久性和"農村根據地的重要性"。
1929年中，鄧小平的工作出現了新的轉變。政治局免去了他中央委員會秘書長的職務，派他到廣西執行一項特殊的任務：一，與廣西省政府主席和綏靖公署主任聯絡。他們雖然都是蔣介石任命的，但正在策劃反蔣的軍事行動，並表示了與共產黨合作的願望；二，接管廣西省所有黨的工作；三，準備武裝起義。這都是極其艱巨而危險的任務。儘管綏靖公署主任是秘密黨員，省政府主(原文有誤。綏靖公署主任不是秘密黨員。廣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的弟弟俞作豫是秘密共產黨員——譯注)席同情共產黨，但他們在當地的勢力很弱。而且，如果他們採取反蔣行動，失敗的可能性更大。廣西只與法屬印度支那和廣州保持著聯繫，而廣州當時控制在堅定的反共分子手中。廣西遠離共產黨軍隊所活動的任何地區。難怪當時在上海秘密活動的共產國際遠東支局堅決反對接受他們兩位的倡議。
鄧小平先從海路到達海防，然後於9月初經陸路抵達廣西首府南寧。隨後又有幾名黨員相繼來到廣西，包括曾在蘇聯接受過軍事訓練的張雲逸。鄧小平見到省主席後，立即說服他任命張雲逸為廣西省警備大隊的大隊長和教導總隊的隊長。鄧小平和張雲逸開始等候省主席出征反蔣。後來省主席的確和綏靖公署主任一道出發了。他們剛一啟程，兩位共產黨員便命令南寧警備部隊的一個營向西北進駐山區，另一個營鎮守南寧通往河內的必經之地。他們還派可靠的人佔領了省軍械庫，軍械庫裡有五干支步槍，一些山炮、迫擊炮和機關鎗，幾台無線電裝置和大量的彈藥。這些戰利品是當時率領二三千人在江西南部活動的毛澤東做夢都想不到的。
省主席和公署主任的冒險很快就結束了。他們的軍對在廣西、廣東交界處被擊潰，他們兩人雙雙逃亡。鄧小平和張雲逸一聽到這個消息，立即將軍械庫的全部軍火轉移到早已在南寧港準備好的輪船上，命令他們的部隊撤出南寧。鄧小平率領一支部隊乘輪船沿邕江及其北邊兩條支流逆流而上，在平馬（現在的田東）等待張雲逸率領的第二支部隊。兩支部隊匯合後，接著進軍廣西省西部一個偏遠的集鎮百色。在那裡鄧小平和張雲逸開始策劃起義，它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又把蘇維埃運動擴展到了中國一個新的地區。
為了紀念廣州起義兩週年，他們在12月11日這天，以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的名義在百色鎮中心升起了鐮刀斧頭交叉的腹幟。在下游的平馬，工人、農民和士兵的代表集會選舉出工農蘇難埃政府。兩個鎮均未遇到武裝抵抗。鄧小平擔任了部隊的政委和前委書記。然後他又前往龍州地區，組織了第二次起義。（早在前一年的秋天鄧小平就派南寧警備大隊的一個營佔領了這一地區）。
1930年2月初，在臨近印度支那邊界的龍州，成立蘇維埃政府以及中國工農紅軍第八軍。
就在這一關鍵時刻，鄧小平神秘地回到了上海。據他的官方傳記記載，他此行的目的是向黨中央匯報工作。他可能是通過無線電（經香港中轉）收到了上海的指示。但更有可能的是他自行決定回去的，黨中央不太可能(鄧小平赴上海匯報工作，是同李明瑞、許卓商議後決定的，——譯注)在兩個新建的根據地尚待鞏固的時刻把他召回。另一方面，他至少面臨著一個政治上的難題：如何安排綏靖公署主任李明瑞。李明瑞在廣西東部受挫後逃回了龍州並一直在那兒協助鄧小平組織起義。李明瑞當然想在新建的軍隊中謀得某項職位，鄧小平也許是想與中央商量這件事。更富人情味的原因也許是他在為妻子擔心。
鄧在上海呆了兩個月，4月份才離開。在上海，黨中央決定任命李明瑞為紅七軍和紅八軍兩支部隊的總指揮，鄧小平為政委。這一方面解決了李明瑞的安排問題，另一方面也表示中央對鄧小平這一段時間的工作是滿意的。當時總書記向忠發已不負責黨中央的工作，而由組織部長李立三執掌。
鄧回到了廣西。這裡的情況在他離開的這段時間急轉直下。李宗仁和白崇禧，這兩個在1926年參加北伐戰爭之前統治廣西的軍閥，已經回到南寧並迅速調兵進攻紅八軍。紅八軍只有大約不到二千人的兵力，戰敗後被趕出根據地。紅七軍出師南寧試圖緩解紅八軍的壓力，但也受挫被迫撤退到百色城外偏僻的山區裡。
當年的春天和夏天，在幾乎沒有紅軍存在的地區，鄧小平冒著個人的生命危險開展了"土地改革運動"。協助他實施這項計劃的是韋拔群和李明瑞。韋拔群是一名當地的共產黨員，幾年前就開始帶領一夥農民在山區活動。鄧小平"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進行土地革命"３。這似乎是很大膽的行動，完全按照當時中央的精神，沒收地主的土地。它比毛澤東當時在江西實行的土地政策還要過激，後來鄧自己也採納了毛的政策。也許他意識到，全面的土地改革往往造成土地收成減產，使農民的處境更艱難，而農民正是紅軍主要的政治支柱和經濟支柱。
1930年6月紅七軍離開山區，在百色周圍重新開始活動。鄧小平此時重返紅七軍並積極抓部隊訓練。他還著手政治和行政工作，幫助創建了幾個縣級蘇維埃政府。夏末，百色根據地已經控制了約二十個縣鎮，共一百萬人口。
如果黨中央允許鄧小平、李明瑞和張雲逸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百色根據地是很有可能繼續存在下去的，只是邊界不斷發生一些變化。但和所有其他在前線戰鬥的共產黨須導人一樣，他們也淪為所謂"立三路線"的犧牲者。李立三推行的是共產黨"一省或幾省"首先奪取政權的大膽計劃。
李立三路線最完整的表述是1930年6月11日通過的政治局決議。決議認為中國是"帝國主義世界的鎖鏈中最薄弱的一環"，中國革命的高潮已經到來，世界革命會緊隨中國革命而爆發。而且蔣介石正忙於與馮玉祥和另一位北方軍閥閻錫山作戰，共產黨在三大根據地和許多小根據地內已擁有了五萬名武裝力量。同時資本主義世界爆發了經濟危機。據此李立三天真地認為共產黨已擁有足夠的實力攻佔武漢、廣州和其他大城市。攻佔大城市成了他主要的軍事目標。
在李立三的宏偉計劃中，紅七軍的任務是佔領廣西東北部大城市柳州和桂林，進而在廣東建立根據地（以阻止該省的反動勢力向北進攻共產黨軍隊），最終佔領廣州。8月，中央代表鄧崗帶著李立三的命令來到廣西。鄧小平的官方傳記說，鄧小平"認為要打下這些城市是沒有把握的，提出了不同意見"。但又說"多數人主張服從中央代表的指示，他只得隨軍行動"。４這是一個值得深入考察的時期。從鄧小平以後的性格來看，他是不會遵從自認為是錯誤的指示的。而在廣西，除了上海代表，他比任何人都有發言權。但最終他還是接受了大多數人的觀點。
1930年9月底，在收編了紅八軍倖存人員後，紅七軍離開了根據地。但韋拔群很快就掉頭西行，使由三支隊伍組成的部隊失去一支力量（韋的部隊後來被打敗，韋被出賣後遭殺害）。另外兩支隊伍在鄧小平和張雲逸的帶領下連續向東征戰。後來表明，這次征戰是五年後長征的一次預演。
開始的時候，鄧小平和張雲逸盡力按李立三的指示行動。他們率領軍隊向柳州進軍，但當聽說白崇禧正率增援部隊前往柳州時，決定撤出戰鬥，後來因為部隊作戰連連受挫，傷亡很大５，才不得不放棄攻打大城市的計劃。這一行動造成了他們與李立三的代表鄧崗的分裂，鄧崗便離開了他們。
現在不太清楚，鄧小平和張雲逸是何時認定他們唯一可行的進軍路線就是到江西的中央根據地去尋找毛澤東。據軍隊中一名老兵記述，那一年秋末冬初，他們的隊伍在湖南西部的山區裡轉戰了好幾個星期，一直沒有什麼明確的目標６。不過，最終還是確定了明確的目標。最初有一萬人的隊伍這時只剩下不到四千人，經過重新整編後，紅七軍決定到井岡山去。當時的條件很艱苦。大多數士兵都穿著單衣草鞋，難以抵禦寒冷的襲擊，糧食也極度匱乏。1931年2月，紅七軍倖存下來的兩三千人在廣東北部山區樂昌渡河時，又遭到敵人襲擊。有一大部分人乘船先行到達了對岸，另一小部分人再次渡河時受到炮火攻擊，無法過河。紅七軍因此被分成了兩部分，幾個月後，部隊才重新團聚。鄧小平在先行渡河的部隊中，他和李明瑞率領這部分隊伍進入江西，來到離毛澤東最初創建的井岡山根據地不遠的地方。
鄧小平在這時離開了池的部隊。他的官方傳記稱他是被派至上海向中共中央匯報工作７。然而在後來的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卻在其創辦的刊物上指控他當時叛離了紅軍隊伍。雜誌上有篇文章寫道，當鄧巡察回來的時候，聽到營地上的槍聲大作，便決定逃往"香港花花世界"８。而當時的情形可能是，他必須作出選擇，離開那隊或是冒著死亡和被捕的危險去參加戰鬥，鄧小平選擇了前者，但是他的選擇並不是不體面的，因為他不是陣地指揮官，而且的確是受前委命令前往上海。現在還有一種說法，即當他後來在1931年回到江西後，一個審查委員會調查了此事，結果證明鄧小平是清白的。
鄧小平的部隊只有少數人倖存下來，在井岡山附近征戰了幾個月後，於1931年被收編進中央紅軍。
註釋：
１《劍橋史》第12卷，第656頁。
２《鄧小平傳略》第7頁。
３問上書，第8頁。
４同上書，第8頁。
５同上書，第8頁。
６參見袁任遠《紅色風暴》。
７《鄧小平傳略》第9頁，
８弗朗茲：《鄧小平》第88頁。